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载入史册的法国VS摩洛哥，球赛中的殖民史与种族色彩

（秦杨，游学法国）

12月14日法国与摩洛哥的世界杯半决赛注定会被载入史册。这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首次闯进世界杯四强，对阵的又是曾经的殖民国法国，这使得比赛承载了远超出其本身的象征意义。最后，法国2：0胜出，将在今日（18日）的决赛中对阵阿根廷。摩洛哥也在周六与克罗地亚的比赛中，获得第四名。

比赛还没开始，法国的极右翼就已蠢蠢欲动。八强赛摩洛哥战胜葡萄牙后，巴黎香街上庆祝的民众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我们还记得，2018年世界杯决赛后，香街同样爆发了骚乱）。去年异军突起竞选总统但最终失败的Eric Zemmour忙不迭地谴责北非移民，把接下来的半决赛视作“文明的冲突”；刚接替勒庞成为国民联盟（RN）主席的Jordan Bardella则把这一切归结于法国民族融入政策的失败。法国政府如临大敌，巴黎八区区长甚至认为一场“内战”将会爆发。赛后，在里昂市中心，一帮蒙面的极右翼团伙打砸车辆；巴黎警察也逮捕了40几名试图进行破坏活动的极右翼份子。不过，除开个别的意外事件（还有一位青年在蒙彼利埃被车撞死），政客们想象中的大规模混乱场面并没有发生。

上月17日，被问到是否要因劳工、环保、女性和LGBT权益等争议抵制本届世界杯时，马克龙回答：“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体育政治化”。这句话未免太过天真。且不说世界杯与奥运会一样，其创立就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促进种族和解的人道主义），足球本身就是殖民和全球化的产物，更被各路政治势力当成统治和笼络人心的工具。在一个球队的构成中，我们也能看到更广阔的社会史的缩影。

足球：殖民的产物

在他们的理想中，欧洲移民和非洲居民可因相同的体育精神联合在一起，消除宗教和种族分歧。不过，现实中，足球却变成了身份认同和民族意识的熔炉。

足球的历史就是殖民的历史。1863年10月26日，在一家共济会酒馆，11家伦敦学校和俱乐部的代表建立起英格兰足球协会，现代足球就此发轫。时值大英帝国工业革命和对外扩张的年代，水手、商人、工人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将足球装进行李箱里带往各地。跨越大海，足球征服世界。1872年，法国第一家足球俱乐部在勒阿弗尔港成立。1897年，足球进入阿尔及利亚。1902年，正当欧洲加剧对摩洛哥的政治和经济侵略时，第一家足球俱乐部出现在卡萨布兰卡。起先，这只是欧洲移民之间的运动，但不久后，接近殖民政权的摩洛哥精英逐渐加入。最后，它也进入到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中。1912年，摩洛哥成为法国和西班牙的被保护国。1915年，摩洛哥冠军联赛成立，并在1922年发展成摩洛哥足球协会联盟（LMFA），加入国际足联。1930年，第一届非洲杯打响。

根据研究，足球被殖民政府用作政治控制的工具，借此灌输等级制、稳定和纪律观念。在他们的理想中，欧洲移民和非洲居民可因相同的体育精神联合在一起，消除宗教和种族分歧。不过，现实中，足球却变成了身份认同和民族意识的熔炉。俱乐部一般根据相同的民族和社群构成，彼此几乎不互通。比如，在阿尔及利亚，20年代，穆斯林俱乐部蓬勃发展，与欧洲队伍间的冲突越来越剧烈。1928年，君士坦丁的一场比赛就爆发了严重的暴力事件，使得总督一度颁布法律禁止跨种族比赛，但未见成效。1958年，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民族解放阵线（FLN）成立了自己的的球队，在独立之前就已经踢了90多场比赛。摩洛哥的情况与之相似。1939年，在卡萨布兰卡，仅有穆斯林组成的Wydad AC成立，他们与同城的欧洲俱乐部USM进行激烈的对抗。1949年，同样在卡萨布兰卡，一群工会成员和民族主义者在平民区组建了Raja AC俱乐部，吸引年轻的工人阶级，将足球视为民族解放和底层抗争的工具。从殖民时代起，欧洲与本土球队的对抗就有了超越比赛本身的意义。

30年代，种族配额制度被普遍引入，欧洲俱乐部可招收一位（后来变成三位）阿拉伯球员，这些球员也有机会再被引进到法国本土。他们之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Larbi Benbarek。这位来自南部塔塔省的贫穷小孩在1938年进入马赛奥林匹克队，同年还入选法国国家队，一待就是16年，是为法国国家队效力时间最长的球员，被称为“黑珍珠”。贝利曾说：“如果我是足球之王，那么Benbarek就是足球之神”。联赛中，他从马赛跳槽到巴黎，之后转往西班牙，引发媒体的哀叹：“我们可以卖掉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但不能卖掉Benbarek”。最后，他回到摩洛哥，在拉巴特结束职业生涯。他的足球人生体现了双重身份的复杂性：1954年10月，阿尔及利亚战争前，38岁的他率领一支北非球队对战法国，最后3：2获胜。几天后，他又代表法国出战，完成最后一场国家队比赛，战胜了西德。

摩洛哥的第二宗教

在摩洛哥，足球相当于第二宗教，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国王的支持。

1956年，摩洛哥独立。1957年初，摩洛哥皇家足球协会（FRMF）取代了之前的LMFA。1958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穆罕默德五世允许国家队与民族解放阵线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引发法国不满。国际足联制裁了摩洛哥，暂停了它的成员资格。之后，摩洛哥在1970年首次参加世界杯正赛。1976年，他们赢得了非洲杯。1986年，他们成为第一支突破世界杯小组赛的非洲球队。94、98连续两届打入世界杯后，他们沉寂了十几年之久，到近几年才又重振旗鼓。

在摩洛哥，足球相当于第二宗教，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国王的支持。从1961年开始统治摩洛哥近40年的哈桑二世，是足球的狂热粉丝。关于他的轶事很多，比如，他在国家队比赛时甚至到了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地步。他曾拟订过球员名单、进入更衣室布置战术，传说在场边休息区的长椅上安有一部电话，以便国王在比赛期间可以向接线员发出指示。还有一次，他发现球员们在比赛中总低着头，过多地看球而不看周遭的情况，第二天，他下令他们在训练中必须戴上颈部护具。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六世继承了父亲的热情。在这两任国王的治下，FRMF有着庞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1996年至2009年期间，FRMF的主席Hosni Benslimane曾是宪兵队的一名将军，继任的Ali Fassi Fihri是外交部长的兄弟，而现任主席Fouzi Lekjaa则是国王的密友，也是经济部的副部长，专管财政预算。

如今，FRMF享有8700万欧元的预算，建造出在非洲处于领先地位的体育馆，这之中的利害关系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统治者十分理解足球的政治功用。对内，足球可以培养民族主义意识，建立自豪感，促进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同时也能疏解经济和社会问题造成的愤怒。足球场上的胜利是一种悬停时刻，可以让民众暂时忘记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在一个（相对欧洲而言）贫穷、专制的国家，足球可以提供罕见的举国欢庆的机会，这自然会让民众对足球有着过度的情感投入。对外，哈桑二世早早意识到，承办世界杯可以提升国家形象，拉动本地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摩洛哥现正申请2030年世界杯，之前它已经五次申请失败）。足球建立的外交关系也帮助摩洛哥在2017年重返80年代因西撒哈拉的冲突而离开的非洲联盟。

在现在这支摩洛哥国家队中，我们也能看到错综的全球化影响。在摩洛哥出生的上一代球员去往法国踢球之后，在欧洲出生的新一代又回到了摩洛哥。国家队中，一半以上的球员都不在摩洛哥出生（比如Sofiane Boufal和Romain Saïss都出生在法国），拥有双重国籍的球员的数量在所有国家队中名列前茅。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法甲踢球（比如Hakimi在去年转会到巴黎圣日耳曼）。主教练Walid Regragui在巴黎郊区出生，拥有法国和摩洛哥双国籍，还是球员时，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法国度过的。因此，他们与法国队之间的对抗，远比单纯的民族主义对立要来的复杂的多。

“B3”球队

“B3” (Black-Blanc-Beur，即黑人-白人-阿拉伯人）球队⋯⋯法国队曾是或现在仍是种族最多元的队伍之一，但对移民的歧视和污名化也从没停止过。

与摩洛哥球员的“欧洲化”相对，法国队常被嘲笑成“非洲球队”。确实，法国队的大部分球员都来自非洲移民的家庭：Mbappé的父亲出生在喀麦隆，母亲的家族来自阿尔及利亚；Mattéo Guendouzi的父亲拥有摩洛哥法国双国籍等等。应该说，足球为少数族裔提供了一个罕见的领域，让他们实现可见的成功。历史上，法国足球也一直与移民紧密相连。

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职业球队就已经有20％至35％的外国球员，大多数来自中欧和南美。1931年，一位塞内加尔国会议员的儿子Raoul Diagne成了第一个穿上法国国家队队服的黑人足球运动员，5年后又有第一批阿拉伯人加盟。二战后，当北非的移民潮在法国涌现时，法国俱乐部也开始从当地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招募球员，与后者的战争打响后又把眼光投到撒哈拉以南的国家。50年代后，二代移民开始在球场上发光发热，法国队来到第一个黄金时期，在58年的瑞典世界杯上夺得季军，当时的主要功臣里，Raymond Kopa来自波兰移民家庭，Roger Piantoni的父母来自意大利，而Just Fontaine则是出生在摩洛哥的“黑脚”（移民北非的法国白人）。1976年到1986年是普拉蒂尼（Michel Platini，他是皮埃蒙特移民的孙子）的王朝，法国两度进入世界杯四强，并在1984年赢得欧洲杯。他的球队组成（意大利、西班牙、非洲以及海外省）是不同阶段的移民史的绝佳参照。同时，1976年，法国成了第一支有黑人队长的国家队（来自西印度群岛的Marius Trésor），又在4年后成了第一支有非洲队长的国家队（出生于法属苏丹的Jean Tigana)。当时，莫斯科举办了一场法国与苏联的比赛，法国队中有6名黑人，以至于苏联媒体怀疑这是否是真正的法国队。

接着，1998年和2000年世界杯和欧洲杯的双料冠军，让移民对法国足球的贡献成为全社会的焦点。齐达内率领的“B3” (Black-Blanc-Beur，即黑人-白人-阿拉伯人）球队，集合了法国各省、南欧、各海外省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球员，而齐达内本人出生在马赛，他是一对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儿子。这支球队成了法国的英雄，是民族大融合的最好象征。然而，好景不长，2001年10月，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阿尔及利亚的支持者们冲进法兰西球场引发骚乱，电视机前的法国观众受到巨大冲击；2002年，极右翼的老勒庞闯进总统大选第二轮的一个月之后，法国队在世界杯败给了塞内加尔，小组赛惨败出局，甚至一球未进，球队的社会形象一落千丈。

胜利时你是法国的英雄，失败时你就是北非移民的可耻后代，“队伍里阿拉伯人和黑人是不是太多了”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2006年，齐达内再次将法国队带入世界杯决赛。但他在决赛对着意大利球员Materazzi的惊天一撞，又被污蔑成小混混行径，与一年前的郊区穆斯林青年大暴乱连在一起。2007年，萨科齐将“国族身份”定为竞选时的重要议题。2010年，法国队在南非世界杯上发动罢工，最后草草出局，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2011年，法国俱乐部的负责人们甚至考虑缩减黑人和阿拉伯人的比例，仿佛殖民时期配额制度的回魂。2018年，法国再次夺得世界杯，些许缓解了之前一连串恐袭带来的恐惧，但这场胜利不能长久地照亮郊区年轻的移民后代们的未来。

法国队曾是或现在仍是种族最多元的队伍之一，但对移民的歧视和污名化也从没停止过。在极右翼的身份话语重新进入主流的年代，足球成了揭示社会裂痕的要素。

复杂的殖民遗产

对于在法国定居的摩洛哥移民及后裔而言，此次摩洛哥闯入四强，使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身份认同的转化与重构过程。

直到今日，法国都难以面对自己的殖民史。尤其在政治领域，任何相关的公开评论，都有可能招致激烈批评。2017年，尚在竞选冲刺阶段的马克龙在阿尔及利亚将殖民称为“反人类罪”，引起右派和极右派的强烈反弹。之后，再面对殖民问题时，马克龙的态度反复横跳。今年8月，马克龙回到阿尔及利亚时，将两国间的历史比作“一个有其悲惨一面的爱情故事”。“在记忆的问题上，我们被要求在骄傲和悔改之间做出选择，而我想要真相”，他说。

与阿尔及利亚相比，摩洛哥的独立虽不乏暴力，但也相对温和许多。况且，哈桑二世在位时甚至加强与法国的关系，法国成了摩洛哥在西方最主要的经济伙伴，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摩洛哥的社会精英中的许多人都在法国学校受过教育，他们把法国视作第二故乡。不过，近些年，摩洛哥与法国长期友好的关系逐渐恶化。

首先，因日渐严重的非法移民问题，巴黎当局决定大幅缩减对马格里布国家的签证发放；其次，以色列Pegasus间谍软件事件爆发后，媒体揭露摩洛哥政府用该软件监听法国政要的手机，又为双方的外交关系蒙上阴影；最后，摩洛哥日益不满法国在西撒哈拉归属上模棱两可的态度。从70年代开始，摩洛哥就与阿尔及利亚支持的波利萨里奥阵线在西撒哈拉地区对峙。马克龙上台后，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逐渐升温。乌克兰战争以来，法国更急于寻找俄罗斯天然气的替代品，与阿尔及利亚的合作于是尤为重要。

而摩洛哥则获得了美国的支持：2020年12月，川普与穆罕默德六世达成协议：华盛顿承认摩洛哥在西撒拉哈的主权，以此换取摩洛哥与以色列之间的外交正常化。有了美国撑腰的拉巴特当局，在领土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强硬。因此，巴黎必须在这对既是兄弟又是敌人的马格里布国家之间维持痛苦的平衡。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法国在摩洛哥的影响力日渐丧失。签证危机使得精英阶层觉得自己被法国抛弃，而年轻一代则被英美流行文化吸引。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受到泛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影响，重新把法国视为敌人。

对于在法国定居的摩洛哥移民及后裔而言，此次摩洛哥闯入四强，使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身份认同的转化与重构过程。国家队传递出胜利、团结、技术精湛、纪律严明的形象，一扫人们认知中阿拉伯人的刻板印象，使他们能够投射出自豪情绪，重拾尊严。当然，他们也要释放对在移民生活中的痛苦经历的愤怒，这是一次象征补偿和报复的绝佳机会。何况，摩洛哥已获得了所有非洲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支持，连阿尔及利亚人也不例外。不过，如上所述，身份认同并非单一，许多人为摩洛哥惋惜之时也为法国高兴。肆意制造对立、丑化一方的政治，才是最糟糕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