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歷史、願望與事實：俄烏戰爭會重演朝鮮戰爭的結局麼？

職業史學家和高層政治曾有過親密聯繫。《歷史研究》的作者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兩次大戰前後都對英國的外交政策產生過重大影響；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和肯尼迪的親密至今被視作某種學界介入政治的「典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以歷史學者身份踏入政界，97歲高齡的他至今筆耕不輟，在2022年仍然出版了一本「20世紀領袖們」的傳記作品。

歷史在東西方傳統政治精英教育中的崇高地位並非偶然：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Carl Becker）的名篇《人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對其中的邏輯做了最為經典的闡述：「以過去發生過的事件為類比，推斷當下和未來的可能性，是人類思維固有的、也許是最為強大的工具。每個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應用這種方法。」肩負執政之責的精英，為其提供政策建議的「智庫」，會更加系統和有意識的應用歷史方法來為面臨的困境提供啓發，是最為自然不過之事。這種對敘事歷史學之「實效」的強調，近年來以「應用歷史學」（Applied History）的名義在西方學界獲得愈來愈多的重視。

與之相伴的，自然是對歷史學的「濫用」同樣經久不衰的警告。經受訓練的歷史從業者常常強調，以隱喻、類比的方式去提點歷史智慧，有着不可忽視的內在風險。每一場戰爭、每一個政治事件在嚴格意義上都是獨特和不可重複的。這意味着任何「歷史經驗教訓」——事情發生的機制和邏輯——都無法不加檢討地應用在當下和未來的場景中。所有比喻都是片面和不完整的，是值得懷疑的「數據點」。每個當下的事件都可以從不同角度找到許多不同的歷史先例，而這些先例所提供的「教訓」完全可能互相矛盾。

這意味着，我們的「民間歷史學家」們，不管它們是決策者還是評論者，都可以在自己想看到的歷史中找到符合自己看法和主張的「事實」來肯定自己的立場。「歷史」在這種情況下與其帶來啓迪，不如說成了合理化先前判斷的工具。另一方面，就算排除彼此矛盾的「先例」不談，「歷史」畢竟是發生在過去的、已經完成了的「封閉」事實，它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間無法覆蓋全新技術和社會條件下的事態發展——歷史學研究本身就揭示了不少這種未知帶來的誤判和損失。

遷延已逾一年的烏克蘭戰爭毫無緩和跡象。它的起源、走向、可能為未來提供的教訓，隨着戰事的進展不斷激起各方的興趣與辯論。在試圖參透這場二戰後歐洲最大戰爭的努力中，訴諸歷史的誘惑和渴望變得無可拒絕，而兩次世界大戰則是辯論和宣傳中最常被援引的比喻和先例。

##一戰與二戰的隱喻

>不論是「一戰」還是「二戰」，其作為喻體的指向在當代的公共心智中的含義都過於刻板和教條，從而喪失了歷史比喻在智識上的用處。

頓巴斯東部高強度的壕塹戰外加俄羅斯軍隊仰仗的炮兵戰術，無疑激起了人們對一戰西線殘酷場景的歷史想象。德國去年對雷馬克《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的全新翻拍是這種印象最好不過的視聽體現。從歷史聯想角度來看，伴隨着這種殘酷的是這一對峙在軍事上的徒勞無功與政治上的毫無意義。由此延伸而出的「歷史教訓」具有二戰後德國特色的和平主義風味：不管這場戰爭的潛在道德蘊含多麼重大，和繼續戰爭本身帶來的荒謬與流血比起來，都是不值一提的。

倘若法國和德國領導人敦促烏克蘭談判儘早實現和平的報道確有其事，那麼我們不難想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參照對他們造成的影響。這一猜測並非毫無根據：德國總理朔爾茨是英國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講述一戰起源的著作《夢遊者》的忠實讀者。他引用該書的歷史分析強調德國不應再出於草率和誤解把自己牽涉進戰爭。雖然克拉克本人對這種解讀倒是[頗有微詞](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jun/26/historian-says-dont-compare-ukraine-invasion-with-his-book-on-first-world-war)。更有力的參引來自美國參聯會主席米利（Mark Milley）將軍於2022年底提出的判斷：[他援用一戰的經驗](https://www.defenseone.com/threats/2022/11/the-d-brief-november-17-2022/379865/)勸說烏克蘭方面在自身軍事優勢最大的時刻參與談判，儘快實現停火。他的這一暗示毫無疑問遭致了各方烏克蘭支持者的質疑與批評。

如果說一戰的隱喻暗示多少有些曖昧的和平主義，二戰的隱喻則帶有不容分說的道德意味。對第三帝國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清算代表着「正義戰爭」這一概念理想的範型。從一開始，這場戰爭的各方參與者就不斷運用二戰的歷史符號為自己的主張提供某種道德合法性。2015年在「諾曼底模式」（Normandy Format）達成的新明斯克協議，被烏克蘭及其支持者視作慕尼黑在當代的重演，而普京的俄羅斯也越來越被西方媒體渲染為需要被徹底「擊敗」的「壞人」。

不論是「一戰」還是「二戰」，其作為喻體的指向在當代的公共心智中的含義都過於刻板和教條，從而喪失了歷史比喻在智識上的用處。美國前國務卿賴斯（Condoleezza Rice）和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引用「綏靖政策」的失敗來為伊拉克戰爭與「反恐戰爭」辯護時，並不真的試圖從二戰前夕的歐洲局勢中獲得什麼針對當代中東的洞見。他們所展示的只是一種新保守主義道德信條與世界觀的前定之見，這種信條的對錯總之和歷史沒有任何內在聯繫。如今試圖把二戰模版套用到烏克蘭戰事上的人，也無力或不願指出在美國和歐洲盟國（明智地）都不願意直接參與戰鬥、不打算引起核戰爭的前提下，如何讓掌控幾千枚核彈頭的俄羅斯落得與第三帝國同樣的下場。

更為專業的分析家和學者試圖從更為廣泛的歷史案例中汲取靈感。也許較少為人所知、規模更加有限的衝突能夠避免比喻無效甚至干擾性的道德判斷，讓人們能夠從事實角度出發，擴展對事件發展可能性的想象。蘇聯和芬蘭之間的[冬季戰爭](https://warontherocks.com/2023/02/breaking-the-mannerheim-line-soviet-strategic-and-tactical-adaptation-in-the-finnish-soviet-winter-war/)與冷戰期間的[朝鮮戰爭](https://www.ft.com/content/a1340286-772c-4c4e-bc4f-c65f636f5e6a)引起了格外的注意。對前者的援引更加關注軍事層面，對後者的援引則更加關注政治和國際層面。不少論者都預判烏克蘭戰爭的結局可能會走向朝鮮半島的終局：一段長期的軍事僵持後以非正式的停火實現衝突降級，而政治上的分裂與軍事對峙會作為新常態延續下去。

##當代的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與俄烏戰爭的起源都深植於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分裂與衝突，但這種對立真的發展為長期的高強度戰爭，又取決於個別領導人的誤判與偶然。

朝鮮戰爭的隱喻令人不安。在這場毀滅性的「國際化的內戰」中，朝鮮半島損失了1/10的人口，大量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無數難民流離失所，家人們分斷南北。停火70年後，棲居半島的同一民族仍然被兩個互相敵對的政權分割。這一分割的物理體現，圍繞北緯三十八度線的非軍事區，經常被緊張和意外襲擾。對於烏克蘭人而言，一如對當年半島兩邊的領導人而言，基於政治與軍事對立的國家長久分裂無疑是政治噩夢。無論從人道還是政治角度，他們都會盡一切可能讓這一場景不至於成為現實。

但對於非烏克蘭的外界來說，朝鮮戰爭又代表着某種沉重且晦暗的希望甚至解脫：作為核恐怖威懾時代的第一場「冷戰熱鬥」，朝鮮戰爭的終局表明即便是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利益上你死我活的對手，也可以將戰爭限制在有限的地域和範圍，並實現長久的和平。

朝鮮戰爭與俄烏戰爭的起源都深植於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分裂與衝突，但這種對立真的發展為長期的高強度戰爭，又取決於個別領導人的誤判與偶然。大衆的歷史意識對於政治家和領袖們的行動缺乏細緻理解，傾向於把他們的所有行動容納進某個蓄謀已久的大計劃。這對於歷史上少數真的有強烈信念和意識形態執着的人來說確實是合適的判斷：希特勒對反猶主義世界觀和政策追尋從一而終，毫不動搖。但他其實屬於例外而不是常態。

通俗的歷史類比對「希特勒」意象不厭其煩的引用，更多是遮蔽而不是揭露了歷史的靈感。儘管未來的歷史學家才能對普京到底為什麼選擇開戰有更真切的理解，但從現存材料分析，他的決策似乎受到對現實誤判的影響。不管是他高估了自身軍隊的作戰能力，還是低估了烏克蘭軍民的抵抗意志，或是沒有料想到西方同盟回應之迅速和團結，總之，外界其實不難假設，倘若他知道會是如今這個結果，或許他一年前就不會發動戰爭。

朝鮮戰爭的爆發同樣具有誤判的成分。通過一手材料分析，學者們如今大致認同，美軍戰鬥部隊在1948年徹底撤出朝鮮，尤其是國務卿艾奇遜在1950年表態朝鮮半島不屬於美國防禦範圍的講話，是促使斯大林批准北部政權主動發起統一行動的重大推手。斯大林在朝鮮半島有真實的地緣政治利益，而他同時判斷半島對於美國並不夠重要。同樣，儘管普京不斷宣稱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前景對俄羅斯構成重大威脅，但他同時認為烏克蘭對西方來說不如對他重要。衝突博弈經濟學家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指出，切身利益更高的一方會在決心（Resolve）的對抗中獲勝。如果斯大林和普京的分析沒錯，朝鮮和烏克蘭的戰爭將會是迅速和簡短的。兩處戰場都陷入僵局這一現實，說明無論戰爭的進程還是人心和意志，都很難事先看清。

事實證明，在冷戰全面爆發、杜魯門主義方興未艾的1950年，朝鮮半島足夠重要。因此才既會爆發戰爭，戰局又不順東方陣營所願一邊倒。但斯大林的判斷也沒有全錯，朝鮮半島的確不夠重要，所以各方都無法或不願通過軍事上的升級來獲得徹底的戰果。在東北亞的過度承諾會削弱美蘇在冷戰主要戰場歐洲的戰略姿態，這對他們而言得不償失。朝鮮戰爭因此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替代」。兩個超級大國通過在遠東半島的試探，以（主要是）東亞人的鮮血為代價，劃定了冷戰的邊界與限制。

>這種重要性和有限性的雙面特徵，同樣是2022年烏克蘭戰場的決定性要素，這是其它戰爭隱喻無法替代的重要因素。

這種重要性和有限性的雙面特徵，同樣是2022年烏克蘭戰場的決定性要素，這是其它戰爭隱喻無法替代的重要因素。正因為烏克蘭足夠重要，普京才會不惜發動戰爭也要完成自己的戰略目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才會軍事支援基輔政權，並對俄羅斯展開嚴厲的制裁。同樣，不管莫斯科怎樣宣稱這是「生死鬥爭」，不管華盛頓和東歐國家如何宣稱烏克蘭的鬥爭決定了本世紀「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命運，烏克蘭的戰場又沒有重要到值得北約和俄羅斯直接交戰。

從各方面衡量，烏克蘭戰爭目前都是一場大國參與者之間刻意為之的有限戰爭，一如當年的朝鮮半島。杜魯門總統拒絕麥克阿瑟使用核武器並把戰場擴展到半島之外；斯大林元帥也拒絕蘇聯飛行員深入三八線附近執行任務。而2022年的北約也迅速否決了直接派兵與設立禁飛區的可能性，俄羅斯也謹慎避免戰火延續到北約國家境內，誤傷北約軍事人員。

核戰略理論中有著名的穩定-不穩定悖論：核大國之間的恐怖均衡讓他們不擔心衝突會升級為你死我活的總體戰，這反而讓他們放開手腳在邊緣地帶更容忍摩擦與衝突。如果朝鮮戰爭提供任何明確的教訓，那麼這一教訓大概是殘酷且冷血的：控制升級的危機管控和迅速分出勝負、結束敵對的需求在短期內存在權衡。對大國來說，尤其是在自己沒有直接參戰的情況下，前者的考慮往往壓倒後者。

朝鮮戰爭時代，洲際彈道導彈與氫彈還沒大規模投入實踐，核武器的戰場使用還遠沒有成為絕對禁忌，單單是大規模常規戰爭和原子彈使用的前景，就足以讓美蘇領導人限制朝鮮戰爭的強度和範圍。如今，在核恐怖平衡的現實下，核大國之間全面衝突的後果更加嚴重。世界曾經得益於美蘇領導人的剋制，而世界也繼續得益於西方對戰場升級的敏感，與普京在避免和北約直接衝突上的謹慎。這一謹慎並非沒有代價。直接交戰的各方陷入漫長的衝突與毀滅：朝鮮半島的平靜姍姍來遲，而烏克蘭大地的和平則遙遙無期。

>這一謹慎並非沒有代價。直接交戰的各方陷入漫長的衝突與毀滅：朝鮮半島的平靜姍姍來遲，而烏克蘭大地的和平則遙遙無期。

許多追求烏克蘭「徹底勝利」的人主張，一個半吊子的「停火協議」只是短暫給俄羅斯提供了重新武裝重啓戰端的機會，無法「根本解決問題」。這幾乎是當年美國方面一些人主張戰鬥不能停止在三八線的原樣重述。不論如何，最終的停火線無論對南北雙方來說都有明確的、可防禦的陣線，而南方也得到了美國明確的安全承諾與駐軍保證。朝鮮半島的和平雖然經歷危機，終究足夠堅實。

當然，和平的到來並不容易，即便各方都在潛在的協議中有利可圖，決意的強弱也會影響在談判中拿到利益的多寡。誰都有動機指出對方虛張聲勢、外強中乾，同時誇大自己的堅定。戰場的流血與軍事的衝突往往因此淪為昂貴的信號遊戲。雙方都認為自己不能表現出軟弱，並尋找對方率先屈服的跡象。雖然拖延下去會有高昂的成本，但誰先表現出着急停戰，誰就在決心的遊戲（博弈）中落了下風。朝鮮的戰線在鮮有變動的情況下，敵對又持續了整整兩年，造成大量傷亡損失。一直到1953年，美國和蘇聯的領導層紛紛換屆（斯大林病亡），彼此戰略重點都轉向別處，停火協議才有了實際進展：既然和平的基礎和意願都已到位，諸如軍事監察和戰俘待遇等分歧的解決也無非是時間問題。

##願望的投射與事實的預判

>「徹底勝利」並不是「持久和平」在概念上的先決條件，這大概是朝鮮戰爭一個討人「欣喜」的提示。然而這一「提示」是否適用於當下的烏克蘭仍需進一步分析。

實際上，烏克蘭戰場的核心難題並不在於一個停火協議到底能持續多久：朝鮮半島的案例暗示着，如果一個停火協議真的可以實現，那麼它確實有希望延續下去。「徹底勝利」並不是「持久和平」在概念上的先決條件，這大概是朝鮮戰爭一個討人「欣喜」的提示。然而這一「提示」是否適用於當下的烏克蘭仍需進一步分析。

在經歷仁川登陸與五次戰役之後，半島的參戰方都對軍事均衡的現實有了判斷。雙方都認為，給定彼此投入資源的有限性，在三八線附近的停火是彼此都可以接受的現狀。換言之，截至1951年中旬，敵對各方的利益已經存在足夠寬廣的協議潛在區域（zone of possible agreement）。這與當前的烏克蘭局勢有着根本不同。在2023年春的當下，無論是基輔還是莫斯科都認為自己的軍事潛力能夠打破戰場的僵局，無論是莫斯科還是基輔能接受的最低條件都超過對方願意給出的最高條件。

此時的狀況更接近朝鮮半島1950年6月-1951年6月之間：戰局仍然充滿變數，重要城市幾度易手，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都認為自己有希望實現國家的徹底統一，美國仍然幻想徹底消滅北部勢力。不管是在朝鮮半島還是在烏克蘭，在軍事進展決定政治框架的前提下，脫離勝負未定的戰場局勢，嚴肅的和平談判尚缺現實基礎。

最後，李承晚政權的生存幾乎完全依賴美國。華盛頓不但提供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更是派兵直接參戰，連韓國軍隊的指揮也歸於美國將軍。這種力量的極端不對稱，讓美國的戰略重點可以壓倒李承晚的目標與選擇。南部政權與美國之間的戰略目的雖然大量重合但並不完全一致。對韓國總統李承晚來說，只有戰爭升級才有可能實現「國家統一」，這就與美國的有限戰爭策略相違背。年屆耄耋的總統李承晚對國家沒有統一之前就簽訂停火協議有極大的憤恨與不滿，甚至想通過擅自釋放戰俘來破壞停火談判。然而在美國的壓力下，他最終還是接受了板門店的協議。

>和朝鮮戰爭不同，在當今的戰場上，烏克蘭的軍隊和民衆承擔了全部的戰鬥與損失，北約沒有直接介入。澤連斯基政權也遠比李承晚政權更加受制於國內的民意與政治壓力。

盟友之間的戰略重點重合但不一致的問題，也存在於當今的基輔與其支持者之間。完全符合烏克蘭戰略利益的決策未必是華盛頓所期望的。但是和朝鮮戰爭不同，在當今的戰場上，烏克蘭的軍隊和民衆承擔了全部的戰鬥與損失，北約沒有直接介入。澤連斯基政權也遠比李承晚政權更加受制於國內的民意與政治壓力。不少西方分析人士像當年美國佔領軍擅自劃定三八線分割朝鮮半島一樣，擅自決定基輔的戰略目的應該終止於「2月24日控制線」或克里米亞半島， 以避免「戰爭的升級風險」。這一「建議」恐怕軍事上和政治上都不太現實。

杜魯門政府最開始為聯軍劃定的行動界限也是止步於三八線，來避免衝突進一步升級擴散到朝鮮半島之外。麥克阿瑟仁川登陸的驚人成功，讓華府不願意挑戰這位將軍過度的自信和與日漸提升的聲望，默許了他把戰火燒到鴨綠江。拜登政府今日反覆宣稱由烏克蘭人來決定勝利與和平的前景，讓很多「現實主義者」感到不滿。他們認為既然美國和歐洲盟友為基輔的生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援，那麼在最終的和平前景中就也應該有話語權。但拜登的表態或許只是單純的反映出美國和西方盟友對基輔「影響力」的限度。如果華府連控制自己的將軍都還曾經力有不逮，指望基輔會對其言聽計從，也不過是另一種一廂情願。

許多人指出美國對基輔提供的援助是可供談判的籌碼，但這一籌碼並不如他們想象中的那麼好用。艾森豪威爾總統曾經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絕密會議上表示，哪怕李承晚真的擅自發動對北攻擊，美國完全拋棄他也是不可想象的。為了朝鮮半島的事業，美國已經花費太多血汗、消耗太多納稅人金錢，簡簡單單就讓一切歸於虛無是無法承受之重。

這種「沉沒成本」謬誤大概並不理性，可現實並不總是遵從理性的指導。美國和西方盟國也對基輔投資了大量政治和道義資本，如果基輔真的越過某些人想象中劃定的「紅線」，指望北約真的拋棄澤連斯基政權就是一種賭博。而這反過來對陷入生存之戰的基輔政權來說，任何提升勝利可能性的嘗試都值得孤注一擲。

那些從朝鮮戰爭的冷峻結局中尋求妥協與安定的人，有意無意忽視了這一最終的決定性因素：相對於當年朝鮮半島的本土力量，烏克蘭人在當前戰爭中的自主性更高，在烏克蘭以及俄羅斯的政治意志發生實質性變化之前，烏克蘭戰爭「朝鮮半島化」的判斷更多是一樁願望的投射而不是對事實走向的預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