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V太太：校園文化與師生關係，如何將少女打造成性暴力受害者？

（V太太，台北長大，現居德國，女性主義者，從事翻譯與寫作）

8月，台灣台中爆出一起性侵舊案。多名女學生陸續出面指控，多年前自己就讀台中某明星國中時，遭到當時校內的知名黃姓教師誘騙性侵。其中最先挺身發聲的A女表示，每當自己試圖脫離關係時，黃姓教師便會予以威脅恫嚇，致使性侵關係持續長達四年之久。

根據受害者的陳述，黃姓教師的行為模式相當符合「性誘騙」（sexual grooming）的樣態。由於受害者不只一人、時間跨度亦不小，顯示黃姓教師的行為多年來從未遭到通報，更別說懲戒（註1）。此外，受害者都是只有14、15歲的少女，而行為人則是本應「春風化雨」的教育人員，整起事件更發生在所謂的明星學校內，令許多人極為震驚。

震驚之餘，人們也對黃姓教師發出嚴厲的譴責，紛紛以「狼師」、「人渣」稱之，顯示了人們對於此類犯行的深刻厭惡。同時，利用這樣的語言，我們也得以在自己與「惡行」之間拉開距離，將性暴力視為一種非人的「例外狀態」——只要制裁或「消滅」了邪惡的行為人，性暴力就會消失。

性暴力的「社會性」

性暴力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它被我們日復一日所習慣、仰賴並鞏固的體制忽視、縱容，甚至餵養、鼓勵。

阿爾法男

然而，性暴力只是「一人之惡」嗎？事實上，正如蔡宜文在評論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時所言：「任何關於性的暴力，都是整個社會一起完成的。」這句話的意思並非行為人本身沒有責任，而是說明了性暴力的「社會性」：性暴力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它被我們日復一日所習慣、仰賴並鞏固的體制忽視、縱容，甚至餵養、鼓勵。

這個體制指的是，父權社會的性別文化將女性定義成性的付出者，男性則理所當然地獲取來自女性的性服務，甚至成為掠奪者。而在這起校園性誘騙事件裡，我們還可以更具體地討論多個共同交織運作的結構，包括：升學體制內的校園文化及師生權力不平等；父權性別文化下對女孩的情感教育；年輕女性如何在被要求執行特定情感義務時，自身的情慾卻又受到貶低；以及男性對女性的性征服如何被視為陽剛氣質和「阿爾法男」（alpha male）身分的證明，年輕女性又如何因為各種性別規範，而特別容易成為被獵捕之對象。

上述的各項因素彼此相輔相成，最後共同構成了一個「合作無間」的體系，讓性暴力在其中得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升學主義下的校園權力不平等

升學主義掛帥的教育環境卻以「績效」之名，給了校園內的高壓統治一張新的面孔——如今的管訓在「自我實現」的美好願景下，變得合理。

首先，校園一直以來都是個權力不平等的環境，尤其在傳統教育理念和所謂「尊師重道」思想的影響下，學生作為被管控、規訓的對象，而教師則相對掌握了支配的權力。儘管隨著舊日威權思想與道德標準受到挑戰，校園內的權力分配可能有所鬆動，人們開始關注學生的主體性，但另一方面，升學主義掛帥的教育環境卻以「績效」之名，給了校園內的高壓統治一張新的面孔——如今的管訓在「自我實現」的美好願景下，變得合理。

獨尊學業表現、將學業成就看作社會流動（或稱「出人頭地」）唯一可能的結果是，所謂的明星學校和明星教師被賦予強烈的光環與更多的權力，學生們則不再只是出於無奈而服從，而是為了主動追求美好遠大的前程。於是，明星教師的指令被視為聖旨，他們的獎勵也成為學生們爭取的目標；相對地，學生則透過取得老師的肯定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在台中資優班的事件中，我們就可以觀察到類似的現象。黃姓教師的權威來自於他傑出的升學率，而他也以此為由，說服學生和家長對他抱以信任，甚至言聽計從。與此同時，他利用獎勵／羞辱、信任／孤立的雙面手法，來進一步強化自己的對學生的影響力。對於學生而言，面對著教師的差別待遇，揣測並順從對方的心意，進而取得認可和獎勵自然成為無可厚非之事。

父權社會給予女孩的性別期待

從很小的年紀起，女孩們就被教導要對男性付出情感勞動，並且不應該拒絕男性的情感索求。

在上述的校園文化和師生關係之下，父權社會的性別規範又在男性教師和女學生之間打造了一組獨特的互動模式。父權社會對於女孩施行著針對性的性別教育，女孩們必須學習溫柔、傾聽、善解人意，更不應該任意抱怨。在男孩們可以恣意地「不受控」時（「男孩子就是這樣啊！」），女孩則被期許成為老師（或其他大人）的「貼心小棉襖」（註2）。

除此之外，給予女孩的性別角色任務還有爭取男性的注意力——包括同齡的男孩與年長的男性。當父權文化將女性定義成情感、身體與性的付出者時，女性的義務之一就是證明自己可以適格地完成這項期待，而男性的認可和讚美，也成為女性確認自身價值的關鍵指標。

從很小的年紀起，女孩們就被教導要對男性付出情感勞動，並且不應該拒絕男性的情感索求。不論她們的學業表現如何，女孩還是要足夠溫柔、體貼與善良，才能成為「好女孩」。

被貶低與無視的女性情慾

女孩們對情慾和身體的好奇被深深地污名化，主動表述自身的感受、或企圖開拓身體經驗的女孩，被視為不貞潔與不道德，並且受到嚴厲的批評和懲罰。

與此同時，女性的情慾卻受到強烈的貶抑與壓制。當男孩們開始探索自己的身體、在團體中討論著各種青春期的身體和情慾體驗時，女孩卻未能享受這樣的自由（註3）。相反地，女孩們對情慾和身體的好奇被深深地污名化，主動表述自身的感受、或企圖開拓身體經驗的女孩，被視為不貞潔與不道德，並且受到嚴厲的批評和懲罰。

這看似弔詭——為什麼女性一方面是性勞動的付出者，另一方面卻又會因為自己的性吸引力而受罰──但在父權性別規範下卻再合理不過。因為女性在付出身體、情感和性勞動的同時，她們也被要求只能透過特定的形式、對受到認證的對象，以及以父權社會認可的方式提供這些服務。女性並不是自身身體和情慾的主人，而是單單作為承載工具。
這於是造成了兩個關鍵的結果：女孩們一方面對自身身體和情慾缺少認識、充滿距離，另一方面又充滿羞恥感。

但同時，她們迫切地需要透過男性的認可來證明自身價值，這讓女孩相對輕易地成為了男性的操縱對象，男性——尤其是年長男性——得以透過這樣的機制而在思想和情感上左右、控制年輕女性。他們讓女性服從自己，滿足自己的情感和性慾望，同時又利用父權社會的管制機制，讓女性難以言說這些經驗。

如此一來，較為「輕微」的影響是許多女性終其一生對自己的身體和情慾都極為陌生，更不曾從中獲得任何愉；而嚴重的後果則是，當女性受到性相關的傷害時，她們可能無法立即認知到這些行為的侵入性和錯誤，並在事後因為巨大的羞恥感而無法開口求助。

不被鼓勵的女性友誼

她們被鼓勵彼此競爭，並運用這一套父權規範來評價其他女性，甚至排擠、攻擊那些不符合父權社會想像中的「好女孩」。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父權社會對於女性友誼的想像可能也在其中扮演了某種角色。儘管女性被賦予體貼、溫柔與富有同理心的義務，但這些特質多半被期待運用在男性身上，而相對地，女孩其實不被鼓勵發展女孩們之間的友誼。

美國作家蕾切爾‧西蒙斯（Rachel Simmons）在《女孩們的地下戰爭》一書中討論到女孩們之間的霸凌問題，並指出父權社會的性別文化，讓女性承載著特殊的社交要求，導致她們學習迴避衝突和憤怒，進而以另類且隱諱的方式來處理彼此之間的爭端。（註4）

此外，父權社會更習慣無視這類介於女孩之間的隱性衝突和暴力，而將它們歸因於女人的「天性如此」。換句話說，父權社會裡的性別刻板印象，假設女性之間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友誼，因為女性天生心機多、善於算計，更斤斤計較，同時女性又會為了競爭男性的注意力而彼此忌妒、攻擊。

這當然不是說，女孩們沒有辦法建立友誼，畢竟我們也可以看到，當女孩成功建立起自己的社群時，能夠為彼此不僅在情感、也在其他知識和社會能力的面向上，帶來巨大的陪伴與支持。但此處想要指出的是，父權社會對女性友誼設下的陷阱，結合上述女性所面臨的性別規範及升學主義下的校園文化，可能為女孩在校園內打造一種獨特的處境——她們被鼓勵彼此競爭，並運用這一套父權規範來評價其他女性，甚至排擠、攻擊那些不符合父權社會想像中的「好女孩」。

這樣的體系打造出了孤獨的女孩，而這可能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校園內受到師長侵害的年輕女性，經常連面對同儕時，也不曾說出自己的經歷，而是獨自承受傷害。女孩們成為一座座的孤島，當遇到來自年長男性的傷害時，比起探詢彼此是否有相同經歷並尋求支持、協助，她們更害怕自己會因此成為「不合格」的女性，而遭到社群的批評和驅逐。

女性作為一種貨幣

在陽剛社群中獲得認可，是證明自己男性身分的重要程序，而女性作為一種貨幣，得以幫助他們在此社群中晉升，展示自己作為成功男性的能力和價值。

最後，打造出性暴力結構的另一個關鍵特質，自然是父權社會賦予男性的資格感：在女性被定義成情感與性的付出者時，男性則被預設為獲取者和支配者。更重要的是，獲取這些來自女性的情感與性服務，並不只是為了滿足男性個人的需要而已，而是為了證明、鞏固、提升男性在陽剛社群中的地位。

對於父權社會的男性來說，在陽剛社群中獲得認可，是證明自己男性身分的重要程序，而女性作為一種貨幣，得以幫助他們在此社群中晉升，展示自己作為成功男性的能力和價值（註5）。

這也是為什麼女性主義者主張，性暴力從來不是個人性慾或性癖的問題。男性對於女性的性掠奪很多時候不源自於性需求，更不是因為個人無法控制自己的「動物性」，或如非人類般缺少理智、進而無法管理自己的性慾望。相對地，這種性掠奪其實是完全「理智」的決定——相對於女性，這是男性展示權力、確認支配地位的方式；而相對於其他男性，這則是他們進入陽剛社群，成為其中被認可的一分子的關鍵票券。

對於某些男性來說，一方面他們和年輕女性在年紀、知識、社經地位上的差距，可能帶給他們更強大的優越感與支配感，進而強化了他們對自身權力地位的感知。另一方面，這樣的差距也使他們得以更「有效」地利用自身優勢，在關係中施行各方面的控制，甚至可以因此不用擔心來自對方的反擊。

例如，在本次案件中可以發現，黃姓教師如何利用自己對男女情愛關係的熟悉、教師的權力、家長的信任，以及他的社會經驗來操縱、恫嚇、壓制女學生們，並讓她們心生恐懼，擔心一旦自己離開關係後可能遭遇到的後果（和報復）。

是故，和成年女性相比，年輕女性可能成為某些掠奪者中更「輕易」甚至「合理」的目標。「狼師」之所以成為狼師，並不是因為「狼性」，而是他作為人的各種社會性身分帶給他的機會和特權，讓他們得以掠奪與傷害那些被要求乖順、服從、不得忤逆的年輕女孩們。

女孩的資格與解放

我們必須教導與鼓勵年輕女性認識、探索自己的身體和情慾，不僅僅是懂得拒絕自己不想要的觸碰與互動，而是更積極地，讓年輕女性得以練習表達自己的「所想」和「所欲」。

因此，我們應該如何回應這類的性暴力？個人層次的究責當然是重要的，但單單把性侵害視為個人之惡卻無法幫助我們消泯性暴力。我們必須深刻的認知到，父權社會裡的各種性別規範如何結合其他的壓迫體系，進而縱容甚至合理化性暴力的發生。

這一方面包括了檢討父權社會所假定的男性資格感和特權；我們必須挑戰男性作為情感和性勞動的獲取者的地位，並且不再把男性在性方面的進犯和掠奪視為一種正面的陽剛表現，進而給予獎勵。進一步來說，我們應該反省父權社會的陽剛崇拜，拒絕那些有毒的陽剛氣質。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要賦予女性更多的資格感，尤其這樣的工作必須從小就開始進行。我們要鼓勵年輕女性表達負面的情緒，並懂得拒絕，不再假設女性必須表現出溫柔、傾聽等傳統的陰性特質；我們要教導年輕女性用多樣的方式處理衝突和爭端，以及敢於說出不同的意見，不需要害怕自己會因為「直言」而不符合女性氣質。我們更要支持女性為自身爭取權益，而不是要求他們總是以他人的感受和舒適為優先考量。

最重要的或許是，我們必須教導與鼓勵年輕女性認識、探索自己的身體和情慾，不僅僅是懂得拒絕自己不想要的觸碰與互動，而是更積極地，讓年輕女性得以練習表達自己的「所想」和「所欲」，得以認識到什麼是讓自己愉悅的正向性互動，並且鼓勵她們可以主動地追求這些慾望和互動。

因為，唯有當女性得以認識、了解並自由體驗帶給自身快樂與滿足的情感和慾望交換時，她們才能夠更積極的辨識、拒絕、甚至抵抗那些自己所不想要、不喜歡、不認可的侵犯和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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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黃姓教師甚至曾被表揚為優秀教師，並在後來順利考上校長，職涯可以說是十分順遂。

註2：比方說，經歷過國高中校園男女分班或分校的人，多半都聽過如「女生班就是比較好帶」這一類的評論。

註3：甚至連月經這樣再正常不過的生理現象都可能是難以啟齒的主題。

註4：另一方面，女性也被假設天生就應該知道如何建立人際關係，所以我們的社會不會積極教導女孩如何面對情緒與處理爭端，更不重視女孩們在人際關係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註5：因此單身男性會被視為「魯蛇」，而長期無法獲得女性的關注與性的男性遭到父權社會的貶低，進而可能因此發展出對女性的怨懟和憤恨，所謂的「非自願守貞者」（incel）社群就是這樣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