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重磅】北京“策应”莫斯科？——俄乌战争与中美冲突背景下的中俄联盟本质

成朝庭，人文社会科学网络社区“文社”发起人，国际政治经济研究者，坐标德国柏林

2019年6月初，中国最高领导人率领高达上千人的庞大代表团访问俄国，签署了30份重要文件，尤其是《中俄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声明》和《中俄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声明》两份重要声明，使得中俄接近、联合甚至结盟抗美的声调极为高涨。2021年1月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接受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采访时称“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2022年2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到北京参加冬奥会开幕式，两国发表了《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

在这份里程碑似的声明中，两国展露了全面合作对抗西方的势头，不但在意识形态上共同反对西方垄断民主标准，而且在地缘政治上“背靠背”地互相支持：北约东扩是普京眼中的头号威胁，北京力挺莫斯科，首次公开反对北约继续扩张；而美国的印太战略让北京忧心忡忡，于是莫斯科投桃报李，反对美国纠集盟友推行印太战略；中俄双方还共同强烈谴责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让两国在西方尤其是美国霸权面前更有底气。于是，北京冬奥会甫一结束，普京就做出了挥军侵乌的大动作。

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的真实态度和实际立场引人关注。尽管北京的官方表态面面俱到，但实际上更多站在俄罗斯一边，认为是美国和北约的进逼挑衅迫使俄罗斯奋起反击。在中国官媒和受到严格控制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俄罗斯的同情支持及对美国和北约的谴责。中国还通过向俄罗斯输送经济利益来表达战略支持，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对俄罗斯的进口从2022年2月的60多亿美元猛增到2022年5月的约100亿美元（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 在2022年9月8日一场学术报告的数据，该报告会名为《乌克兰战争：中国是赢家？》）。在西方对俄严厉经济制裁的情况下，中国的输血对维持俄罗斯战争机器运转尤为重要。2022年9月9日，中国排名第三的领导人、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会见俄罗斯国家杜马领导人时表示，“中方理解并支持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问题采取的措施，并从不同方面予以策应”。“策应”一词可以理解为通过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进行支持，因此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立场宣示，表明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并非中立，而是坚定地站在俄罗斯一边。

由此可见，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对抗欧美的态势越来越明显。这不但是欧亚大陆（俄中）与跨大西洋体系（欧美）的地缘政治对抗，也是俄罗斯“主权民主”与中国“人民民主”联手挑战西方“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竞争。那么，历史上有着复杂关系的中俄两国如何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中俄联盟是否有牢固的基础？具有什么性质和哪些特征？本文将回顾中俄历史上的恩怨情仇，探究中俄联盟的现状，以揭示其实质驱动力，并评估其未来走向，从而回答上述问题。

历史视角下的中俄恩怨情仇

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横空出世，中国携庞大资本经略欧亚大陆。这实质上是北京要趁俄国衰弱之际，全面接收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遗产。

从中国人的视角看，历史上的沙俄是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帝国。沙俄总共从中国攫取了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其后继者苏联一手策动了外蒙古独立，使得中国又丧失了150万平方公里领土，总计造成300万平方公里领土损失。俄国和日本，是近现代以来对中国伤害最大的两个帝国主义强权。但日本在二战战败后，被迫全部吐出了侵占的中国领土，而俄国占领中国土地以及外蒙古独立的事实已经合法化和永久化。

继承沙俄的苏联，同样是一个扩张欲望永无止境的超级强权，在1969年中苏爆发激烈边境战斗后，两国关系跌入冰点，苏联随即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强大的装甲集群一周之内就能直捣北京。更加可怕的是，苏联强硬派认真地准备对华发动毁灭性的核打击，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为此，苏联征询当时同样与中国处于敌对状态的美国的意见。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意识到，如果允许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那么“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而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因此，美国向苏联表达了反对对华核打击的立场。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公正的人们必须承认，是美国挽救了面临核打击灭顶之灾的中国。

而对苏联及其后继者俄罗斯联邦而言，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狡猾角色。作为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遭到欧美孤立，于是把目光转向了东方。彼时的中国作为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就成为苏联打破地缘政治封锁的切入口和输出意识形态革命的目的地。如果说中国革命是一项前途未卜的风险投资，那么苏联实际上是那个天使投资人。国共两党都大量接受了苏联的经济、政治、军事和人才援助。国民党方面，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是苏联帮助建立的，北伐战争也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指挥。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不但是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党领导人合法性的必要来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结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规模援助，包括156项工矿业工程，相当于手把手帮助中国实现了工业化。今天，中国自豪地宣称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是举世无双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但第一桶金是俄国人给的，是俄国人帮助中国建立了重工业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苏联还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提供了最初的宝贵支持。然而，斯大林死后中苏关系逐渐破裂，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执，进而发展到严重的军事对抗。面对苏联红军的百万雄师，毛深为忧惧，转而靠拢美国，对苏联反戈一击。

尽管普京“大帝”在中国拥有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贩夫走卒的大量崇拜者，但曾经哀叹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地缘政治灾难”并图谋恢复帝国的他，能不对“阴险”的“中国朋友”心生怨恨并充满防范？如今，中国由于近四十年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使得国力大幅提升，从而信心倍增，放弃了邓的“韬光养晦”、江的“闷声发大财”和胡的“不折腾”，转而在地缘政治上采取“奋发有为”姿态。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横空出世，中国携庞大资本经略欧亚大陆。这实质上是北京要趁俄国衰弱之际，全面接收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遗产。难以想象，在当年苏联全盛时期，还有哪个大国可以在欧亚大陆腹地这样大举拓展。即便只是贸易和投资，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经济必然与政治挂钩，何况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北京明确宣称，“一带一路”是当今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其雄图远略和庞大资源，使普京的“欧亚经济联盟”相形见绌，这实际上是对俄国大国雄心的重大打击。

诚然，国际关系是复杂而变幻莫测的，十九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但英国的利益是永恒不变的，我们这些人的职责就是为国家谋求这些利益。”这句话虽被庸俗化为“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而广为流传，倒也道出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基本准则，即在无政府的国际丛林中，只有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才是国家安全的最重要保障，而国家领导人的愿望和意图并不重要，因为主观意愿是多变而不可靠的。

无论是历史上的沙俄、苏联，还是今日的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外交战略和政策都高度属于现实主义类型。因此，需要从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视角来审视中俄关系，才能明白其实质。尽管俄国的经济总量只相当于中国的广东省，但仍然拥有强大的军力，尤其是其核武库匹敌美国，足以毁灭世界多次。因此，只有俄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核力量严重削弱，才不会构成对中国的根本威胁，才可能真正成为令人放心的伙伴。而这对野心勃勃扩张成性的俄国人来说，几乎是天方夜谭。

与基辛格齐名的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说，“作为美国的伙伴，俄国太虚弱了；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而对当今中国而言，作为盟友，俄国在军事上显然太强悍了，有能力直接威胁中国的生存；作为伙伴，俄国在经济上又太虚弱了，不能与美国这个数十年来的科技来源和巨大市场相提并论。如果中国与俄国结盟，俄国必然要求北京在经济上输血，而虚弱的俄国经济，有可能成为拖累中国的巨大负担。但如果美国全面与中国“脱钩”，那么中国将至少丧失一个最大的外汇顺差来源，北京是否有能力对包括俄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持续输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归根到底，中俄两国接近的驱动力在于：当前，中俄两国都面临美国（和西方）的强大压力，被迫抱团取暖。但是，两国的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俄国之所以遭到西方制裁，直接原因是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和2022年的大举入侵。尽管普京作风粗暴、手腕凌厉，但其实是以攻为守。然而，中国与美国的矛盾，却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北京一方面指责华盛顿咄咄逼人的战略打压，强调中国无意谋求霸权，无意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但另一方面，北京并不打算放弃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宏大战略，而且已经逐渐从项目驱动式运作升级为机制化管理。北京还强调要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输出“公共产品”。与俄国处于守势的战略地位迥然不同的是，中国作为崛起强国，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是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一方，这导致美国不断指责中国是“修正主义”强权大国。

牢固但非对称的联盟

由于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日益突出，北京-莫斯科轴心明显是一个实力不对称的联盟。中国致力于将俄罗斯变成一个可靠的能源、原材料供应方和工业产品市场。迄今为止，克里姆林宫仍然认为这种合作对其有利，因为它减少了俄罗斯对欧洲市场的依赖。

尽管历史上的中俄关系充满恩怨情仇，但自苏联解体以来，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却持续向好。2021年11月，波兰最大智库、对前苏联地区和中国素有研究的波兰东方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份名为《北京-莫斯科轴心：非对称联盟的基础》的研究报告。这份长达104页的报告在全面深入地评估了中俄关系后得出结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密切和热烈，事实上已经是非正式联盟；这种和睦关系是由两国政治领导人三十年来不断努力加强相互联系，深化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而产生的。

该报告认为中俄联盟的基础在于两国统治精英都深信：他们不但在战略利益上根本一致，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相当接近。因此，这种联盟的性质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战术上的权宜之计，尽管它并不是没有内部矛盾。

这个联盟的建设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从那时起它的强度一直在波动。每当莫斯科与美国发生对抗时，它就会加速，而每当华盛顿似乎准备纵容莫斯科的地缘政治野心时，它就会松懈下来。2012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克里姆林宫认为美国（时任民主党政府）对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民主化和政权更迭之后，北京就成为克里姆林宫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伙伴。2012年也恰逢中国共产党迎来新任最高领导，他对内反腐集权，对外推行“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最终，中俄关系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达到了非正式联盟的水平，当时两个大国都与美国发生了公开冲突，双方都意识到了这场冲突的长期性和结构性特点。

的确，在地缘政治上俄中两国均与西方有巨大矛盾：莫斯科视北约和欧盟东扩为其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抑或帝国野心的重大障碍），而北京则对华盛顿纠集盟友推行印太战略如鲠在喉。因此，中俄联盟的基础是两国在全球舞台上的战略利益趋同。通过同时采取进取性的政策——俄罗斯在欧洲，中国在印太地区——两国可以迫使美国和西方分散其有限的资源，从而赢得竞争优势。在意识形态方面，两国都是西方眼中的异类，都面临“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巨大压力。若一个奉行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乌克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取得成功，将是对俄罗斯人民的巨大吸引，从而构成对莫斯科威权统治的重大威胁；同样的，北京也在意识形态上充满危机感，对“颜色革命”严加防范，也不会允许台湾这个华人社会以其“自由民主”体制长期拒绝其统治，因为这不但违背其地缘政治利益，也挑战其意识形态命脉。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西方致力于孤立俄罗斯，拜登发誓要将普京变成国际社会的“贱民”。中国尽管由于美国的警告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但却在经济和舆论上对俄罗斯大力“策应”。凡此种种，都给世人呈现了中俄非正式联盟的事实，令人不得不佩服波兰学者作为前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对中俄关系的认识之深和先见之明。

俄罗斯对当今国际秩序深为不满，因为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不但未能从全球化浪潮中获益，相反其政治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只能靠提供廉价能源和展示残存军力来勉强支撑大国地位。因此，俄罗斯是全球化的大输家，称其是一个“有核武器的大号沙特阿拉伯”并不为过。是故，俄罗斯强烈希望改变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已经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解构者，破坏力极大，这次乌克兰战争即为明证。

与俄罗斯迥然不同的是，中国是冷战结束后这一波全球化的巨大（或许是最大）赢家。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成功地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迅速变成“世界工厂”，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发展。如果说俄罗斯是因地位沉沦而倍感屈辱，那么中国则是因没有获得与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而心怀不满。因此，两国都对美国主导、西方支配的现有国际秩序发起了挑战，因而都被美国视为“修正主义”强权。

中国与俄罗斯有四千多公里的漫长边境，对北京来说，维持与莫斯科的良好关系对其北部、西部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从而使其有可能集中精力与华盛顿在印太地区展开竞争，并为那里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中国处于欧亚大陆和印太海域之间，只有西北方向的“塞防”无后顾之忧，才能在东南方向的“海防”大有作为，才不至于两线作战而顾此失彼。随着中国进入与西方的结构性冲突，俄罗斯已成为北京正在构建的以中国为中心秩序的主要支柱之一，可以提供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原材料和关键军事技术。

莫斯科和北京也在努力削弱跨大西洋的关系，绕过欧盟，优先与德国和法国接触。俄罗斯主要活跃在安全领域，而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则主要在经济领域发力。莫斯科企图分化欧美，诱导柏林和巴黎对华盛顿“战略自治”，并在欧盟国家内部扶持极右翼政治力量。北京在经济领域追求类似的目标，试图通过向欧盟提供市场准入来阻止美欧之间形成共同的对华战略。然而，俄罗斯悍然侵乌反而促成了欧美的空前团结，北约也借此摆脱所谓“脑死亡”状态而满血复活；而中国与欧盟历经七年共35轮谈判才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也因北京制裁欧盟政客和学术机构而被欧洲议会冻结。

波兰东方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一方面中俄正日益结成牢固联盟，另一方面双方并非没有矛盾。两国都希望避免过度依赖对方，并努力通过发展与第三方的关系来创造替代方案。俄罗斯与中国两个带有敌意的邻国（印度和越南）交好，其出售给印度的武器通常比售华军火高一个等级，这无疑引起了北京的不安。中俄之间可能出现的紧张关系还包括中亚，这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但近年来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然而，由于两国之间密切的交流，尤其是最高领导人之间的频繁会晤，这种潜在的紧张关系已被成功化解。与共同战略利益的重要性相比，莫斯科和北京都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次要的，因此双方偶尔的利益不匹配并没有损害非正式联盟关系。

由于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日益突出，北京-莫斯科轴心明显是一个实力不对称的联盟。中国致力于将俄罗斯变成一个可靠的能源、原材料供应方和工业产品市场，这符合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体系理论中的“中心-外围”分工模式。迄今为止，克里姆林宫仍然认为这种合作对其有利，因为它减少了俄罗斯对欧洲市场的依赖。然而，俄罗斯也试图将其对中国的依赖降到最低，特别是通过限制中国投资来防止其获得俄战略资产，以及在原苏联地区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通过欧亚经济联盟和国家进口替代计划）。但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俄罗斯遭受西方空前严厉的制裁，形势比人强，因而不可避免地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

但是，俄罗斯在军事领域（核武器、部分军工科技和军队实战经验）、核能、航空航天和外交方面残存的优势，部分弥补了这种对中国有利的不对称关系。此外，由于俄罗斯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和原材料可以通过陆路进入中国，从而绕过美国海军在危机时可能封锁的海上供应路线（规避“马六甲困局”），也使得莫斯科对北京的讨价还价能力得以增强。

对莫斯科而言，中俄联盟不可或缺，因为没有中国的支持，它就没有能力继续对西方采取对抗性政策。莫斯科接受与北京合作的不对称性，认为西方而非北京才是对其国内政治体系稳定的持久威胁。它还意识到，随着中美冲突的加剧，由于其军事和能源资产，它作为北京盟友的价值也水涨船高，因此希望中美战略竞争态势能够继续下去。

普京一意孤行发动了乌克兰战争，在不断遭受重大军事挫折后，他不但没有选择及时止损，反而如同一个赌徒那样加仓投入。2022年9月21日，普京宣布全国“局部动员”，要接着把这场战争打下去。因此，只要普京还继续执掌克里姆林宫，俄罗斯与西方的分裂就不会被修复，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就将继续加强。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后已经被孤立，正变成一个巨大的欧亚版伊朗；其传统盟友印度越来越靠拢美国的“印太战略”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与俄罗斯渐行渐远；中国于是成为俄罗斯进出口的主要伙伴和首要外交盟友，重要地位不可代替。如果说世界正无可挽回地进入第二次冷战（欧美 vs. 俄中），那么莫斯科与北京的地位正好移形换位：第一次冷战期间中苏结盟，莫斯科是当仁不让的老大哥，但这一次它必须接受成为北京小伙伴的现实。

自由霸权造就的事实联盟

究竟是对美国物质力量的疑惧，还是对美国输出普世价值观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怨恨，造就了欧亚大陆上的这个中俄威权联盟？

北京-莫斯科轴心或中俄联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两国对美国的共同疑惧和怨恨，则是催生这个不对称但却相当牢固联盟的主要驱动力。然而，究竟是对美国物质力量的疑惧，还是对美国输出普世价值观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怨恨，造就了欧亚大陆上的这个威权联盟？现实主义者争辩说，美国在欧亚大陆西东两端的地缘政治压力迫使两国除了“背靠背”联合抗美外别无选择，因此采取了一系列地缘政治行动来打破围堵。进入2022年以来，局势发展更是一日千里。俄罗斯在乌克兰方向发动进攻，以图遏止欧洲-大西洋体系的不断东扩；而中国则积极准备武统台湾，如若成功，美国势力将会被逐出印太地区。但自由主义者却有另外一种解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提出的概念），美国在世界上推行自由民主体制，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给奉行“对内镇压”和“对外扩张”的中俄威权政体造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因而迫使两国联手应对。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欧文（John M. Owen）认为，单纯的现实主义观点并不能解释中俄合作不断加强的事实。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物质力量其实相当稳定，既没有衰落也没有崛起；俄罗斯因转型失败而衰落；而中国则一直在崛起。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俄美应当联手抗中，因为俄国弱势、美国停滞而中国强势。上一次类似剧本发生在冷战期间的1970年代初，美国因陷入越战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实力却达到巅峰状态，中国在三大国中最弱，于是尼克松和毛泽东决定捐弃前嫌、联手抗苏。对于正在浮现的“冷战2.0”，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大声疾呼应联俄制华，但现实发展却未能如米氏所愿，反而是中俄联手抗美。由此可见，重视力量对比的现实主义理论对此现实缺乏解释力。

欧文认为，是另两个因素促成和加深了中俄合作：首先，美国是一个持久的自由主义霸权，是自由主义思想力量和强大物质力量的复合体，这使得美国对任何专制政权都构成威胁。美国物质力量、威望以及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能力的结合，使得它在国际体系中拥有强制力、议程设置和偏好选择权力，追随者拥戴它，拒绝者憎恨它。其次，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政权二十多年来与自由民主渐行渐远，因此对自由主义霸权越来越恐惧，从而愿意与奉行市场列宁主义的中国结盟。欧文指出，在自由主义的欧美和非自由主义的俄中之间存在一条意识形态鸿沟，双方都倾向于抱团取暖，而难以跨越鸿沟合作。有几类定性证据支持这些判断：（1）北京和莫斯科关于自由民主威胁的私下和公开声明；（2）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中俄双边合作的具体深化；（3）莫斯科和北京努力对抗自由主义霸权在其所在地区的蔓延；（4）邻国的反自由主义精英倾向于与中国或俄罗斯更多合作。欧文认为，只要美国厌倦了扮演自由主义霸权的角色（比如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上台），或者“中国模式”变得如此强势，以至于威胁到普京政权，那么中俄合作的动力就会消退。

欧文的论述以一种细致入微的方式解释了北京-莫斯科轴心的真正驱动力，反过来，这个轴心作为一个拥有巨大实力的“威权主义”联盟，也对欧美构成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挑战。俄罗斯用“主权民主”来对抗它眼中的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扩张，大举入侵乌克兰更是打破了欧美倡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极大地冲击了冷战后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宣示其“人民民主”拥有制度优势，在疫情中表现尤为明显。横空出世近十年的“一带一路”在欧亚大陆和印太地区也得到长足发展，展示了北京惊人的地缘经济实力和不断增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由于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本质上是零和博弈，所以压倒了中美之间密切的经贸联系，使其难以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中俄联盟的未来

莫斯科声称“主权民主”，北京主张“人民民主”，两者都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深感厌恶，都对美国力量支持下的普世价值充满疑惧。但实际上，两国并没有相同的政权类型或意识形态。

冷战结束三十余年来，中俄越走越近，已经形成一个对抗欧美的事实联盟。虽然不对称，但却相当牢固。不过，这个联盟是否真的“无上限”？美国能否分化中俄？克里姆林宫是否终将厌倦对中国的依赖？而北京最终是否会后悔对莫斯科的支持？这些问题将决定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

莫斯科声称“主权民主”，北京主张“人民民主”，两者都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深感厌恶，都对美国力量支持下的普世价值充满疑惧。但实际上，两国并没有相同的政权类型或意识形态。俄罗斯是一个伪装成民主制度的、以普京个人为中心的贪腐国家，但至少表面上还在实行多党民主制，而且也不再具备前苏联那种输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雄心。即便是亚历山大·杜金这位有普京“大脑”之称的激进战略家，他的格局也仅限于鼓吹“新欧亚主义”以及“多极化”这种地区性而非普世性的意识形态。历史上的俄罗斯本是一个欧洲强国，俄罗斯大部分精英仍然对西方文明和欧洲生活方式充满向往。因此，强人普京之后的俄罗斯，仍然有可能实施西式民主制度。但对于今日中国，西方几乎已经达成共识，即“和平演变”希望已经完全破灭，对华“融入”政策非但没有促使中国向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靠拢，反而帮助它成为一个拥有强大实力的制度性对手，一个用数字科技高度武装的极权大国，甚至是一个倡导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取代美国“新罗马世界帝国”霸权的新兴超级大国。

除了中俄之间在政治体制上的差异，把中俄捆绑对待也不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传统。美国百年来的国策始终是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有敌意的霸权大国或联盟，所以美国一直灵活运用“扶弱抑强、分而治之”的外交手腕来促进欧亚大陆的多样化，最新的案例就是支持较弱的乌克兰抵抗其强邻俄罗斯的入侵。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棋局》中警告美国决策者，如果欧亚大陆上形成敌视美国的中-俄-伊朗“反霸”联盟，这将是对美国最危险的地缘政治场景。因此，美国是否会长期维持同时遏制俄中两国的战略，非常值得怀疑。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本人曾多次表达对普京的钦慕，其外交战略一度有强烈的“联俄制华”倾向。2019年5月初，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斯金纳博士（Kiron Skinner）把与中国的权力竞争称为“一场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斗，这是美国从未经历过的。中国（对美国）构成独一无二的挑战......因为北京政权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子孙......（美苏）冷战只是西方大家庭内部的争斗，而即将到来的对华冲突将是美国首次面对一个非白种人大国权力竞争者。”各界（包括中国官方）都猛烈抨击斯金纳女士作为非裔美国人居然发表了如此种族主义言论，但这又何尝不是特朗普政府向俄国人的表白：“我们都是白种人，欢迎回归西方文明大家庭，不要当中国的小伙伴。” 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联俄制华”地缘政治战略。

但无奈美国国内传统反俄势力过于强大，使得特朗普一直无法有效实施战略转向。有鉴于此，尽管普京也有改善对美关系的愿望，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也只能耐心等待美国国内斗争中亲俄派压制反俄派那一天能尽快到来。但普京的希望破灭了，在2021年的选举中，对俄极端强硬派拜登战胜特朗普入主白宫（米尔斯海默2022年6月15日在德国柏林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拜登是对俄极端强硬派），扭转了“美国优先”这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外交政策，重新推行克里姆林宫眼中咄咄逼人的“自由主义霸权”外交。拜登政府相信，美国及其盟友有足够的硬实力来推行对俄中的双重遏制战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指出，即使是一个更加团结的中俄轴心，也会在华盛顿及其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盟友的经济、外交和军事能力面前相形见绌。普京深感在拜登任上俄美关系好转无望，这或许是他最终决定入侵乌克兰的一个重要因素。倘若那位钦慕他的特朗普先生成功连任，普京也许不至于绝望到发动战争。

历史在加速重演，一个对西方充满敌意的中俄联盟正浮现在欧亚大陆，拜登政府似乎也接受了这一现实。但近年来崭露头角的美国新锐外交政策学者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 却认为，莫斯科和北京最终将爆发严重的全面利益冲突，因为自命不凡的俄国人不会喜欢生活在北京设计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中。毕竟俄罗斯历史上虽然一直落后于西方，但却自认为领先于东方。这在苏联解体前是一个事实，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激进转型却失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幅倒退。俄罗斯选择了普京，但克格勃特工出身的他推行“特务治国”，暗杀和窃听大行其道，离法治和民主越来越远。因此，普京并没有让俄罗斯变得真正强大，他的崛起是以俄国衰落为代价的。而与俄罗斯“休克疗法”迥然不同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选择了渐进式转型，成功地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成为冷战后全球化浪潮中的大赢家。在加入WTO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如今一个广东省就相当于俄罗斯全国GDP。但是，如果莫斯科对西方不能平等相待充满怨恨，又如何肯长期屈居昔日小伙伴北京之下？

而北京方面并非不清楚俄军侵乌乃不义之战，因为这践踏了中国长久以来最珍视的国际政治原则，即国家主权不容外国侵犯。北京之所以支持莫斯科，是将后者视为实现自身安全和战略利益的工具，指望它能替自己挡西方子弹，俄罗斯政策精英们对此心知肚明。北京正在利用莫斯科急需出售能源的机会来获得大量折扣，不再那么容忍俄罗斯与其两个带有敌意邻国（印度和越南）的密切关系。此外，在中亚这个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北京最近也获得了重大进展，莫斯科不得不对它阻挠了25年之久的中-吉-乌铁路放行。因此，后普京时代的俄国统治精英最终可能会得出结论：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即与中国和西方都保持富有成效的关系，才最符合其利益。莫斯科最终会认识到，通过克制其在欧洲的侵略冲动，它可以提升国际地位，增加对其他大国（包括中国）的影响力。

而对于中国的对俄政策，耶鲁大学的历史和全球事务教授奥德·韦斯特德（Odd Arne Westad）认为，北京终将后悔对莫斯科的支持，下一次中俄分裂是可能的。他指出，当今中俄关系类似二十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当时的德国，就像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对国际秩序愤愤不平。而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就像今天的俄罗斯一样，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帝国，充满内忧外患。直到1914年夏天，德国领导人都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管理奥匈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但事与愿违，奥匈陷入一系列事端，并将德国拉下水，由此爆发了二十世纪的“万恶之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中国应当格外小心，才不至于重蹈德意志帝国覆辙。

对中国来说，与欧美的关系其实比与俄罗斯的关系更重要。毕竟，中国与欧美经贸往来的规模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中俄贸易。当克里姆林宫要求兑现“无上限”友谊承诺时，中南海一定会考虑与欧美的关系不要受到牵连，因而难以全力援俄。全球化的大赢家和优等生中国，为什么要被失败的差生俄罗斯拖下水呢？更何况俄军在乌克兰损兵折将、败相已露。既然第一次冷战期间的中苏友谊只维持了十来年就破裂，双方走到兵戎相见，那又有什么理由认为第二次冷战时期的中俄联盟将永远坚如磐石？

结语

虽然美国是促成中俄联盟的重要因素，但单纯的美国物质权力或思想权力都不足以构成北京-莫斯科轴心的真正驱动力。对美国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和霸权力量复合体的共同防范，才是中俄联盟得以形成的真正原因。反过来，北京-莫斯科轴心也对欧美构成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挑战，在乌克兰战争之后表现得愈加明显。这使得欧美空前团结起来，北约也满血复活。

俯瞰世界格局，我们就会发现“欧洲-大西洋”体系和“印太战略”正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集结；而俄罗斯的“主权民主”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也正在欧亚大陆上加紧构筑“背靠背”的战略联盟。但北京-莫斯科轴心是一个非对称联盟，与第一次冷战正好相反，莫斯科不得不接受成为北京小伙伴的苦涩现实。

由于拜登政府推行同时遏制中俄的战略，短期之内看不到中俄联盟破裂的迹象。除非华盛顿放弃推行自由民主普世价值，否则美国难以实施现实主义式的“联俄制华”战略转向。但这并不表示中俄联盟永远牢不可破，自命不凡的俄国精英可能终将厌倦对中国的依赖。而北京也可能最终发现：只有富强而先进的欧美，而非落后又虚弱的俄国，才能提供中国所需的资本、市场和科技；只有在国际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的西方，而非遭到孤立的俄国，才能给予中国渴盼的认可。因此，不能排除在某个时机北京削减甚至放弃对莫斯科的支持。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充满了不确定性，一场乌克兰战争，使得欧美对阵中俄的博弈大大加速，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历史进程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作者感谢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生高文婧、韩国汉阳大学经济学博士生谭干、刘焱博士和王怡辰博士等朋友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