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美國對華芯片管制全解析：制裁範圍前所未見，中國半導體行業被「冷凍」的危機

2022年10月7日，美國商務部發布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新規及針對中國的制裁（以下簡稱「十月七日新規」）。這份139頁的複雜法規文件公布時間，恰好是中國大陸國慶長假的最後一天，市場和企業大部分處於休假狀態，各黨政機關又忙於準備即將到來的中共二十大，因此在起初的幾天裏，市場、業界、政府，以及各類分析機構，大部分處於手忙腳亂的狀態——投資人給投過的所有企業挨個打電話，律所連續加班，政府「緊急調研」，同行之間互相打探。免不了的，各種誤傳誤報、錯誤解讀、聳人聽聞，還有小道消息夾雜其中。

如今半個多月過去，我們終於有時間在事實基礎上解讀這一重大變化，而結論基本上可以概括爲四個字：「非常嚴重」。十月七日新規是美國出口管制在冷戰之後的最大幅度調整，打破了一系列延續了幾十年的規則和假設，其目標之明確、制裁範圍之廣、打擊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見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將此輪制裁放在中美關係的大趨勢下看，會發現兩個國家發生正面衝突的可能性正在快速上升。

里程碑的「卡脖子」事件

十月七日新規的核心假設和邏輯可以這樣歸納：中美已經進入零和競爭，此漲便是彼消。與此同時，中國軍力取得長足進步的領域，如高超音速武器和核力量研發，都高度依賴超級計算機的支持。而超級計算機，又高度依賴高算力芯片和先進製程製造技術。在這兩個關鍵節點上美國可以通過出口管制工具，完全卡住中國的脖子。因此，美國的戰略邏輯是，如果要維持甚至擴大當前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力量優勢，嚴厲管控超級計算機和先進製程製造，是一個最爲「四兩撥千斤」的政策選擇。

上述因果邏輯歸納起來貌似簡單，但從其政策細節來看，這一套推理和研判經歷了相當長的跨部門協調，是一項巨大的政策作業。從半導體到超算，再到軍事應用，這是一個很長的鏈條。這上面有很多的潛在「卡點」，美國有壓倒性控制力的地方也不少，但還需要考慮到對於美資企業、美國盟友企業的業務衝擊（衝擊太大會產生政治阻力），以及政策推行和執法的成本問題，以及如何平衡各個部門和利益團體的訴求。因此，雖然今年下半年以來關於「美國在憋出口管制大招」的傳聞不絕於耳，我相信這套組合拳很有可能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就已經開始作爲一項「長遠政策」來考慮，並不是什麼臨時的急就章或者政治上的心血來潮。

美國的出口管制作爲一項正式法律制度，可以追溯到《1940年出口管制法》，當時的直接目的就是爲了遏制日本帝國的戰爭野心。此後在二戰和冷戰中發展出許多新的工具和方法，但其「國家安全-外交利益」的核心導向從來沒有發生過變化，十月七日新規亦是如此。

然而在今天的世界，民用物項和商業目的是出口活動的絕對主流，作爲一項安全導向的機制，是否兼顧、如何兼顧商業利益，是區分不同戰略思維、不同戰略環境之下出口管制法規的重要區分點。而十月七日新規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義，在於其更願意犧牲美國的商業和貿易利益，以換取更大的安全優勢。因此將其稱之爲「安全第一」應該不算過分。

十月七日新規與美國過去幾十年出口管制的最大不同，並不在於其限制中國軍力發展這一目標，而在於其限制中國軍力發展的方式。中國難以獲得西方的軍事產品和技術，這不是新聞。美歐自90年代之後就開始實施嚴格的對中國軍事禁運。另外有四大國際條約，《瓦森那協定》、《核供應國集團》、《澳洲集團》、《導彈及其技術控制機制》，限制着國際間「生化核導」的流動。因此軍火武器並不是今天大部分人在談論「出口管制」時的真正焦點。在明顯軍事目的出口活動之外，還有大量的「軍民兩用」物項，如飛機引擎，聲納技術、信息加密軟件，這些物項既可以用於民用也可以用於軍用，而對於這些物項的判定準則，決定了實際操作中美國出口管制的廣度和深度。

從「外科手術」到「地毯式轟炸」

在廣度上，十月七日新規則採取的不是以往的「外科手術」定點打擊方式，而是「地毯式轟炸」——把目之所及的所有節點全部覆蓋，追求的效果是讓中國「設計不出、製造不了、買不到、運行不了」超級計算機。

十月七日新規將安全紅線向以往被視爲「純商業活動」的領域大幅挪動，比如將英偉達（Nvidia）的最新GPU芯片A100和H100所對應的性能參數直接拿來作爲出口管制的門檻，並且將「美國人」爲中國晶圓廠先進製程生產提供的支持視爲管制行爲。這樣做會大量波及純粹民用目的的貿易活動和商業利益，其中是大量貨真價實的美國經濟利益，美國政府顯然清楚這一點，但是不爲所動——這一點是頗令人震撼的。

十月七日新規還十分少見地用上了「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 FDPR）這一出口管制武器庫中的「終極武器」。所謂FDPR，可以簡單理解爲一種加強版的出口管制。沒有加入FDPR的出口管制，交易方往往可以通過降低一個物項中的「美國成分」來達到規避管制的目的。一個常見的「最低成分含量」（de Minimis）門檻是25%，也就是說一個物項中如果美國原產的成分需要達到25%才會受到出口管制的覆蓋——一些複雜產品可以通過不同的組裝和計算形式來達到合法規避的目的。但在FDPR之下，只要一個物項在其生產過程中用到了特定的美國技術、設備，或者軟件，那不管這個物項本身的美國成分是否達到25%，甚至完全在美國之外的地方生產或者製造，那這個物項的轉移根據美國法律就會需要申請出口管制許可。十月七日新規中三個FDPR，兩個是圍繞技術主題的（「先進計算」和「超級計算機」），還有一個是針對28家中國企業和科研院所的。

雖然美國的敵人很多，但在美國出口管制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上，能「享受」FDPR的待遇的，此前也只有華爲和入侵了烏克蘭之後的俄羅斯。因爲源自美國的軟件（如所有設計公司都一定會用到的EDA軟件）和專利（ASML雖然是荷蘭公司但其光刻機中包含美國專利）遍布全球半導體生態圈的每一個角落，所以只要進入FDPR管轄，就不是被切斷「美國科技」的問題，而是半導體行業裏，所有高階技術、設備和產品，無論表面上來自歐洲日本韓國還是台灣，基本都要斷絕。

美國在非戰爭狀態下，對中國幾乎一整個行業祭出如此之重的「殺手」，令人驚歎。

中國人與美國人的脫鉤

在深度上，美國商務部近乎創造性地增加了一條對於「美國人」的限制，使得新規的打擊面除了產業鏈之外，還穿透了社會和人員維度。新規限制「美國人」——包括美國公民、綠卡持有者、在美國註冊的公司法人、在美國境內的外國人、以及美國公司派駐海外的僱員——爲中國境內晶圓廠的先進製程生產活動提供支持，即便所生產出來的芯片或者涉及的技術本身不受控。在出口管制語境下，這幾乎是將中國晶圓廠等同於一個生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軍工廠，因爲類似的限制，以往只有在涉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才會用到。

而正是因爲涉及到「人」，並且是很多人，十月七日新規才會有如此震撼的效力。禁令幾乎是立即生效的，多家外資半導體設備廠連夜發緊急通知要求其在中國的員工立刻停止對客戶的支持，在客戶駐廠提供長期支持的人員也要立即撤出，即便是已經付了錢的訂單也沒有辦法交付設備。

接下來，我們還會見到更廣泛的人員影響。因爲無法繼續提供服務，銷售和研發活動恐怕也會失去存在的必要，一部分美資公司的中國僱員可能會被中國晶圓廠「就地吸納」，但更多地恐怕要有失業的危險，數千乃至上萬就業崗位會被波及。

對於其中不少的行業高管，甚至是公司老闆本人來說，「放棄美籍還是放棄工作」變成了一個無比殘酷的選擇。美國作爲半導體技術的發源地，長期向全世界輸出人才。而中國大陸的早期半導體創業者們，有兩類典型經歷：一種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出生，在美國留學接受教育和專業訓練，然後在美國半導體公司或者科研機構中積累5-10年行業經驗，2018年前後回到中國，加入「萬衆造芯」的大潮；另一種則是台灣籍，更早之前就在美國受教育，然後跟隨台灣半導體一起上升，收穫行業聲譽，在事業中晚期受邀前往大陸「提攜後輩」。這兩類人在中國半導體企業中不是企業主就是高管，幾乎是行業中流砥柱，其中的「美國人」比例，保守估計在一半左右。英國《金融時報》此前援引「台灣情報部門」的說法，估計在大陸的台裔美籍高管約有200人；而《華爾街日報》則通過上市公司資料，統計出中國16家半導體上市公司中有至少43名高管是美國國籍。

從貿易到金融，再到科技，中美兩國最終還是來到了「人的脫鉤」這一步。在經歷了「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之後，一大批華裔科學家和科技創業者們，又一次面臨艱難抉擇。

兩個樣本：長江存儲和壁仞科技

「輕則停滯，重則死亡」——這句話基本上可以概括此次美國製裁對中國半導體行業的衝擊。

衝擊最直接，短期影響最大的是行業中游的晶圓廠。十月七日新規通過卡設備，卡人，外加FDPR的方式，理論上完全封住了中資晶圓廠最近幾年內進軍先進製程（邏輯芯片16/14納米以下，閃存芯片128層以上，DRAM芯片18納米半間距以下）的可能性。對於那些仍然處於先進製程開發階段的晶圓廠來說，十月七日新規無異於釜底抽薪，許多規劃的產線很有可能會出現訂單作廢，供應商無法繼續合作的情況，因而需要從頭開始規劃，甚至是從最基礎的設備開始進行純國產化開發。即使有中國政府的大量資金支持，這種「重新發明輪子」式的工作也會是漫長而且艱鉅的。在國外許多生產設備經歷了十年以上的開發和迭代週期才走到今天的局面，因此即便北京傾舉國之力來支持晶圓廠開發，也意味着至少數年的時間。如果按照當前的行業發展規律，那意味中國晶圓廠和世界頂尖水平的差距，會繼續拉開。

存儲芯片製造商長江存儲（YMTC）是此輪制裁受衝擊最大的中國晶圓廠之一。長江存儲是中國國產存儲芯片的龍頭企業，此前技術先進的128層閃存產品已經開始出貨，其研發還得到了蘋果的支持，產品快要打入蘋果供應鏈。此次不但產品技術指標被「美國人」相關限制卡到，企業還上了「未經驗證清單」（Unverified List, UVL）。技術指標被卡到意味着其沒有辦法繼續獲得美資供應商的支持，其企業內的美籍和美國綠卡員工也不能夠繼續留任。而上了UVL則意味着，除非長江存儲能夠在60天內向美國政府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自己沒有參與中國的「軍民融合」（民用技術轉軍用）計劃，否則就會被加入「實體清單」，屆時將肯定失去蘋果這一重要客戶。

對於長江存儲來說，這一天的到來可能也不算太意外。早在一年之前就有媒體報道，長江存儲內有數百人的專門團隊，日以繼夜在供應鏈上逐項排查美國相關風險，並尋找替代方案。而在美國，認爲長江存儲是「漏網之魚」的聲音在國會和媒體上也是此起彼伏。因此此次「靴子落地」對於長江存儲來說，並不是完全措手不及。但問題是，1-2年的提前準備時間，在這種行業顛覆級別的事件面前，究竟又能起多大作用？無論如何，後續長江存儲的表現，將是觀察中國晶圓廠整體應對美國製裁能力的重要窗口。

而芯片設計公司壁仞科技則是一個觀察上游設計公司情況的好樣本。壁仞可能是中國這幾年風頭最勁的芯片企業之一。背後有高瓴、IDG等多家知名投資機構的支持，壁仞團隊成員大量來自英偉達和AMD，從誕生起就是一家明星企業，成立18個月內就獲得融資47億元人民幣，當前估值約170億人民幣。今年8月，壁仞發布其首款通用GPU產品，作爲第一款產品，設計算力就超過英偉達的數據中心旗艦產品A100，引發市場不小的轟動。

然而接踵而來的美國製裁立即讓這家明星企業陷入非常尷尬且危險的境地。十月七日新規新設了一個「高性能計算芯片」的門檻，該門檻參數幾乎完全照搬了A100。相關管制手段還加入了FDPR。也就是說，任何設計性能超過這一門檻的芯片，只要在設計過程中使用到了美國技術（最常見的就是EDA軟件），那就會受到美國出口管制——壁仞的新產品就在其中。作爲一家中資公司，一旦落入出口管制，壁仞基本上是不可能申請到出口許可的。而如果無法獲得出口管制許可，壁仞就沒有辦法把自己使用了7納米制程的設計交給台積電（TSMC）流片製造。

只有一個選擇：撤回自己的性能參數，宣布自己其實在吹牛，自己的產品其實沒那麼厲害。

有點滑稽，也有點悲哀，壁仞在十月七日之後確實嘗試修改了官網上的技術參數，試圖從紙面上將產品性能降到出口管制門檻之下，但這樣的動作實在太惹人注意，已經有多家英文媒體報道了此事。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內也有大量的技術專家，恐怕不至於這樣容易被「說服」。事實上，紙面上改參數很難成功，因爲芯片產品的發布往往伴隨着大量技術細節的公開，算力到底如何是可以推算甚至可以測試的，並不是廠商自己說不行就不行。

對於英偉達或者AMD這樣的國際巨頭來說，一款產品被限制銷往中國意味着一部分（目前看來似乎在5-10%之間）的營收損失，當然很不爽，但是不至於要命。但對於壁仞這樣的中國本土初創公司來說，唯一一款產品不能流片生產，可能是致命的。

壁仞作爲中國本土造芯領軍企業尚且如此，其他企業的處境可見一斑。最可行的應對很有可能是，所有的中資芯片企業未來都不會開發超過美國出口管制門檻的產品，在這個算力標準之下進行「內卷」。中國本土芯片的算力，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限制在英偉達2022年產品的「天花板」之下。

美國供應鏈重塑

十月七日新規的另一特別之處，在於其對於美資企業也有相當大的經濟打擊。

作爲十月七日新規的預告，美國政府在8月就對英偉達進行了窗口指導，要求其停止向中國銷售其A100和未來的H100芯片，英偉達當時的公開評估是，這一限制將導致其今年第三季度有4億美元的銷售受到影響，這一比例約爲英偉達全球營收的5-10%。

荷蘭光刻機制造商ASML的評估，40%中國銷售將受到影響，相當於5-10%的全球營收。

另據Rhodium Group的評估，此次斷供禁令將導致四家主要美國半導體設備廠商（Applied Materials, LAM Research, KLA, Teradyne）全年損失14億-52億美元營收，對應全球營收的比例在2-9%之間。

如果說10%的全年營收尚在「可以忍受」範圍的話，在中國有晶圓廠的三家企業：台積電，三星，SK（或許是巧合，這三家都不是美資），面臨的問題要大得多。目前這三家晶圓廠都得到了美國政府爲期一年的豁免待遇，目前仍然可以維持設備供應商的正常供貨和服務。但一年顯然只是一個暫時性安排，一年之後呢？按照當前的軌跡發展下去，這三家晶圓廠最後很有可能要以轉賣給中資作爲收場。

在這個角度來說，拜登政府在最近半年的一套立法和行政組合拳，完成了川普喊了四年卻沒有做到的「讓美資離開中國」。在此之前，阻擋中美脫鉤的一大力量是美國企業。美國半導體企業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遊說美國政府不要和中國脫鉤，因爲中國市場是美國半導體企業的重要收入來源，而營收是研發的基礎，如果沒有了中國市場，美國企業勢必也無法維持其研發支出，因此有可能喪失科技領先地位，進而削弱美國國力。

這個說法大部分時候成立——但如果美國政府提供補貼，以彌補美國企業撤離中國的損失呢？最近幾個月《芯片法案》與《通脹削減法案》相繼推出的大規模產業補貼「胡蘿蔔」，悄然改變了美國商界的態度。美國十月七日這一記制裁大棒，雖然也打到了自己人和盟友身上，但反對聲要小的多。再考慮到中國經濟的迅速下行和市場悲觀情緒的快速上升，中國市場對於美資企業的吸引力正在迅速消失。中美經濟互相依存關係中最重要的一塊壓艙石——美國商界緩和力量，儼然已經鬆動了。

中美全面危機全面升級的信號

在戰略層面，十月七日新規釋放出來的最重要信號，是美國已經在爲某種中美高強度、正面對抗的局面做準備——很有可能是新的台海危機。

傳統的美國出口管制邏輯，是將中國可用於軍工的科技水平，維持在落後於美國幾代的水平，以保持動態的、相對的力量優勢。這一觀念正在被新的「蘇利文主義」取代。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9月的一個指標性演講中提出，之所以要在包括半導體、生物，以及清潔能源在內的「基礎性技術」上對中國加以全面限制，是因爲在今時今日的戰略環境下，美國的戰略目標不能夠再侷限於維持「相對」的、「幾代」的競爭優勢，而需要尋求「儘可能大的領先」（as large of a lead as possible）。

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這不僅解釋了爲什麼十月七日新規範圍如此之大，程度如此之深，手段如此之重，更預示了美國已經在爲台海危機升級，或者某種類似的「準戰爭」場景做準備了。只有這種程度的未來預判，才需要在今天就使用破壞力如此巨大的經濟制裁工具，趁早且儘可能地削弱中國的戰爭力量。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最近從軍隊到外交系統，釋放出種種「北京攻台日程表加速」的言論，體現了美國對於中美未來的內部共識已經形成，而這種共識似乎與二十大後中國所釋放出來的「安全第一，準備鬥爭」信號相互映證。

1939年，美國正式通知日本不再續簽《日美通商航海條約》，緊接着開始對日禁運飛機部件及航空燃油；1940年，禁運擴大到石油和鋼鐵；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歷史的韻腳令人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