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乌克兰战争，普京倒逼、重塑了一个“团结”的“西方”？

欧洲自主路线与美国主导的北约存在的冲突

这场战争爆发之前，“西方”一度被认为已经成了一个被历史抛弃的伪概念。冷战的四十年，北约与华约对峙或许是跨大西洋纽带最紧密坚固的时期；苏联解体后，欧洲内部和美国及北约多次在重大议题上立场分歧严重。如果说九一一之后的阿富汗战争尚且是有“一定合法性”基础的、北约共同行动的“美国自卫战”，那么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不顾法德等北约同盟国明确反对和谴责出兵，事后所谓的“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兵理由又被证明站不住脚，则被视为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的一次无法挽回的信用破产。

伊拉克战争全面爆发前的2002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就曾经在当年的慕尼黑安全峰会上说，德国参与出兵只可能在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发生；在下半年的德国联邦大选的竞选期间，更明确表示德国不会参与出兵，被认为是施罗德当时能够领先对手、获得选民支持连任的原因之一。一直以来美国向欧洲的北约同盟国施压要求其增加军费支出，在欧洲也备受争议，直至2014年才达成协议，以各国国民生产总值2%为目标前进方向。

用德国历史学家Heinrich August Winkler的话来说，“西方失去了凝聚力”。此后的欧洲经历了金融危机、难民危机、中美贸易战等等，尽管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仍然存在，欧盟自身框架也限制重重从未突破，但各国尤其是法德这样的欧盟主导国也一直没有放弃加强欧盟自身相对于美国的自主性发展；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英国脱欧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当年脱欧派一大论点就是脱离欧盟限制后，英国可以更自由地和美国发展深化贸易伙伴关系。特朗普上台后，其种种政策和作风更是在欧洲官方和民间都批评不断；中美两极之下，普遍认为欧洲应当走出第三条路，以免沦为其中一方的踏脚石。

至此，“西方”作为“价值共同体”究竟还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起码是件存疑的事情了。而普京的一场战争，令欧洲内部、欧美之间似乎展现出了久已未见的突破和团结。

欧洲内部的突破

3月8日，欧盟委员会提出计划在年底前将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减少到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这很难，非常难，但如果我们做好准备比目前更快、更进一步的措施，这是可以实现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荷兰外交官Frans Timmermans说道。计划主要涉及加速可再生能源建设、开发新的天然气进口渠道以及降低能源消耗，包括寻找从卡塔尔、美国、埃及或西非国家进口液体燃气的可能性。目前欧盟进口的天然气中超过40%来自俄罗斯，德国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尤其严重；但委员会估算欧盟可以在2030年前达到完全放弃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目标。

有专家和政客提出，为应对可能出现的能源缺口，德国应当考虑推迟原定的煤炭能源终止计划，甚至考虑重启已经终止使用的核电站。 原本推动终止使用煤炭和核能的德国，多了一个呼吁节省能源的新口号：“谁想伤害普京，谁就该节省能源。” 同日，美国总统拜登已宣布禁止俄罗斯石油、液燃气和煤炭进口，英国预计将在下月开始类似禁令。 值得一提的是，普京本人在欧美各国宣布能源进口禁令前就已经威胁要主动切断通过波罗的海的Nordstream 1的使用。

此前默克尔执政下的德国联邦政府曾顶着美国和其它各方压力推动Nordstream 2 的建设；2月22日新任总理舒尔茨宣布中止发放建设执照，此举被视为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进口的德国一大转向。

欧盟此次提出的能源转向计划尽管步履维艰，成效亦远非有所保证，但作为一个始终利益多元、结构繁复的超国家组织，短时间内拿出这样一个严肃的、对国民经济将有深远影响的计划，几乎可算是前所未有了。

欧盟此次提出的能源转向计划尽管步履维艰，成效亦远非有所保证，但作为一个始终利益多元、结构繁复的超国家组织，短时间内拿出这样一个严肃的、对国民经济将有深远影响的计划，几乎可算是前所未有了——整体来看，欧美此次制裁措施的广度与深度均前所未有，能源只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对制裁与被制裁国而言都或成为全球化时代对单一国家经济制裁极限的试探。

至3月18日晚，比利时首相Alexander De Croo已经宣布将该国原定于2025年的退核期限推迟十年，以保证制裁下的能源供应。德国经济和环保部长Robert Habeck（绿党）则表示原定于今年底正式关闭的德国最后三个核电站的关闭准备工作已经进行至后期了，此刻再回头准备继续运行不现实。同时，联邦政府正在准备一系列法规提案，加大新能源发展力度，目标为在2035年实现100%可再生能源发电；此外，还将通过改造建筑物、新建筑不再安装燃气或燃油供暖设备来加快能源转型。

整体来看，欧美此次制裁措施的广度与深度均前所未有，能源只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对制裁与被制裁国而言都或成为全球化时代对单一国家经济制裁极限的试探

更出人意料的是，德国的应对政策转向甚至延伸到了军事上——乌克兰开战三天后，德国总理舒尔茨宣布将拿出一千亿欧元的“特殊经费”注入联邦国防军经费储备当中，目标在2024年国防军经费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这意味着，当下德国军费涨幅将超过40%。 相比较各项经济制裁措施，这一政策在德国国内受到争议，尤其是左翼政党die Linke 和绿党不少议员表示反对或需斟酌。

德国国防军经费总体增长并不是由此次战争引起的；二战以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军队总体维持以“防御”为目标的规模；2014年德国与北约达成协议，逐步增长军费投入，长期目标为增加至国民生产总值的2%，中期至2024年增至1.5%。 但仍旧不可否认，此次军费调整如果实施的话将大大提前原有的目标，而目前所受到的争议程度之低如果不是在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对于两次世界大战教训深入骨髓的德国来说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仅在不久前的2019年，一项民调还显示有近半数的人明确反对军费增加至北约协议总目标（2%）。

此外，欧洲两大传统上维持中立的国家芬兰和瑞士都已宣布参与欧盟对俄罗斯的一系列经济和金融制裁；芬兰和瑞典国内更民意逆转，升起讨论加入北约的态势。媒体不断跟进报导各国向乌克兰运送支持武器，同时在武器类别、设立禁飞区的问题上小心谨慎，以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应对难民问题

战争最深重的苦难始终由被波及的平民承担——据联合国难民署估算，截至3月21日，已有三百三十万乌克兰平民逃亡别国——超过原有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另有六百五十万国民在乌克兰境内流亡。 欧盟各国内政和司法部长在3月3日的会议上通过启动《欧盟临时保护指令》（Temporary Protection Directive 2001/55/EC）；该指令为南斯拉夫内战后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在2001年为应对未来可能再次出现的大批难民涌入成员国而设，旨在常规执行、较为严格繁琐的都柏林公约体系之外，为受暴力冲突或严重人权迫害的第三国公民提供庇护。

此次为欧盟历史上首次启动该指令，使得进入欧盟成员国的乌克兰平民不必走常规的个人难民身份申请程序而可立即获得一年、可延长至三年的庇护，可以就业、享受医疗保险，也避免了各国移民机构处理大量文书申请而没有足够资源投入难民安置的情况。就连一向在难民接收问题上相对保守、已经脱欧的英国，也表示正在东欧到加来海岸的沿途设立办事处处理乌克兰难民的签证申请。与2015年叙利亚战争引发的难民潮相比，欧盟此次的应对不可谓不迅速、不积极；战火直接烧在欧洲大陆上带来的唇亡齿寒之感固然可以想见，国家机构也未见得不是从过往的危机当中吸取了教训。

但也有舆论批评指出，对比当年今日，逃离这两场战争的平民获得的待遇差别实在是大，政客们的发言也往往提及“这次我们面对的不是哪个中东国家，而是欧洲人，受过教育的人”——言下之意仿佛欧洲人、受过教育的人更配得到庇护和救援；可是战争就是战争，哪里又有“好难民”“坏难民”之分呢？

中欧的分化

谁曾想到，不过区区几个月时间，欧洲乃至全球当代史的叙事中就生生插进了一个新的“战前/时/后”的维度。

在中美敌对的大前提下，欧洲尤其是默克尔任内的德国近年一直艰难地摸索着一条与其说是中立，不如说是“分散”“多样化”的对华政策道路——尽可能地保存和发展经济贸易利益，同时尽可能地在受关注的问题上不背离欧洲的核心政治立场。默克尔的批评者视之为她典型的“机会主义”“墙头草”作风，支持者则认为中国崛起是既然事实，欧洲与其抵抗不如寻找机会巩固和开拓自身利益。再加上欧洲内部本身利益和立场就相对多元化，各国和欧盟不同组织都有各自不一的行动空间，所以尽管中欧关系一度经历新疆问题引起的互相制裁、中欧投资贸易协定谈判冻结的低谷，但当时普遍认为这一态势并非不可逆转，欧洲也不愿意在国际关系层面完全追随美国的脚步而放弃自身的自主性。

新旧年交错之际，曾有消息表示中德两方正在进行非官方的试探性对话，有中国外交界高层到访位于柏林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或展现出中方对欧洲一系列包括墨卡托在内的机构和个人的制裁有逐步松动的可能。不巧的是，欧盟议会几乎是同时作出了延长对中国涉疆问题官员制裁一年的决定，中方视之为负面讯号因而作罢。但也有评论指出，中方的解读其实是不了解欧盟体制的运作——议会要对选民意见负责，而欧盟组织架构庞大纷繁、各国各领域立场意见不一，权力分散的意义就在于制衡各方，制裁决定远不能像中国体制下的某中央机构决定一样被解读为事实层面的上下统一意见。

谁曾想到，不过区区几个月时间，欧洲乃至全球当代史的叙事中就生生插进了一个新的“战前/时/后”的维度。如果说战前的欧洲还有许多力量在避免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有全球影响力的威权国家完全陷入“体制之争”，普京的入侵仿佛瞬间使人们看到了独裁和帝国民族主义的结合所具备的不可预测的毁灭性，与俄罗斯的“体制”之争已成既然，对未来的对华路线或有重大影响；已经动员的各种制裁和应对的渠道、行动力，也将成为未来参照的考量点。秦刚日前发文强调“中方不可能在知情情况下不予劝阻”——无论知不知情、知多少情，北京目前确实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普京要继续入侵、长期挺住或抵消西方经济制裁的效应，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靠中国提供实质性帮助；而中国如果选择提供帮助，这场“体制”之争就坐实了。

观望

除了欧美在制裁等问题上展现的高度一致，反观之前在中欧投资贸易协定上步调不一的欧洲内部，仿佛再一次被一记重拳击中而反思之前数十年的养虎为患——“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与独裁者打交道”。拜登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当然也没有错过重回“民主与独裁”叙事的机会：这是一场民主与威权的战争……世界选择站在和平与安全这一边。

无论如何，这些种种的“首次”“前所未有”，尽管实际结果还有待观望，但仿佛都在指向一个多少有些讽刺的趋势——普京发动了一场战争，随之倒逼重塑了一个“团结”的“西方”，一个起码比此前要行动团结的西方，一个尽管还拖着无数的“民主危机”的裂痕、又不得不重新占领民主道德高地的西方。

（孰可，欧洲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