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烏克蘭戰爭，普京倒逼、重塑了一個「團結」的「西方」？

歐洲自主路線與美國主導的北約存在的衝突

這場戰爭爆發之前，「西方」一度被認為已經成了一個被歷史拋棄的偽概念。冷戰的四十年，北約與華約對峙或許是跨大西洋紐帶最緊密堅固的時期；蘇聯解體後，歐洲內部和美國及北約多次在重大議題上立場分歧嚴重。如果說九一一之後的阿富汗戰爭尚且是有「一定合法性」基礎的、北約共同行動的「美國自衞戰」，那麼伊拉克戰爭中美國不顧法德等北約同盟國明確反對和譴責出兵，事後所謂的「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兵理由又被證明站不住腳，則被視為美國作為全球霸主的一次無法挽回的信用破產。

伊拉克戰爭全面爆發前的2002年，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就曾經在當年的慕尼黑安全峰會上說，德國參與出兵只可能在有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發生；在下半年的德國聯邦大選的競選期間，更明確表示德國不會參與出兵，被認為是施羅德當時能夠領先對手、獲得選民支持連任的原因之一。一直以來美國向歐洲的北約同盟國施壓要求其增加軍費支出，在歐洲也備受爭議，直至2014年才達成協議，以各國國民生產總值2%為目標前進方向。

用德國歷史學家Heinrich August Winkler的話來說，「西方失去了凝聚力」。此後的歐洲經歷了金融危機、難民危機、中美貿易戰等等，儘管跨大西洋關係的重要性仍然存在，歐盟自身框架也限制重重從未突破，但各國尤其是法德這樣的歐盟主導國也一直沒有放棄加強歐盟自身相對於美國的自主性發展；某種程度上，這也是英國脱歐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當年脱歐派一大論點就是脱離歐盟限制後，英國可以更自由地和美國發展深化貿易伙伴關係。特朗普上台後，其種種政策和作風更是在歐洲官方和民間都批評不斷；中美兩極之下，普遍認為歐洲應當走出第三條路，以免淪為其中一方的踏腳石。

至此，「西方」作為「價值共同體」究竟還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起碼是件存疑的事情了。而普京的一場戰爭，令歐洲內部、歐美之間似乎展現出了久已未見的突破和團結。

歐洲內部的突破

3月8日，歐盟委員會提出計劃在年底前將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減少到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這很難，非常難，但如果我們做好準備比目前更快、更進一步的措施，這是可以實現的。」歐盟委員會副主席、荷蘭外交官Frans Timmermans說道。計劃主要涉及加速可再生能源建設、開發新的天然氣進口渠道以及降低能源消耗，包括尋找從卡塔爾、美國、埃及或西非國家進口液體燃氣的可能性。目前歐盟進口的天然氣中超過40%來自俄羅斯，德國對俄羅斯能源依賴尤其嚴重；但委員會估算歐盟可以在2030年前達到完全放棄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的目標。

有專家和政客提出，為應對可能出現的能源缺口，德國應當考慮推遲原定的煤炭能源終止計劃，甚至考慮重啟已經終止使用的核電站。 原本推動終止使用煤炭和核能的德國，多了一個呼籲節省能源的新口號：「誰想傷害普京，誰就該節省能源。」 同日，美國總統拜登已宣布禁止俄羅斯石油、液燃氣和煤炭進口，英國預計將在下月開始類似禁令。 值得一提的是，普京本人在歐美各國宣布能源進口禁令前就已經威脅要主動切斷通過波羅的海的Nordstream 1的使用。

此前默克爾執政下的德國聯邦政府曾頂着美國和其它各方壓力推動Nordstream 2 的建設；2月22日新任總理舒爾茨宣布中止發放建設執照，此舉被視為嚴重依賴俄羅斯能源進口的德國一大轉向。

歐盟此次提出的能源轉向計劃儘管步履維艱，成效亦遠非有所保證，但作為一個始終利益多元、結構繁複的超國家組織，短時間內拿出這樣一個嚴肅的、對國民經濟將有深遠影響的計劃，幾乎可算是前所未有了。

歐盟此次提出的能源轉向計劃儘管步履維艱，成效亦遠非有所保證，但作為一個始終利益多元、結構繁複的超國家組織，短時間內拿出這樣一個嚴肅的、對國民經濟將有深遠影響的計劃，幾乎可算是前所未有了——整體來看，歐美此次制裁措施的廣度與深度均前所未有，能源只是其中一個重要領域，對制裁與被制裁國而言都或成為全球化時代對單一國家經濟制裁極限的試探。

至3月18日晚，比利時首相Alexander De Croo已經宣布將該國原定於2025年的退核期限推遲十年，以保證制裁下的能源供應。德國經濟和環保部長Robert Habeck（綠黨）則表示原定於今年底正式關閉的德國最後三個核電站的關閉準備工作已經進行至後期了，此刻再回頭準備繼續運行不現實。同時，聯邦政府正在準備一系列法規提案，加大新能源發展力度，目標為在2035年實現100%可再生能源發電；此外，還將通過改造建築物、新建築不再安裝燃氣或燃油供暖設備來加快能源轉型。

整體來看，歐美此次制裁措施的廣度與深度均前所未有，能源只是其中一個重要領域，對制裁與被制裁國而言都或成為全球化時代對單一國家經濟制裁極限的試探

更出人意料的是，德國的應對政策轉向甚至延伸到了軍事上——烏克蘭開戰三天後，德國總理舒爾茨宣布將拿出一千億歐元的「特殊經費」注入聯邦國防軍經費儲備當中，目標在2024年國防軍經費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2%。這意味着，當下德國軍費漲幅將超過40%。 相比較各項經濟制裁措施，這一政策在德國國內受到爭議，尤其是左翼政黨die Linke 和綠黨不少議員表示反對或需斟酌。

德國國防軍經費總體增長並不是由此次戰爭引起的；二戰以後德國作為戰敗國，軍隊總體維持以「防禦」為目標的規模；2014年德國與北約達成協議，逐步增長軍費投入，長期目標為增加至國民生產總值的2%，中期至2024年增至1.5%。 但仍舊不可否認，此次軍費調整如果實施的話將大大提前原有的目標，而目前所受到的爭議程度之低如果不是在普京入侵烏克蘭的情況下，對於兩次世界大戰教訓深入骨髓的德國來說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僅在不久前的2019年，一項民調還顯示有近半數的人明確反對軍費增加至北約協議總目標（2%）。

此外，歐洲兩大傳統上維持中立的國家芬蘭和瑞士都已宣布參與歐盟對俄羅斯的一系列經濟和金融制裁；芬蘭和瑞典國內更民意逆轉，升起討論加入北約的態勢。媒體不斷跟進報導各國向烏克蘭運送支持武器，同時在武器類別、設立禁飛區的問題上小心謹慎，以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

應對難民問題

戰爭最深重的苦難始終由被波及的平民承擔——據聯合國難民署估算，截至3月21日，已有三百三十萬烏克蘭平民逃亡別國——超過原有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另有六百五十萬國民在烏克蘭境內流亡。 歐盟各國內政和司法部長在3月3日的會議上通過啟動《歐盟臨時保護指令》（Temporary Protection Directive 2001/55/EC）；該指令為南斯拉夫內戰後歐盟前身歐洲共同體在2001年為應對未來可能再次出現的大批難民湧入成員國而設，旨在常規執行、較為嚴格繁瑣的都柏林公約體系之外，為受暴力衝突或嚴重人權迫害的第三國公民提供庇護。

此次為歐盟歷史上首次啟動該指令，使得進入歐盟成員國的烏克蘭平民不必走常規的個人難民身份申請程序而可立即獲得一年、可延長至三年的庇護，可以就業、享受醫療保險，也避免了各國移民機構處理大量文書申請而沒有足夠資源投入難民安置的情況。就連一向在難民接收問題上相對保守、已經脱歐的英國，也表示正在東歐到加來海岸的沿途設立辦事處處理烏克蘭難民的簽證申請。與2015年敘利亞戰爭引發的難民潮相比，歐盟此次的應對不可謂不迅速、不積極；戰火直接燒在歐洲大陸上帶來的脣亡齒寒之感固然可以想見，國家機構也未見得不是從過往的危機當中吸取了教訓。

但也有輿論批評指出，對比當年今日，逃離這兩場戰爭的平民獲得的待遇差別實在是大，政客們的發言也往往提及「這次我們面對的不是哪個中東國家，而是歐洲人，受過教育的人」——言下之意彷彿歐洲人、受過教育的人更配得到庇護和救援；可是戰爭就是戰爭，哪裏又有「好難民」「壞難民」之分呢？

中歐的分化

誰曾想到，不過區區幾個月時間，歐洲乃至全球當代史的敘事中就生生插進了一個新的「戰前/時/後」的維度。

在中美敵對的大前提下，歐洲尤其是默克爾任內的德國近年一直艱難地摸索着一條與其說是中立，不如說是「分散」「多樣化」的對華政策道路——儘可能地保存和發展經濟貿易利益，同時儘可能地在受關注的問題上不背離歐洲的核心政治立場。默克爾的批評者視之為她典型的「機會主義」「牆頭草」作風，支持者則認為中國崛起是既然事實，歐洲與其抵抗不如尋找機會鞏固和開拓自身利益。再加上歐洲內部本身利益和立場就相對多元化，各國和歐盟不同組織都有各自不一的行動空間，所以儘管中歐關係一度經歷新疆問題引起的互相制裁、中歐投資貿易協定談判凍結的低谷，但當時普遍認為這一態勢並非不可逆轉，歐洲也不願意在國際關係層面完全追隨美國的腳步而放棄自身的自主性。

新舊年交錯之際，曾有消息表示中德兩方正在進行非官方的試探性對話，有中國外交界高層到訪位於柏林的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或展現出中方對歐洲一系列包括墨卡託在內的機構和個人的制裁有逐步鬆動的可能。不巧的是，歐盟議會幾乎是同時作出了延長對中國涉疆問題官員制裁一年的決定，中方視之為負面訊號因而作罷。但也有評論指出，中方的解讀其實是不了解歐盟體制的運作——議會要對選民意見負責，而歐盟組織架構龐大紛繁、各國各領域立場意見不一，權力分散的意義就在於制衡各方，制裁決定遠不能像中國體制下的某中央機構決定一樣被解讀為事實層面的上下統一意見。

誰曾想到，不過區區幾個月時間，歐洲乃至全球當代史的敘事中就生生插進了一個新的「戰前/時/後」的維度。如果說戰前的歐洲還有許多力量在避免與中國和俄羅斯這樣有全球影響力的威權國家完全陷入「體制之爭」，普京的入侵彷彿瞬間使人們看到了獨裁和帝國民族主義的結合所具備的不可預測的毀滅性，與俄羅斯的「體制」之爭已成既然，對未來的對華路線或有重大影響；已經動員的各種制裁和應對的渠道、行動力，也將成為未來參照的考量點。秦剛日前發文強調「中方不可能在知情情況下不予勸阻」——無論知不知情、知多少情，北京目前確實處在一個尷尬的境地；普京要繼續入侵、長期挺住或抵消西方經濟制裁的效應，幾乎不可避免地要靠中國提供實質性幫助；而中國如果選擇提供幫助，這場「體制」之爭就坐實了。

觀望

除了歐美在制裁等問題上展現的高度一致，反觀之前在中歐投資貿易協定上步調不一的歐洲內部，彷彿再一次被一記重拳擊中而反思之前數十年的養虎為患——「我們需要重新學習如何與獨裁者打交道」。拜登在他的國情諮文演講中當然也沒有錯過重回「民主與獨裁」敘事的機會：這是一場民主與威權的戰爭……世界選擇站在和平與安全這一邊。

無論如何，這些種種的「首次」「前所未有」，儘管實際結果還有待觀望，但彷彿都在指向一個多少有些諷刺的趨勢——普京發動了一場戰爭，隨之倒逼重塑了一個「團結」的「西方」，一個起碼比此前要行動團結的西方，一個儘管還拖着無數的「民主危機」的裂痕、又不得不重新佔領民主道德高地的西方。

（孰可，歐洲政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