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亞歷山大·杜金對普京有多大影響力？：歐亞主義、俄羅斯帝國與「歷史的脈搏」

數月前，在一次談論烏克蘭戰爭歷史起因的講座中，我提到亞歷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對烏克蘭戰爭的判斷，以此來證明帝國野心才是俄羅斯發動烏克蘭戰爭的源頭。有一位來自莫斯科大學的聽衆反駁道——杜金只是當今俄羅斯政壇的邊緣人物，他對普京決策的影響力應該是極爲有限的。

凱恩斯在1936年曾說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想法，無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都比人們通常理解的要強大。事實上，這個世界幾乎不受其他東西的支配……當權的瘋子們，他們彷佛是從空中聽到聲音，但實際上是從多年前的學術塗鴉碎片中提煉出他們的狂熱。我確信，與思想的逐漸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大大誇大了。」我贊同凱恩斯的這一看法。一個人所能擁有的政治影響力，有時不在於他能夠具體地接近權力中心，或對某個決策施加多大的改變，而在於他/她能夠塑造某種聲音，製造某種「勢」，從宏觀上積壓決策者的決策空間。

這裏要探討的就是亞歷山大·杜金這樣的俄羅斯政治邊緣人物的思想資源從而何來，又具有何種影響力的問題。

一、望向西方還是看向東方？

「在歐洲我們是跟隨者和奴隸，但在亞洲我們應該成爲主人。在歐洲我們是韃靼人，但在亞洲我們就可以成爲歐洲人。」

在此，不能不從俗先討論一下「歐亞主義」（Eurasianism）這個名詞。正如歷史上所有的思想一樣，在不同的人眼中，它有不同的涵義。諸多涵義的大體共性是，它傾向於認爲俄羅斯是一個歐亞國家（而不是歐洲國家），是被一個獨特地域包含着的獨特文明。

歐亞主義的最初來源，似乎可以追溯到俄羅斯帝國晚期開始產生的思想爭論。在十九世紀中葉，俄國就有所謂的西化派與斯拉夫主義者之爭。西化派不用多言，斯拉夫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派的反義詞，即認爲西方那種自由主義、理性主義、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要不得，要從「傳統資源」中尋求力量。

應該說，這種「往回看」的事情在各個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都有發生，但是在俄羅斯，「往回看」有一個特殊問題，那就是看向何種傳統。有些人，如尼古拉一世時期（1825年至1855年在位）的教育大臣謝爾蓋·烏瓦羅夫所提出的口號——正教、君主與民族——後來成爲俄羅斯帝國的官方意識形態，這當然望向的是伊凡三世（1462年至1505年在位）以來的沙皇專制主義時代。另一些人，如索爾仁尼琴，則喜歡的是沙皇專制建立之前的「波雅爾貴族時代」。另一位「國學大師」德·謝·利哈喬夫則往北看，即北歐斯堪的納維亞文化，認爲俄羅斯之根自北歐而來。但是無論往哪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基本上大家都還只是看向俄羅斯的歐洲本土。對東方，還是不屑一顧居多。

雖然帝國的頭像是雙頭鷹，但這只是地理面向，在文化傳承上，一直是西重於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道：「在歐洲我們是跟隨者和奴隸，但在亞洲我們應該成爲主人。在歐洲我們是韃靼人，但在亞洲我們就可以成爲歐洲人。」可以看成是這種心理的真實寫照。

正如金雁在《倒轉紅輪》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在沙俄崩潰之後，大批難民流亡海外，在他們中間出現了一批既反對十月革命，也反對二月革命的人，他們認爲無論是哪一種革命，都是來自西方的舶來品，不符合俄羅斯的國情。逃亡西方的他們，也往往過得並不如意。這些身懷國仇家恨的遺民，從自己的經驗中對「歐洲」的拒絕要比他們的保守主義前輩深刻得多。從他們中間出現了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歐亞主義者，如語言學家特魯別茨科伊（Nikolai Trubetzkoy）、地緣政治學家薩維茨基（Pyotr Savitsky）。這些人開始第一次望向過去的「文明窪地」——內亞東方，從另一個方向去理解俄羅斯的文化與歷史——它並不是文明西來，以高階姿態浸潤東方。相反，這片區域本身屬於同一個文化/語言聯合體。因此，俄羅斯不能被僅僅看成是斯拉夫人的國家，俄羅斯人/東斯拉夫人與突厥人和韃靼人的相似度其實要遠超過東西斯拉夫人之間。

如果說這些遺民還只是東西並舉的話，那麼下一代歐亞主義者——列夫·古米廖夫（Lev Gumilyov）——則進一步將「去西方化」推向極致。古米廖夫是著名的俄羅斯詩人安娜·阿赫瑪託娃（Anna Akhmatova）之子，是一名高度非正規的民族學家。受母親牽連，古米廖夫在古拉格勞改營度過他幾乎全部青中年時光。在極度的痛苦中，他發明/發現了某種「激情」理論——蓬勃發展的社會和民族並不是最理性或最先進的，而是那些擁有最高比例「激情」的社會和民族。這些激情廣泛存在於野蠻部族之中，文明社會相較於他們，則是墮落與失去衝勁的。在他以後的著作《民族起源與地球生態環境》中，他用這種「激情」理論來解釋民族的起源、發展與衰落。

古米廖夫在勞改營裏面寫就了《匈奴》一書，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又將研究對象轉向了古突厥人和蒙古人，這些書籍都可以說是對草原民族的禮讚。他認爲，俄羅斯人和草原部落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親密關係，他們的地理、歷史註定交織在一起，草原民族往俄羅斯的政治社會生活中注入了活力。這就幾乎把俄羅斯史觀上傳統的「西高東低」調了個個，變成了「西低東高」。

從學術價值上講，古米廖夫的著作其實可以稱道的東西不多，有很多歷史發明與臆斷的成分。但是，正如在這個世界上多是時勢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時勢一樣，時勢同樣創造學術。當時的俄羅斯，其實充滿了對「另類歷史」的渴望。

這種渴望首先是對蘇聯意識形態的一種反動。對民族，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一些基本觀點：他們認爲至今以來的歷史都是階級與階級鬥爭的歷史，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概莫例外；現代民族衝突是現代社會內部衝突的結果與產物，如共產黨宣言中提到「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也會隨之消失」；民族運動的正當性視乎歷史情景而定（如馬克思支持波蘭民族主義運動，視之爲打擊歐洲反動勢力的手段，但不認爲印度乃至亞洲民族主義運動有何必要，因爲其古老生活方式與社會制度不予外部衝擊就不會有進步），所以不一定每一個民族都有保存的必要。

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民族及民族主義運動的存在意義，要附屬於階級解放的需要。這一基本態度，被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繼承。這種以階級鬥爭爲綱的視角，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馬克思主義者很難把民族看成是一個政治實體，消解了他/她們對民族政治的思考。列寧自己在一戰以前對以民族爲單位設立政治組織一事其實並不熱衷。在多處文獻中，他稱聯邦制是「遮羞布」，反覆強調，「馬克思主義者是堅決反對聯邦制，也反對分權制的」、「鼓吹聯邦制和民族自治，不是無產階級應做的事情。」「非要有集中制不可」。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爲了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蘇聯搞了一套民族加盟共和國體制，但是 「這一理論只是一種幻想。事實上，這個國家一直採取單一形式進行統治，民族和地方利益並不是其考慮的原則。」。總結一下，就是「形式上的民族主義，實質上的社會主義。」

弔詭的是，儘管由此造成的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凡事都在莫斯科做出決定，少數民族不滿意，可俄羅斯人作爲一個整體卻並不更滿意。人們看到，俄羅斯的民族認同在階級敘事下同樣處於被壓制的狀態；人們也看到，經濟資源源源不斷的從俄羅斯本地流出去支援邊疆；人們同樣看到的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在相當多的加盟共和國中，本地的少數民族幹部實際上構建了某種勢力範圍與獨立王國，腐敗又獨斷（哈薩克斯坦的丁穆罕默德·庫納耶夫就是很顯著的例子）。

過去我們看帝國，總喜歡從民族間眼光出發，把它看成是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殖民壓迫，但其實在許多帝國中，帝國的統治者可以完全不在乎自己統治的是同族、異族，他們也不介意與其他族群的統治者聯手來「割韭菜」。

這裏我要多句嘴，過去我們看帝國，總喜歡從民族間眼光出發，把它看成是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殖民壓迫，但其實在許多帝國中，帝國的統治者可以完全不在乎自己統治的是同族、異族，他們也不介意與其他族群的統治者聯手來「割韭菜」。在這樣的帝國中，從豎向權力關係來看，少數族群的精英是多數族群精英的附庸，國家大政方針是在中心制定並推行的，但是從橫向權力關係來看，帝國又顯得相當尊重邊緣地區（精英）的特權（以維持共同統治、間接統治）。這樣，從豎向看是專制，從橫向看，則顯得「自治」又「合作」。無論是沙俄，還是蘇聯，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是這樣的——沙俄可以說是一個貴族聯盟國家，而蘇聯則是某種「新階級」聯盟國家。

話說回來，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古米廖夫的「另類歷史」敘事同時受到了蘇聯內部不同人的歡迎。在哈薩克斯坦，日後納扎爾巴耶夫甚至建立了一所以古米廖夫命名的國立大學（鑑於他對內亞民族的高度讚揚，這毫不讓人奇怪）。在蘇聯黨內和俄羅斯本土那裏，他也開始受到廣泛關注。古米廖夫將民族看成是一個具有獨特生命力的有機體，這違背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卻給了被蘇聯所遮蔽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以想象空間。同時，隨着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和吸引人，不少黨的官員開始對古米廖夫的奇怪敘述感興趣。其中就包括阿納託利·盧基揚諾夫 (Anatoly Lukyanov)，他有段時間被人稱作是俄國的「鄧小平」，可以想見是一名非常務實的官員。

他自1987年起擔任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在1990年又成爲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並在日後參與發動了「八一九政變」。他似乎從七十年代開始成爲古米廖夫的保護人。在一本由美國記者查爾斯·克洛弗 （Charles Clover）剛剛出版的對俄羅斯新民族主義的研究中，對列夫·古米廖夫是這樣描述的，「對盧基揚諾夫來說，列夫的理論代表了一種完全獨創的東西: 不是民族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第三條道路——一個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綜合體，一個擺脫全面文化戰爭的途徑，這個戰爭將會導致殘酷的危險災難。他的歷史觀雖然極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但卻強調了蘇聯人民無意識的共情，歐亞大陸內部千年的統一性，以及對西方潛伏的不信任。黨的保守派甚至可能沒有意識到列夫理論的宣傳價值，如果以正確的方式使用，他仍然可能顯得很有用」。

簡而言之，古米廖夫的學說除了給各地的民族主義正名之外，同時也孕育着某種帝國主義潛力，而這正是意識形態破產後越來越難維持局面的蘇聯高級官僚所意識到的。也正是這種暗在的契合，使得古米廖夫這個蘇聯專制的典型受害者，在他的生命晚期，在蘇聯國家崩潰之際，對蘇聯的消逝表示了莫大惋惜。

二、「反西方性」的顯現

當統治者的地位開始受到社會威脅的時候，他們開始選擇性的向主體民族的某些需求妥協，以民族代理人自居，脫離那種「新階級」聯盟狀態。

如果說特魯別茨科伊和古米廖夫的歐亞主義學說還只是一種史觀，裏面還是有不少閃光的地方，比如批評「俄羅斯本位」，摒棄那種「高階文明vs.未開化者」的心態，強調俄羅斯國家的某種「內亞性」，豐富了俄羅斯這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敘事。那麼到了亞歷山大·杜金這裏，歐亞主義裏面的那種「反西方性」的政治面向就特別突出出來。

在蘇聯時期，杜金曾是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小冊子作家、嬉皮士和彈吉他的詩人。他是「大院子弟」出身，父親也許是格魯烏（GRU，軍事情報局）的將軍。也許是出於對父輩的叛逆和挑釁，一群特權階級子弟（包括杜金）嘗試與探討了各種放蕩的生活方式與極端意識形態，比如法西斯主義。

正如上文所說，在蘇聯晚期，已經有一些黨內高官有了憂懼意識。克洛弗指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晚期，爲了應對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所帶來的衝擊，中央委員會和克格勃的一些官員開始進行了一些私底下的政治工程，一些是打入改革者內部的第五縱隊，一些是抹黑，但也有一些是企圖創造替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辦法，用帝國主義與俄羅斯民族主義來籠絡人心，以維繫黨的統治。

換句話說，當統治者的地位開始受到社會威脅的時候，他們開始選擇性的向主體民族的某些需求妥協，以民族代理人自居，脫離那種「新階級」聯盟狀態，丟卒保帥。這個不是什麼新把戲，算是帝國統治者的基本藝能了，當初沙皇們就是這麼幹的。

在這些工程的作用下，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晚期，就出現了某種「紅棕聯盟」，即共產黨與俄羅斯帝國主義者的聯盟。比方說，一位叫亞歷山大·普羅漢諾夫的年輕作者——他是阿富汗戰爭的宣傳家，外號「總參謀部的夜鶯」——開始批評戈爾巴喬夫的自由化改革，認爲它削弱了蘇聯統一的基礎。當時的美國駐蘇聯大使非常驚奇的看到舊時代的幽靈再次出現在俄羅斯的思想舞台上，「這些自詡爲俄羅斯『愛國者』的帝國主義分子往往擁護沙皇俄國最令人厭惡的那些東西。……所有這些人都認爲俄羅斯負有統治從君士坦丁堡到太平洋、從波羅的海到印度這一廣大的區域的使命，並且應在所有的邊緣地帶實現霸權。他們認爲，俄羅斯帝國是俄羅斯民族的標誌。維護帝國的完整應該高於個人利益，高於俄羅斯民族以外其他民族的利益。」這樣，在普羅漢諾夫的眼中，蘇聯就變成了俄羅斯人的國家，蘇聯和俄羅斯帝國合二爲一了。

杜金也身列這些政治工程之中。中央委員會資助了他的雜誌與書的出版，爲他前往西歐與歐洲極右翼進行交流提供了資金與方便，杜金很顯然和他們在反自由主義、反資本主義、反美方面達成了多種共識。杜金據說深受法國右翼作家阿蘭·德·貝諾伊斯特（Alain de Benoist）的影響，而這位作家認爲民族國家的潛力已經耗盡，對帝國相當的推崇。

這裏還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極右翼的思想宗師有不少是前納粹同情分子，比如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法律理論家卡爾·施密特和地緣政治學家卡爾·豪斯霍費爾。克洛弗指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政治哲學與冷戰結束時的俄羅斯有着鮮明的歷史共鳴，一些評論家並非巧合地將這一時期稱爲俄羅斯的『魏瑪時代』」。他們各自所在的國家都經歷了某種莫名其妙的、恥辱的「戰敗」，從各自的國際地位上跌落下去，這些思想家都需要尋找某種另類解釋——「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這些時代都在呼喚民族純潔、身份認同、文化保守和新地緣政治。

除了思想家，這種結構性的共鳴還體現在一批俄國軍人和情報官員身上。他們自覺遭到了背叛，需要解釋他們存在的意義。

除了思想家，這種結構性的共鳴還體現在一批俄國軍人和情報官員身上。他們自覺遭到了背叛，需要解釋他們存在的意義。

杜金在當時很顯然還不夠資格參與八一九政變，但是他和他的家人在目睹八一九政變的時候，很興奮的說：「這是我們的人」。在八一九政變失敗之後，1992年，在普羅漢諾夫的介紹下，杜金進入總參謀部軍事學院擔任講師。他的新庇護者是伊戈爾·羅季奧諾夫（Igor Rodionov）將軍。這位將軍在阿富汗打過仗，擔任過外高加索軍區司令。1989年4月，在格魯吉亞的首都第比利斯發生學生示威與蘇軍血腥鎮壓後，羅季奧諾夫被發配到了參謀部軍事學院。日後（1996年），他又將成爲葉利欽的國防部長。

總參謀部軍事學院這個培養軍隊中高級軍官的學院，在羅季奧諾夫的領導下，成爲了反對鮑里斯·葉利欽政府和自由派改革者的基地（當然，在蘇聯崩潰、軍隊解體之後這只是個小基地），就是在這裏，杜金開始研究、講授他的地緣政治學說，向將軍們灌輸歐洲極右翼的思想。

杜金在總參謀部軍事學院的講義在1997年得以出版，名字叫做《地緣政治的基礎》。這本書被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和其他一些軍事大學指定爲教科書，開始四處爲杜金打開大門。美國曆史學家約翰·鄧洛普（John Dunlop）是研究俄羅斯右翼問題的專家，他在2001年不安的注意到，這本書對俄羅斯軍隊、警察和外交政策精英的影響無與倫比。

在這本書裏，他敘述了地緣政治學的各種前輩——弗里德里希·拉採爾、哈爾福德·麥金德、阿爾弗雷德·馬漢、卡爾·豪斯霍費爾、卡爾·施密特和薩維茨基——的觀點，輔之以現代各國人士的地緣政治觀，把世界歷史描述成各種板塊之間的永恆對抗。他主張重建兩極體系——以歐亞世界來對抗大西洋世界。他用非常赤裸裸的言語指出，爲了達成此目的，俄羅斯必須重新建立它的帝國——「沒有辦法想象不是帝國的俄羅斯將會是怎樣，它註定成爲帝國」。他用一定的篇幅來說明，帝國對於俄羅斯來說，是一種天命。杜金簡單的總結道：「俄國人征服世界的戰爭並沒有結束」。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江時代的某種自由化改革中，讓杜金認爲中國是美國的卒子，「歷史表明，地緣政治上最重要的盎格魯-撒克遜在歐亞大陸的軍事基地是中國」。

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在「下大棋」，比方說實現莫斯科-柏林軸心，鼓勵法俄合作共同反美，吞併芬蘭、白俄羅斯、烏克蘭與蒙古，與德國瓜分東歐，建立俄羅斯伊斯蘭聯盟，瓦解中國（原因是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江時代的某種自由化改革中，讓杜金認爲中國是美國的卒子，「歷史表明，地緣政治上最重要的盎格魯-撒克遜在歐亞大陸的軍事基地是中國」），利用身份政治煽動美國內各族群的不滿，破壞其穩定。這是因爲杜金主張不僅僅要重建舊俄羅斯帝國或者蘇聯，而且要超越之建立一個新的全新歐亞帝國。

杜金的這種敘事無疑給了有巨大挫敗感的俄國軍人和情報界人士以存在意義。杜金告訴來受訓的軍官們，蘇聯的崩潰並非僅僅只是共產主義的失敗，而是幾個世紀以來，大西洋世界與歐亞世界對抗的偶然結果。蘇聯只是「俄羅斯世界」的表象，而「俄羅斯世界」必將在危機之後重新浮現。當前的挫折只是宏大歷史進程的一個小曲折，昭昭天命所在，兄弟還需努力。

儘管杜金自己未必真信（克洛弗指出，杜金對於自己的言論其實有某種刻意的疏離），儘管這在當時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邊緣思潮，並非主流，但時代將會繼續把它推往前端。

三、誰影響了普京？

對克里姆林宮來說，這些街頭人物各有各的用處，但是歐亞青年聯盟有一個明顯的政治優勢，它主要強調對外而不是對內，它倡導一個超民族的俄羅斯文明，而不是具有分裂性的種族主義。

在蘇聯瓦解後的日子裏，杜金的政治活動與生命起起伏伏。其出身、經歷與認知決定他首先是作爲葉利欽的反對派出現的（葉利欽在當時被看成是親西方的自由派的代表）。他首先與俄羅斯共產黨的領導人久加諾夫結盟，兩個人關係緊密，共同宣揚某種「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這實際上是紅棕聯盟在後蘇聯時代的體現。

1993年9月，葉利欽和民族主義者與共產黨所控制的杜馬國會發生了著名的政治衝突，杜金捲入其中，參與到杜馬一方，並實際參與了攻打國家廣播公司電視台的行動。在杜馬被暴力鎮壓之後，葉利欽採納了其顧問的主張，學習俾斯麥的手法，「乘對方洗澡的時候，穿走對方的衣服」，這意味着葉利欽採納了一系列民族主義政策，用胡蘿蔔加大棒誘惑反對派順從自己。在此之後，杜金走到了政壇邊緣。

但時代的風向再次把杜金吹了回來。葉利欽自己在俄羅斯執行的是一條寡頭私有化道路，寡頭對國民財富的瘋狂掠奪，日益高漲的通貨膨脹，丟臉的車臣戰爭，猖獗的有組織犯罪與政府的嚴重腐敗，各地方明顯的獨立傾向，葉利欽自己明顯酗酒昏聵，都日益讓葉利欽政府不得人心。葉利欽身邊的政治團隊策劃了一次大規模政治操縱活動，讓在民調中嚴重落後的葉利欽在1996年再次當選總統，並在他當選之後不久就開始物色接班人選，而這個人必須懂得忠誠，保護葉利欽不受追究。這個人最好出身軍隊或者安全機構，以便穩定局勢（在當時確實有安全機構官員在策劃政變）。

經過大規模的民意調查，葉利欽的政治團體報告說，選民壓倒性地希望這個人要具有「軍事氣質，言語少，行動果斷」。根據以上標準，一個本不可能的人選被葉利欽挑中，那就是普京。美國記者凱瑟琳·貝爾頓（Catherine Belton）指出，普京很可能是原蘇聯克格勃冷戰後政治滲透計劃的一部分。

隨着普京的上台，大量的軍人和安全人員開始進入政府，在他的第一個任期的中期，這些人佔據的比例達到了32%。而這些人的上台，也就意味着杜金影響力的上升。杜金在此時也主動依附普京。在2001年，杜金成立了所謂的歐亞黨。在聲明中，他說道：「普京的統治已經成爲歐亞主義思想的真正勝利……我們完全徹底地支持總統。」

不過，在普京執政的早期，他仍然希望左右、東西逢源，他向歐美釋放出了相當的善意，在911事件後配合美國進行反恐行動。逐漸結束普京的搖擺的，是兩種形勢：一種是俄羅斯國內日益增長的滿意情緒與民族主義情緒，這是由於石油收入的增長與政治秩序的穩定所導致的，這直接穩固了普京的政治基礎；第二種則是2004年的北約東擴和發生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橙色革命，這些似乎使得普京感覺到了被背叛的憤怒和顏色革命的威脅。這些都使得普京敢於直面與西方的衝突。

普京開始動員各種可能的盟友，作爲街頭的打手與輿論宣傳、異論相攪的工具進行預防性的反革命。這些人包括極右翼民族主義者，比如「俄羅斯形象」（Russkii Obraz）和「納斯」（Nashi），也包括杜金在2005年成立的歐亞青年聯盟。前者主要是一群納粹光頭黨，樂於攻擊俄羅斯境內的少數民族，用來攪亂自由反對派的集會。後者則文雅得多，用來在西方國家的大使館門前靜坐，舉辦各種擁護普京、抨擊其對手的公共活動。不過，克洛弗指出，這些團體的成立與活動並非直接來自普京的指令，它們往往是自治的，由接近或企圖接近克里姆林宮的企業家所資助，享受一定程度的官方保護，但仍然與官方有一定距離（以便官方可以否認聯繫的存在），通過揣摩上意進行活動。以後，普京將把這種經驗用來動員它國極端分子製造族群、文化衝突上。

對克里姆林宮來說，這些街頭人物各有各的用處，但是歐亞青年聯盟有一個明顯的政治優勢，它主要強調對外而不是對內，它倡導一個超民族的俄羅斯文明，而不是具有分裂性的種族主義。鑑於俄羅斯聯邦還是一個多民族國家（20%的居民是少數民族），極右翼民族主義很顯然會引發民族衝突與分裂，從而造成政治不穩定（而這是克里姆林宮所極力避免的），那麼強調擴張性的歐亞主義就順眼的多（儘管擴張性和分裂性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其實是一體兩面的東西）。所以隨着普京政權日益走向威權主義，歐亞主義開始慢慢的變成某種默認的官方意識形態。

杜金對未來俄國的圖景，也以某種隱秘的方式進入了普京政府的實際決策之中。在2009年，杜金幾乎是精確的預言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肢解。

在2009年以後，新歐亞主義的概念和詞彙開始出現在俄羅斯政府高層人士的談吐中。克洛弗指出，在演講、電視談話節目和報紙文章中，普京開始使用新的術語。例如，在談到西方時，他開始使用「大西洋」這個詞，當談到俄羅斯更廣泛的身份認同時，他使用了「歐亞大陸」這個詞。杜金對未來俄國的圖景，也以某種隱秘的方式進入了普京政府的實際決策之中。在2009年，杜金幾乎是精確的預言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肢解。

當烏克蘭戰爭打響後，俄羅斯國家通訊社在2022年2月26日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說道：「弗拉基米爾.普京決定不把烏克蘭問題的解決留給後代，毫不誇張地說，是承擔了一種歷史責任。畢竟，俄羅斯需要解決這個問題。這出於兩個關鍵原因。國家安全問題，即烏克蘭成爲反俄和西方對我們施壓的前哨，在其中的重要性僅排在第二。……首要原因永遠是一個分裂民族的情結，民族屈辱的情結——俄羅斯家庭失去了它的一部分支柱（基輔），然後不得不接受兩個國家的存在，不再是一個國家，而是兩個民族。……現在這個問題已經消失了，烏克蘭已經回到了俄羅斯。這並不意味着它的國家地位將被清算，但它將被重組，重新建立，並作爲俄羅斯世界的一部分回到其自然狀態。」

我們不難看到新歐亞主義在這篇文章中的迴響。

當然，這不是說杜金成爲了克里姆林宮的座上賓，他仍然只是政壇的邊緣人物。杜金自己也承認，是他的想法，而不是他本人，間接滲透到了有關官員的頭腦中。2014年7月，他在YouTube 上接受採訪時解釋道: 「我們只是按照俄羅斯歷史的邏輯和地緣政治的規律行事。」

據說普京本人對政治思想其實不怎麼關心，既然杜金本人並沒有接近普京的個人渠道，那麼新歐亞主義在俄羅斯的流行實際上就可以歸結爲兩個因素的作用：

一，普京政權的核心是一個「宮廷」，在這個宮廷裏面並沒有明顯的職級與權力領域劃分，不同的「廷臣」相互競爭，爭取普京的注意力。在這個圈子裏，並不存在專業性。所有人都要看普京的眼色，琢磨他含混的表達。因此，如果普京表示了對某種信息的歡迎，就有一個忠誠表達升級的過程，那麼很可能會在這個宮廷裏面形成循環反饋。在這種反饋中，最開始只不過是宣傳工具的東西，會慢慢變成思想的基礎與現實。

二，歷史形勢。俄羅斯民族主義無論是在沙皇俄國，還是在蘇聯，實際上都處於被壓制的狀態。俄羅斯聯邦可以說是歷史上第一個俄羅斯人的國家，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興起幾乎是不可抵擋的。很多俄羅斯政治的研究者都指出，普京政權是一個混合政權——具有很強的威權/寡頭色彩，但同時也密切關注/依賴大衆意願。由於當權者要抵擋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所以就不可能走公民民族主義這條路。正如上面所述，俄羅斯聯邦還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那麼做減法、排外，也不是一條可持續的政治道路。那麼新歐亞主義幾乎是唯一勝任的意識形態。

2015年10月，杜金聲稱自己並沒有實際激發俄羅斯的擴張過程，說道：「作爲一名地緣政治家，我把握着俄羅斯歷史的脈搏——它也是我的脈搏，我的心跳與我的國家、我的人民的心跳一樣有節奏。我等待着舒張和收縮，潮起潮落。」

這種詩意的描述可能是更接近於事實的。

結論

回到本文最開始的那個問題——杜金的影響力有多大？我們可以看出，杜金並不在那個決策政治圈層裏。無論是在葉利欽時代，還是在普京時代，他所參與、創建的政黨、組織和運動，似乎都只在俄羅斯政治的外圍，他自己也始終只是政治附庸。但是這是不是能說明杜金沒有什麼影響力呢，卻肯定不是。

毋寧說，杜金和俄羅斯政治存在某種共振關係。在某個關鍵點上，杜金把他的右翼政治思想輸入到了俄羅斯政府和社會的體內，在那個關鍵時刻，幾個關鍵團體、階層乃至整個俄羅斯社會正好處於某種軟弱、空白期，於是能夠給人以生存意義的另類歷史觀捕獲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力，並通過傳播複製擴散開來，又隨着俄羅斯政治鬥爭的需要，逐漸成爲一種官方敘事，而這種官方敘事進而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換句話說，杜金對俄羅斯政治的影響是結構性的。又或者說，時代大潮恰好跟杜金所倡導的新歐亞主義頻率相同。

這是不是能說明杜金不危險？不，這個世界上最危險的人，恰恰就是那些能給從來不讀書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