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攀登8000公尺高峰的掠影浮光：商業化浪潮下，探險精神何去何從？

（城市山人，本名董威言，作家、登山者，著有《登一座人文的山》））

2021年，一個名字在台灣登山社群逐漸被注意到，旋即引起媒體的高度關注。這個名字之所以被形容為「橫空出世」，在於無論是過往台灣人曾登頂、或未登頂的8,000公尺世界高峰，如今都一一印上了她腳上的冰爪足跡，甚至在其中幾座高峰——安納普納峰（Annapurna）、喬戈里峰（Qokori，K2）、加舒布魯一峰（Gasherbrum I，G1）、加舒布魯二峰（Gasherbrum II，G2）等——還以艱難的無氧方式（不使用任何氧氣補給裝備）登頂，如秋風掃落葉般地速度獨力推進台灣的海外攀登史。

她是29歲的台灣女性登山者曾格爾（Grace Tseng），目標是成為全球最年輕完成14座8,000公尺山峰的第一人。截至2022年8月，她只剩倒數兩座。迄今史上最年輕完攀14座8,000公尺山峰的紀錄保持人，是來自尼泊爾的明瑪·大衛·雪巴（Mingma David Sherpa）在30歲6個月時達成的紀錄。

不過隨著媒體報導的推波助瀾，不同的聲音逐漸浮現，有人調查曾格爾的家世背景，也有人批評她名不符實，認為她達成這些創舉並非真正的探險精神；批評者有之，捍衛者有之，台灣登山社群也為此有番辯論。

同樣身為憧憬高山的登山者，我欽佩她向外闖蕩的勇氣與創下的登頂紀錄，而她挑戰無氧與快速攀登的運動表現也有目共睹。然而事實上，國際上志在完攀14座高峰的登山者大有人在，而且多數為商業模式下的「客戶」身分，使得「成就」下的光芒不免黯淡。我們該如何統合兩股針鋒相對的意見，成為一道待解的思辯難題。

以下，我嘗試透過本文，從登山史出發介紹8,000公尺攀登的陌生世界，以及再次探索我們對「探險精神」的想像。

高海拔登山運動的推移與轉變

登山從不缺追求個人名聲的動機，但在過去，攀登8,000公尺的山峰更大的意涵在於「國族榮耀」，一人登頂即代表全隊與國家的勝利，因此具有注重團隊合作與患難與共的文化。

先民為生存遷徙四方，軍隊與商人則以最短路徑穿越山隘為需求，登頂從來都非必要之務，直到西方歷經文藝復興後的數波思潮與社會變遷，不只索敘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等學者奉科學之名攀登高峰，浪漫主義者同時還在工業之火的煙硝中瞥見阿爾卑斯山脈的壯美（sublime），登山運動在19世紀中葉於焉問世，並成為席捲全球的現象，最後在20世紀初抵達了世界的屋脊——橫跨亞洲大陸的喜馬拉雅山脈與較北的喀喇崑崙山脈。

這段歷史，除了昔時以「脫亞入歐」為主軸的明治維新日本外，對於現代化姍姍來遲、文化迥異的東亞來說顯得遙遠而陌生。當廣大人民尚苦於戰亂、飢饉、災荒，亦或受到高壓統治之時，登上遙遠山巔毫無可能與意義可言。而隨著時間的巨輪轉動，受惠於現代化與經濟成長的福澤，人們逐漸向山舉目，踏上路程不一的登山健行行程；最引人矚目者，莫過於14座超過8,000公尺以上的山峰，可謂「蒐集山頭」（peak bagging）的最高成就。

回顧過去西方登山運動的樣貌，我們也會發現一段執著於登頂的歷史：1865年的馬特洪峰首登，是同樣來自大英帝國的温珀（Edward Whymper）與廷德爾（John Tyndall）間的同胞內戰；1930年代的喜馬拉雅山脈，成為英國、美國、納粹德國間「各取一峰」的逐鹿之戰；1950年代迎來各國首登8,000公尺山峰的熱潮，而後極簡攀登風格「alpine style」崛起，純粹派的登山者開始追求完全自給自足的境界。若觀察眾多登山創舉的本質，即是自立自強挑戰未知與極限的精神。

雖說有時登山不乏追求名聲的動機，但在過去，首登8,000公尺山峰對社會的意涵在於「國族榮耀」，一人登頂即代表全隊與國家的勝利，隊伍亦具有注重團隊合作與患難與共的文化。欲參加遠征隊伍的成員，皆需要經過縝密的審查，唯有佼佼者才有資格入選，不然除降低隊伍登頂的成功率外，在危險情況甚至會連累隊友的性命。古早年代的遠征行程難度極高，缺乏氣象預報、無即時通訊工具、也欠缺可依賴的圖資，且交通距離冗長、裝備與食糧笨重而粗糙、成本高昂，諸多劣勢一時不可勝數，一般大眾幾乎不可能成為遠征隊中的一員。

時序來到1990年代，西方商業登山嚮導公司在聖母峰拓展生意，協助那些慕名而來的客戶登上世界第一高峰。從歷史來看，西方登山者最初進入尼泊爾與巴基斯坦之時，普遍雇用地方居民背負大量輜重並協助登山行程，工作內容從基本的「搬運工」（porter）到直接輔助攀登的「雪巴人」（Sherpa）皆有 。爾後，以尼泊爾雪巴人為首的族群逐漸從西方登山隊伍習得技能，並自行開業承攬業務， 成為現在我們所見的本地商業嚮導公司，不只直接受政府觀光部門的管轄，更是國家眼中的金雞母、搖錢樹。

近年來，國際登山社群興起蒐集攀登14座8,000公尺高山的風潮，或許可追溯至2019年，尼泊爾裔英國籍登山者普爾加（Nirmal Purja）以6個月6天創下的最快完攀紀錄，其獲得的巨大全球曝光效應，成為推動新一波登山觀光的巨大動力。雖然登山者的出發點不盡與普爾加相關，但以下仍列出正在途中的的數幾位人物：台灣除了曾格爾之外，還有呂忠翰（果果）和詹喬瑜（三條魚），挪威的前越野滑雪女子運動員哈里拉（Kristin Harila）正嘗試打破普爾加的最快紀錄。

此外，加拿大的雅諾夫斯卡婭（Liliya Ianovskaia）以女性高齡攀登著稱（62歲），西班牙的超高齡登山者卡洛斯（Carlos Soria Fontán，83歲）自1990年開始攀登，現在剩下兩座；巴基斯坦的卡希夫（ Shehroze Kashif，20歲）和英國的女性布朗里（ Adriana Brownlee，21歲）同在爭取最年輕完登紀錄，尼泊爾的女性登山者巴桑拉姆（Pasang Lhamu Sherpa Akita）、達瓦楊祖（Dawa Yangzum Sherpa）等亦在挑戰者之列；最後，中國大陸的何靜據推測也在挑戰以無氧方式完成。

以上所提及的幾位登山者大部分為女性，原因為何？首先，是近來吹起扭轉男性（尤其是白人）稱霸高海拔攀登的風潮；其次，從爭取品牌贊助的角度來看，基於過往女性登山者數量較少，在「紀錄」上也比較有可操作的空間，所以因應宣傳與募資的商業市場遊戲規則，進而產製出依據國籍、性別、年齡、膚色、種族、季節、無氧、連登多峰時間紀錄等多種排列組合的行銷題材。山不會在乎上來的是誰，但人類社會始終在乎。

商業化造就的文化斷層與參與結構變化

在商業化環境中，由於客戶組成歧異，以往注重團隊精神的文化也消失殆盡，高海拔山峰逐漸轉變成為實現個人抱負的場域。

若追蹤上述幾位登山者的Instagram，或會見到他們和皮膚黝黑的夥伴同框合照的畫面，他們是誰？其實這就是他們積極募資的原因：向商業登山嚮導公司購買服務，獲得雪巴人的支援（部分情況下甚至是強制配給嚮導，如聖母峰）。過去他們被埋沒於西方人的耀眼成就之下，如今他們是受世界肯定的登山好手，不斷帶領來自世界各地的客戶完成他們的夢想。

就如與紐西蘭人希拉里（Edmund Hillary）一同首登聖母峰的雪巴人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所言：「成就偉大，也讓其他人偉大」。在商業模式下，絕大多數客戶只需專注於身體勞動，諸如規劃、開路、架繩、煮食、營務、運補、後勤、交通 、風險控管等環節，皆由專業嚮導公司全程控管，再加上氣象預報、通訊器材與輕量裝備等輔助，行程難度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讓站上8,000公尺的世界群峰之巔，不再是一般大眾難以企及的夢想。

在日益發展的商業模式之中，由於客戶常態性缺乏攀登經驗，過程中不免演變成雪巴人扮演「保姆」般的角色。對雪巴人而言，帶越多客戶成功登頂，就越能提高自己的經濟獲益，因此多少也願意冒更高的風險以賺取更大的報酬。而在商業化環境中，由於客戶組成歧異，以往注重團隊精神的文化也消失殆盡，高海拔山峰逐漸轉變成為實現個人抱負的場域。

有質疑認為，近代西方遠征隊伍亦常雇用雪巴人，是否同為商業模式？我們需要釐清的是，首先，「商業」指的是登山行程成為市場上可供消費的商品項目，過去在遠征隊伍稀疏時，並無法達到穩定的供需關係，所以不然。再者，雇用當地人為嚮導的傳統，可以回溯到19世紀的法國霞慕尼，但彼時英國菁英登山者在技術上實則優於地方嚮導，且目標著重在越來越難攀登的未登峰，迫使嚮導向客戶學習，並逐漸演進為一門正式行業。

高海拔攀登亦然。過去制定計畫、統領大局的皆是西方領隊，隊員各各弓馬嫻熟，雪巴人僅需聽令行事；然而在商業登山模式中，多由經驗豐富的雪巴人擔任領隊一職（雇用西方人領隊價格昂貴），變成能力參差不齊的客戶需聽令行事，所以商品化、領隊職責操之誰手、隊員的自理能力，均是判斷指標。

時至現今，商業化效應根深蒂固，任一座山峰皆可化為網站上明碼標價的套裝行程，或價錢可議的客製化行程。根據登山部落客阿蘭‧艾內特（Alan Arnette）的估算，以商業方式攀登聖母峰的價格逐年上漲，以2022而言，隨著服務內容不同，一般客戶會付出4至5萬美金不等代價，最高可達16萬美金之譜，幾乎等同於買車或買小套房的價格，以及約兩個月的攀登時間。

在商業化模式下，對登山者來說，涉及到每人的經濟資本與消費門檻，只要你能付更高的價錢就能獲得更好的支援——只要有能力加碼，登山者即可快速在基地營之間轉移、使用更多的氧氣瓶、雇用更多的雪巴人，創下更多以往無法想像的紀錄，某方面來說就像豪華團。這般「金錢遊戲」的形象，即是商業化最常為人詬病的一點。

隨著高峰一一被登上，追求極限與未知的登山者們益發偏好輕快、低成本的「阿爾卑斯式」（alpine style）風格，他們志在創新，相信登山之樂在於過程、在於個人成長、在於學習技能，登頂則是最終獎勵。

可想而見，商業化也在登山文化上切出一道巨大斷層，大量生產出一批批不同以往的參與者。西方登山運動長年以來的聖杯，即是挑戰未知——包含未曾被登上的海拔高度、未曾被登上的山峰、未曾被爬過的路線、未曾被嘗試過的攀登方式等——「未知」亦即沒有規則可言，不可掌握的變數極多，登山隊伍或登山者只能依靠自身能力嘗試登頂，甚至要有賭上性命的覺悟。

隨著高峰於上世紀中葉一一被登上，追求極限與未知的登山者們益發偏好輕快、低成本的「阿爾卑斯式」（alpine style）風格，不使用輔助氧氣，以小隊伍或獨攀的方式向高聳的絕壁、嶄新的登頂路線、更快的速度、更冰冷的時節、更新穎的方式發起進擊，又或是將目光放至8,000公尺以下的未登峰與路線。他們志在創新，相信登山之樂在於過程、在於個人成長、在於學習技能，登頂則是最終獎勵。

相較之下，商業化攀登的受眾則是一般民眾，兩者對探險的想像截然不同，幾乎毫無交集；即便偶有齟齬，也是來自如烏魯布科（Denis Urubko） 這類個人風格鮮明的傳統登山家，呼籲借助商業模式的登山者「不要將自己吹得太偉大」而已。同樣對絕頂高峰懷抱嚮往，多數人只是想盡可能安全、快速地登上世界最高的山峰之一，然後重返家人的身邊或是工作崗位，不必也不需將登山視為一門需不斷琢磨的技藝——主觀上，隨商業隊伍登頂高峰，亦是一場跳脫日常且精采絕倫的探險。

就我觀之，正因為上述受眾差異的緣故，議論冒險精神的是非對錯極易徒勞無功。平心而論，人人皆有權選擇自己的登山方式，商業何罪之有？真正的核心命題，在於社會對探險的品味與想像。品味需要時間淬鍊養成，而身為後來者，我們自不免需要平實地從歷史審視並瞭解這一項異文化的運動，進而思考未來該何去何從。

從環境與人文反思當代登山運動

來到理應純淨無瑕的世界屋脊，等待我們的卻是宛如小鎮般的帳篷城、滿目瘡痍的營地與堆積如山的垃圾。身處人類世，即使投入富含出世與逃避主義色彩的登山活動，卻經常體察到文明的影響無遠弗屆，多麼諷刺。

1995年諾貝爾獎得主，荷蘭大氣化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於2000年提出「人類世」（Anthropocene）概念，隨後也被應用到登山運動的研究上。對於與自然環境緊密互動的登山者而言，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影響可說越演越烈；就在我們照常生活的同時，歐陸熱浪使得阿爾卑斯山脈的冰雪快速消融、各地野火頻傳，過去夏季可攀登的路線落石風險大增，形同封閉。由於氣候暖化造成昆布冰河越來越不穩定以及累積的人為汙染，尼泊爾政府也正計畫遷移聖母峰基地營的位置。氣候變遷對於冰雪為主的登山運動，衝擊只會越來越明顯，更不用提還有越來越多觀光客湧入高山環境。

雖然商業登山只是一種攀登方式，但由於今年K2迎來了史上最忙碌的攀登季，世界首次見證了一座先前被視為極度困難的「狂暴之山」，成為疫情緩和後新一波報復性旅遊的目標。不只如同聖母峰一般的排隊人龍，出現在8,200公尺處的瓶頸路段（bottleneck），秘魯的女性登山者昆卡（Flor Cuenca） 更上傳了營地有如垃圾場一般的照片，直指大型商業嚮導公司未負起攜出垃圾的責任，而台灣登山者詹喬愉亦有觀察到此類現象。在可預期的未來中，同樣商業模式複製到其他山峰，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約莫在距今80年前，法國登山家雅克·拉加德（Jacques Lagarde）即反思：「奇怪的是，人類出於對原始自然、身心考驗、孤寂與未知的熱愛被群山吸引，也在那最終的避難所找到了全部，卻會用盡方法消滅所有他曾苦苦追尋的一切。」至今，同樣的矛盾依然存在。我們對山的憧憬與嚮往，竟然化為毀滅的力量；來到理應純淨無瑕的世界屋脊，等待我們的卻是宛如小鎮般的帳篷城、發出惡臭的溝渠、滿目瘡痍的營地、堆積如山的垃圾、長長的登頂隊伍、怵目驚心的登山者遺體。身處人類世，即使投入富含出世與逃避主義色彩的登山活動，卻經常體察到文明的影響無遠弗屆，多麼諷刺。

與其攀登高峰可讓「讓世界看到台灣」，不如說「讓台灣看到世界」；與其「將台灣推向世界」，不如說「將世界推向台灣」更具價值。

反思近年海外攀登的風潮，令人想起台灣亦有一段受埋沒的登山史，自1980年代起，以同好團體或大學山社的型態挑戰海外技術攀登，往後則由戶外品牌歐都納贊助「七頂峰」與「八千米計畫」，但後者已經停擺多年。海外攀登的重心，約莫於2002年起逐漸轉移到個人、小團體與「國際隊伍」上，所謂的國際隊伍大多是指商業隊伍，多少也反映了海外高峰商業化的趨勢，以及傳統登山社團的無以為繼。這就是為何近年欲登上8,000公尺山峰，或計劃摘下「喜馬拉雅的王冠」的登山者，大多是以個人為主，而非隊伍或代表某個組織。有了便捷的商業服務，最大難關僅有預算與體能兩項，甚至可以說攀登熱門山峰，已鮮有大費周章自組隊伍前往的必要性。

最後，我主張與其攀登高峰可讓「讓世界看到台灣」，不如說「讓台灣看到世界」；與其「將台灣推向世界」，不如說「將世界推向台灣」更具價值。當贊助商與本地媒體使用誇張詞彙渲染登頂與紀錄，如「征服高峰」、「世界紀錄」、「台灣之光」，忙於爭取點閱率之餘，卻易於使人疏忽了如今的商業規模與服務模式，乃是建立於先人開拓未知的膽識與血肉之上，而這才是西方登山運動中的典範，也持續在少數現役登山者與極限運動員的身上發揚光大。我們無權決定他人如何自我實現，但「我們」產生的集體想法，卻會決定後世將走上什麼樣的自我實現道路，以及最終又將通往何方。

無所承先，何以啟後？我尊重登山者們挑戰自我的方式，但也希望商業化的8,000公尺群峰不是終點，而是建構未來世代對探險想像的起點。究竟社會最終所認同的典範為何，相信歷史自會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