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专访林慕莲︰书写这座不能磨灭之城，但香港却是一个她回不去的家

（沈诺基，香港记者，关注政治和文化，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

2019年5月，林慕莲（Louisa Lim）带着刚翻译成中文的个人著作《重返天安门》，到香港大学参与六四研讨会。当时任职一份香港英文报章的我，为了六四30周年专题去访问她。在空荡荡的演讲厅，这位曾驻守北京多年的记者前辈冷不防抛出一个问题：“我说的话你们可以刊登吗？”

现在回想，记得当下感到被冒犯，但同样的问题在今天的香港已变得非常合理。

过往常见的六四晚会和研讨会没了，连祈祷会场外也有便衣警察拍摄监视。报章上的六四专题缩小或直接消失，记者和过往的采访对象失联。而像《重返天安门》般以六四为题的书籍，在公共图书馆早被收到参考书架上，不得外借。

在《重返天安门》中，林慕莲记录89民运记忆在内地失传、被扭曲的情况，透过访问军民双方参与者和死伤者亲属，道出政权如何在历史纪录上抹去一场席卷北京及多个省市的民主化运动。

今年，林慕莲出版英文新书《不能磨灭之城》（暂译，原名《Indelible City: Dispossession and Defiance in Hong Kong》），试图脱离官方定义的历史框架，拾起卢亭传说、“九龙皇帝”曾灶财、中英主权移交和2019年反修例运动等散落数百年间的沙石，重新堆砌出香港人面貌。

书衣上，涂鸦般的黄字盖在一张摄于2019年的黑白游行照片上面，左则用中文写着“香港人加油”。林慕莲认为这行字，加上题材政治敏感，令香港大型连锁书店不敢引进此书，所以目前只能在独立书店找到这本新书。

“可惜，人们几乎要抢先（于政权）将自己噤声。”

无论在香港或英国，都是“无根”

林慕莲指正在发生的，并不是赤裸裸的禁制，而是透过自我审查和限制使用等方法，减低一些书本在香港的流通。香港作家Karen Cheung同年出版的回忆录《The Impossible City: A Hong Kong Memoir》，亦面对相同命运。

虽然能在台资的诚品书店网站上搜到这两本书，但只限台湾发售，既不提供海外订购，香港的实体店亦无进货。端传媒向诚品查询，得到以下回复：“很抱歉，您查询的书籍......建议您洽询其他管道购买，请见谅。”对方没有回答当中是否涉及政治考量。两本书在8间大学组成的香港高校图书联网上，只有电子书，没有实体馆藏。

林慕莲不感意外，她认为象征香港和内地差异的符号正在消逝：“书在消失，政治学系和新闻自由也一样。”出产不少本地社运人士和政治家的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正因收生不足和财政问题面临重组；岭南大学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科目将在9月改名为“政府与国际事务学”；城市大学的公共政策学系亦将和另一个部门合并成“公共及国际事务”学系。

“消失和抹煞对香港人来说，是如此现在的威胁，”林慕莲说。

过去数场社会运动，都曾激发起香港人身份认同。不论背景、族种以及和香港的连系，很多都大声宣告自己是香港人。到最近，香港人身份甚至成了踏上移民“救生艇”的门票，亦出现“海外香港人”的说法。

对于自己是否一个香港人，在这里成长的林慕莲却是比一般人多虑。“年幼时我未曾质疑（这事），长大才发现这说法很薄弱，它只是建基于我在这里生活的事实。”

林慕莲生于一个跨族裔家庭：母亲是英国白人，父亲是新加坡华人，两人60年代在新加坡相遇，后来在伦敦结合。她形容这是一段“违反族裔常理”的婚姻：“我的母亲总是随情感和冲动而行，也不太在意其他人怎样看她。”在书中，林慕莲提到华人祖母曾叮嘱父亲不要娶英国女人，而军官出身的外祖父亦对女儿决定和华人青年结婚感到失望。

在她5岁那年，林慕莲双亲为了追寻一个更适合跨族裔家庭的居住环境来到香港，现实却是未如理想：虽然白人男性和华裔女人结婚比较寻常，但相反的组合却是禁忌，僭越了当时“心照不宣的性和族裔规条”，亦颠覆了男性殖民管治者和被殖民的异族女性通婚、生子的刻板印象和权力关系。

于是林家只能和其他处境相同的跨族裔家庭来往。虽然在社交层面被边缘化，但父亲的公务员身份让他们能住在中环半山区的宿舍，居住条件比一般人好，林慕莲上的也是代表上流社会的英文学校。

学校有不少欧亚混血儿，但林慕莲很快发现“纯白”才是老师的偏好。她变得羡慕金发碧眼的同学，练习英式草书时，笔尖画出的是母亲的法语姓氏“ de Fonblanque”，而不是“Lim”。

在学校没找到安身之所，不会说广东话的林慕莲又未能充分融入本地社会，一直活在“泡泡中的泡泡”里面——她不单身处在一个解殖年代的殖民地里，生活亦围绕着侨民、公务员和英语圈子，基本上和一般香港人绝缘。这个身份尴尬的“半唐番”（混血儿）说自己悬浮在中英文化之间，无论在香港或英国，都是“无根”。

要不是母亲生性好奇，把年幼的林慕莲拖到港九新界“喂蚊”，她对香港的认识可能更少。在香港文化研究兴起前，林慕莲母亲就对本地坟场和民间习俗有强烈兴趣，她不理比较迷信的华人丈夫反对，经常带着女儿四周实地考察。多年后出版一本达600页，名为《Forgotten Soul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Cemetery》的巨著。

林慕莲记得母亲在新界祖堂埋头研究族谱时，自己和妹妹忙着赶走奋力进攻的蚊虫，心里羡慕同学能在会所舒适地过周末，而不是在恐怖的寺庙对着游魂野鬼。“作为一个在殖民地成长的混血儿，某程度上是一种享有特权的存在，因为你可以接触各种文化和社群，但同时会有很多关于身份、未解的问题。”

大学毕业后，林慕莲1995年在本地英文媒体担任记者，直至1998年加入英国广播公司（BBC）并移居伦敦。2003年起，她开始为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出任驻中国记者，先后在北京和上海驻扎。10年后她带着有关六四的资料和采访内容，重返香港，寻求一个安全的地方书写《重返天安门》。

虽然不再是那个在殖民体制下成长的混血女孩，但林慕莲和香港的纽结依然未解：她不在香港出生，广东话不太灵光，亦不同意当时随着本土思潮兴起，将内地人比作“蝗虫”的排外言论。以前预设的香港人身份认同日渐远去。

就在此时，一个关于“九龙皇帝”的书写计划再次将林慕莲带到港九新界，逼使她重新认识这座城市，刺穿那些把她和香港社会隔绝的泡泡，促成一次为了他人，也是为了自己的寻根。

对香港产生好奇，由“九龙皇帝”曾灶财说起

这书命名为《不能磨灭之城》之前，林慕莲本来计划写一本关于“九龙皇帝”曾灶财的书。这位老人的传说，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从小埋藏在林慕莲脑海里。就算在离港10多年间，林慕莲对曾灶财成谜的身世依然执着。

曾灶财，原名曾财，1921生于广东，16岁移居香港打工。1956年他与文福彩结婚并曾育有8名子女。自50年代中，他以“九龙皇帝”名义在香港各区涂鸦，宣称自己“拥有九龙主权”，要求英国及九七主权移交后的香港政府“交还土地”。

综合各方文献，曾灶财和他的涂鸦本像城市的背景噪音，在渡轮码头和巴士站等地方，在上、下班人潮的眼角略过。很多人觉得他是个疯子，但这没有阻止曾灶财撑住拐杖，在公共空间写下数万幅宣言。

到90年代，有艺术界人士为曾灶财举办展览，他的涂鸦渐渐被主流社会接触为文化艺术，而不是单纯的毁坏公物。公众对曾灶财的称呼，也由负面的“癫佬”变成亲切的“财叔”，后来他成为史上首个参展威尼斯双年展的香港人。

他爱用的浓稠墨水，加入丙烯酸和油性颜料调制，有时连曾灶财的“天敌”清洁工也无从入手——就算用油漆盖过，可能他明天又写一篇新的，所谓遍地开花。曾灶财去世后，有时油漆剥落，他的“墨宝”就像神谕一样，忽然现身于港人之中。甚至有昔日的“侍从”偷偷将表层油漆凿走，在曾灶财的字上漆上透明、有保护作用的光油，再重新盖上灰色油漆。

去世15年，曾灶财的涂鸦仍挑动、指涉着香港人身份和文化，没有磨灭。

2014年起，林慕莲走访香港艺术圈、政界和民间，接触和曾灶财有关、或关注和收藏他作品的人，希望填写他生平上的空白。“他的字歌颂里原创性和瑕疵，带着一种‘理撚得你’的感觉（Who-gives-a-fuckness）。”

林慕莲列出一些谜团：“那些他声称看过的（租传地契），真的存在吗？他开始涂鸦的契机是什么？他和家人的关系如何？钱方面的事也是含糊不清。”她并不是第一个尝试为“九龙皇帝”传说索源的人，收藏家如钟燕齐早就去过广东一带寻找曾灶财的家乡“莲塘”。

“（钟燕齐）发现好几个叫莲塘的地方，他也搞不清楚曾灶财来自哪个莲塘。”

后来辗转联络上曾灶财的女儿，早已移居海外的对方却也帮不上忙。“身为记者，我以为查清这些事不会太难，但我从未得到任何确实答案。”

连曾灶财精神是否健全也仍是个谜，林慕莲说每一个曾和他接触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人称“蛙王”的本地艺术家郭孟浩就对她提起，曾灶财曾问参与同一展览的他是否愿意送出用完的油刷，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人应有的表现。“然后‘蛙王’又对我说，‘我理解疯狂，因为我也是疯的！’”

走访城中的风景，由寻人变寻根

林慕莲拉了一条又一条的藤，却没有找到根。有一刻林慕莲发现，最初的问题已不再是最重要。她将镜头拉阔，目光转到沿途遇上的人和风景，“九龙皇帝”亦由主角，变成穿插书中各章节的红线。《不能磨灭之城》也渐渐由一个人，变成香港人的故事。

她在曾灶财身上发现一些和香港人相连、超越时间的处境。“正如（曾灶财）故事，社会运动也演化成关于消抹的故事，关于谁有权去讲述香港的故事。”透过涂鸦，香港人和曾灶财都公开地宣示自己认为应该拥有的，然后在被油漆盖过之前，说明失去了什么。

为厘清曾灶财对九龙地权的宣言和史实是否相容，林慕莲开始研究香港历史，才发现亦是充满漏洞和矛盾。无论是北京当局所指，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论述，还是英国殖民者口中“荒芜的石头”，都漠视了自新石器时代就在这里生活的人。

马湾和南丫岛沙埔村的出土文物、南宋期间大屿山盐民起义、或者南宋最后两个皇帝赵昰和赵昺两兄弟相传逃难到香港等，都一直被排除在中英双方的论述之中。正如曾灶财的宣言，也是林慕莲书中所言，不落入殖民或中原视野，两者皆非的“野史”。

林慕莲亦发现在关于香港历史的书中，往往缺乏香港人的声音和面孔。在重要时刻，例如80年代启动关于香港主权移交的中英谈判中，也没有港人代表。“香港人从来都没有机会说自己的故事，”林慕莲写道。

为了寻找这些失落的声音，她跟着一本书的注脚，在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找到旅英学者曾锐生建立的档案库。1986年，曾锐生在牛津取得博士学位后，成为该大学的“Hong Kong Project”主管，为了在主权移交前保存英治时期未曾公开的资料，展开这个访谈计划。里面有大约50篇在80、90年代写下的访问抄本，对象包括4名前港督以及10位前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当中有人称“大Sir”的钟士元。抄本目前只能亲身阅读。

读过这些近年才解密的访问抄本，林慕莲深深被震撼。她发现以钟士元为首的一班非官守议员，曾努力游说英国官员，试图反映港人对主权移交的忧虑，亦曾不顾时任港督麦理浩反对，到伦敦为港人争取居英权。但夹在中英之间、亦无民意授权的他们，始终被排挤在外，有时甚至被蒙在鼓里，就如广大港人一样。

林慕莲认为长达30年的保密期，让这些被大政治拉扯、忌讳着中英双方、但比一般市民更了解谈判过程的人，首次能放心说话。“他们向曾锐生诉苦，坦诚到他的角色有时更像一个听告解的神父，”林慕莲说。

在400多页的抄本中，钟士元多次确认内容将会保密。他明白这些机密资料对将来的人有用，但亦担心如有泄漏，会招来中方不满，其中抄本的内容有这样一句：“没有人会看到这些抄本，对吧？......我向老天发誓，我说的都是事实......”

抄本记录了钟士元的不安，令可能是曾锐生之后的“头号读者”林慕莲同样紧张起来。“如果（钟士元）知道抄本一直放在图书馆架上，没有被翻阅和注意，他会怎样想呢？”林慕莲写道。

曾锐生目前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出任中国研究院院长，他对端传媒说，当年特意将档案库设在海外。“一个年轻学者也能预见，香港将会更大程度地卷入内地政治之中，而共产党将垄断真相、历史和论述......终有一天他们会重写历史。”因此他将档案库设在英国，期望历史学家能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事”。

就香港历史中缺乏香港人声音一事，曾锐生解释早期历史学家倾向关注大事件和大人物，一般要到后来才留意平民生活。加上现今所指的香港人身份要到70年代，有足够土生土长人口，才开始萌芽。

被问到香港人是否已经没有时间（Ran out of time）去写自己的历史，曾锐生说：“没有时间？时间总在流逝，这不是一个对理解历史有用的概念。”

曾锐生认为现在只能在海外书写和出版主权移交后的香港政治历史，在城内做这事已经不再安全。“但我不同意已经不能做本地历史（研究）的说法，就算在中央对港的新政策下，也有空间去做关于本地人，非常本地的历史。”

他警告：“历史不在一个预定的轨迹上，视乎你如何演绎。你不做的话，就会有其他事情发生。”

对林慕莲来说，书写《不能磨灭之城》，就是一场将香港人重置于本地历史中的实验。

香港是一个她回不去的家

说了半天，林慕莲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吗？目前定居澳大利亚墨尔本，在当地大学执教的她，只道香港是一个她回不去的家。她在疫情开始前离港，本以为可不时回来，却因两地严格防疫措施，国际交通变得相当困难； 在《不能磨灭之城》出版后，考虑到国安法，她觉得回来亦不是一件安全的事。

“身份是流动的，随时间改变......我的经历反映（身份）时常被重新定义。”林慕莲说。处身2019年游行人群之中，看到不同族裔和出身的人，她感到香港人的定义扩阔了，不再单以排除法决定。

“或许你可以说，写一本关于香港的书，是一个宣称我是香港人的方法。”在澳大利亚，林慕莲遇到一个年轻读者，她说自己是一个“从未踏足香港的香港人”。“我觉得这很有趣......我想‘我不知道’是我的最终答案。”

除了港人身份，这个书写计划也动摇了林慕莲对记者和新闻业的看法。2019年某天，她在大厦天台采访示威者在大型布条上写标语。起初林慕莲压抑住想加入的冲动，心中知道记者身份要求中立性，后来还是放手、随心而行。

“因着本能，我站起来，拿了一桶油。我知道自己正在跨过一条界线，由一个中立的记者到自愿参与抗议行为，违反了坚守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信条。同时我知道我并没有在意。”林慕莲在书中写道。

1995年入行，先后在多家本地和国际媒体工作的林慕莲，觉得新闻业没有跟上社会急变。在声音不再多元的日子里，过往讲求平等取材（Equal airtime）和中立性的媒体信条变相是优待权贵。“就像你要在每一篇关于乌克兰的报导中引述俄罗斯官员一样。”

她提到今年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虽然只有一名候选人，但很多媒体依然称之为一场选举 ：“媒体继续沿用过往的语言，尽管香港的情况已经不再一样。”林慕莲认为这是以西方视角书写香港，并不一定反映事实。她亦留意到近年新闻学开始重视记者透明度，甚至放在中立性之上。

与其躲在名为中立性的假墙后面，林慕莲宁愿将开诚布公，让读者自行判断：“要是我的记者生涯就这此结束，那就随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