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第八章的節錄。作者林慕蓮藉著採訪親歷八九民運的諸多當事人，重建許多運動期間的重要史實。特別是本文所節錄在成都發生的民運和鎮壓，由於遠離北京，留下的可信史料一直很有限。林慕蓮訪問多位當時在成都的外國商人、遊客、外交官以及當地民眾，補起了一段巨大的歷史空白。
《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作者：林慕蓮( Louisa Lim )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9/05/08
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覺醒來看到了不可思議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煙的公車，現場出奇地安靜。而且唯獨只有國家的財產遭遇攻擊，政府大樓的每一塊玻璃都被打碎，而旁邊的私人企業則毫髮無傷。現場沒有警察出現。就連交通號誌也停擺了，就好像政府一夕之間突然從公共生活中完全消失一樣。當太陽升起之後，街道上擠滿了人，一開始是好奇的路人在拍攝殘骸的照片，然後漸漸地聚集了越來越多的抗議者。
政府當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國電報指出，武警部隊的人數遠遠不及民眾人數，他們為確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樓。每一次武裝部隊試圖出擊的時候，都因驚人的群眾數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爾向人群投擲幾顆煙霧彈。
六月五日晚上，通往毛澤東雕像的人民路上再次擠滿了抗議群眾。晚上九點左右，金．奈嘉德和人群在一起。正當她與其他歐洲旅客在交換各自這幾天經歷的故事時，他們聽到一聲爆炸聲，奈嘉德認為是槍聲。「人們開始尖叫，開始跑動。那條路上所有人都開始朝遠離毛澤東雕像的方向跑，當然我們也開始跑。」她回憶道。他們跑回自己下榻的飯店——錦江賓館，那裡也是美國領事館的所在地。但不久之後，飯店的警衛就關閉了大門，將尋求避難的人群拒之門外。奈嘉德憂心如焚，擔心外面的人會被逼進的武警部隊殺害。她拜託警衛讓更多人進來，但警衛拒絕了，並命令她回自己的房間。她從走廊的窗戶觀察情勢，發現恐慌的群眾變得越來越具攻擊性。頃刻間，群眾開始猛烈敲擊飯店的大門。她聽到樓下大廳玻璃破碎的聲音，她害怕飯店可能會被燒為平地，於是決定向美國駐成都總領事尋求庇護，魏然的辦公區就在飯店後面。
她發現那裡已經聚集了十五名西方人，他們用家具堵住門，並在浴缸裡注滿了水。外面傳來一陣嘈雜的噪音，被困住的外國人爬到陽台上看看外頭發生的事。同時屋內庫特．懷爾（Kurt Weill）《三便士歌劇》（The Threepenny Opera）的音樂震耳欲聾，讓奈嘉德覺得自己彷彿置身於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的電影中，有種超現實的感覺。她聽到魏然告訴駐北京大使館，成都領事館被包圍了。魏然在電話裡說：「這裡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警察的影子。」在一份解密的國務院電報中也提及這通電話。美國外交官還報告，許多工人舉行了罷工，而且暴動造成的死亡人數還在持續攀升中。
對魏然來說，庇護外國同胞的行為也曾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這讓人想起了1900年北京的「八國聯軍之役」。當年北京爆發一場名為「義和團」的反洋人、反基督教運動，叛亂份子將九百名外國人士和兩千多名中國基督徒圍困在北京使館區，時間長達五十五天。他對我說：「我當時想像使館區被包圍，我們吃驢肉喝香檳——除了我們既沒有驢肉也沒有香檳，也許有幾瓶香檳。」最終，他只是庇護了其他外籍人士幾個小時的時間，在判斷情況還算安全之後，就讓他們回自己的房間去了。
事實上，無論是外籍人士抑或美國領事館，都不是群眾襲擊飯店的目標。翌日，魏然在電報上說，有傳言稱當晚還會有更多攻擊發生，他說，「這些攻擊事件似乎再次跟領事館本身無關，也不是對外國人有不滿情緒，但與這些飯店的進口香菸、啤酒和白酒的存貨有關。」第二晚的攻擊行動並未如期發生。但其它外籍人士認為，許多中國年輕人面臨了嚴重通膨和經濟困難的問題，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們把這些東西當作目標；說到底，這些官員拿來招待親信的時髦國營飯店，就是腐敗和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的象徵，而這正是北京和成都抗議活動的引爆點。
與此同時，在飯店的另一邊，抵達的武警部隊以殘酷的方式恢復了秩序，他們在飯店院子裡圍捕了數十名抗議人士。一名西方遊客在電子郵件上描述了她從五樓陽台上看到的情況。這名女士因為還要跟中國打交道，所以要求匿名。她看到了大約二十五個人跪在院子裡，頭朝下，雙手綁在背後。他們先是被推倒在地，然後衛兵圍著他們走來走去將近一個多小時。最後，指令下來了。這時「穿黑褲子白襯衫的人上來用鐵棍把那些人的腦袋敲碎。」現場的慘狀令人作嘔，她嚇得在浴室嘔吐。幾天後，她逃離了中國。後來她告訴一家北歐的報紙，「他們一個人一個人地殺，那些還活著的人不斷哀求他們給一條生路。」
那些躲在魏然辦公區的人，全然不知飯店另一頭發生的事。不過在魏然宣布當局已控制住情勢之後，一些人在回自己房間的途中仍瞥見了慘案的部分場景。目擊者包含一名原先在上海學中文的年輕奧地利人珍．布里克（Jean Brick），她剛好在那天抵達成都，因為她非常想了解在成都發生的事。當天早些時候，她從火車站走到飯店的路上遇到一群當地人，他們氣沖沖地說，前一天有四十人到七十人被打死，其中包括那名被盛怒的群眾殺死的警察。
從魏然那裡返回自己的房間時，布里克目擊到一群囚犯的處境，這群人被關在大門旁邊的一間小警衛室裡。她在給國際特赦組織的證詞中描述了事情的經過，「抗議的人一個一個被拖出警衛室。士兵們圍成一個圈，人挨人。圈子中間有幾個士兵用棍棒打那些抗議的人。打完之後，那些人被抬或拖回警衛室。完全無法判斷那些人是否還活著。」即使過了二十五年，每當她憶起那些場景時，那些場景一直都以黑白的形式呈現，所有的顏色都被過濾掉了。「當時心理受到了非常嚴重的創傷，」她告訴我，「它就像一部黑白電影在我腦中，沒有色彩，讓我稍微好受一點兒。」
她還記得有看到警察躲在路旁的灌木叢或梧桐樹後面，然後突然跳出來抓住不知情的路人，這些路人遭到毆打，隨後被帶回警衛室。清晨的時候，她看著武警把他們毆打的那些人拖出警衛室。「沒有一個能走路的，全都沒有知覺，」布里克告訴國際特赦組織。「我不知道有多少被捕被打的，因為我沒有一直在看，而且我當時也很絕望。」
當金．奈嘉德從領事處回到她的房間時，她從窗外看到一個奇怪的景象。在昏黃的燈光下，一堆堆沙袋疊放在飯店的院子裡。她還在納悶那些沙袋是做什麼用途時，突然注意到有一個沙袋在動。她不寒而慄地意識到，沙袋裡裝的其實是躺在地上的人，他們手被綑綁在身後。她僵在原地，看著武警將其中一名囚犯的手臂捆在背後。「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為當時我在想，『天呐，他們那樣做會把那些人的胳膊弄斷的！』很明顯那完全是故意把人弄殘的。」她告訴我，「現在想起來還非常痛苦，非常非常難受。你知道可怕的事情正在發生而你卻在旁觀。當時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我一定要留下來做見證。」最後，她被一名站在身後的中國警衛強行送回房間。
但在此之前，她先看到兩輛卡車駛入，武警人員開始裝載那些人體。「他們把人扔進卡車裡，就像在扔垃圾，」奈嘉德說，「我不記得還有人尖叫。沒有任何聲響，只有人摞在人身上的聲音。肯定有死掉的人。即便有人還活著，他們也不可能在人堆中存活。太恐怖了。」
另外四名目擊者也描述了同樣的場景。珍．布里克說，這些人體被吊上卡車，「就好像他們是一塊塊的肉。」五樓的西方遊客寫信給我說，「我太震驚了……他們把人扔進卡車，就像在扔大袋的馬鈴薯。我不確定他們是不是都被打死了，但很多肯定是死了。腦漿流到地上，我覺得這種情況人不可能存活。。」另一位目擊證人在話語中多次使用「屠體」（carcasses）這個詞來形容那些卡車上的軀體，但他謹慎地說，自己並沒有看到任何表明這些囚犯已經死亡的跡象。最後一名目擊者則在證詞中直截了當地說，「被那樣對待的人不可能還活著。」他們看到被扔進卡車的屍體數量，估計大約落在二十五到一百具之間。
至於那些被毆打者的身分，除了他們的衣著，幾乎沒有其他什麼線索。一些人戴著學生用的白色頭巾。其他人則像工人一樣，穿著白襯衫和海軍藍的褲子。大清早卡車開走之後，珍．布里克走到前門，看見地上遺留了三十到四十雙的塑膠夾腳拖鞋，就是工人、農民和無業遊民經常穿的那種拖鞋。
美國外交官對這些拘留的情況是知情的。他們在一份電報中描述的狀況與那些目擊證人提過的類似；當時有兩百名戴著頭盔的人民武警部隊和五十至七十名的便衣警察部屬在錦江賓館。一個小時之內，他們恢復了旅館院區到對街岷山飯店區域的秩序，逮捕了「大約三十名在外面或院子裡捕獲的搶劫犯。飯店警衛一一確認這些人的身分。這些被拘留者被迫身體曲前地跪在地上一個多小時，然後他們的手被反綁在背後，臉朝下，直直地被人往地上推倒。後來他們被扔到人民武警部隊的卡車上載走。」電報中沒有提及暴力事件，可能因為發報者覺得大使館的通訊不夠安全。
為了尋求證據，我轉而去找中國的官方消息來源。在《成都騷亂事件始末》中，有一段提到了拘留事件。書中提到，當武警抵達飯店時，「暴徒」已經砸碎了大廳裡的一些大花瓶，以及飯店大廳商店裡昂貴的燈具、玻璃門和玻璃窗。一個布告欄和地毯著了火。這段資料描述了「經過半小時的戰鬥，他們在現場拘留了七十名暴徒。」至於官方的暴行，《四川日報》則以讚許的口吻提到，「六月六日清晨五點，一群暴徒在案發現場被捕獲，其中一名暴徒持鐵棍瘋狂反抗。他被我們現場的準軍事警察襲擊並打傷，此舉重挫了暴徒的傲慢。」據另一份官方報導的說法，住在旅館的外國人很高興看到武警恢復了秩序，他們「熱淚」盈眶表示感謝。
在美國領事館避難的那些外國人沒看到暴力事件，不過第二天就有人告知他們了。其中一人是奧地利人類學教授卡爾．胡特爾（Karl Hutterer），他在離開中國後向《紐約時報》投書。刊登出來的文章標題為〈成都有自己的天安門大屠殺〉。他指出，控制示威者並不是政府的主要目的，因為「受害者即使已經倒在地上，仍然遭到毆打，並被軍人踐踏；醫院被禁止接收受傷的學生（至少有一家醫院的一些員工因違抗命令而被逮捕），在暴力鎮壓發生的第二天晚上，警察還阻止救護車值勤。」胡特爾堅信，武警的行動是為了消滅學生運動。他同時對旅館遭自發群眾襲擊的事件存疑。他指出，幾個小時前，飯店工作人員曾警告住在那裡的一些外國人說，旅館將受到攻擊。在投書文章中，胡特爾譴責美國官方「謹慎批評」的立場是不夠的。
各方估計的死亡人數差異很大；美國外交官認為，成都的動亂共造成十到三十人死亡，受傷人數高達三百人。胡特爾則估計有三百人死亡，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也是這個數字。報告還指控，相關單位下令秘密處決異議份子，並監禁了全國約一萬名與抗議活動有關的人士。中國否認了所有的指控，稱這些指控「毫無根據，毫無道理」。
在暴亂發生後的接下來幾天，成都政府採取了迅速而嚴厲的報復行動。到了六月十六日，已有106人被捕。六周內就執行了第一場處決，受刑者是兩名被控縱火焚燒車輛的農民。至少有三人因「肆無忌憚地打、砸、搶、燒」被處決，還有一人因翻倒一輛吉普車並縱火而被處死。還有三名被控縱火、搶劫和擾亂治安的人，分別處以無期徒刑。成都從未出動解放軍。但警察與人民武裝警察部隊聯手鎮壓抗議，使得公眾對其的敵意非常強烈，以至於有段時間一些警察不在公開場合穿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