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國「黨國資本主義」的形成：國家安全困境與對國際政經體系的衝擊

岳粵，政治學研究者。

冷戰結束之後，各國政府、企業家和專業人士長期篤信經濟相互依存關係可以有效維持國家間的和平。這種經貿間的互惠互利，能夠緩解傳統因領土和歷史爭議導致的安全問題。然而近年來，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發達國家，企業行為越來越受到國家安全因素的影響，商業行動越發受到各類安全化的法律和監管規制的制約。

如何理解發達民主國家越發頻繁的產業鏈去中國化的行動和中國將貿易武器化的行為？來自馬里蘭大學、哈佛商學院和香港科技大學的三位學者最近發表在《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雜誌的文章分析了以上問題。她們將國家經濟相互依賴產生的競爭和猜忌概括為一種新的安全悖論（security dilemma）。基於她們過去闡述的中國「黨國資本主義」（party-state capitalism）的理論框架，三位作者認為中國共產黨面對國內和國外雙重威脅而採取的維護政權安全的行動，反過來引發了其他發達國家的擔憂，促發了這些國家採取措施限制中國的企業和商業行為，從而帶來了彼此間安全競爭的螺旋式上升。

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如何帶來了不安全

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常常將國家間的競爭衝突歸結于軍事力量和意識形態的此消彼長。而經濟間相互依賴，至少在自由主義者看來為大國間的和平共存和相互合作提供了可能性。2008年金融危機前後，相互依存的中美國（Chimerica）被視為一個維護國際秩序和解決其他全球化問題的共同基礎。在主張與中國進行接觸的「擁抱熊貓派」看來，經濟之間的緊密關係甚至於有利於民主資本主義國家改變和約束中國的行為。

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十年，經濟一體化是中國和其他發達工業國家之間的共識。然而如今經貿利益間的你儂我儂已然不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成為了中國和域外大國衝突最激烈的部分。評估與中國經濟交往的安全風險，成為OECD（經合組織）成員國處理與中國關係的優先議題。限制中國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本國的活動，在這些國家中幾乎贏得了跨黨派的共識。

三位作者認為，這種緊張局勢是由2010年代初以來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的實踐帶來的。這些實踐在外部滋生了對中國意圖和能力的懷疑和恐懼。儘管很多時候中國採取的行動是維護自身政權和經濟發展安全，但作為全球第一的貿易大國，其巨大影響力帶來的外部效應使得外界將這些國內和國外的行動解釋為對他國的威脅。

中國政府和企業的經濟行動由此也有了類似軍事行動的安全效應，引發了其他國家對更具擴張性的經濟行為的警惕和反擊。正如《帝國的衝突：從中美國到新冷戰》一書指出的，中國企業在國家戰略驅動下的全球市場擴張，動搖了美國企業的利益，構成了當前大國競爭與過往相異的情景——企業在國際關係的衝突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與之相近，三位作者也強調企業在安全困境中的核心作用： 正是由於中國黨國資本主義模式下市場和政府間界限的模糊不清，以及科技企業擁有一系列涉及安全相關的敏感技術，使得企業行動本身和國家對企業的干預成為了國家間安全鬥爭的重要場域。

金融危機後中國對發展模式的修正

政治經濟學通常將中國改革開放後40年的成功增長，歸功於某種混合經濟模式。中國社會確實經歷了迅速的市場化改革，併產生了繁榮的民營經濟部門，可由於國家仍然掌控着強力的經濟干預工具——包括國有企業控制權、補貼信貸、產業政策和對戰略產業部門的領導任免權，中國的發展模式常被歸類為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威權模式版本。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頭十年，這種模式的動力和經典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預期相一致，即為了獲得經濟增長並參與全球競爭，需要動用強大的國家權力去實現追趕。即使共產黨長期的核心利益仍然集中在政權的生存上，在這個階段，傳統的政黨-國家體制（party-state）對經濟活動施加的制度槓桿並沒有太過明顯。作者認為事情的轉變發生在胡錦濤時期，當中國國家安全的概念逐漸從維護穩定轉變到預防風險，中國政治經濟模式也開始重新配置。

2008年後政權穩定的風險驟增，導致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了國家的強制和監控能力。國內群體性事件和國外的顏色革命「威脅」，使得國內的政策將國家安全概念進一步泛化。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機引發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對依賴外部經濟的強烈不安全感。

胡溫時期大規模的投資計劃，雖然穩定了經濟增速但也帶來了債務和金融系統的不穩定。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強調中國應該通過擴大內需和減少出口的依賴來維持經濟增長。在監管和宏觀經濟政策以外，在習近平的經濟治理工具箱裏，比以往使用了更多的脅迫和刑事手段去應對金融風險和瀆職行為。中國領導人也開始憂慮在敏感領域依賴西方技術。斯諾登事件促使中國政府將網絡和通訊安全提升到國家安全的中心地位，並認識到公共和國有部門依賴西方通訊技術設備的風險性。起初，對改革持樂觀態度的人認為中國會採取更多的市場化改革實現可持續的發展，然而最後集中黨的領導和控制權，在習近平時代被認為是應對各種安全威脅的終極方案。

通過訂立新的法律，黨將商業行動者的行為納入到新的安全法律條文之中。包括《反間諜法》、《國家安全法》、《反恐怖主義法》、《網絡安全法》、《國家情報法》、《數據安全法》等都列明瞭公司的安全義務。為了降低在全球供應鏈地位的不安全感，在技術上進一步擺脫對西方的依賴並促進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中國發布了軍民融合的發展專項規劃和《中國製造2025》。實際上，軍民融合和產業政策並不新鮮，在過往發達國家的工業發展史也可曾運用過。然而作者認為，由於這些規劃和政策對比中國過往更加強調國家安全的目標，加之國內過於民族主義的闡述和詮釋，使得國外將這些努力解釋為中國共產黨意圖主導全球主要供應鏈，並將之武器化的進攻性舉措。

何為黨國資本主義？

將安全邏輯應用於國家經濟干預，並將諸多經濟行動安全化（securitization），使中國的政治經濟模式從威權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向黨國資本主義遷移。黨國資本主義的目的，是通過對經濟行為的干預和改造去維持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

在作者另一篇文章中，黨國資本主義被視為國家權力與公司組織、資金和商業活動新的混合，它不再是簡單的國家-資本或公共-私人的二元關係。它包括了三個特徵：政黨-國家對經濟活動的侵蝕；國家和私人部門關係的模糊化；對企業明確的政治忠誠要求。正是越來越無法區分企業的經濟活動和黨國的政治要求間的關係，外界對中國公司的懷疑不斷加深，進而增加了對中國的不安全感。

首先，在控制國有產權和產業政策國家資本主義戰略之外，政黨-國家加強了對民營企業的黨組織建設工作。雖然過去非公有制企業黨建一直都是中共對擴大黨組織覆蓋面的要求。但在江澤民和胡溫時期，私營企業黨建更多是一種儀式化的行為，對實際的經濟活動並沒太大影響。然而習近平時代，黨組織被賦予了更多實際的功能。第二，通過成立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有部門投資於優質的私營企業資產，尤其是控制衆多科技企業股權，並逐步實現了對民營上市公司的股權掌控。股權控制也體現對新媒體行業和互聯網巨頭企業上。中國共產黨引入了「特殊管理股」來控制媒體和互聯公司，並獲得對內容和意識形態的否決權。國有企業控股的擴大使得當前混合所有制企業在上市公司中佔據了主導的地位。

同時，私營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也已經成為支持黨國資本主義安全目標的重要力量。這些企業為政府提升大數據監控和危機響應能力供應了硬件、軟件和集成系統。包括社會信用體系在內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也有賴於少數互聯網公司和通訊巨頭企業的合作。然而這些依存關係在政府感知到風險和威脅時會被輕易逆轉。例如螞蟻金服的信用產品開發過去經常得到國家支持，到了2020年，監管機構突然暫停了螞蟻金服的IPO，而馬雲公開發表的議論和批評，抱怨國家監管對金融風險的保守態度，也給螞蟻金服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馬雲的例子顯示出當前黨國資本主義模式對企業政治效忠的要求。這些要求不只是針對國內企業，更多發生於不擅長自我審查的跨國公司。迫於中國消費者的民族主義情緒和中國宣傳機構的壓力，越來越多的大品牌因在香港、台灣、西藏和新疆問題的表態和描述上中國官方不一致而被迫道歉。黨國資本主義帶來的市場利益，使得外資企業開始學習自我審查和改變自己的行為，以符合與中國安全相關的正確表述。這在國安法通過之後的香港展現得特別明顯。

對黨國資本主義的猜忌和反擊

作者指出，正是因為黨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使得其他國家很難區分企業的政治動機和商業動機，尤其是黨國資本主義極大改變了外界對習時代以前中國民營企業存在相對自主性的看法。所有權結構不再是衡量中國企業商業行為純粹性的標準。當前越來越多的政治人物和政策研究者會認為，中國企業的商業利益和黨的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由於不確定這些商業行動的意圖，發達工業國家對中國企業的海外擴張越發警惕，擔心中國政府會利用企業、供應鏈的主導地位和經濟的相互依存度作為武器。作者總結出三種以美國為首的OECD國家對中國經濟行動的反擊措施。包括改變針對中國投資的審查程序；對大型中國企業的限制或懲罰；成立特別針對中國經濟安全威脅的新機構。

以半導體為例，在中國發展模式並未被完全安全化之前，對外收購一度是成功的。例如，2015年帶有中國政府背景的基金嘗試收購美國相關企業，起初獲得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批准。但很快中美間的安全競爭使得美國收緊了來自中國的投資，審查甚至延伸到第三方企業，只因該企業的投資部分股權有中國政府背景。2018年美國兩黨對外國投資委員會的風險審查法案進行了修訂，該項修訂案要求對外國投資者審查不侷限於對股權的控制，而是將審查擴大對新興技術或關鍵基礎設施的外國投資行為。其他OECD國家也逐步收緊、限制或禁止來自中國的收購。他國的安全化擔憂反過來又「刺激」了中國對發展前沿技術的安全關注，進一步綁定了國家安全和國內產業政策。

另一方面，中國的企業如今被視為黨國觸角。發達工業國家開始遏制中國國家冠軍企業的發展。美國和其他OECD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管理這些高科技企業所帶來的潛在安全威脅。這集中體現在5G、人工智能、通訊設備、雲計算和其他數據產業領域。由於擔心中國黨國資本主義下通訊企業的獨立性（如華為），過往的容忍的合作空間急劇被壓縮。在美國以外，歐盟儘管沒將中國企業完全排除出競標的之外，也試圖加強通訊服務供應鏈的多樣性來降低對中國產品和技術的依賴。

OECD國家也開始制定新的法案和新的機構，去專門管理中國企業的安全威脅。典型的例如美國《2018年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和司法部的「中國行動計劃」。但作者也指出，各國對黨國資本主義模式的反應與其說是制約中國，不如說是模仿中國的做法。例如美國《芯片法案》就是一個充滿國家主義色彩的大規模政府投資刺激產業的規劃。與此同時，針對中國經濟安全的威脅，美國也開始像組織軍事同盟一樣去試圖建立針對中國的經濟安全聯盟，去解決集體經濟防禦的問題，包括清潔網絡計劃、芯片聯盟和成立美國-歐盟貿易和科技委員會等等。

結語

中國經濟的崛起已經帶動了一系列關於「中國衝擊」的研究。本文涉及到的研究，從中國發展模式的變化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回應，探索了全球化進入一個新階段後的姿態。上一階段全球化最大的後果，是所有政治體制都接受了資本主義，並將國家的經濟發展擺在生存和發展的首位。資本主義的多樣性不止存在於民主世界。相反，非自由資本主義正在重塑政治議程和行動編好。中國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例證。發達國家正積極和中國展開安全競爭，而發展中國家則迴避這種大國遊戲。

在最新發表在《外交事務》雜誌的文章中，作者總結到，就像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衝擊和20世紀90年代知識經濟的崛起一樣，中國對黨國資本主義的擁抱可能正在創造一個拐點，令不同政治和經濟行為體重新調整和思考跨國資本主義的組織原則。這種後續的影響有可能促成一個新的資本主義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