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V太太：校园文化与师生关系，如何将少女打造成性暴力受害者？

（V太太，台北长大，现居德国，女性主义者，从事翻译与写作）

8月，台湾台中爆出一起性侵旧案。多名女学生陆续出面指控，多年前自己就读台中某明星国中时，遭到当时校内的知名黄姓教师诱骗性侵。其中最先挺身发声的A女表示，每当自己试图脱离关系时，黄姓教师便会予以威胁恫吓，致使性侵关系持续长达四年之久。

根据受害者的陈述，黄姓教师的行为模式相当符合“性诱骗”（sexual grooming）的样态。由于受害者不只一人、时间跨度亦不小，显示黄姓教师的行为多年来从未遭到通报，更别说惩戒（注1）。此外，受害者都是只有14、15岁的少女，而行为人则是本应“春风化雨”的教育人员，整起事件更发生在所谓的明星学校内，令许多人极为震惊。

震惊之余，人们也对黄姓教师发出严厉的谴责，纷纷以“狼师”、“人渣”称之，显示了人们对于此类犯行的深刻厌恶。同时，利用这样的语言，我们也得以在自己与“恶行”之间拉开距离，将性暴力视为一种非人的“例外状态”——只要制裁或“消灭”了邪恶的行为人，性暴力就会消失。

性暴力的“社会性”

性暴力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被我们日复一日所习惯、仰赖并巩固的体制忽视、纵容，甚至喂养、鼓励。

阿尔法男

然而，性暴力只是“一人之恶”吗？事实上，正如蔡宜文在评论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时所言：“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是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这句话的意思并非行为人本身没有责任，而是说明了性暴力的“社会性”：性暴力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被我们日复一日所习惯、仰赖并巩固的体制忽视、纵容，甚至喂养、鼓励。

这个体制指的是，父权社会的性别文化将女性定义成性的付出者，男性则理所当然地获取来自女性的性服务，甚至成为掠夺者。而在这起校园性诱骗事件里，我们还可以更具体地讨论多个共同交织运作的结构，包括：升学体制内的校园文化及师生权力不平等；父权性别文化下对女孩的情感教育；年轻女性如何在被要求执行特定情感义务时，自身的情欲却又受到贬低；以及男性对女性的性征服如何被视为阳刚气质和“阿尔法男”（alpha male）身分的证明，年轻女性又如何因为各种性别规范，而特别容易成为被猎捕之对象。

上述的各项因素彼此相辅相成，最后共同构成了一个“合作无间”的体系，让性暴力在其中得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升学主义下的校园权力不平等

升学主义挂帅的教育环境却以“绩效”之名，给了校园内的高压统治一张新的面孔——如今的管训在“自我实现”的美好愿景下，变得合理。

首先，校园一直以来都是个权力不平等的环境，尤其在传统教育理念和所谓“尊师重道”思想的影响下，学生作为被管控、规训的对象，而教师则相对掌握了支配的权力。尽管随著旧日威权思想与道德标准受到挑战，校园内的权力分配可能有所松动，人们开始关注学生的主体性，但另一方面，升学主义挂帅的教育环境却以“绩效”之名，给了校园内的高压统治一张新的面孔——如今的管训在“自我实现”的美好愿景下，变得合理。

独尊学业表现、将学业成就看作社会流动（或称“出人头地”）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所谓的明星学校和明星教师被赋予强烈的光环与更多的权力，学生们则不再只是出于无奈而服从，而是为了主动追求美好远大的前程。于是，明星教师的指令被视为圣旨，他们的奖励也成为学生们争取的目标；相对地，学生则透过取得老师的肯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台中资优班的事件中，我们就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黄姓教师的权威来自于他杰出的升学率，而他也以此为由，说服学生和家长对他抱以信任，甚至言听计从。与此同时，他利用奖励／羞辱、信任／孤立的双面手法，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对学生的影响力。对于学生而言，面对著教师的差别待遇，揣测并顺从对方的心意，进而取得认可和奖励自然成为无可厚非之事。

父权社会给予女孩的性别期待

从很小的年纪起，女孩们就被教导要对男性付出情感劳动，并且不应该拒绝男性的情感索求。

在上述的校园文化和师生关系之下，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又在男性教师和女学生之间打造了一组独特的互动模式。父权社会对于女孩施行著针对性的性别教育，女孩们必须学习温柔、倾听、善解人意，更不应该任意抱怨。在男孩们可以恣意地“不受控”时（“男孩子就是这样啊！”），女孩则被期许成为老师（或其他大人）的“贴心小棉袄”（注2）。

除此之外，给予女孩的性别角色任务还有争取男性的注意力——包括同龄的男孩与年长的男性。当父权文化将女性定义成情感、身体与性的付出者时，女性的义务之一就是证明自己可以适格地完成这项期待，而男性的认可和赞美，也成为女性确认自身价值的关键指标。

从很小的年纪起，女孩们就被教导要对男性付出情感劳动，并且不应该拒绝男性的情感索求。不论她们的学业表现如何，女孩还是要足够温柔、体贴与善良，才能成为“好女孩”。

被贬低与无视的女性情欲

女孩们对情欲和身体的好奇被深深地污名化，主动表述自身的感受、或企图开拓身体经验的女孩，被视为不贞洁与不道德，并且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惩罚。

与此同时，女性的情欲却受到强烈的贬抑与压制。当男孩们开始探索自己的身体、在团体中讨论著各种青春期的身体和情欲体验时，女孩却未能享受这样的自由（注3）。相反地，女孩们对情欲和身体的好奇被深深地污名化，主动表述自身的感受、或企图开拓身体经验的女孩，被视为不贞洁与不道德，并且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惩罚。

这看似吊诡——为什么女性一方面是性劳动的付出者，另一方面却又会因为自己的性吸引力而受罚──但在父权性别规范下却再合理不过。因为女性在付出身体、情感和性劳动的同时，她们也被要求只能透过特定的形式、对受到认证的对象，以及以父权社会认可的方式提供这些服务。女性并不是自身身体和情欲的主人，而是单单作为承载工具。
这于是造成了两个关键的结果：女孩们一方面对自身身体和情欲缺少认识、充满距离，另一方面又充满羞耻感。

但同时，她们迫切地需要透过男性的认可来证明自身价值，这让女孩相对轻易地成为了男性的操纵对象，男性——尤其是年长男性——得以透过这样的机制而在思想和情感上左右、控制年轻女性。他们让女性服从自己，满足自己的情感和性欲望，同时又利用父权社会的管制机制，让女性难以言说这些经验。

如此一来，较为“轻微”的影响是许多女性终其一生对自己的身体和情欲都极为陌生，更不曾从中获得任何愉；而严重的后果则是，当女性受到性相关的伤害时，她们可能无法立即认知到这些行为的侵入性和错误，并在事后因为巨大的羞耻感而无法开口求助。

不被鼓励的女性友谊

她们被鼓励彼此竞争，并运用这一套父权规范来评价其他女性，甚至排挤、攻击那些不符合父权社会想像中的“好女孩”。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父权社会对于女性友谊的想像可能也在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尽管女性被赋予体贴、温柔与富有同理心的义务，但这些特质多半被期待运用在男性身上，而相对地，女孩其实不被鼓励发展女孩们之间的友谊。

美国作家蕾切尔‧西蒙斯（Rachel Simmons）在《女孩们的地下战争》一书中讨论到女孩们之间的霸凌问题，并指出父权社会的性别文化，让女性承载著特殊的社交要求，导致她们学习回避冲突和愤怒，进而以另类且隐讳的方式来处理彼此之间的争端。（注4）

此外，父权社会更习惯无视这类介于女孩之间的隐性冲突和暴力，而将它们归因于女人的“天性如此”。换句话说，父权社会里的性别刻板印象，假设女性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友谊，因为女性天生心机多、善于算计，更斤斤计较，同时女性又会为了竞争男性的注意力而彼此忌妒、攻击。

这当然不是说，女孩们没有办法建立友谊，毕竟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女孩成功建立起自己的社群时，能够为彼此不仅在情感、也在其他知识和社会能力的面向上，带来巨大的陪伴与支持。但此处想要指出的是，父权社会对女性友谊设下的陷阱，结合上述女性所面临的性别规范及升学主义下的校园文化，可能为女孩在校园内打造一种独特的处境——她们被鼓励彼此竞争，并运用这一套父权规范来评价其他女性，甚至排挤、攻击那些不符合父权社会想像中的“好女孩”。

这样的体系打造出了孤独的女孩，而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校园内受到师长侵害的年轻女性，经常连面对同侪时，也不曾说出自己的经历，而是独自承受伤害。女孩们成为一座座的孤岛，当遇到来自年长男性的伤害时，比起探询彼此是否有相同经历并寻求支持、协助，她们更害怕自己会因此成为“不合格”的女性，而遭到社群的批评和驱逐。

女性作为一种货币

在阳刚社群中获得认可，是证明自己男性身分的重要程序，而女性作为一种货币，得以帮助他们在此社群中晋升，展示自己作为成功男性的能力和价值。

最后，打造出性暴力结构的另一个关键特质，自然是父权社会赋予男性的资格感：在女性被定义成情感与性的付出者时，男性则被预设为获取者和支配者。更重要的是，获取这些来自女性的情感与性服务，并不只是为了满足男性个人的需要而已，而是为了证明、巩固、提升男性在阳刚社群中的地位。

对于父权社会的男性来说，在阳刚社群中获得认可，是证明自己男性身分的重要程序，而女性作为一种货币，得以帮助他们在此社群中晋升，展示自己作为成功男性的能力和价值（注5）。

这也是为什么女性主义者主张，性暴力从来不是个人性欲或性癖的问题。男性对于女性的性掠夺很多时候不源自于性需求，更不是因为个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动物性”，或如非人类般缺少理智、进而无法管理自己的性欲望。相对地，这种性掠夺其实是完全“理智”的决定——相对于女性，这是男性展示权力、确认支配地位的方式；而相对于其他男性，这则是他们进入阳刚社群，成为其中被认可的一分子的关键票券。

对于某些男性来说，一方面他们和年轻女性在年纪、知识、社经地位上的差距，可能带给他们更强大的优越感与支配感，进而强化了他们对自身权力地位的感知。另一方面，这样的差距也使他们得以更“有效”地利用自身优势，在关系中施行各方面的控制，甚至可以因此不用担心来自对方的反击。

例如，在本次案件中可以发现，黄姓教师如何利用自己对男女情爱关系的熟悉、教师的权力、家长的信任，以及他的社会经验来操纵、恫吓、压制女学生们，并让她们心生恐惧，担心一旦自己离开关系后可能遭遇到的后果（和报复）。

是故，和成年女性相比，年轻女性可能成为某些掠夺者中更“轻易”甚至“合理”的目标。“狼师”之所以成为狼师，并不是因为“狼性”，而是他作为人的各种社会性身分带给他的机会和特权，让他们得以掠夺与伤害那些被要求乖顺、服从、不得忤逆的年轻女孩们。

女孩的资格与解放

我们必须教导与鼓励年轻女性认识、探索自己的身体和情欲，不仅仅是懂得拒绝自己不想要的触碰与互动，而是更积极地，让年轻女性得以练习表达自己的“所想”和“所欲”。

因此，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类的性暴力？个人层次的究责当然是重要的，但单单把性侵害视为个人之恶却无法帮助我们消泯性暴力。我们必须深刻的认知到，父权社会里的各种性别规范如何结合其他的压迫体系，进而纵容甚至合理化性暴力的发生。

这一方面包括了检讨父权社会所假定的男性资格感和特权；我们必须挑战男性作为情感和性劳动的获取者的地位，并且不再把男性在性方面的进犯和掠夺视为一种正面的阳刚表现，进而给予奖励。进一步来说，我们应该反省父权社会的阳刚崇拜，拒绝那些有毒的阳刚气质。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赋予女性更多的资格感，尤其这样的工作必须从小就开始进行。我们要鼓励年轻女性表达负面的情绪，并懂得拒绝，不再假设女性必须表现出温柔、倾听等传统的阴性特质；我们要教导年轻女性用多样的方式处理冲突和争端，以及敢于说出不同的意见，不需要害怕自己会因为“直言”而不符合女性气质。我们更要支持女性为自身争取权益，而不是要求他们总是以他人的感受和舒适为优先考量。

最重要的或许是，我们必须教导与鼓励年轻女性认识、探索自己的身体和情欲，不仅仅是懂得拒绝自己不想要的触碰与互动，而是更积极地，让年轻女性得以练习表达自己的“所想”和“所欲”，得以认识到什么是让自己愉悦的正向性互动，并且鼓励她们可以主动地追求这些欲望和互动。

因为，唯有当女性得以认识、了解并自由体验带给自身快乐与满足的情感和欲望交换时，她们才能够更积极的辨识、拒绝、甚至抵抗那些自己所不想要、不喜欢、不认可的侵犯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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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黄姓教师甚至曾被表扬为优秀教师，并在后来顺利考上校长，职涯可以说是十分顺遂。

注2：比方说，经历过国高中校园男女分班或分校的人，多半都听过如“女生班就是比较好带”这一类的评论。

注3：甚至连月经这样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都可能是难以启齿的主题。

注4：另一方面，女性也被假设天生就应该知道如何建立人际关系，所以我们的社会不会积极教导女孩如何面对情绪与处理争端，更不重视女孩们在人际关系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注5：因此单身男性会被视为“鲁蛇”，而长期无法获得女性的关注与性的男性遭到父权社会的贬低，进而可能因此发展出对女性的怨怼和愤恨，所谓的“非自愿守贞者”（incel）社群就是这样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