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黯然退市、接受重罰——滴滴被「重鎚」的背後與中國政經底層邏輯的變化

超先聲，互聯網科技觀察者

7月21日，焦灼等待一年的滴滴終於迎來了對自己的最終處罰。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依據《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行政處罰法》等法律法規，對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處人民幣80.26億元罰款，對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程維、總裁柳青各處人民幣100萬元罰款。

跟隨處罰決定的，還有一則《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有關負責人就對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依法作出網絡安全審查相關行政處罰的決定答記者問》，試圖對這個並無先例的鉅額罰款作出一些解釋。

在這則答記者問中，用語嚴厲，指向明顯，跟一般的政府處罰公文大相徑庭：「網絡安全審查還發現，滴滴公司存在嚴重影響國家安全的數據處理活動，以及拒不履行監管部門的明確要求，陽奉陰違、惡意逃避監管等其他違法違規問題。滴滴公司違法違規運營給國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和數據安全帶來嚴重安全風險隱患。因涉及國家安全，依法不公開。」

此前於2021年4月10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阿里巴巴開出了有史以來最高的182億元天價反壟斷罰單，並開出了國市監處〔2021〕28號《行政處罰決定書》。這封針對阿里巴巴的行政處罰決定書內容詳實，詳細列舉了阿里巴巴的違法事實、取證調查經過、法理依據，尤其就認定壟斷地位進行了深度探討，決定書長達幾萬字，堪稱一篇範文。

而滴滴事件的《答記者問》，除了處罰滴滴的幾個理由之外，通篇充滿了居高臨下的訓斥口吻，並有「陽奉陰違」這種近年來經常用來形容腐敗官員與「兩面人」的用語，這說明處理滴滴事件不是通常的技術官僚主導的程序化過程，而是意識形態大主管對權威被挑戰的憤怒反應。

在處罰通知書發布10分鐘內，滴滴就默契公布了認罪認罰的公告，言辭謙卑，「誠懇接受，堅決服從，認真整改」。

資本市場對滴滴事件最終有了說法而提振了情緒，當晚，在美中概股普漲，市場預期中國以網信辦爲首的對互聯網行業疾風驟雨般的監管或宣告終結，行業將得以喘息。

但一年前滴滴被下架的26個應用仍未確定上架日期，逾一年沒有新用戶增長的滴滴到底何時能恢復正常運營，仍是未知之數。

阿里與滴滴

回頭來看，2021年對阿里巴巴的反壟斷調查，以及2022年對滴滴違反網絡安全的處罰，兩者頗有可比之處。

在阿里巴巴的處罰說明中，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計算，「對當事人處以其2019年度中國境內銷售額4557.12億元4%的罰款，計182.28億元。」

在滴滴處罰案件中，並沒有公布對滴滴處罰的標準。根據滴滴2021年財報，滴滴2021年總營收爲1738.3億元，其中，滴滴2021年來自中國出行業務營收爲1605.2億元，以最終罰款80.26億元計算，正好是2021年滴滴中國營收的5%。

2008年頒布施行的《反壟斷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由反壟斷執法機『構責令停止違法行爲，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上一年度銷售額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罰款。由此看出，對阿里巴巴的反壟斷罰款，實際上並不是頂格處罰，市場監管局的技術官僚用嚴密邏輯推理給阿里巴巴定了罪，處罰最終從輕發落。

國家網信辦對滴滴的處罰，有三部法律可以參考：2017年6月1號施行的《網絡安全法》、2021年9月1號施行的《數據安全法》以及2021年11月1日施行的《個人信息保護法》。

後兩部法律的施行都在滴滴事件之後，這三部法律之中，對違反法律的處罰標準都不是非常高，能夠對此次處罰找到的依據在《個人信息保護法》。

其第六十六條指出， 違反本法規定處理個人信息，或者處理個人信息未履行本法規定的個人信息保護義務的......情節嚴重的，由省級以上履行個人信息保護職責的部門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五千萬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營業額百分之五以下罰款，並可以責令暫停相關業務或者停業整頓、通報有關主管部門吊銷相關業務許可或者吊銷營業執照；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款，並可以決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內擔任相關企業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個人信息保護負責人。

可以看到，不管是針對滴滴公司的處罰，還是對於程維和柳青的處罰，都可能是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六十六條而來的。而該條規定可以禁止主管人員在一定期限內擔任相關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則未在此次公布的處罰決定中出現。

同時顯而易見的是，網信辦的頂格處罰與嚴厲措辭，都表明這不是一次簡單的行政處罰。

滴滴難言過關

滴滴事件的處罰，既有突擊上市造成高層對滴滴「陽奉陰違」震怒，也有相關執行部委條線對這種體制外力量的頭疼，在此時引發的集中監管。

滴滴本來相對安全，2012年誕生以來碰到的最大麻煩是2018年發生的兩次乘客被司機姦殺的案件及其他安全事故。這在道義上將滴滴逼入絕境，輿論上成爲全國公敵，但實際上滴滴並沒有傷筋動骨，反而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滴滴進一步完善公司與產品的治理。

滴滴的業務監管名義上歸屬交通運輸部， 但交通運輸系統本質上不是「條條」式部門，而是「塊塊」式部門，交通運輸部只對各地各行業做業務指導，實際的執法權限以及一些有效法規的制定都在地方——滴滴利用這些各地之間的競爭，分而治之，國內幾百個城市各自有一些地域特點和法規，即便滴滴在某些地市違規運營，當地也只能運動式監管，誰也無法在整體上將滴滴掐滅。

筆者曾經總結過一個中國互聯網的特點，中國互聯網與意識形態的交集是監管的重點，「媒體屬性和輿論動員功能的平台」是要被網信辦等監管部門重點「照顧」，滴滴屬於實體交通運輸行業工具類產品，基本上沒有意識形態色彩。

實際上官方也是如此看待。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體工具從來沒有打開過中國市場的大門，Google中國也得而復失，2010年之後退出了中國大陸市場，但是Uber中國分公司優步中國一開始就攻城略地，把極具侵略性的擴張政策帶到中國來，也沒有遭到監管部門阻攔，在與滴滴競爭中也沒有受到監管部門不公正待遇。

滴滴不惜重金挖來官員應對政策監管，比如前司局級幹部李建華曾擔任滴滴出行首席發展官（後於2019年離職加入奇虎360），原交通部運輸服務司出租汽車管理處副處長張貝任滴滴出行副總裁、滴滴政策研究院院長，不過這些政策針對的是交通部和各地交通委，滴滴沒有想到還會有需要集中精力應對網信辦的一天。

在這次上市過程中，滴滴也徵求了主管部委交通運輸部和國家發改委的意見，並得到了兩者的支持。中央網信辦當然是繞不開的監管部門，中央網信辦原則上並未反對滴滴上市，不過提出意見，認爲滴滴應當對自身數據安全做一個徹底的自我檢查並推遲上市。

可是，一向善於突破監管、利用部門矛盾周旋的滴滴卻犯了致命性的錯誤，在7月1日中共建黨百年大慶前一晚忽略監管指示突擊低調上市，並馬上迎來了痛擊，中央網信辦非但沒有在七一放鬆警惕，反而立刻動員起來。

7月2日晚7點，設在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下的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公告稱，對滴滴發起網絡安全審查，審查期內滴滴停止新用戶註冊。

7月4日，國家網信辦發布關於下架「滴滴出行」App的通報，稱存在嚴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問題。

7月7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披露最新22起投資併購未申報的處罰案例。滴滴因8起合資和投資未申報被罰400萬元。

7月9日晚，國家網信辦再因存在嚴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問題，下架滴滴旗下25款應用，包括「滴滴車主」「滴滴企業版」甚至滴滴公司內部社交軟件和車隊管理軟件。

7月16日，國家網信辦會同公安部、國家安全部、自然資源部、交通運輸部、稅務總局、市場監管總局等部門聯合進駐滴滴，開展網絡安全審查。

通常會拖沓冗長的行政手續和緊張忙碌的百年大慶都沒有給滴滴留出喘息之機，兩週之內的霹靂行動，滴滴的最高市值紀錄停在了上市當天的760億美元，此後一路下跌。

對於滴滴這種體制外的民營公司來說，在體制內是不可能形成堅實龐大的利益共同體的。成長與中共十八大之後的滴滴，在政商關係人人自保時代既沒有形成體制內盟友的機會，也沒有十八大之前像阿里等其他互聯網公司粗放發展的時間。

滴滴除了認罪認罰，別無他法。而滴滴新用戶註冊仍未開放，20多個App也沒有重新上架，仍然難言安全落地。

今年中共二十大之後政策或有微調，卻一定不會有根本性變化，在中美鬥法愈演愈烈的當下，「壞孩子」滴滴的樣本足可以儆效尤。

滴滴的底色

2020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彼時外界認爲主要針對阿里系和騰訊系這兩家規模超大，擁有巨大動員能力和財力的互聯網巨頭，滴滴只不過是安於一隅的服務類公司，即便早年前經過多輪不合規的合併，但不至於作爲「資本無序擴張」的樣本之一。

但滴滴之所以成爲阿里系螞蟻折戟上市之後的又一案例，偶然中也存在着必然。

滴滴是從草根中誕生的巨無霸，在叢林法則的中國互聯網證明了自己的實力、野心和潛力，經過風投資本、外國資本和既得權貴精心挑選加持，獲得了超然競爭的能力。

跟Uber對抗現有規則、打法野蠻粗暴類似，滴滴出生就打破了各地的既得利益格局，具有強烈的叛逆精神：網絡叫車服務直接挑戰龐大的出租車行業，身份是灰色乃至黑色，與中下層的交通官僚體制會產生天然的對抗性。

時間回到2012年下半年，來自阿里的「小鎮青年」程維北上，靠着前同事王剛的天使投資，準備在京城大展拳腳。北京是「天子」腳下，等級森嚴，出租車行業盤根錯節，既有國有資本，也有地頭蛇勢力。「快的」第一站選擇杭州，優步中國第一站則選擇上海，跟其他網約車選擇南方城市不同，滴滴一開始就準備啃全中國最硬的骨頭，先難後易，程維的賭性和冒險可見一斑。

2015年1月，程維約見易到用車創始人周航，討論合併的可能性，不久媒體就獲悉了談話內容，周航質問程維，卻只得到否定答覆。一個月後的2月14日，滴滴聲東擊西，宣布與競爭對手快的合併。

在對付另外一個競爭對手優步中國上，滴滴又使出另外的招數。根據《紐約時報》記者撰寫的Uber崛起的編年史，滴滴的員工向優步司機發送虛假短信稱優步在中國已經關閉，他們應該爲滴滴工作。滴滴還使用了反間計，讓滴滴員工入職優步中國，以獲得優步的內部信息。

循規蹈矩這個詞在滴滴找不到落腳之處，他們也在屢屢與政策的對抗中吃到了紅利。

2014年，當北京禁止私家車用於網約車業務時，許多公司遵守了規定，滴滴卻依然我行我素。當被政府指控非法經營出租車業務時，滴滴稱只是與合法的汽車租賃公司合作，不是與個人車主合作。滴滴還承諾旗下司機，如果滴滴司機被運管抓到罰款，滴滴可以憑票全額報銷，讓司機沒有後顧之憂。

博弈政策，繞過監管，棋走險招，是滴滴最初成功的秘訣。即便到今天，在許多城市，滴滴的運營也籠罩在灰色之中。滴滴一直在中國最大城市上海沒有拿到關鍵的運營許可證；在北京，絕大多數的司機也並不滿足北京市要求的「雙保險」——「京人京牌」。

滴滴的「街頭智慧」，並不足以讓滴滴在一衆公司中脫穎而出。滴滴擁有了一個良好的開局，一個堅忍變通的創始人，在移動互聯網興起，競爭殘酷又激烈的時代，還是遠遠不夠的，滴滴需要大量的錢，足夠它燒到十年後。

接下來，滴滴變成了中國互聯網自由競爭和資本推動歷史上的極致產物，本質上成爲一個私募基金推動的夢想怪物。

上市前，滴滴融資逾20輪，和快的打車、優步中國歷經兩輪合併，私募股東已經近百，創中國互聯網公司之最，在世界範圍也是前無古人。

在滴滴這場資本盛宴中，聚齊了幾乎所有主角：中國風投資本經緯中國、紅杉中國等；互聯網巨頭資本騰訊和阿里；外國資本軟銀、Uber和蘋果等；國有資本中信產業基金、中金、中投等。

根據滴滴IPO招股書顯示，軟銀持股比例爲 21.5%，爲滴滴最大股東。Uber優步持股比例爲12.8%，騰訊持股比例爲6.8%。

這場長達數年的資本狂歡，肇始於十八大之後開啓的金融自由化以及政府鼓吹的「雙創」、「互聯網+」，也得益於中美關係最後的窗口期。彼時中央的主要精力在於反腐和意識形態領域，其中就包括分散在數個部委之間的反壟斷大權。

與滴滴同時代的許多創業者紛紛倒在了滴滴依靠資本壘砌的高牆之下，滴滴厚厚的血槽支撐了其肆無忌憚的補貼大戰，其2015年全年虧損達122億元人民幣，平均每月燒掉10億元。2016年合併優步中國之後，滴滴在中國市場份額一度超過90%以上。

各方資本最後推舉出了一個代言人，中國最精英、最有話語權的企業家之一柳傳志的女兒，曾任職於高盛的柳青擔任滴滴總裁，完成外資和本土資本的一次合流。

2015年2月，柳青就任滴滴總裁，在此之前，滴滴從未設置總裁職位。程維評價柳青：在加入滴滴的半年時間內，幫助公司完成了當時非上市公司最大一筆7億美元融資，並帶領團隊浴血奮戰，殺出了一條血路。

跟其他創業公司不同，柳青並不僅僅是滴滴職業經理人，她在公司的地位跟程維不相上下。她不光給滴滴帶來最大一筆融資，還引入了中信、中投這些國字頭資金，帶來了柳傳志潛心經營40年的中國生存經驗和龐大的人脈網絡。

2015年程維成了陪同習近平訪問西雅圖的中國代表團中最年輕的成員，同年底在烏鎮中國互聯網大會上，習主動來到滴滴公司展台，程維彙報了滴滴公司發展的現狀及對未來的思考。

擁有旺盛生命力的草根力量、遍布全球的資本力量、理論上深諳中國政經環境的精英企業家力量——三股「勢力」精心打造的滴滴，幾乎是一架精巧絕倫又穩如泰山的戰車，似乎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直到遇到真正繞不過去的問題。

致命的誤判

2018年，有私募基金當時宣稱，滴滴在私募市場已經到頭了，市場上能夠拿到的基金已經全部拿到，華麗的名單開始變成沉重的絞索，需要回報的時刻要來了。

2018年12月，滴滴再度進行一輪融資，彼時每股公允價值已從2018年7月的41.04美元/股跌至37.48美元/股。很多早期股東已經等不到上市變現的那一天。2018年1月和12月、2020年4月、2021年3月、2021年4月和2021年5月，滴滴從現有股東手裏總共回購了1800萬股股票。

投資人們對滴滴施加各種限制。滴滴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高達307億美元，優先股到期後股東可以選擇轉爲股權或者債權，投資人進可攻退可守，如果到期將股權轉換爲債權，滴滴將背上沉重的負債。

滴滴第一大股東軟銀的壓力更大。2019年軟銀陷入債務危機，2020年下半年美股市場崛起，軟銀財報扭虧，Uber股價上漲就讓軟銀實現80億美元賬面盈利，2021年軟銀需要滴滴充當另外一個白衣騎士。

在上市之前，軟銀在滴滴持股和投票權都是第一位，佔五分之一強，軟銀委派了滴滴董事會成員Kentaro Matsui，在滴滴擁有強大話語權。軟銀廣泛參與滴滴新業務的融資，並在多輪融資中設置了對賭條款，例如若無法在融資結束五年內把旗下的橙心優選和青桔單車單獨IPO，滴滴就需要現金贖回相應股權，或者將相關股權轉化爲對滴滴母公司的持股。滴滴在招股書中稱，「如果無法實現對賭條款，相應產生的現金支出將給滴滴的流動性和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正如當時投資人預料的一樣，美國資本市場流動性盛宴可能在2022年消失。基於滴滴赴港上市曾經失敗的經歷，滴滴必須在2021年上半年赴美上市已經幾乎成爲所有股東們的共識。

爲了敦促滴滴上市，股東們給管理層許下重金，做出重大退讓。軟銀主動放棄了滴滴的董事席位，退回純財務投資人位置。IPO時軟銀持股維持在20.2%，對公司的投票權降至10.7%。第二大股東Uber也退出了董事會。

2021年二季度，滴滴給予管理層30.3億美元的股權激勵。預計上市後，程維、柳青和滴滴高級副總裁朱景士合計持有約10%的股權，但通過AB股架構的超級投票權設定，三人投票權合計達52%，全部成爲董事會成員。

在這些舉措之後，壓力來到了滴滴管理層，也就是程維和柳青肩上。程維創業之初就有鮮明的底層邏輯和規則破壞者印跡，滴滴起家本來就是刀口舔血，恰逢中國難得監管空窗時期，賭性濃厚的程維一舉成爲最大贏家。

6月30日晚9點，滴滴出行在紐交所掛牌，此時爲建黨百年慶典的前夜，滴滴處理得異常低調，沒有中概股上市慣常的敲鐘和慶祝儀式，也沒有高管講話。

7月1日零點，滴滴員工才在公司內部群裏看到「公司在紐交所正式掛牌上市」的消息，同時發出的還有禁止在外部和朋友圈轉發評論上市的相關通知。滴滴的創始人程維甚至要求股東們不要接受媒體採訪，不借上市宣傳投資收益。

上市心切的滴滴選擇了無視網信辦的意見，再次大膽突破規則，這次卻沒有賭贏。

新時代政經邏輯

中共十九大之後，中國政治運行規律改變，直接影響到了經濟層面的運行邏輯，中國商業社會大洗牌，出現了新的贏家和輸家。

阿里螞蟻系和滴滴就是這場大變革的「被淘汰者」。

過去10年，馬雲曾被各級政府奉爲座上賓，阿里和螞蟻的業務幾經膨脹，阿里成爲中國最大電商，螞蟻的金融業務規模直逼四大國有銀行。

在擴張中，阿里利用資本優勢和壟斷地位，力壓京東等一衆競爭對手；螞蟻則利用金融自由化的短暫窗口，推出了屢屢試探監管底線的灰色業務；阿里系甚至試圖把手伸進體制傳統上的「禁區」，投資多家商業媒體。後兩者直接對黨的「錢袋子」和「筆桿子」產生威脅，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與體制抗衡的最強力量。

2020年11月螞蟻上市被暫緩，監管暴風驟雨而至，解除了螞蟻對金融體制的威脅；2021年4月反壟斷調查以及182億天價罰款大大傷了阿里元氣，這是馬雲起家的根基；2021年9月份阿里和螞蟻開始逐步退出媒體的入股，阿里觸及「筆桿子」的想法破滅。

互聯網行業不過是商業版圖變化的一角，曾經在福布斯中國排行榜上的首富們許家印、王健林等地產大佬啞火，在金融領域呼風喚雨的吳小暉、肖建華身陷囹圄。芯片、電池、電動汽車領域則誕生了新時代的勝利者，寧德時代曾毓群、比亞迪王傳福成爲了這個時代的馬雲。

體制希望企業家們做「黨的馴服工具」，能跟新時代同頻共振，能效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

互聯網行業之所以更引人注目，是因爲除了它是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之外，其平台經濟能力、輿論動員能力和大數據能力已經具備與國家治理相當的實力。

中國要馴服壟斷的互聯網巨頭，不僅僅爲了經濟因素，還希望這些平台能夠成爲政權的拱衛力量，輿論動員能力能成爲黨的耳目喉舌，平台的數據能力爲國家治理能力體系建設添磚加瓦。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民營企業家從體制內分櫱，力量逐步變大。2000年「三個代表」思想的出世，從理論上解決了民營企業家的身份和階級焦慮，民營企業家入黨，政治地位有了法理保障。

胡溫十年，官僚體制與市場經濟混沌發展，官員企業家不分你我，權貴資本主義概念逐漸成型。

2012年新時代開啓，疊加了移動互聯網紅利和大數據的時代崛起，在政經邏輯大轉換尾聲中，互聯網企業一度攀升至頂峰，又跌落神壇。

滴滴發跡於這個時代，吃到了最後的紅利，成爲資本集中的絕響，也在路徑依賴的習慣裏嚴重誤判，黯然退市，未來無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