评论｜乌干达激进酷儿女性主义者倪斯黛：以“冒犯”为武器，“我的嘴里开不出玫瑰”

“女人没有国家？”专栏，名字源于伍尔芙的一句话“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们保留了一个问号，希望能从问号出发，与你探讨女性和国家的关系，聆听离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经验。我是这个栏目的编辑符雨欣。本期专访乌干达酷儿女性活动家倪斯黛，讨论在乌干达，哪些因素妨碍性别权利的争取、国家通过哪些话语将自己人变为敌人。

今年5月底，东非国家乌干达通过了被称为“全球最严厉”的反同性恋法案，进行同性性行为者将可能被处死刑；宣扬同性恋观念者，则可以被判最高20年有期徒刑。“非洲”似乎予人一种“反同”的印象，54个非洲主权国家中，目前有32个国家有反同性恋法律。

“不同的非洲国家对待性别问题的方式不同，当人们说非洲有同性恋恐惧症时，忘记了非洲并不是均质的，”自我认同为“激进的酷儿非洲女性主义者”的倪丝黛向端传媒记者表示，“以南非为例，同性恋在种族隔离政权结束后即不再是犯罪。现在同性民事结合或同婚都是合法的。”

作为乌干达乃至非洲最著名的性别权益活动家之一，倪丝黛（Stella Nyanzi）原本是医疗人类学家，曾深入田野研究爱滋传播、出租车司机的性态度、青少年性关系等主题。在2009年乌国首次提出反同法案后，这位同侪眼中安静的学者转变为大胆挑战当局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断为同性恋及女性权益发声，遭受过多次逮捕与监禁，并在去年被迫流亡到德国。

非洲各国近年来不断上演关于同性恋权益的立法斗争，尼日利亚和冈比亚通过反同法案，而莫桑比克、安哥拉、博茨瓦纳和加彭则成功地除罪化。乌国的首个反同法案曾经由于民众诉愿而被宪法法院撤销，但今年再次卷土重来。倪丝黛认为乌干达社会的恐同态度是英国殖民时期法律的产物，也受到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宣传的影响，但乌国的保守论述经常指责同志运动是“境外势力”。她在研究中分析地缘政治对乌国恐同心态的形塑，并争取“非洲人也能是同性恋者”的空间。

她的抗争方式被称为“激进的无礼”（radical rudeness）。乌国传统习俗允许育有双胞胎的妇女拥有发表大胆言论的特权，她在电视直播中自称为“拥有大阴道的双胞胎母亲”，在诗作中要求总统“用那沾满血污的国旗制成的内衣，从我噘起的唇上将吻拭去。”2016年她在乌干达知名的马凯雷雷大学经历了雇佣合同争议，愤怒地进行了裸体抗议，被保守派攻击为“疯狂的泼妇”，“企图在乌国宣扬同性恋理论”。

当政府拒绝她所发起的要求国家为女学生提供月经用品的倡议后，她在脸书上称乌国总统为“一对屁股蛋”而遭到逮捕入狱；此后她再次因辱骂总统已故的母亲入狱服刑16个月，她在狱中所写的158首诗出版为《我的嘴里开不出玫瑰》（No Roses from My Mouth），受到读者的欢迎。

到达德国流亡的倪斯黛仍然十分活跃，不仅参与欧洲本地的性别、移民、气候正义倡议，也曾经返回非洲大陆上的南非与迦纳参加活动，但作为乌干达社交媒体上最重要的异议者之一，她最关注的仍是乌国的状况，并持续透过脸书等平台保持影响力。过去乌国当局曾惩罚她的家人与男友以威胁她噤声，在接受本次采访前一天，她在乌国的男友亦因抗议一个石油开采计划而险遭逮捕。

面对乌干达当局及反同势力的胁迫，乌国的性少数群体及同志运动正在如何生存与抗争？宗教、殖民历史和本地种族、民族建构等力量，在乌干达如何结合起来，达到共同“反同”的效果？乌国女性运动又是怎样的处境，和同志群体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在与端讨论这些问题的同时，倪丝黛也分享了作为一名活动家、学者与艺术家，如何看待这些议题和自己身上的交叉性。

以下为对谈节录。
端=端传媒

倪=倪丝黛

乌干达同志处境

端：世界目睹了乌干达政府通过了反同性恋法，根据该法案，同性恋者将会面临死刑，已经有一些人被指控违反该法律。请问同性恋者在反同法案通过后是如何应对的？是否可以让我们了解Ta们目前的处境？

倪：我必须说乌干达同性恋者的状况无法一概而论，有些人非常贫穷，有些属于中产阶级；有些人是跨性别者，有些是同性恋，有些是顺性别者。

跨性别者以及不符合性别常规者（gender non-conforming individuals）由于展演不同的性别，特别容易被锁定。因为恐同者主要是从外貌来判断哪些人是同性恋者。男性中的女性化者和女性中的男性化者，一直是首先受到恐同者以及国家官员（如警察、律师以及告密者）攻击的主要人群。

恐同者可能会错误地解读性别信号，因为并非每个不符合性别常规的人都一定是同性恋，但也不是每个生理性别符合性别认同的顺性别人都一定是异性恋者。我认为受到最多攻击、逮捕以及被家人拒绝的人是跨性别女性，我就知道一位差点被阉割的跨性别女性，尽管她有男性生殖器，但遭到住家附近年轻人的袭击。他们脱去了她的衣服，几乎割掉了她的生殖器，他们说妳想成为一个女人，那就让我们割掉妳的男性性征。她们受到杀害和威胁，因为非常容易被辨识出来。

端：还有哪些人群也受到影响？争取同性恋者权益的组织还能够运作吗？

倪：受到影响最大的第二类人是与未成年人打交道的人，比如老师、牧师、足球教练等，这些人因为“同性恋者正在引诱儿童”的谣言而受到攻击。为什么呢？因为反同性恋法案的一个主要宣称就是“保护儿童免受同性恋者的侵害”，这些立法者将同性恋者描述为变态的恋童癖者、四处性侵儿童，但这不是真的。

今年3月，乌干达津加市（Jinja）的PMM女子中学的副校长莉迪亚.穆科达（Lydia Mukodha）和她的恋人就被逮捕了，她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被流言宣扬，于是家长们跑到学校，媒体和民众带著相机镜头涌入学校，高呼“把我们的孩子从学校带出来，我们不想让这些同性恋教师吸收和腐化我们的孩子。”

再来受到攻击的对象就是同性恋组织。LGBTIQ支持组织遭到警方搜查，他们的电脑和文件档案被警察没收，许多人被逮捕，其中一些人被指控并被关进监狱。

实际上，在法律正式通过之前，国家层面就已经有行动。2022年年底，在反同法案还正在进行立法及讨论的时候，非政府组织管理局就已经提出了一份封杀和调查的清单。乌干达的非政府组织管理局，援引仍在国会讨论和辩论中的法律，关闭和取消了许多组织的运作许可，去年由55个团体组成的联合组织“乌干达性少数”（Sexual Minorities Uganda，SMUG）就被命令关闭，他们的执照被收回。很多组织租赁的办公场所被取消或收回，有些转移到政府找不到的地方，很可能同性恋者也联络不到Ta们。

我们从殖民者那里继承的《1950年刑法典》称“违背自然秩序的性行为属于犯罪”，而在2005年，我们的宪法也经过修改并将同性婚姻定为“犯罪”。所以在乌干达，任何注册的LGBTIQ支持组织都是在“同性恋有罪”的前提下建立的，也有许多其实没有注册，因为如果明确注册为支持LGBTIQ的非政府组织，很容易受到犯罪指控。

没有注册的组织隐身在其他已注册的组织中，例如女权组织或卫生组织。另外有些组织注册为提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的诊所，但不会明确说明为LGBTIQ人士提供服务，很多社区支持组织没有正式地址和注册文件，因为注册非政府组织很困难。

端：同性恋者能够逃离乌干达吗？Ta们能否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

倪：逃亡的故事经常受到媒体报导，但问题是出国对有钱可以旅行的人来说是一种解决方案，Ta们有护照及文件并且可以获得签证，但并非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在获得外国签证以及公民身份的人，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旅行。

我知道一些跨性别者真的很想离开乌干达，但在旅行文件方面遭遇困难，Ta们已改变自己的外貌，有些人长期束胸，有些人做了性别重置手术或正在服用荷尔蒙，因此Ta们的长相与证件上有异。有些较贫困的人不容易获得旅行文件，有些人有证件但没有钱，或没有可以去的地方。

邻国肯尼亚曾经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肯尼亚现在也有一项由保守派国会议员提出的新法案，如果这项法案通过，肯尼亚将不再是乌干达同性恋者前往的安全之地。

我知道有些人受到家庭的胁迫，如果你要继续做这个家庭的孩子，继续使用原本的名字，那么你必须公开拒绝同性恋，我们将为你安排娶妻生子。家庭像这样藉著强迫婚姻控制他们的孩子，试图摆脱同性恋的耻辱。

端：乌干达的同性恋者现在只能独自面对迫害吗？

倪：工作还在低调继续，许多医护人员继续在工作，这些工作有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世界银行、美国总统艾滋病特使计划（PEPFAR）等的支持，并且有预算和工作计划，所以需要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爱滋病的治疗方法）的人不会因此停止获得治疗。这些工作也算是抵抗的一部分。

很多同性恋者仍然在生活，而Ta们仍然需要一切，仍然需要食物、教育、社区等，但这些服务现在也走向低调。服务提供者仍然提供服务，但不通过明显的公开渠道。对我来说这是了不起的抵抗方式，因为我们不能面对政府的霸凌就屈服。

同运成为“境外势力”？

端：在乌干达和其他国家，有什么样的因素使得反同性恋的力量如此强大，例如宗教或政治等等？

倪：我认为首先要意识到，拥有相同殖民历史的国家，即被英国殖民过的英联邦国家都拥有相同的遗产，那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律。这些法条在我们的国家独立时继承到刑法典中，将同性性行为定为犯罪。因此几乎所有前英国殖民地都有反同法律的存在，相较而言法国或葡萄牙前殖民地的状况就不完全相同。因此我认为殖民历史是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宗教，绝大多数乌干达人都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此外还有同样在殖民时期引入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近十几年来又多了来自美国福音派的反同宣传。

对圣经的解释中引用了由于同性恋而受到上帝惩罚的所多玛和蛾摩拉城，有些宗教信仰者希望将这些基督教的解释适用到所有人身上，成为国家宗教。然而宪法非常明确地规定乌干达是一个世俗国家而非宗教国家。因此当人们说因为宗教原因，同性恋应该被禁止时，他们忘记了我们的宪法要求政教之间的分离。

非洲自己的宗教如何看待同性恋和不符合性别常规的身份？许多非洲传统宗教对这些问题并不曾表示意见，而且那些不符合性别常规的人，经常会被视为由不同性别的祖先附身的灵媒。有许多非洲传统的神职人员、灵媒和治疗师，Ta们的性别认同不同于其生物性别。因此在非洲传统宗教或精神信仰中，一般不会边缘化和歧视同性恋者。

端：除了殖民历史与基督教这样的因素对前殖民地国家的影响，在很多欧美国家或东亚国家，反性别权利运动也在不断攻击性少数群体。你曾指应该把这些状况与乌干达等非洲国家的反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分析?

倪：是的，新的反性别和反酷儿运动正在兴起，一方面来自美国，例如我所谈到的教会，美国去年也修改了堕胎法案，另一方面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新保守主义在欧洲一些国家抬头，如匈牙利、波兰、俄罗斯，这些国家已通过非常保守的立法或反LGBTIQ法案，这些也会对非洲国家产生影响。

我还想谈谈中国，因为当世界银行撤回对乌干达等恐同国家的资金支持时，乌干达等国的立法者和政府官员的回应是，“我们不需要你们的钱，美国！欧盟！因为我们正在从中国获得发展援助。”我们的立法者和政府官员往往会反驳对于欧美停止援助的担忧，他们会说但我们将与中国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不以同样的方式要求我们，也不要求我们支持民主。

非洲国家常常感受到有一个来自西方的人权议程，很多时候他们会争辩说，“来自西方的人权保护意味著损害非洲国家主权”。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一种新的阵营态势形成：非洲领袖呼吁团结，强调我们作为非洲国家的主权。

这意味著他们会教育国内年轻人，告诉他们“必须保卫我们的国界和青年，免受以人权及LGBTIQ权利为名的帝国主义侵犯”。所以公民们被灌输，为了保卫乌干达的主权和国界，“必须剔除那些实行外国议程的同性恋者”。

作为泛非洲主义者，我一直告诉人们，我们必须反对歧视非洲同性恋者。他们既是非洲人，而且自豪地是非洲人，但同时也是同性恋者，Ta们并非来自任何西方国家。所有这些围绕著国家主权、帝国主义、西方通过人权论述的支配等等而形成的地缘政治问题，也是不同的非洲国家如何定位自己是否通过反同性恋法律的原因。

端：那么在乌干达的国际组织是如何回应的呢？

倪：上个月也就是2023年8月，世界银行决定停止向乌干达未来的计划提供资金。这意味著外国援助、补助金以及贷款将减少流入乌国，原本这些资金可能流向行政机构、总统、政府官员、私人银行帐户，当这些资金被撤回时，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压力。

人们希望有更多国家也会采取类似的做法。 许多LGBTIQ活动家已经致函各种外国双边合作伙伴，有些人进行个别游说，Ta们要求外国大使馆停止向那些支持反同法案通过的国会议员和部长发放签证，这些政治人物经常到美国、欧洲或印度接受私人医疗服务。

端：针对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乌干达民众是否仍然可以去法院寻求正义？他们会由于同性恋身分而无法寻求正义吗？

倪：我认为乌干达的宪法不是仅仅为某些人而存在的宪法，我相信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我们所有人，不管你的性别、性取向、婚姻状况如何，法律都应该是法律。如果一个人的就业权益被雇主滥用或被解雇，可以将此事提交劳动法庭。这与同性恋无关，这是关于妳的就业权利。

但同时很多人已经不再信任法院，因为法院非常不公正，尤其是如果一个人很穷，没有受过教育，寻求补救和正义是昂贵的。还有许多同性恋者、酷儿、非二元性别者害怕法院，是因为警察或法院很容易利用他们不符合性别常规的身份做文章，恐同氛围使得这是非常容易的，有时候当人们因为某项罪行、指控或问题而去法院，Ta们的同性恋身分会突然被加到案子中。往往每当有人被指为同性恋时，就会出现许多鼓噪和仇恨言论，然后原本案件的焦点就被模糊，法院开始聚焦同性恋议题。

尽管我相信法律应该平等对待每个人，但我们可以看到性少数群体以及穷人更难信任法院系统。法院已经被政治化了，无论是批评的声音、异见者、属于反政府党派的人，都很容易在法庭上遭受不公正待遇。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反对派人士会在法院输掉，不是因为法律认定我们是有罪的，而是因为法院系统的政治化。

端：2014年民众请愿曾经让反同法案撤回，现在的民意或请愿者还具备这样的意愿和能力吗？

倪：关于2023年反同法案的一些诉愿已经提交给宪法法院，这是乌干达可以修改或完全废除整个法律的法院。2014年时，当诉愿提交给宪法法院后，因为穆塞韦尼需要到美国参加美非领袖峰会，我们很快看到他指示法院撤销法律。诉愿者希望某些政治或外部压力会起作用，使得宪法法院再一次撤除反同法案。

不过如果要倡导改变法律，最根本的就是需要社会改变对待性少数人群的态度。在乌干达有很多负面宣传和虚假讯息在公众乃至于立法者中发生，例如说“同性恋者会引诱儿童”，或称西方国家正在向乌干达年轻人灌输外国文化，从而危害了乌干达的主权。我认为需要重新教育乌干达公众、法官、立法者、警察。

跨国的合作很重要，无论是在非洲国家或其他地区，与国外的组织结盟，以便传达乌干达人的声音，因为有时在乌干达发声是危险的。另外与不属于LGBTIQ群体的伙伴合作很重要，女性主义者一直很重要，人权推动者也很重要。还有军警、法律和秩序、以及例如健康领域，如果卫生部的技术官员愿意确保所有乌干达人都能够获得服务，或许也意味著LGBTIQ人群也能够获得服务。因此与其他可能没有酷儿议程的伙伴结盟是重要的，以确保即使是异性恋和顺性别的盟友也认同抗争。

新的反同法律使得“宣扬同性恋观念”可能被判处20年监禁。女性主义者生产的不一定是同性恋知识，而是女性主义知识，但也可能被攻击为宣传同性恋。我认为这一切都很重要，教育、资讯、结盟、施加外部压力、法院请愿都是重要的抵抗形式。

异性恋国族下的性别压迫

端：您已经说到国族主义与性别压迫之间存在联系，而乌干达的国民被同质化地定义为黑人男性与黑人女性的结合。这显示乌干达的国族建构围绕著强大的异性恋框架而展开。您是否认为我们可以将乌干达或其他国家目前的性别压迫，与国族主义和排外联系起来？

倪：我认为，国族主义爱国主义论述的一部分是关于创造边界和界限，然后将内部人员保持在内部，将外部人员排除在外。对我来说乌干达的许多国族主义论述因此引入了异性恋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以及非常父权的秩序，其中顺性别男性高于顺性别女性，“关系”总是阴道、阳具，没有其他的东西。 最好的关系应该是“产生儿女”，以延续乌干达的异性恋至上父权国家。

任何不属于黑人、不属于强壮的男性保护者、不属于顺从的生儿育女的女性者，都被这样一种国族建构排除。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敏（Idi Amin）曾驱逐乌干达的印度裔，我们曾有过“一个人不能既是印度人、白人、混血儿而同时是乌干达人”的争议，乌干达属于黑色种族。这是个确保只有黑人可以声称拥有乌干达特性的种族主义话语。

我们曾经有过白人或亚裔想要竞选国会议员的争议，对于他们看起来不够黑，以及与他们的身份相关的问题。所以种族是我们民族主义论述中的重要成分。

另一个成分就是异性恋至上主义，即不是异性恋的任何事物因此都是“不自然的”，因此“不是属于非洲的”，是一种“疾病”，是来自西方、东方或非洲以外的任何地方的“强加”。这种排斥非异性恋者并建立异性恋至上秩序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所以种族主义、异性恋至上主义、父权主义都很重要。这意味著“排外”在乌干达人定义谁属于内部，谁不属于内部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乌干达有著庞大的难民和庇护者人口，因此令人不禁怀疑这与排外心态如何能够并存？

端：我很好奇，这只是针对不同肤色的人，还是也包括其他非洲国家的黑人？

倪：我们有著部落主义的问题，部落主义围绕著哪些部落是劣等部落，哪些部落属于执政党，哪些部落地位应该较低，哪些部落有资源可以获取，哪些不能。因此我们看到资源、工作机会、投资、贷款以及贸易机会都先分配给总统家族的部落成员，然后才分配给其他人。

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在地缘政治关系方面，乌干达有著在政治上对外国人进行指责和羞辱的历史，在总统选举中经常听到这样的指责，“哦！那位总统候选人不是乌干达人，他来自卢旺达，他来自肯亚，他来自苏丹，因此不符合参选资格”。

除此之外，我还想说我们有著深刻而痛苦的战争历史。独裁者伊迪·阿敏曾经想要从坦桑尼亚占领一块土地，那是卡盖拉河（Kagera River）周围的肥沃地区，于是我们经历了与坦桑的漫长战争，事实上伊迪·阿敏正是被坦桑军队和乌干达叛军推翻的。我们与坦桑尼亚、卢旺达等国的关系一直很困难，与南苏丹和刚果金也曾经发生战争。我认为唯一友好的邻国是肯尼亚，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族裔主义和排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白人的崇拜。类似“中国人和印度人非常富有”的刻板印象也非常多。而对某些人来说黑人是“不如白人”的，我们看到这种种族等级制度仍存在于乌干达，人们认为要文明就要像白人一样。如果你想向前走，就要看向东方或西方，而不是回头看自己的家乡。

端：你之前提到了与女性主义团体建立联系和合作的需要，妇女权利和女性主义组织在乌干达目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同时因为宗教和性别的交叉影响，是否也有反同的女性主义者？

倪：就妇女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而言，乌干达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我是一名激进的酷儿女性主义者。但许多保守的女性主义者不认为跨性别权利是女性权利，她们因为特定的道德神学观念而不认为酷儿权利应该纳入妇女运动。

在乌干达，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恶的基督教女性主义者，不会与像我这样的酷儿女性主义者坐在一起。因此妇女赋权运动是分裂、分散的。我定位自己为激进的酷儿非洲女性主义者，而一些非洲女性主义者认为妳不能既是非洲人又是酷儿，因此我的身份已经面临冲突。

现在乌干达是一个将穆塞韦尼的独裁制度赞扬为女性赋权的国家，作为女性我们应该感激政府将妇女从厨房中带出来，带我们进入议会。我们应该感谢独裁统治，将妇女从农田和后院带到公共职位，是吗？在穆塞韦尼的执政下，乌干达实施了长期的妇女和女孩的平权行动。我们目前的总理与副总统是女性，我们有女性的法官、议员、部长，几乎每个公共职位都有女性。因此如果妳想看到许多女性出现在公共领域，并将其视为妇女运动的指标，那么数字会说话。

然而数字可以具有欺骗性。许多掌握权力的妇女没有为更贫困、更弱势的妇女谋福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乌干达仍然看到贫穷的年轻女孩无法上学的情况，因为她们负担不起卫生巾和月经用品，如果妇女运动能为女孩的赋权努力，我们早就照顾好她们了。我要求穆塞韦尼政府为女学生提供卫生巾，但是他无法实现，他派妻子出来道歉说缺少经费。

妇女仍然在不卫生的村庄设施中分娩，由传统的助产士使用过时的草药与助产知识，因此仍然会因缺乏医疗支持而死亡。妇女由于怀孕和缺乏避孕手段而中途辍学，妇女失业并无法获得好的就业机会，妇女仍然需要丈夫点头才能找工作或做生意，或仍然需要兄弟和父亲的允许才能拥有财产。

因此一方面我们在公共职位上的妇女人数增加了，但是由于父权体制，由于我们有一个认为女性比男性低下的厌女政府，乌干达女性仍然缺少权益。在此同时酷儿及跨性别女性甚至不被承认。如果顺性别女性都面临所有这些问题，那么在乌干达，对于非传统性别者，她们在性别话语中根本毫无位置。

端：是否已经有一些努力，比如更多的合作或伙伴关系，或者加深理解，以减少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倪：我认为像乌干达女性主义论坛（Uganda Feminist Forum）这样的组织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有一些酷儿女性因为她们的政治立场和实践，选择进入非常保守的女性主义空间。有些社会组织以及捐助者或资助者会要求不同女性主义派别之间有所合作。然而，我认为许多称之为女性主义的发展援助工作，仍然对乌干达妇女运动内的这些差别视而不见。因此虽然有些工作已经开始，但还有很多需要做的。

端：当你在乌干达著名的马克雷雷大学社会研究所工作时，曾经与执掌该所的著名学者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ud Mamdani）发生冲突，你进行裸体抗议引发了大众关注，你自己是如何理解这场冲突的？

倪：马姆达尼是位知名的学者，当2009年他就任社会研究所长一职后，我接受面试并开始担任研究员，这一职位的工作内容是在社区进行研究、撰写研究报告，这是我想要进行知识生产的方式。但他后来开始要求研究员必须额外承担教学工作，当我要求重新谈判我的雇佣合同时，他没有听我的意见，认为可以利用影响力，以欺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像他对待其他的研究员一样。我还对马姆达尼说，如果我要教学，那么我要教授关于非洲酷儿研究的课程，但也并未获得许可。

我认为这场冲突实际上是关于年轻的激进女性主义者拒绝被大学的一个男孩俱乐部欺凌。有力的男性与马姆达尼站在一边，当他滥用人事管理政策以及侵犯合同中受到保护的劳工权利时，他们保护了他。许多乌干达人不理解我的争议，但每当我谈到这场冲突时，我都能自豪地仰头。我非常感激自己，因为我挑战了这个男人，挑战了我的机构，挑战了乌干达的劳工环境，质问的是谁在保护我们这些年轻黑人女性在乌干达大学的劳工权益。我认为我代表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弱势学术人员。

马姆达尼早先虽然支持我的学术研究，当研究伦理审批和许可遭拒时，他也曾支持我。但当我对他提出抗议后，他在接受新闻采访时曲解我的非洲酷儿研究，说我想教乌干达学生同性恋，这引起了当时国内恐同症的强烈反弹。

诗与激进无礼

端：许多新闻文章都关注你的抗争策略，称之为“激进的无礼”。有时你进行学术书写，有时你以诗意或戏谑的方式进行写作。你是如何选择不同的策略并在它们之间灵活切换的？

倪：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的问题在于它割断了学术、艺术、行动主义和政治等等。我认为将艺术家和科学家、创意和逻辑区分开来是拖累的，因为我始终在所有时刻同时具有这些身份。我们应该被鼓励发展不同的写作风格。在非洲，人们同时说很多种语言，就像我会说卢干达语、斯瓦希里语，然后是英语和法语，现在我正在学德语，多语的人已经习惯了用不同的方式包装知识，不是吗？

我认为困难之处在了解观众，以知道最有效的沟通方式，但也决定为实现某种效果而打破该风格。谁会用诗与乌干达的总统交谈呢？没有人。总统扼杀了人文和艺术，他更喜欢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在乌干达的教育体系中，独裁政权不看重人文学科。因此大多数人不太重视诗歌，这意味著没有人应该用诗歌来与总统交谈，这是一种反叛。

有时候我故意为了效果而写得粗鲁。还有其他时候，我写只是因为我需要沟通，而最容易的媒介可能是诗歌，也可能是政论文章，我要定位的受众将决定我选择的文体和风格。但是在社群媒体上时，我不知道谁会阅读我的内容，有可能是警察、网路暴民或国外的读者，现在阅读我的人跟10年后也并不一样，作品有长期的生命。所以对我来说我只是单纯写作。我想写一首诗，我想写一篇帖子。

而我认为问题在于，那些读过我的诗的人，当他们遇到我的学术作品时，他们会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以为我只会写诗。或者那些只读好诗歌的人，当他们遇到或阅读到我一些更简单、琐碎的诗歌时，也会感到震惊，也许我写了关于我的女儿、食物或一朵凋谢的花。有些人只想把人归类，但我想要发展多样性，吸引尽可能多的人，我试著接触不同的受众。

端：在因为你的网路言论而被逮捕后，有没有出现自我审查的情况？ 你是如何应对的？

倪：我编辑我的作品。我一直在进行自我审查。但对我来说，自我审查并不意味著我的观点会变得不那么激进。警察希望我礼貌，那么为了向他们表明锁定或拦截我并不奏效，所以我会删掉一些好词，加入更糟糕的词汇。还有一种自我审查是为了保护我的孩子。当我开始写作时，我的孩子还很小，很多时候他们对我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想法。但现在他们有自己的意见和生活。很多时候他们会出来说，“哦，妈妈你能在写之前让我们看看吗？”尤其是当我写到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时。

端：即使你现在已经身在德国，是否仍受到威胁？

倪：国家迫害的问题在于政府不会遗忘。有一段时间我在对抗旅行禁令，在三年的诉讼中，我控告了政府以及将我列入禁飞名单的机场和移民部门。当时我试图离开乌干达，但被反恐警察拦下了，因为我被列入了禁飞名单。我非常有可能在一个名单上，上面写著“如果她入境，就逮捕她”。

我的观点仍然可以自由表达，我仍然批评政府，我仍然称穆塞韦尼为“一对屁股蛋”。我用任何名字来称呼他，所以流亡并没有让我的语言更干净。只要我仍然在文章中批评政府，那么就仍然可能因此而被逮捕。如果他们因为“一对屁股蛋”和因为我写了他已经去世的母亲的阴道而逮捕我，那么我仍然可能因为我写的其他100个用词而被逮捕。

如果穆塞韦尼的政府明天就要结束，如果通过选举我们可以将他选下台，那么我等到下次选举回家就会安全。但现在穆塞韦尼正在培养他的儿子成为下一任总统，而儿子比他的父亲更野蛮，他曾经刑求了在我之后流亡的小说家卡坤扎.卢基拉巴沙伊加 (Kakwenza Rukirabashaija)，他是个像他的父亲一样的军头。因此无论是穆塞韦尼或是他儿子的政府，都不能保证我不会受到迫害。

我如今生活在乌干达数千英里之外的地方。 我住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城市，因为我并不指望间谍网络会扩展到德国，但谁知道呢？独裁者总是在流亡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前往的国家设置眼线。谁知道未来几年会发生什么事？例如我在2021年申请到肯尼亚避难，我们知道肯尼亚警察和士兵会抓捕难民并交付给乌干达政府，对异议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

所以既然在肯尼亚可以组织情报网络，听说在南非也有一个乌干达情报网络，谁知道在德国会发生什么事？ 但到目前为止，我感觉相对而言我离的够远了。独裁国家的问题在于，政府不仅会惩罚异见者个人，我的亲戚、爱人、业务同事和合作伙伴仍在家乡，所以有时为了让我噤声，穆塞韦尼政府会惩罚Ta们。虽然我相对比较安全，但谁知道独裁政权如果想要惩罚和使我沉默会做什么？

端：你如何看待一种把反殖民主义变得保守并用来压制进步运动或同性恋运动的倾向？非西方国家一方面需要反对殖民，但同时也不能够沦为封闭守旧。你认为非西方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性别研究分析？

倪：首先我坚信世界上存在著各种不同的作为人类的方式。作为人类学家，我做的事情就是去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了解人们，了解不同的价值观，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对于文化的研究。

但生活在今天，我也清楚文化、文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已经被用来正当化您所称之为保守主义的事物。我很相信流动、变革、灵活性和全球化，而全球化的世界秩序意味著没有什么传统或文化会是纯粹不受外部世界影响的。

我认为关键是去看人们真正是如何生活的。只要是人就有著差异和多样性，我们不可能都一样，不需要符合任何标准（不论是种族、性别或宗教的等等）才能合法地存在。我想如果我要回答您的问题，当我们面对歧视时，要记得世界上有著不同的人类存在方式，多样性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