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專訪林慕蓮︰書寫這座不能磨滅之城，但香港卻是一個她回不去的家

（沈諾基，香港記者，關注政治和文化，以及兩者的相互作用。）

2019年5月，林慕蓮（Louisa Lim）帶着剛翻譯成中文的個人著作《重返天安門》，到香港大學參與六四研討會。當時任職一份香港英文報章的我，為了六四30週年專題去訪問她。在空蕩蕩的演講廳，這位曾駐守北京多年的記者前輩冷不防拋出一個問題：「我說的話你們可以刊登嗎？」

現在回想，記得當下感到被冒犯，但同樣的問題在今天的香港已變得非常合理。

過往常見的六四晚會和研討會沒了，連祈禱會場外也有便衣警察拍攝監視。報章上的六四專題縮小或直接消失，記者和過往的採訪對象失聯。而像《重返天安門》般以六四為題的書籍，在公共圖書館早被收到參考書架上，不得外借。

在《重返天安門》中，林慕蓮記錄89民運記憶在內地失傳、被扭曲的情況，透過訪問軍民雙方參與者和死傷者親屬，道出政權如何在歷史紀錄上抹去一場席捲北京及多個省市的民主化運動。

今年，林慕蓮出版英文新書《不能磨滅之城》（暫譯，原名《Indelible City: Dispossession and Defiance in Hong Kong》），試圖脫離官方定義的歷史框架，拾起盧亭傳說、「九龍皇帝」曾灶財、中英主權移交和2019年反修例運動等散落數百年間的沙石，重新堆砌出香港人面貌。

書衣上，塗鴉般的黃字蓋在一張攝於2019年的黑白遊行照片上面，左則用中文寫着「香港人加油」。林慕蓮認為這行字，加上題材政治敏感，令香港大型連鎖書店不敢引進此書，所以目前只能在獨立書店找到這本新書。

「可惜，人們幾乎要搶先（於政權）將自己噤聲。」

無論在香港或英國，都是「無根」

林慕蓮指正在發生的，並不是赤裸裸的禁制，而是透過自我審查和限制使用等方法，減低一些書本在香港的流通。香港作家Karen Cheung同年出版的回憶錄《The Impossible City: A Hong Kong Memoir》，亦面對相同命運。

雖然能在台資的誠品書店網站上搜到這兩本書，但只限台灣發售，既不提供海外訂購，香港的實體店亦無進貨。端傳媒向誠品查詢，得到以下回覆：「很抱歉，您查詢的書籍......建議您洽詢其他管道購買，請見諒。」對方沒有回答當中是否涉及政治考量。兩本書在8間大學組成的香港高校圖書聯網上，只有電子書，沒有實體館藏。

林慕蓮不感意外，她認為象徵香港和內地差異的符號正在消逝：「書在消失，政治學系和新聞自由也一樣。」出產不少本地社運人士和政治家的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正因收生不足和財政問題面臨重組；嶺南大學社會科學院的「政治學」科目將在9月改名為「政府與國際事務學」；城市大學的公共政策學系亦將和另一個部門合併成「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

「消失和抹煞對香港人來說，是如此現在的威脅，」林慕蓮說。

過去數場社會運動，都曾激發起香港人身份認同。不論背景、族種以及和香港的連繫，很多都大聲宣告自己是香港人。到最近，香港人身份甚至成了踏上移民「救生艇」的門票，亦出現「海外香港人」的說法。

對於自己是否一個香港人，在這裏成長的林慕蓮卻是比一般人多慮。「年幼時我未曾質疑（這事），長大才發現這說法很薄弱，它只是建基於我在這裏生活的事實。」

林慕蓮生於一個跨族裔家庭：母親是英國白人，父親是新加坡華人，兩人60年代在新加坡相遇，後來在倫敦結合。她形容這是一段「違反族裔常理」的婚姻：「我的母親總是隨情感和衝動而行，也不太在意其他人怎樣看她。」在書中，林慕蓮提到華人祖母曾叮囑父親不要娶英國女人，而軍官出身的外祖父亦對女兒決定和華人青年結婚感到失望。

在她5歲那年，林慕蓮雙親為了追尋一個更適合跨族裔家庭的居住環境來到香港，現實卻是未如理想：雖然白人男性和華裔女人結婚比較尋常，但相反的組合卻是禁忌，僭越了當時「心照不宣的性和族裔規條」，亦顛覆了男性殖民管治者和被殖民的異族女性通婚、生子的刻板印象和權力關係。

於是林家只能和其他處境相同的跨族裔家庭來往。雖然在社交層面被邊緣化，但父親的公務員身份讓他們能住在中環半山區的宿舍，居住條件比一般人好，林慕蓮上的也是代表上流社會的英文學校。

學校有不少歐亞混血兒，但林慕蓮很快發現「純白」才是老師的偏好。她變得羨慕金髮碧眼的同學，練習英式草書時，筆尖畫出的是母親的法語姓氏「 de Fonblanque」，而不是「Lim」。

在學校沒找到安身之所，不會說廣東話的林慕蓮又未能充分融入本地社會，一直活在「泡泡中的泡泡」裏面——她不單身處在一個解殖年代的殖民地裏，生活亦圍繞着僑民、公務員和英語圈子，基本上和一般香港人絕緣。這個身份尷尬的「半唐番」（混血兒）說自己懸浮在中英文化之間，無論在香港或英國，都是「無根」。

要不是母親生性好奇，把年幼的林慕蓮拖到港九新界「餵蚊」，她對香港的認識可能更少。在香港文化研究興起前，林慕蓮母親就對本地墳場和民間習俗有強烈興趣，她不理比較迷信的華人丈夫反對，經常帶着女兒四週實地考察。多年後出版一本達600頁，名為《Forgotten Soul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Cemetery》的巨著。

林慕蓮記得母親在新界祖堂埋頭研究族譜時，自己和妹妹忙着趕走奮力進攻的蚊蟲，心裏羨慕同學能在會所舒適地過週末，而不是在恐怖的寺廟對着遊魂野鬼。「作為一個在殖民地成長的混血兒，某程度上是一種享有特權的存在，因為你可以接觸各種文化和社群，但同時會有很多關於身份、未解的問題。」

大學畢業後，林慕蓮1995年在本地英文媒體擔任記者，直至1998年加入英國廣播公司（BBC）並移居倫敦。2003年起，她開始為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出任駐中國記者，先後在北京和上海駐紮。10年後她帶着有關六四的資料和採訪內容，重返香港，尋求一個安全的地方書寫《重返天安門》。

雖然不再是那個在殖民體制下成長的混血女孩，但林慕蓮和香港的紐結依然未解：她不在香港出生，廣東話不太靈光，亦不同意當時隨着本土思潮興起，將內地人比作「蝗蟲」的排外言論。以前預設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日漸遠去。

就在此時，一個關於「九龍皇帝」的書寫計劃再次將林慕蓮帶到港九新界，逼使她重新認識這座城市，刺穿那些把她和香港社會隔絕的泡泡，促成一次為了他人，也是為了自己的尋根。

對香港產生好奇，由「九龍皇帝」曾灶財說起

這書命名為《不能磨滅之城》之前，林慕蓮本來計劃寫一本關於「九龍皇帝」曾灶財的書。這位老人的傳說，跨越語言和文化界限，從小埋藏在林慕蓮腦海裏。就算在離港10多年間，林慕蓮對曾灶財成謎的身世依然執着。

曾灶財，原名曾財，1921生於廣東，16歲移居香港打工。1956年他與文福彩結婚並曾育有8名子女。自50年代中，他以「九龍皇帝」名義在香港各區塗鴉，宣稱自己「擁有九龍主權」，要求英國及九七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政府「交還土地」。

綜合各方文獻，曾灶財和他的塗鴉本像城市的背景噪音，在渡輪碼頭和巴士站等地方，在上、下班人潮的眼角略過。很多人覺得他是個瘋子，但這沒有阻止曾灶財撐住拐杖，在公共空間寫下數萬幅宣言。

到90年代，有藝術界人士為曾灶財舉辦展覽，他的塗鴉漸漸被主流社會接觸為文化藝術，而不是單純的毀壞公物。公眾對曾灶財的稱呼，也由負面的「癲佬」變成親切的「財叔」，後來他成為史上首個參展威尼斯雙年展的香港人。

他愛用的濃稠墨水，加入丙烯酸和油性顏料調製，有時連曾灶財的「天敵」清潔工也無從入手——就算用油漆蓋過，可能他明天又寫一篇新的，所謂遍地開花。曾灶財去世後，有時油漆剝落，他的「墨寶」就像神諭一樣，忽然現身於港人之中。甚至有昔日的「侍從」偷偷將表層油漆鑿走，在曾灶財的字上漆上透明、有保護作用的光油，再重新蓋上灰色油漆。

去世15年，曾灶財的塗鴉仍挑動、指涉着香港人身份和文化，沒有磨滅。

2014年起，林慕蓮走訪香港藝術圈、政界和民間，接觸和曾灶財有關、或關注和收藏他作品的人，希望填寫他生平上的空白。「他的字歌頌裏原創性和瑕疵，帶着一種『理撚得你』的感覺（Who-gives-a-fuckness）。」

林慕蓮列出一些謎團：「那些他聲稱看過的（租傳地契），真的存在嗎？他開始塗鴉的契機是什麼？他和家人的關係如何？錢方面的事也是含糊不清。」她並不是第一個嘗試為「九龍皇帝」傳說索源的人，收藏家如鍾燕齊早就去過廣東一帶尋找曾灶財的家鄉「蓮塘」。

「（鍾燕齊）發現好幾個叫蓮塘的地方，他也搞不清楚曾灶財來自哪個蓮塘。」

後來輾轉聯絡上曾灶財的女兒，早已移居海外的對方卻也幫不上忙。「身為記者，我以為查清這些事不會太難，但我從未得到任何確實答案。」

連曾灶財精神是否健全也仍是個謎，林慕蓮說每一個曾和他接觸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人稱「蛙王」的本地藝術家郭孟浩就對她提起，曾灶財曾問參與同一展覽的他是否願意送出用完的油刷，覺得這是一個正常人應有的表現。「然後『蛙王』又對我說，『我理解瘋狂，因為我也是瘋的！』」

走訪城中的風景，由尋人變尋根

林慕蓮拉了一條又一條的藤，卻沒有找到根。有一刻林慕蓮發現，最初的問題已不再是最重要。她將鏡頭拉闊，目光轉到沿途遇上的人和風景，「九龍皇帝」亦由主角，變成穿插書中各章節的紅線。《不能磨滅之城》也漸漸由一個人，變成香港人的故事。

她在曾灶財身上發現一些和香港人相連、超越時間的處境。「正如（曾灶財）故事，社會運動也演化成關於消抹的故事，關於誰有權去講述香港的故事。」透過塗鴉，香港人和曾灶財都公開地宣示自己認為應該擁有的，然後在被油漆蓋過之前，說明失去了什麼。

為釐清曾灶財對九龍地權的宣言和史實是否相容，林慕蓮開始研究香港歷史，才發現亦是充滿漏洞和矛盾。無論是北京當局所指，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論述，還是英國殖民者口中「荒蕪的石頭」，都漠視了自新石器時代就在這裏生活的人。

馬灣和南丫島沙埔村的出土文物、南宋期間大嶼山鹽民起義、或者南宋最後兩個皇帝趙昰和趙昺兩兄弟相傳逃難到香港等，都一直被排除在中英雙方的論述之中。正如曾灶財的宣言，也是林慕蓮書中所言，不落入殖民或中原視野，兩者皆非的「野史」。

林慕蓮亦發現在關於香港歷史的書中，往往缺乏香港人的聲音和面孔。在重要時刻，例如80年代啟動關於香港主權移交的中英談判中，也沒有港人代表。「香港人從來都沒有機會說自己的故事，」林慕蓮寫道。

為了尋找這些失落的聲音，她跟着一本書的註腳，在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找到旅英學者曾銳生建立的檔案庫。1986年，曾銳生在牛津取得博士學位後，成為該大學的「Hong Kong Project」主管，為了在主權移交前保存英治時期未曾公開的資料，展開這個訪談計劃。裏面有大約50篇在80、90年代寫下的訪問抄本，對象包括4名前港督以及10位前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當中有人稱「大Sir」的鍾士元。抄本目前只能親身閱讀。

讀過這些近年才解密的訪問抄本，林慕蓮深深被震撼。她發現以鍾士元為首的一班非官守議員，曾努力遊說英國官員，試圖反映港人對主權移交的憂慮，亦曾不顧時任港督麥理浩反對，到倫敦為港人爭取居英權。但夾在中英之間、亦無民意授權的他們，始終被排擠在外，有時甚至被蒙在鼓裏，就如廣大港人一樣。

林慕蓮認為長達30年的保密期，讓這些被大政治拉扯、忌諱着中英雙方、但比一般市民更了解談判過程的人，首次能放心說話。「他們向曾銳生訴苦，坦誠到他的角色有時更像一個聽告解的神父，」林慕蓮說。

在400多頁的抄本中，鍾士元多次確認內容將會保密。他明白這些機密資料對將來的人有用，但亦擔心如有洩漏，會招來中方不滿，其中抄本的內容有這樣一句：「沒有人會看到這些抄本，對吧？......我向老天發誓，我說的都是事實......」

抄本記錄了鍾士元的不安，令可能是曾銳生之後的「頭號讀者」林慕蓮同樣緊張起來。「如果（鍾士元）知道抄本一直放在圖書館架上，沒有被翻閱和注意，他會怎樣想呢？」林慕蓮寫道。

曾銳生目前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出任中國研究院院長，他對端傳媒說，當年特意將檔案庫設在海外。「一個年輕學者也能預見，香港將會更大程度地捲入內地政治之中，而共產黨將壟斷真相、歷史和論述......終有一天他們會重寫歷史。」因此他將檔案庫設在英國，期望歷史學家能了解「真正發生了什麼事」。

就香港歷史中缺乏香港人聲音一事，曾銳生解釋早期歷史學家傾向關注大事件和大人物，一般要到後來才留意平民生活。加上現今所指的香港人身份要到70年代，有足夠土生土長人口，才開始萌芽。

被問到香港人是否已經沒有時間（Ran out of time）去寫自己的歷史，曾銳生說：「沒有時間？時間總在流逝，這不是一個對理解歷史有用的概念。」

曾銳生認為現在只能在海外書寫和出版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政治歷史，在城內做這事已經不再安全。「但我不同意已經不能做本地歷史（研究）的說法，就算在中央對港的新政策下，也有空間去做關於本地人，非常本地的歷史。」

他警告：「歷史不在一個預定的軌跡上，視乎你如何演繹。你不做的話，就會有其他事情發生。」

對林慕蓮來說，書寫《不能磨滅之城》，就是一場將香港人重置於本地歷史中的實驗。

香港是一個她回不去的家

說了半天，林慕蓮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嗎？目前定居澳洲墨爾本，在當地大學執教的她，只道香港是一個她回不去的家。她在疫情開始前離港，本以為可不時回來，卻因兩地嚴格防疫措施，國際交通變得相當困難； 在《不能磨滅之城》出版後，考慮到國安法，她覺得回來亦不是一件安全的事。

「身份是流動的，隨時間改變......我的經歷反映（身份）時常被重新定義。」林慕蓮說。處身2019年遊行人群之中，看到不同族裔和出身的人，她感到香港人的定義擴闊了，不再單以排除法決定。

「或許你可以說，寫一本關於香港的書，是一個宣稱我是香港人的方法。」在澳洲，林慕蓮遇到一個年輕讀者，她說自己是一個「從未踏足香港的香港人」。「我覺得這很有趣......我想『我不知道』是我的最終答案。」

除了港人身份，這個書寫計劃也動搖了林慕蓮對記者和新聞業的看法。2019年某天，她在大廈天台採訪示威者在大型布條上寫標語。起初林慕蓮壓抑住想加入的衝動，心中知道記者身份要求中立性，後來還是放手、隨心而行。

「因着本能，我站起來，拿了一桶油。我知道自己正在跨過一條界線，由一個中立的記者到自願參與抗議行為，違反了堅守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信條。同時我知道我並沒有在意。」林慕蓮在書中寫道。

1995年入行，先後在多家本地和國際媒體工作的林慕蓮，覺得新聞業沒有跟上社會急變。在聲音不再多元的日子裏，過往講求平等取材（Equal airtime）和中立性的媒體信條變相是優待權貴。「就像你要在每一篇關於烏克蘭的報導中引述俄羅斯官員一樣。」

她提到今年的香港行政長官選舉，雖然只有一名候選人，但很多媒體依然稱之為一場選舉 ：「媒體繼續沿用過往的語言，儘管香港的情況已經不再一樣。」林慕蓮認為這是以西方視角書寫香港，並不一定反映事實。她亦留意到近年新聞學開始重視記者透明度，甚至放在中立性之上。

與其躲在名為中立性的假牆後面，林慕蓮寧願將開誠佈公，讓讀者自行判斷：「要是我的記者生涯就這此結束，那就隨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