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載入史冊的法國VS摩洛哥，球賽中的殖民史與種族色彩

（秦楊，遊學法國）

12月14日法國與摩洛哥的世界盃半決賽註定會被載入史冊。這是非洲和阿拉伯國家首次闖進世界盃四強，對陣的又是曾經的殖民國法國，這使得比賽承載了遠超出其本身的象徵意義。最後，法國2：0勝出，將在今日（18日）的決賽中對陣阿根廷。摩洛哥也在週六與克羅地亞的比賽中，獲得第四名。

比賽還沒開始，法國的極右翼就已蠢蠢欲動。八強賽摩洛哥戰勝葡萄牙後，巴黎香街上慶祝的民衆與警察發生了衝突（我們還記得，2018年世界盃決賽後，香街同樣爆發了騷亂）。去年異軍突起競選總統但最終失敗的Eric Zemmour忙不迭地譴責北非移民，把接下來的半決賽視作「文明的衝突」；剛接替勒龐成為國民聯盟（RN）主席的Jordan Bardella則把這一切歸結於法國民族融入政策的失敗。法國政府如臨大敵，巴黎八區區長甚至認為一場「內戰」將會爆發。賽後，在里昂市中心，一幫蒙面的極右翼團伙打砸車輛；巴黎警察也逮捕了40幾名試圖進行破壞活動的極右翼份子。不過，除開個別的意外事件（還有一位青年在蒙彼利埃被車撞死），政客們想象中的大規模混亂場面並沒有發生。

上月17日，被問到是否要因勞工、環保、女性和LGBT權益等爭議抵制本屆世界盃時，馬克龍回答：「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把體育政治化」。這句話未免太過天真。且不說世界盃與奧運會一樣，其創立就有鮮明的政治目的（促進種族和解的人道主義），足球本身就是殖民和全球化的產物，更被各路政治勢力當成統治和籠絡人心的工具。在一個球隊的構成中，我們也能看到更廣闊的社會史的縮影。

足球：殖民的產物

在他們的理想中，歐洲移民和非洲居民可因相同的體育精神聯合在一起，消除宗教和種族分歧。不過，現實中，足球卻變成了身份認同和民族意識的熔爐。

足球的歷史就是殖民的歷史。1863年10月26日，在一家共濟會酒館，11家倫敦學校和俱樂部的代表建立起英格蘭足球協會，現代足球就此發軔。時值大英帝國工業革命和對外擴張的年代，水手、商人、工人和剛畢業的大學生們，將足球裝進行李箱裏帶往各地。跨越大海，足球征服世界。1872年，法國第一家足球俱樂部在勒阿弗爾港成立。1897年，足球進入阿爾及利亞。1902年，正當歐洲加劇對摩洛哥的政治和經濟侵略時，第一家足球俱樂部出現在卡薩布蘭卡。起先，這只是歐洲移民之間的運動，但不久後，接近殖民政權的摩洛哥精英逐漸加入。最後，它也進入到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中。1912年，摩洛哥成為法國和西班牙的被保護國。1915年，摩洛哥冠軍聯賽成立，並在1922年發展成摩洛哥足球協會聯盟（LMFA），加入國際足聯。1930年，第一屆非洲杯打響。

根據研究，足球被殖民政府用作政治控制的工具，藉此灌輸等級制、穩定和紀律觀念。在他們的理想中，歐洲移民和非洲居民可因相同的體育精神聯合在一起，消除宗教和種族分歧。不過，現實中，足球卻變成了身份認同和民族意識的熔爐。俱樂部一般根據相同的民族和社群構成，彼此幾乎不互通。比如，在阿爾及利亞，20年代，穆斯林俱樂部蓬勃發展，與歐洲隊伍間的衝突越來越劇烈。1928年，君士坦丁的一場比賽就爆發了嚴重的暴力事件，使得總督一度頒布法律禁止跨種族比賽，但未見成效。1958年，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民族解放陣線（FLN）成立了自己的的球隊，在獨立之前就已經踢了90多場比賽。摩洛哥的情況與之相似。1939年，在卡薩布蘭卡，僅有穆斯林組成的Wydad AC成立，他們與同城的歐洲俱樂部USM進行激烈的對抗。1949年，同樣在卡薩布蘭卡，一群工會成員和民族主義者在平民區組建了Raja AC俱樂部，吸引年輕的工人階級，將足球視為民族解放和底層抗爭的工具。從殖民時代起，歐洲與本土球隊的對抗就有了超越比賽本身的意義。

30年代，種族配額制度被普遍引入，歐洲俱樂部可招收一位（後來變成三位）阿拉伯球員，這些球員也有機會再被引進到法國本土。他們之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Larbi Benbarek。這位來自南部塔塔省的貧窮小孩在1938年進入馬賽奧林匹克隊，同年還入選法國國家隊，一待就是16年，是為法國國家隊效力時間最長的球員，被稱為「黑珍珠」。貝利曾說：「如果我是足球之王，那麼Benbarek就是足球之神」。聯賽中，他從馬賽跳槽到巴黎，之後轉往西班牙，引發媒體的哀嘆：「我們可以賣掉埃菲爾鐵塔和凱旋門，但不能賣掉Benbarek」。最後，他回到摩洛哥，在拉巴特結束職業生涯。他的足球人生體現了雙重身份的複雜性：1954年10月，阿爾及利亞戰爭前，38歲的他率領一支北非球隊對戰法國，最後3：2獲勝。幾天後，他又代表法國出戰，完成最後一場國家隊比賽，戰勝了西德。

摩洛哥的第二宗教

在摩洛哥，足球相當於第二宗教，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國王的支持。

1956年，摩洛哥獨立。1957年初，摩洛哥皇家足球協會（FRMF）取代了之前的LMFA。1958年，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穆罕默德五世允許國家隊與民族解放陣線隊進行了一場比賽，引發法國不滿。國際足聯制裁了摩洛哥，暫停了它的成員資格。之後，摩洛哥在1970年首次參加世界盃正賽。1976年，他們贏得了非洲杯。1986年，他們成為第一支突破世界盃小組賽的非洲球隊。94、98連續兩屆打入世界盃後，他們沉寂了十幾年之久，到近幾年才又重振旗鼓。

在摩洛哥，足球相當於第二宗教，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國王的支持。從1961年開始統治摩洛哥近40年的哈桑二世，是足球的狂熱粉絲。關於他的軼事很多，比如，他在國家隊比賽時甚至到了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地步。他曾擬訂過球員名單、進入更衣室布置戰術，傳說在場邊休息區的長椅上安有一部電話，以便國王在比賽期間可以向接線員發出指示。還有一次，他發現球員們在比賽中總低着頭，過多地看球而不看周遭的情況，第二天，他下令他們在訓練中必須戴上頸部護具。他的兒子穆罕默德六世繼承了父親的熱情。在這兩任國王的治下，FRMF有着龐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1996年至2009年期間，FRMF的主席Hosni Benslimane曾是憲兵隊的一名將軍，繼任的Ali Fassi Fihri是外交部長的兄弟，而現任主席Fouzi Lekjaa則是國王的密友，也是經濟部的副部長，專管財政預算。

如今，FRMF享有8700萬歐元的預算，建造出在非洲處於領先地位的體育館，這之中的利害關係遠遠超出了體育的範疇。統治者十分理解足球的政治功用。對內，足球可以培養民族主義意識，建立自豪感，促進民衆對政府的認同，同時也能疏解經濟和社會問題造成的憤怒。足球場上的勝利是一種懸停時刻，可以讓民衆暫時忘記日常生活中的困難。在一個（相對歐洲而言）貧窮、專制的國家，足球可以提供罕見的舉國歡慶的機會，這自然會讓民衆對足球有着過度的情感投入。對外，哈桑二世早早意識到，承辦世界盃可以提升國家形象，拉動本地經濟和基礎設施建設（摩洛哥現正申請2030年世界盃，之前它已經五次申請失敗）。足球建立的外交關係也幫助摩洛哥在2017年重返80年代因西撒哈拉的衝突而離開的非洲聯盟。

在現在這支摩洛哥國家隊中，我們也能看到錯綜的全球化影響。在摩洛哥出生的上一代球員去往法國踢球之後，在歐洲出生的新一代又回到了摩洛哥。國家隊中，一半以上的球員都不在摩洛哥出生（比如Sofiane Boufal和Romain Saïss都出生在法國），擁有雙重國籍的球員的數量在所有國家隊中名列前茅。他們中的許多人正在法甲踢球（比如Hakimi在去年轉會到巴黎聖日耳曼）。主教練Walid Regragui在巴黎郊區出生，擁有法國和摩洛哥雙國籍，還是球員時，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是在法國度過的。因此，他們與法國隊之間的對抗，遠比單純的民族主義對立要來的複雜的多。

「B3」球隊

「B3」 (Black-Blanc-Beur，即黑人-白人-阿拉伯人）球隊⋯⋯法國隊曾是或現在仍是種族最多元的隊伍之一，但對移民的歧視和污名化也從沒停止過。

與摩洛哥球員的「歐洲化」相對，法國隊常被嘲笑成「非洲球隊」。確實，法國隊的大部分球員都來自非洲移民的家庭：Mbappé的父親出生在喀麥隆，母親的家族來自阿爾及利亞；Mattéo Guendouzi的父親擁有摩洛哥法國雙國籍等等。應該說，足球為少數族裔提供了一個罕見的領域，讓他們實現可見的成功。歷史上，法國足球也一直與移民緊密相連。

在20世紀30年代，法國職業球隊就已經有20％至35％的外國球員，大多數來自中歐和南美。1931年，一位塞內加爾國會議員的兒子Raoul Diagne成了第一個穿上法國國家隊隊服的黑人足球運動員，5年後又有第一批阿拉伯人加盟。二戰後，當北非的移民潮在法國涌現時，法國俱樂部也開始從當地尤其是阿爾及利亞招募球員，與後者的戰爭打響後又把眼光投到撒哈拉以南的國家。50年代後，二代移民開始在球場上發光發熱，法國隊來到第一個黃金時期，在58年的瑞典世界盃上奪得季軍，當時的主要功臣裏，Raymond Kopa來自波蘭移民家庭，Roger Piantoni的父母來自意大利，而Just Fontaine則是出生在摩洛哥的「黑腳」（移民北非的法國白人）。1976年到1986年是普拉蒂尼（Michel Platini，他是皮埃蒙特移民的孫子）的王朝，法國兩度進入世界盃四強，並在1984年贏得歐洲盃。他的球隊組成（意大利、西班牙、非洲以及海外省）是不同階段的移民史的絕佳參照。同時，1976年，法國成了第一支有黑人隊長的國家隊（來自西印度群島的Marius Trésor），又在4年後成了第一支有非洲隊長的國家隊（出生於法屬蘇丹的Jean Tigana)。當時，莫斯科舉辦了一場法國與蘇聯的比賽，法國隊中有6名黑人，以至於蘇聯媒體懷疑這是否是真正的法國隊。

接着，1998年和2000年世界盃和歐洲盃的雙料冠軍，讓移民對法國足球的貢獻成為全社會的焦點。齊達內率領的「B3」 (Black-Blanc-Beur，即黑人-白人-阿拉伯人）球隊，集合了法國各省、南歐、各海外省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球員，而齊達內本人出生在馬賽，他是一對阿爾及利亞移民的兒子。這支球隊成了法國的英雄，是民族大融合的最好象徵。然而，好景不長，2001年10月，在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比賽中，阿爾及利亞的支持者們衝進法蘭西球場引發騷亂，電視機前的法國觀衆受到巨大沖擊；2002年，極右翼的老勒龐闖進總統大選第二輪的一個月之後，法國隊在世界盃敗給了塞內加爾，小組賽慘敗出局，甚至一球未進，球隊的社會形象一落千丈。

勝利時你是法國的英雄，失敗時你就是北非移民的可恥後代，「隊伍裏阿拉伯人和黑人是不是太多了」這個問題被提了出來。2006年，齊達內再次將法國隊帶入世界盃決賽。但他在決賽對着意大利球員Materazzi的驚天一撞，又被污衊成小混混行徑，與一年前的郊區穆斯林青年大暴亂連在一起。2007年，薩科齊將「國族身份」定為競選時的重要議題。2010年，法國隊在南非世界盃上發動罷工，最後草草出局，引起民衆的普遍不滿。2011年，法國俱樂部的負責人們甚至考慮縮減黑人和阿拉伯人的比例，彷彿殖民時期配額制度的回魂。2018年，法國再次奪得世界盃，些許緩解了之前一連串恐襲帶來的恐懼，但這場勝利不能長久地照亮郊區年輕的移民後代們的未來。

法國隊曾是或現在仍是種族最多元的隊伍之一，但對移民的歧視和污名化也從沒停止過。在極右翼的身份話語重新進入主流的年代，足球成了揭示社會裂痕的要素。

複雜的殖民遺產

對於在法國定居的摩洛哥移民及後裔而言，此次摩洛哥闖入四強，使他們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身份認同的轉化與重構過程。

直到今日，法國都難以面對自己的殖民史。尤其在政治領域，任何相關的公開評論，都有可能招致激烈批評。2017年，尚在競選衝刺階段的馬克龍在阿爾及利亞將殖民稱為「反人類罪」，引起右派和極右派的強烈反彈。之後，再面對殖民問題時，馬克龍的態度反覆橫跳。今年8月，馬克龍回到阿爾及利亞時，將兩國間的歷史比作「一個有其悲慘一面的愛情故事」。「在記憶的問題上，我們被要求在驕傲和悔改之間做出選擇，而我想要真相」，他說。

與阿爾及利亞相比，摩洛哥的獨立雖不乏暴力，但也相對溫和許多。況且，哈桑二世在位時甚至加強與法國的關係，法國成了摩洛哥在西方最主要的經濟夥伴，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摩洛哥的社會精英中的許多人都在法國學校受過教育，他們把法國視作第二故鄉。不過，近些年，摩洛哥與法國長期友好的關係逐漸惡化。

首先，因日漸嚴重的非法移民問題，巴黎當局決定大幅縮減對馬格里布國家的簽證發放；其次，以色列Pegasus間諜軟件事件爆發後，媒體揭露摩洛哥政府用該軟件監聽法國政要的手機，又為雙方的外交關係蒙上陰影；最後，摩洛哥日益不滿法國在西撒哈拉歸屬上模棱兩可的態度。從70年代開始，摩洛哥就與阿爾及利亞支持的波利薩里奧陣線在西撒哈拉地區對峙。馬克龍上台後，與阿爾及利亞的關係逐漸升溫。烏克蘭戰爭以來，法國更急於尋找俄羅斯天然氣的替代品，與阿爾及利亞的合作於是尤為重要。

而摩洛哥則獲得了美國的支持：2020年12月，川普與穆罕默德六世達成協議：華盛頓承認摩洛哥在西撒拉哈的主權，以此換取摩洛哥與以色列之間的外交正常化。有了美國撐腰的拉巴特當局，在領土問題上的態度更加強硬。因此，巴黎必須在這對既是兄弟又是敵人的馬格里布國家之間維持痛苦的平衡。無可爭議的事實是，法國在摩洛哥的影響力日漸喪失。簽證危機使得精英階層覺得自己被法國拋棄，而年輕一代則被英美流行文化吸引。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受到泛阿拉伯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的影響，重新把法國視為敵人。

對於在法國定居的摩洛哥移民及後裔而言，此次摩洛哥闖入四強，使他們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身份認同的轉化與重構過程。國家隊傳遞出勝利、團結、技術精湛、紀律嚴明的形象，一掃人們認知中阿拉伯人的刻板印象，使他們能夠投射出自豪情緒，重拾尊嚴。當然，他們也要釋放對在移民生活中的痛苦經歷的憤怒，這是一次象徵補償和報復的絕佳機會。何況，摩洛哥已獲得了所有非洲國家和伊斯蘭世界的支持，連阿爾及利亞人也不例外。不過，如上所述，身份認同並非單一，許多人為摩洛哥惋惜之時也為法國高興。肆意製造對立、醜化一方的政治，才是最糟糕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