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重磅】北京「策應」莫斯科？——俄烏戰爭與中美衝突背景下的中俄聯盟本質

成朝庭，人文社會科學網絡社區「文社」發起人，國際政治經濟研究者，座標德國柏林

2019年6月初，中國最高領導人率領高達上千人的龐大代表團訪問俄國，簽署了30份重要文件，尤其是《中俄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聲明》和《中俄加強當代全球戰略穩定聲明》兩份重要聲明，使得中俄接近、聯合甚至結盟抗美的聲調極爲高漲。2021年1月2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接受新華社和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聯合採訪時稱「中俄戰略合作沒有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2022年2月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來到北京參加冬奧會開幕式，兩國發表了《關於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

在這份里程碑似的聲明中，兩國展露了全面合作對抗西方的勢頭，不但在意識形態上共同反對西方壟斷民主標準，而且在地緣政治上「背靠背」地互相支持：北約東擴是普京眼中的頭號威脅，北京力挺莫斯科，首次公開反對北約繼續擴張；而美國的印太戰略讓北京憂心忡忡，於是莫斯科投桃報李，反對美國糾集盟友推行印太戰略；中俄雙方還共同強烈譴責美國、英國和澳洲建立「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觀察家們普遍認爲，中俄之間的戰略協作，讓兩國在西方尤其是美國霸權面前更有底氣。於是，北京冬奧會甫一結束，普京就做出了揮軍侵烏的大動作。

自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中國的真實態度和實際立場引人關注。儘管北京的官方表態面面俱到，但實際上更多站在俄羅斯一邊，認爲是美國和北約的進逼挑釁迫使俄羅斯奮起反擊。在中國官媒和受到嚴格控制的社交媒體上，充斥着對俄羅斯的同情支持及對美國和北約的譴責。中國還通過向俄羅斯輸送經濟利益來表達戰略支持，自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中國對俄羅斯的進口從2022年2月的60多億美元猛增到2022年5月的約100億美元（根據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IfW 在2022年9月8日一場學術報告的數據，該報告會名爲《烏克蘭戰爭：中國是贏家？》）。在西方對俄嚴厲經濟制裁的情況下，中國的輸血對維持俄羅斯戰爭機器運轉尤爲重要。2022年9月9日，中國排名第三的領導人、全國人大委員長慄戰書在會見俄羅斯國家杜馬領導人時表示，「中方理解並支持俄羅斯針對烏克蘭問題採取的措施，並從不同方面予以策應」。「策應」一詞可以理解爲通過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進行支持，因此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立場宣示，表明中國在烏克蘭戰爭中並非中立，而是堅定地站在俄羅斯一邊。

由此可見，中國和俄羅斯聯手對抗歐美的態勢越來越明顯。這不但是歐亞大陸（俄中）與跨大西洋體系（歐美）的地緣政治對抗，也是俄羅斯「主權民主」與中國「人民民主」聯手挑戰西方「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競爭。那麼，歷史上有着複雜關係的中俄兩國如何結成了事實上的同盟？中俄聯盟是否有牢固的基礎？具有什麼性質和哪些特徵？本文將回顧中俄歷史上的恩怨情仇，探究中俄聯盟的現狀，以揭示其實質驅動力，並評估其未來走向，從而回答上述問題。

歷史視角下的中俄恩怨情仇

2013年，「一帶一路」戰略橫空出世，中國攜龐大資本經略歐亞大陸。這實質上是北京要趁俄國衰弱之際，全面接收蘇聯解體後的歐亞大陸地緣政治遺產。

從中國人的視角看，歷史上的沙俄是一個極富侵略性的帝國。沙俄總共從中國攫取了150萬平方公里土地，其後繼者蘇聯一手策動了外蒙古獨立，使得中國又喪失了150萬平方公里領土，總計造成300萬平方公里領土損失。俄國和日本，是近現代以來對中國傷害最大的兩個帝國主義強權。但日本在二戰戰敗後，被迫全部吐出了侵佔的中國領土，而俄國佔領中國土地以及外蒙古獨立的事實已經合法化和永久化。

繼承沙俄的蘇聯，同樣是一個擴張慾望永無止境的超級強權，在1969年中蘇爆發激烈邊境戰鬥後，兩國關係跌入冰點，蘇聯隨即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強大的裝甲集群一週之內就能直搗北京。更加可怕的是，蘇聯強硬派認真地準備對華發動毀滅性的核打擊，以「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爲此，蘇聯徵詢當時同樣與中國處於敵對狀態的美國的意見。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意識到，如果允許蘇聯對中國進行核打擊，那麼「整個世界就會跪倒在北極熊面前，而只要美國反對，蘇聯就不敢輕易動用核武器」。因此，美國向蘇聯表達了反對對華覈打擊的立場。回顧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公正的人們必須承認，是美國挽救了面臨核打擊滅頂之災的中國。

而對蘇聯及其後繼者俄羅斯聯邦而言，中國實際上是一個忘恩負義的狡猾角色。作爲世界上首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1917年十月革命後遭到歐美孤立，於是把目光轉向了東方。彼時的中國作爲帝國主義體系的薄弱環節，就成爲蘇聯打破地緣政治封鎖的切入口和輸出意識形態革命的目的地。如果說中國革命是一項前途未卜的風險投資，那麼蘇聯實際上是那個天使投資人。國共兩黨都大量接受了蘇聯的經濟、政治、軍事和人才援助。國民黨方面，赫赫有名的黃埔軍校，是蘇聯幫助建立的，北伐戰爭也有蘇聯軍事顧問參與指揮。中國共產黨早期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來自莫斯科的支持，不但是黨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黨領導人合法性的必要來源。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蘇結盟。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大規模援助，包括156項工礦業工程，相當於手把手幫助中國實現了工業化。今天，中國自豪地宣稱擁有全球最完備的工業體系，是舉世無雙的製造業超級大國，但第一桶金是俄國人給的，是俄國人幫助中國建立了重工業體系。更爲重要的是，蘇聯還對中國的核武器研製提供了最初的寶貴支持。然而，斯大林死後中蘇關係逐漸破裂，雙方爆發了激烈的意識形態爭執，進而發展到嚴重的軍事對抗。面對蘇聯紅軍的百萬雄師，毛深爲憂懼，轉而靠攏美國，對蘇聯反戈一擊。

儘管普京「大帝」在中國擁有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販夫走卒的大量崇拜者，但曾經哀嘆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最大地緣政治災難」並圖謀恢復帝國的他，能不對「陰險」的「中國朋友」心生怨恨並充滿防範？如今，中國由於近四十年來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而使得國力大幅提升，從而信心倍增，放棄了鄧的「韜光養晦」、江的「悶聲發大財」和胡的「不折騰」，轉而在地緣政治上採取「奮發有爲」姿態。2013年，「一帶一路」戰略橫空出世，中國攜龐大資本經略歐亞大陸。這實質上是北京要趁俄國衰弱之際，全面接收蘇聯解體後的歐亞大陸地緣政治遺產。難以想像，在當年蘇聯全盛時期，還有哪個大國可以在歐亞大陸腹地這樣大舉拓展。即便只是貿易和投資，也是不可想像的，因爲經濟必然與政治掛鉤，何況是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北京明確宣稱，「一帶一路」是當今最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其雄圖遠略和龐大資源，使普京的「歐亞經濟聯盟」相形見絀，這實際上是對俄國大國雄心的重大打擊。

誠然，國際關係是複雜而變幻莫測的，十九世紀的英國政治家巴麥尊勳爵（Lord Palmerston）有一句名言「我們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但英國的利益是永恆不變的，我們這些人的職責就是爲國家謀求這些利益。」這句話雖被庸俗化爲「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而廣爲流傳，倒也道出了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一個基本準則，即在無政府的國際叢林中，只有權力（尤其是軍事權力）才是國家安全的最重要保障，而國家領導人的願望和意圖並不重要，因爲主觀意願是多變而不可靠的。

無論是歷史上的沙俄、蘇聯，還是今日的俄羅斯聯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外交戰略和政策都高度屬於現實主義類型。因此，需要從冷酷無情的現實主義視角來審視中俄關係，才能明白其實質。儘管俄國的經濟總量只相當於中國的廣東省，但仍然擁有強大的軍力，尤其是其核武庫匹敵美國，足以毀滅世界多次。因此，只有俄國的軍事實力尤其是核力量嚴重削弱，才不會構成對中國的根本威脅，才可能真正成爲令人放心的夥伴。而這對野心勃勃擴張成性的俄國人來說，幾乎是天方夜譚。

與基辛格齊名的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說，「作爲美國的夥伴，俄國太虛弱了；作爲美國的病人，俄國又太強壯了。」而對當今中國而言，作爲盟友，俄國在軍事上顯然太強悍了，有能力直接威脅中國的生存；作爲夥伴，俄國在經濟上又太虛弱了，不能與美國這個數十年來的科技來源和巨大市場相提並論。如果中國與俄國結盟，俄國必然要求北京在經濟上輸血，而虛弱的俄國經濟，有可能成爲拖累中國的巨大負擔。但如果美國全面與中國「脫鉤」，那麼中國將至少喪失一個最大的外匯順差來源，北京是否有能力對包括俄國在內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持續輸血，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歸根到底，中俄兩國接近的驅動力在於：當前，中俄兩國都面臨美國（和西方）的強大壓力，被迫抱團取暖。但是，兩國的情況又有很大的不同。俄國之所以遭到西方制裁，直接原因是2014年吞併了克里米亞和2022年的大舉入侵。儘管普京作風粗暴、手腕凌厲，但其實是以攻爲守。然而，中國與美國的矛盾，卻是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結構性衝突。北京一方面指責華盛頓咄咄逼人的戰略打壓，強調中國無意謀求霸權，無意挑戰現有國際秩序；但另一方面，北京並不打算放棄以「一帶一路」爲代表的宏大戰略，而且已經逐漸從項目驅動式運作升級爲機制化管理。北京還強調要爲世界貢獻「中國方案」，輸出「公共產品」。與俄國處於守勢的戰略地位迥然不同的是，中國作爲崛起強國，實際上是以守爲攻，是改變現存國際秩序的一方，這導致美國不斷指責中國是「修正主義」強權大國。

牢固但非對稱的聯盟

由於中國在經濟和技術上的優勢日益突出，北京-莫斯科軸心明顯是一個實力不對稱的聯盟。中國致力於將俄羅斯變成一個可靠的能源、原材料供應方和工業產品市場。迄今爲止，克里姆林宮仍然認爲這種合作對其有利，因爲它減少了俄羅斯對歐洲市場的依賴。

儘管歷史上的中俄關係充滿恩怨情仇，但自蘇聯解體以來，莫斯科和北京的關係卻持續向好。2021年11月，波蘭最大智庫、對前蘇聯地區和中國素有研究的波蘭東方研究中心發表了一份名爲《北京-莫斯科軸心：非對稱聯盟的基礎》的研究報告。這份長達104頁的報告在全面深入地評估了中俄關係後得出結論：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聯繫從未像今天這樣密切和熱烈，事實上已經是非正式聯盟；這種和睦關係是由兩國政治領導人三十年來不斷努力加強相互聯繫，深化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合作而產生的。

該報告認爲中俄聯盟的基礎在於兩國統治精英都深信：他們不但在戰略利益上根本一致，而且在意識形態上也相當接近。因此，這種聯盟的性質遠遠超出了單純的戰術上的權宜之計，儘管它並不是沒有內部矛盾。

這個聯盟的建設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了，但從那時起它的強度一直在波動。每當莫斯科與美國發生對抗時，它就會加速，而每當華盛頓似乎準備縱容莫斯科的地緣政治野心時，它就會鬆懈下來。2012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克里姆林宮認爲美國（時任民主黨政府）對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民主化和政權更迭之後，北京就成爲克里姆林宮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夥伴。2012年也恰逢中國共產黨迎來新任最高領導，他對內反腐集權，對外推行「奮發有爲」的外交政策。最終，中俄關係在2012年至2018年期間達到了非正式聯盟的水平，當時兩個大國都與美國發生了公開衝突，雙方都意識到了這場衝突的長期性和結構性特點。

的確，在地緣政治上俄中兩國均與西方有巨大矛盾：莫斯科視北約和歐盟東擴爲其國家安全的巨大威脅（抑或帝國野心的重大障礙），而北京則對華盛頓糾集盟友推行印太戰略如鯁在喉。因此，中俄聯盟的基礎是兩國在全球舞台上的戰略利益趨同。通過同時採取進取性的政策——俄羅斯在歐洲，中國在印太地區——兩國可以迫使美國和西方分散其有限的資源，從而贏得競爭優勢。在意識形態方面，兩國都是西方眼中的異類，都面臨「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巨大壓力。若一個奉行西式「自由民主」體制的烏克蘭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等方面取得成功，將是對俄羅斯人民的巨大吸引，從而構成對莫斯科威權統治的重大威脅；同樣的，北京也在意識形態上充滿危機感，對「顏色革命」嚴加防範，也不會允許台灣這個華人社會以其「自由民主」體制長期拒絕其統治，因爲這不但違背其地緣政治利益，也挑戰其意識形態命脈。

烏克蘭戰爭爆發後，西方致力於孤立俄羅斯，拜登發誓要將普京變成國際社會的「賤民」。中國儘管由於美國的警告沒有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但卻在經濟和輿論上對俄羅斯大力「策應」。凡此種種，都給世人呈現了中俄非正式聯盟的事實，令人不得不佩服波蘭學者作爲前蘇東社會主義陣營成員，對中俄關係的認識之深和先見之明。

俄羅斯對當今國際秩序深爲不滿，因爲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不但未能從全球化浪潮中獲益，相反其政治經濟地位不斷下降，只能靠提供廉價能源和展示殘存軍力來勉強支撐大國地位。因此，俄羅斯是全球化的大輸家，稱其是一個「有核武器的大號沙特阿拉伯」並不爲過。是故，俄羅斯強烈希望改變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爲中心的國際秩序，已經成爲現存國際秩序的解構者，破壞力極大，這次烏克蘭戰爭即爲明證。

與俄羅斯迥然不同的是，中國是冷戰結束後這一波全球化的巨大（或許是最大）贏家。在2001年加入WTO後，中國成功地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迅速變成「世界工廠」，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經濟發展。如果說俄羅斯是因地位沉淪而倍感屈辱，那麼中國則是因沒有獲得與其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地位而心懷不滿。因此，兩國都對美國主導、西方支配的現有國際秩序發起了挑戰，因而都被美國視爲「修正主義」強權。

中國與俄羅斯有四千多公里的漫長邊境，對北京來說，維持與莫斯科的良好關係對其北部、西部乃至整個中亞地區的穩定至關重要，從而使其有可能集中精力與華盛頓在印太地區展開競爭，併爲那裏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做好準備。中國處於歐亞大陸和印太海域之間，只有西北方向的「塞防」無後顧之憂，才能在東南方向的「海防」大有作爲，才不至於兩線作戰而顧此失彼。隨着中國進入與西方的結構性衝突，俄羅斯已成爲北京正在構建的以中國爲中心秩序的主要支柱之一，可以提供具有戰略意義的能源、原材料和關鍵軍事技術。

莫斯科和北京也在努力削弱跨大西洋的關係，繞過歐盟，優先與德國和法國接觸。俄羅斯主要活躍在安全領域，而中國（至少到目前爲止）則主要在經濟領域發力。莫斯科企圖分化歐美，誘導柏林和巴黎對華盛頓「戰略自治」，並在歐盟國家內部扶持極右翼政治力量。北京在經濟領域追求類似的目標，試圖通過向歐盟提供市場準入來阻止美歐之間形成共同的對華戰略。然而，俄羅斯悍然侵烏反而促成了歐美的空前團結，北約也藉此擺脫所謂「腦死亡」狀態而滿血復活；而中國與歐盟歷經七年共35輪談判才達成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也因北京制裁歐盟政客和學術機構而被歐洲議會凍結。

波蘭東方研究中心的報告認爲，一方面中俄正日益結成牢固聯盟，另一方面雙方並非沒有矛盾。兩國都希望避免過度依賴對方，並努力通過發展與第三方的關係來創造替代方案。俄羅斯與中國兩個帶有敵意的鄰國（印度和越南）交好，其出售給印度的武器通常比售華軍火高一個等級，這無疑引起了北京的不安。中俄之間可能出現的緊張關係還包括中亞，這是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但近年來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然而，由於兩國之間密切的交流，尤其是最高領導人之間的頻繁會晤，這種潛在的緊張關係已被成功化解。與共同戰略利益的重要性相比，莫斯科和北京都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次要的，因此雙方偶爾的利益不匹配並沒有損害非正式聯盟關係。

由於中國在經濟和技術上的優勢日益突出，北京-莫斯科軸心明顯是一個實力不對稱的聯盟。中國致力於將俄羅斯變成一個可靠的能源、原材料供應方和工業產品市場，這符合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體系理論中的「中心-外圍」分工模式。迄今爲止，克里姆林宮仍然認爲這種合作對其有利，因爲它減少了俄羅斯對歐洲市場的依賴。然而，俄羅斯也試圖將其對中國的依賴降到最低，特別是通過限制中國投資來防止其獲得俄戰略資產，以及在原蘇聯地區採取貿易保護主義（通過歐亞經濟聯盟和國家進口替代計劃）。但是，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後，俄羅斯遭受西方空前嚴厲的制裁，形勢比人強，因而不可避免地在經濟上更加依賴中國。

但是，俄羅斯在軍事領域（核武器、部分軍工科技和軍隊實戰經驗）、核能、航空航天和外交方面殘存的優勢，部分彌補了這種對中國有利的不對稱關係。此外，由於俄羅斯具有戰略意義的能源和原材料可以通過陸路進入中國，從而繞過美國海軍在危機時可能封鎖的海上供應路線（規避「馬六甲困局」），也使得莫斯科對北京的討價還價能力得以增強。

對莫斯科而言，中俄聯盟不可或缺，因爲沒有中國的支持，它就沒有能力繼續對西方採取對抗性政策。莫斯科接受與北京合作的不對稱性，認爲西方而非北京才是對其國內政治體系穩定的持久威脅。它還意識到，隨着中美衝突的加劇，由於其軍事和能源資產，它作爲北京盟友的價值也水漲船高，因此希望中美戰略競爭態勢能夠繼續下去。

普京一意孤行發動了烏克蘭戰爭，在不斷遭受重大軍事挫折後，他不但沒有選擇及時止損，反而如同一個賭徒那樣加倉投入。2022年9月21日，普京宣布全國「局部動員」，要接着把這場戰爭打下去。因此，只要普京還繼續執掌克里姆林宮，俄羅斯與西方的分裂就不會被修復，對中國的不對稱依賴就將繼續加強。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研究員亞歷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指出：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後已經被孤立，正變成一個巨大的歐亞版伊朗；其傳統盟友印度越來越靠攏美國的「印太戰略」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與俄羅斯漸行漸遠；中國於是成爲俄羅斯進出口的主要夥伴和首要外交盟友，重要地位不可代替。如果說世界正無可挽回地進入第二次冷戰（歐美 vs. 俄中），那麼莫斯科與北京的地位正好移形換位：第一次冷戰期間中蘇結盟，莫斯科是當仁不讓的老大哥，但這一次它必須接受成爲北京小夥伴的現實。

自由霸權造就的事實聯盟

究竟是對美國物質力量的疑懼，還是對美國輸出普世價值觀和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怨恨，造就了歐亞大陸上的這個中俄威權聯盟？

北京-莫斯科軸心或中俄聯盟，已經成爲當今世界的一個基本事實。兩國對美國的共同疑懼和怨恨，則是催生這個不對稱但卻相當牢固聯盟的主要驅動力。然而，究竟是對美國物質力量的疑懼，還是對美國輸出普世價值觀和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怨恨，造就了歐亞大陸上的這個威權聯盟？現實主義者爭辯說，美國在歐亞大陸西東兩端的地緣政治壓力迫使兩國除了「背靠背」聯合抗美外別無選擇，因此採取了一系列地緣政治行動來打破圍堵。進入2022年以來，局勢發展更是一日千里。俄羅斯在烏克蘭方向發動進攻，以圖遏止歐洲-大西洋體系的不斷東擴；而中國則積極準備武統台灣，如若成功，美國勢力將會被逐出印太地區。但自由主義者卻有另外一種解釋：作爲一個「自由主義利維坦」（美國國際關係學者伊肯伯裏 G. John Ikenberry 提出的概念），美國在世界上推行自由民主體制，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給奉行「對內鎮壓」和「對外擴張」的中俄威權政體造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脅，因而迫使兩國聯手應對。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歐文（John M. Owen）認爲，單純的現實主義觀點並不能解釋中俄合作不斷加強的事實。冷戰結束後，美國的物質力量其實相當穩定，既沒有衰落也沒有崛起；俄羅斯因轉型失敗而衰落；而中國則一直在崛起。按照現實主義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俄美應當聯手抗中，因爲俄國弱勢、美國停滯而中國強勢。上一次類似劇本發生在冷戰期間的1970年代初，美國因陷入越戰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蘇聯實力卻達到巔峰狀態，中國在三大國中最弱，於是尼克松和毛澤東決定捐棄前嫌、聯手抗蘇。對於正在浮現的「冷戰2.0」，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代表人物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大聲疾呼應聯俄制華，但現實發展卻未能如米氏所願，反而是中俄聯手抗美。由此可見，重視力量對比的現實主義理論對此現實缺乏解釋力。

歐文認爲，是另兩個因素促成和加深了中俄合作：首先，美國是一個持久的自由主義霸權，是自由主義思想力量和強大物質力量的複合體，這使得美國對任何專制政權都構成威脅。美國物質力量、威望以及制定和執行規則的能力的結合，使得它在國際體系中擁有強制力、議程設置和偏好選擇權力，追隨者擁戴它，拒絕者憎恨它。其次，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政權二十多年來與自由民主漸行漸遠，因此對自由主義霸權越來越恐懼，從而願意與奉行市場列寧主義的中國結盟。歐文指出，在自由主義的歐美和非自由主義的俄中之間存在一條意識形態鴻溝，雙方都傾向於抱團取暖，而難以跨越鴻溝合作。有幾類定性證據支持這些判斷：（1）北京和莫斯科關於自由民主威脅的私下和公開聲明；（2）2014年烏克蘭危機後中俄雙邊合作的具體深化；（3）莫斯科和北京努力對抗自由主義霸權在其所在地區的蔓延；（4）鄰國的反自由主義精英傾向於與中國或俄羅斯更多合作。歐文認爲，只要美國厭倦了扮演自由主義霸權的角色（比如特朗普式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上台），或者「中國模式」變得如此強勢，以至於威脅到普京政權，那麼中俄合作的動力就會消退。

歐文的論述以一種細緻入微的方式解釋了北京-莫斯科軸心的真正驅動力，反過來，這個軸心作爲一個擁有巨大實力的「威權主義」聯盟，也對歐美構成了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雙重挑戰。俄羅斯用「主權民主」來對抗它眼中的西方「自由民主」意識形態擴張，大舉入侵烏克蘭更是打破了歐美倡導的「以規則爲基礎的自由國際秩序」，極大地衝擊了冷戰後形成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國宣示其「人民民主」擁有制度優勢，在疫情中表現尤爲明顯。橫空出世近十年的「一帶一路」在歐亞大陸和印太地區也得到長足發展，展示了北京驚人的地緣經濟實力和不斷增強的地緣政治影響力。由於地緣政治競爭和意識形態對抗本質上是零和博弈，所以壓倒了中美之間密切的經貿聯繫，使其難以成爲兩國關係的壓艙石。

中俄聯盟的未來

莫斯科聲稱「主權民主」，北京主張「人民民主」，兩者都對西方的「自由民主」深感厭惡，都對美國力量支持下的普世價值充滿疑懼。但實際上，兩國並沒有相同的政權類型或意識形態。

冷戰結束三十餘年來，中俄越走越近，已經形成一個對抗歐美的事實聯盟。雖然不對稱，但卻相當牢固。不過，這個聯盟是否真的「無上限」？美國能否分化中俄？克里姆林宮是否終將厭倦對中國的依賴？而北京最終是否會後悔對莫斯科的支持？這些問題將決定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格局和人類命運。

莫斯科聲稱「主權民主」，北京主張「人民民主」，兩者都對西方的「自由民主」深感厭惡，都對美國力量支持下的普世價值充滿疑懼。但實際上，兩國並沒有相同的政權類型或意識形態。俄羅斯是一個僞裝成民主制度的、以普京個人爲中心的貪腐國家，但至少表面上還在實行多黨民主制，而且也不再具備前蘇聯那種輸出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雄心。即便是亞歷山大·杜金這位有普京「大腦」之稱的激進戰略家，他的格局也僅限於鼓吹「新歐亞主義」以及「多極化」這種地區性而非普世性的意識形態。歷史上的俄羅斯本是一個歐洲強國，俄羅斯大部分精英仍然對西方文明和歐洲生活方式充滿嚮往。因此，強人普京之後的俄羅斯，仍然有可能實施西式民主制度。但對於今日中國，西方幾乎已經達成共識，即「和平演變」希望已經完全破滅，對華「融入」政策非但沒有促使中國向西方「自由民主」體制靠攏，反而幫助它成爲一個擁有強大實力的制度性對手，一個用數字科技高度武裝的極權大國，甚至是一個倡導用「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取代美國「新羅馬世界帝國」霸權的新興超級大國。

除了中俄之間在政治體制上的差異，把中俄捆綁對待也不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傳統。美國百年來的國策始終是防止在歐亞大陸出現有敵意的霸權大國或聯盟，所以美國一直靈活運用「扶弱抑強、分而治之」的外交手腕來促進歐亞大陸的多樣化，最新的案例就是支持較弱的烏克蘭抵抗其強鄰俄羅斯的入侵。布熱津斯基在其名著《大棋局》中警告美國決策者，如果歐亞大陸上形成敵視美國的中-俄-伊朗「反霸」聯盟，這將是對美國最危險的地緣政治場景。因此，美國是否會長期維持同時遏制俄中兩國的戰略，非常值得懷疑。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本人曾多次表達對普京的欽慕，其外交戰略一度有強烈的「聯俄制華」傾向。2019年5月初，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部主任斯金納博士（Kiron Skinner）把與中國的權力競爭稱爲「一場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戰鬥，這是美國從未經歷過的。中國（對美國）構成獨一無二的挑戰……因爲北京政權不是西方哲學和歷史的子孫……（美蘇）冷戰只是西方大家庭內部的爭鬥，而即將到來的對華衝突將是美國首次面對一個非白種人大國權力競爭者。」各界（包括中國官方）都猛烈抨擊斯金納女士作爲非裔美國人居然發表瞭如此種族主義言論，但這又何嘗不是特朗普政府向俄國人的表白：「我們都是白種人，歡迎回歸西方文明大家庭，不要當中國的小夥伴。」 實際上，這就是典型的「聯俄制華」地緣政治戰略。

但無奈美國國內傳統反俄勢力過於強大，使得特朗普一直無法有效實施戰略轉向。有鑑於此，儘管普京也有改善對美關係的願望，奈何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他也只能耐心等待美國國內鬥爭中親俄派壓制反俄派那一天能儘快到來。但普京的希望破滅了，在2021年的選舉中，對俄極端強硬派拜登戰勝特朗普入主白宮（米爾斯海默2022年6月15日在德國柏林的一次演講中表示拜登是對俄極端強硬派），扭轉了「美國優先」這一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外交政策，重新推行克里姆林宮眼中咄咄逼人的「自由主義霸權」外交。拜登政府相信，美國及其盟友有足夠的硬實力來推行對俄中的雙重遏制戰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指出，即使是一個更加團結的中俄軸心，也會在華盛頓及其在歐洲和亞太地區盟友的經濟、外交和軍事能力面前相形見絀。普京深感在拜登任上俄美關係好轉無望，這或許是他最終決定入侵烏克蘭的一個重要因素。倘若那位欽慕他的特朗普先生成功連任，普京也許不至於絕望到發動戰爭。

歷史在加速重演，一個對西方充滿敵意的中俄聯盟正浮現在歐亞大陸，拜登政府似乎也接受了這一現實。但近年來嶄露頭角的美國新銳外交政策學者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 卻認爲，莫斯科和北京最終將爆發嚴重的全面利益衝突，因爲自命不凡的俄國人不會喜歡生活在北京設計的、以中國爲中心的世界中。畢竟俄羅斯歷史上雖然一直落後於西方，但卻自認爲領先於東方。這在蘇聯解體前是一個事實，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激進轉型卻失敗了，經濟和社會發展大幅倒退。俄羅斯選擇了普京，但克格勃特工出身的他推行「特務治國」，暗殺和竊聽大行其道，離法治和民主越來越遠。因此，普京並沒有讓俄羅斯變得真正強大，他的崛起是以俄國衰落爲代價的。而與俄羅斯「休克療法」迥然不同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選擇了漸進式轉型，成功地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成爲冷戰後全球化浪潮中的大贏家。在加入WTO後，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如今一個廣東省就相當於俄羅斯全國GDP。但是，如果莫斯科對西方不能平等相待充滿怨恨，又如何肯長期屈居昔日小夥伴北京之下？

而北京方面並非不清楚俄軍侵烏乃不義之戰，因爲這踐踏了中國長久以來最珍視的國際政治原則，即國家主權不容外國侵犯。北京之所以支持莫斯科，是將後者視爲實現自身安全和戰略利益的工具，指望它能替自己擋西方子彈，俄羅斯政策精英們對此心知肚明。北京正在利用莫斯科急需出售能源的機會來獲得大量折扣，不再那麼容忍俄羅斯與其兩個帶有敵意鄰國（印度和越南）的密切關係。此外，在中亞這個俄羅斯傳統勢力範圍，北京最近也獲得了重大進展，莫斯科不得不對它阻撓了25年之久的中-吉-烏鐵路放行。因此，後普京時代的俄國統治精英最終可能會得出結論：採取不偏不倚的政策，即與中國和西方都保持富有成效的關係，才最符合其利益。莫斯科最終會認識到，通過剋制其在歐洲的侵略衝動，它可以提升國際地位，增加對其他大國（包括中國）的影響力。

而對於中國的對俄政策，耶魯大學的歷史和全球事務教授奧德·韋斯特德（Odd Arne Westad）認爲，北京終將後悔對莫斯科的支持，下一次中俄分裂是可能的。他指出，當今中俄關係類似二十世紀初的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當時的德國，就像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對國際秩序憤憤不平。而德國的盟友奧匈帝國就像今天的俄羅斯一樣，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帝國，充滿內憂外患。直到1914年夏天，德國領導人都相信，他們可以通過管理奧匈來實現自己的利益。但事與願違，奧匈陷入一系列事端，並將德國拉下水，由此爆發了二十世紀的「萬惡之源」——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中國應當格外小心，才不至於重蹈德意志帝國覆轍。

對中國來說，與歐美的關係其實比與俄羅斯的關係更重要。畢竟，中國與歐美經貿往來的規模和深度都遠遠超過中俄貿易。當克里姆林宮要求兌現「無上限」友誼承諾時，中南海一定會考慮與歐美的關係不要受到牽連，因而難以全力援俄。全球化的大贏家和優等生中國，爲什麼要被失敗的差生俄羅斯拖下水呢？更何況俄軍在烏克蘭損兵折將、敗相已露。既然第一次冷戰期間的中蘇友誼只維持了十來年就破裂，雙方走到兵戎相見，那又有什麼理由認爲第二次冷戰時期的中俄聯盟將永遠堅如磐石？

結語

雖然美國是促成中俄聯盟的重要因素，但單純的美國物質權力或思想權力都不足以構成北京-莫斯科軸心的真正驅動力。對美國作爲自由主義思想和霸權力量複合體的共同防範，才是中俄聯盟得以形成的真正原因。反過來，北京-莫斯科軸心也對歐美構成了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雙重挑戰，在烏克蘭戰爭之後表現得愈加明顯。這使得歐美空前團結起來，北約也滿血復活。

俯瞰世界格局，我們就會發現「歐洲-大西洋」體系和「印太戰略」正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下集結；而俄羅斯的「主權民主」和中國的「人民民主」也正在歐亞大陸上加緊構築「背靠背」的戰略聯盟。但北京-莫斯科軸心是一個非對稱聯盟，與第一次冷戰正好相反，莫斯科不得不接受成爲北京小夥伴的苦澀現實。

由於拜登政府推行同時遏制中俄的戰略，短期之內看不到中俄聯盟破裂的跡象。除非華盛頓放棄推行自由民主普世價值，否則美國難以實施現實主義式的「聯俄制華」戰略轉向。但這並不表示中俄聯盟永遠牢不可破，自命不凡的俄國精英可能終將厭倦對中國的依賴。而北京也可能最終發現：只有富強而先進的歐美，而非落後又虛弱的俄國，才能提供中國所需的資本、市場和科技；只有在國際體系中處於領導地位的西方，而非遭到孤立的俄國，才能給予中國渴盼的認可。因此，不能排除在某個時機北京削減甚至放棄對莫斯科的支持。國際政治風雲變幻，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場烏克蘭戰爭，使得歐美對陣中俄的博弈大大加速，從而不可避免地影響歷史進程和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

作者感謝加拿大卡爾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生高文婧、韓國漢陽大學經濟學博士生譚干、劉焱博士和王怡辰博士等朋友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