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十九屆六中全會閉幕，如何解讀中共的「第三次歷史決議」？

2021年11月8日至11日，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這是中共黨史上的第三份「歷史決議」，也是自1981年以來40年內的第一次。儘管截至發稿時，《決議》仍未公布全文，但《六中全會公報》已經列出了決議的大綱內容。

什麼是「歷史決議」？相比前兩份決議，如今的「第三次歷史決議」有什麼不同？這份決議對習近平時代而言意味着什麼？本文試圖梳理和解釋圍繞着《決議》的這些問題。

問題一：什麼是歷史決議？歷史決議為何重要？

《決議》在中共歷史上都標誌着領導層的鞏固和未來一段時間黨的行動路徑的確立，同時也討論中共領導集體中哪些人犯了哪些錯誤，即將路線和人事上的鬥爭結果以歷史決議的形式加以鞏固、凝結。

中共以文件治黨治國，在各種文件中，國家憲法、中共黨章、黨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等文件都涉及中共「從何而來，往何處去」的歷史敘述。但專門針對歷史問題的「歷史決議」可說是中共黨史敘述的最高權威，是眾多官方黨史敘事的底本。

「歷史決議」是中共高層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一錘定音，固定黨史問題的結論，以此清理歷史遺產，總結歷史成就，繼而統一黨內思想和政治方向，並樹立領導人的權威。因此，「歷史決議」不僅僅是關於黨史的宏大敘述，更重要的是服務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塑造中共的自我形象和未來道路，所以非常重要。

「歷史決議」是中共從蘇共學習和創造的產物。在蘇共黨史上並不存在「歷史決議」，但蘇共黨史上充滿了圍繞着路線和權力的黨內博弈與鬥爭。因此對黨史的成文固定也是蘇共史上的重要傳統。

1932年，在時任蘇共最高領導人的史太林主持下，蘇共開始編修其早期黨史和俄國革命史，並在中央書記處專門設置了委員會統籌。1938年，在史太林對蘇共的大清洗之後，《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歷史：簡明教程》編纂完成並投入出版。《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將蘇共的黨史視為「正確路線」（從列寧到史太林）和「錯誤路線」或叛徒（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之間的不斷鬥爭。在當時的歷史形勢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成為史太林鞏固黨內政治與歷史地位、統一黨內歷史論述、肅清政治對手，並向全世界社會主義政黨宣傳的重要手段。《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從1930年代到1950年代翻譯為數十種語言，印刷超過4000萬冊。在中共歷史上，《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曾經一度是黨員的必讀學習材料。

其後，蘇共也發生了數次路線變化：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雪夫發表秘密報告，全面批判史太林路線；布里茲尼夫時代，蘇聯回歸「新史太林主義」；戈巴卓夫時代則轉向「新思維」。在每一次的調整中，蘇共都對發行的黨史進行了修改。

相比蘇共，中共開啟了以「歷史決議」為歷史定調的獨特模式，這是中共歷史上的獨特創造。在歷史上，毛澤東曾大力推動中共黨員幹部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有研究指出，在延安整風時代，《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寫作方式——正確與錯誤路線在黨的歷史上的鬥爭，被毛澤東借鑑，從而形成了中共歷史上的第一次歷史決議——1945年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在第一次「歷史決議」之後的近四十年，中共沒有新的歷史決議出台，直到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出台於1945年4月的六屆七中全會。在此之前由1942年持續到1945年的「延安整風」運動中，中共通過黨內文件學習、政治檢查和自我批評等方式，重組了權力架構，確定了毛澤東在黨內的最高權力。在隨後1945年夏天的「七大」上，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正式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前承延安整風運動，後續中共「七大」和國共內戰。《決議》批評了毛之前的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等人的不同程度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等「左傾」錯誤，並將毛的革命理論樹立為正確的典範。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則是在1981年6月第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在這次會議上，文革後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職務。會議同時選舉胡耀邦為黨主席，趙紫陽為副主席，鄧小平為軍委主席。《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進行了功/過劃分，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教訓。這一《決議》和決議通過前後的中共領導層人事調整，被視為鄧小平全面掌權的標誌。

無論是1945年的《決議》，還是1981年的《決議》，在中共歷史上都標誌着領導層的鞏固和未來一段時間黨的行動路徑的確立。同時，《決議》也討論中共領導集體中哪些人犯了哪些錯誤，即將路線和人事上的鬥爭結果以歷史決議的形式加以鞏固、凝結。起到在確立的領袖之下「團結全黨」的作用。

問題二：和前兩次歷史決議相比，新歷史決議有何不同？

「前兩次」歷史決議的制訂背景，都是黨內的長期政治鬥爭，需要以決議形式平息黨內對政治歷史的討論分歧。但習近平時代的歷史決議，是在其政治權力達到前所未有的集中後，再邁向下一個階段的產物。

在今日一早的中共中央發布會上，與會的官員直接宣布，新的決議和先前的兩份決議是不同的。「與前兩個決議不同」，第三份歷史決議「着重總結黨的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而前兩份決議則主要處理黨史上的「重大歷史是非問題」。

也就是說，先前的歷史決議集中黨的歷史錯誤和如何糾正錯誤，是「我們犯了什麼錯誤」、「為什麼我們犯錯」和「我們已經糾正錯誤，正在開創新局」的問題。習近平時代第三份歷史決議則着重中共的歷史成就和功績，是「為什麼我們對」和「我們將繼續對下去」的定論。

相同的是，三份歷史決議都是在中共認定的歷史關鍵節點頒布，希望達到統一黨內思想，團結黨員國民，樹立領導人的歷史地位，向新的歷史階段前進的目標。不過，「前兩次」歷史決議的制訂背景，都是黨內的長期政治鬥爭，需要以決議形式平息黨內對政治歷史的討論分歧。但習近平時代的歷史決議，是在其政治權力達到前所未有的集中後，再邁向下一個階段的產物。

1945年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旨在批判1927年國共分裂後的中共三次「左傾」錯誤，繼而原先一度「正統性」不足的毛澤東思想確立為「正確路線」——包括「農村包圍城市」和「武裝奪取政權」等，從而建構以毛澤東為中心的黨史體系，頌揚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81年的《決議》則是經歷文化大革命的危機，中共同時面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與否定文革導致黨的根基受損的擔憂，《決議》最終微妙地將毛澤東個人和「毛澤東思想」區分開來，在保持「毛澤東思想」為絕對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的同時，否定毛澤東個人對「毛澤東思想」的偏離，才釀成錯誤。其亦肯定「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開闢道路，因為後者正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先前的兩份《決議》的主要執筆人都是中共史上的著名「文膽」胡喬木。在《決議》的形成過程中，都經歷了擬訂初稿-黨內討論-修改文稿-大會通過的過程。其中，鄧時代的第二次歷史決議經歷了反覆的修改和討論過程。歷史學家蕭冬連在著作中提到，胡喬木曾經認為第二份歷史決議要比第一份更難寫：「六屆七中全會那個歷史問題決議，是把那些時期的問題歸結為兩條路線，然後作歷史分析，而現在情況複雜多了」。在形成初稿後，第二次《決議》經過了鄧小平口中「暢所欲言，眾說紛紜」的全國高級幹部4000人大討論，討論期間共發快報88期，簡報938期，其後又經過書記處政治局和元老、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及六中全會預備會議的三次討論，期間由經過了鄧小平的各類公開講話和胡喬木的各類公開社論作為鋪墊。

習近平時代的這份《歷史決議》，和先前兩次《決議》的格式類似，全文分為七個部分。但第三次《決議》的行文重點和風格，和先前兩次大大不同。這份決議的重點落在中共百年的成就——尤其突出「十八大之後」，即習近平執政後九年的成就。可以理解為，「歷史決議」中「中共的百年」服務於「習近平的九年」。習時代被塑造為百年以來中共種種追求的集中實現代表。這些成就包括了打貪反腐和官場整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環境治理、香港的「由亂到治」等等。

相比前兩份《決議》，第三份《決議》的誕生過程顯得更為集中、範圍更小。儘管對《決議》的準備在2020年就顯然已經開始。在當時「學黨史」運動的重要學習材料《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中，鄧的部分摘編了大量1980年前後圍繞第二次《決議》的講話和座談。這可以被視為是黨內高層在當時已經在準備新的一份《決議》的信號。

《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中並沒有提及第三次《決議》形成的過程。數年前在出台同樣很重要的另一份文件——《十九大報告》時，中共宣傳部門詳細列舉了報告撰寫的流程、討論方式和收集建議的模式。而第三次《決議》目前為止則在宣傳上沒有給出這些信息。可以猜測，這份《歷史決議》相比之前的撰寫模式，可能更加反映「頂層設計」和「集中部署」。

問題三：「第三份歷史決議」之前，習如何表述和使用中共歷史？

可以說，第三份《決議》更大程度上是對過去數年的這些意識形態建設的一次成文匯總。

自習近平執政開始，對中共黨史的敘述、討論的邊界就在不斷收緊，加固。習提出「兩個不能互相否定」的框架，並以政治加壓和政治運動的方式牢牢將黨史的話語權掌握在官方手上。

習近平上任不久後的2013年，互聯網上流傳出據稱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內部出台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其中列舉意識形態領域的威脅，包括「歷史虛無主義」，即將挑戰主流黨史敘述的歷史說法打成「歷史虛無主義」。文件還要求包括「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之類的內容屬於危險，是為「七不講」。

2013年，在中央黨校舉辦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習近平提出了「兩個不否定」的黨史框架：「（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時期雖有差別，但決不能彼此割裂和對立，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更進一步，習近平將這種歷史觀視為「重大政治問題」，聯繫到蘇共的倒台：「古人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醜化、污衊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蘇聯為什麼解體？蘇共為什麼垮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這是前車之鑒啊！」

2015年，習近平出席胡耀邦紀念大會並發表講話。講話中習着重強調胡耀邦在革命和改革中為黨作出的貢獻，重新將之與1980年代的自由化思潮進行切割。

2016年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被正式確立為中共領導的「核心」。這是這個名詞在江澤民之後第一次出現在中共最高領導人身上。同年，多由改革派老幹部主導的、彙集了許多黨史討論的期刊《炎黃春秋》遭到整頓。

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立法。這部法律意在禁止歪曲、醜化、褻瀆、否定中共史上的英雄烈士事蹟和精神。其實際效果也收緊和打擊了民間對黨史問題的議論。

2019年的中共十九大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其後，習宣布了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中共黨史教育活動。要求各級黨員學習中共建黨的歷史，組織拜訪革命聖地，並組織開會學習，撰寫心得報告。這一活動也和對「十九大精神」和「習思想」的學習相結合，視作習將自己的地位和黨的百年歷史結合的新一步。

2021年是中共建黨100週年。習也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建黨慶祝大會之餘發起了新一輪的黨史學習活動，即「黨史學習教育」活動。黨員被要求組織起來閲讀四本「指定書目」分別為習近平編著的《論中國共產黨歷史》、《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和《中國共產黨簡史》。同時各地黨組織還要組織專題學習、宣講、民主生活會和組織生活會，對習時代編定的黨史進行研讀討論。

通過這一系列的運動，在第三份《歷史決議》之前，這份決議中對中共黨史的理解和對習時代的定位，就已經下滲和深入到了中共的各級組織和各級黨員中了。可以說，第三份《決議》更大程度上是對過去數年的這些意識形態建設的一次成文匯總。

問題四：第三份歷史決議如何評價毛澤東和鄧小平？

習的第三次《決議》重在「既肯定毛，也肯定鄧」，而這「兩個肯定」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了更大更好地肯定習時代的執政。

許多評論認為第三次歷史決議是「反鄧擁毛」，但《決議》並未推翻先前兩份《決議》中的任何一份。

《決議》完全繼承了中共《十九大報告》對黨史的時期和階段劃分：中共黨史被分為三個階段四個時期。

其中首段是從中共建黨直到1970年代末。儘管內文沒有用毛時代這個詞，但這段時期集中突出毛澤東的成就，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時代的歷史，當中涵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兩個時期。這個時期主要取得的成就包括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也就是「站起來」。

而第二個階段是鄧小平掌權到2012年習近平上台，被定義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涵蓋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三位領導人。當中，歷史決議重點突出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貢獻，而將江胡二人列入鄧小平政治遺產的餘緒。這個時期，是「富起來」的歷史。

第三次《決議》沒有對前兩次決議有任何修改和否定。在今日的發布會上，相關幹部表示說：「重大歷史是非問題，前兩個決議基本都解決了」，認為其基本論述是仍然適用的。也就是說，第三次《決議》沒有要重新「處理歷史問題」的意思。

在1981年的第二次《決議》的寫作中，鄧小平和其他高層曾經反覆斟酌如何評價毛。第二次《決議》的撰寫過程中最大的爭議並非文革，而是1957年「大躍進」一直到1966年的文革中間這十年的毛該如何評價。為免將毛澤東建國以後的歷史寫成一連串的錯誤史，第二次《決議》採納了中共元老陳雲的意見文本，將本來只計劃論述1949年之後歷史的文本拉長至1949年以前，這就在不削弱毛澤東「錯誤」的同時突出了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使得「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說，和廣為形成的認知不同，鄧小平時代的第二次《決議》，本身也帶有強烈的「保護毛」色彩。因而第三次《決議》對毛時代的評價，也沒有超過和改變第二份《決議》。

同時，通過只強調成就而不聚焦問題，第三份《決議》迴避了黨內和社會近年來對鄧小平時代的評價問題。從左派和自由派兩個角度出發，「鄧小平時代」或者說「改革開放時代」留下了一連串爭議——經濟自由化、國企職工下崗、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問題浮現；鄧時代還留下了一胎化政策、六四事件、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處理問題。這些仍然激烈的「左右之爭」，在第三次《歷史決議》都沒有試圖提及和解決。鄧小平理論在第三次《歷史決議》中被評價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的飛躍」，而「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指引中國發展繁榮的正確道路，中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決議》同時也肯定了被歸入「鄧時代」的兩位前任總書記——江澤民和胡錦濤，他們的功績被分別定義為「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二十一世紀」和「成功在新形勢下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因而，如果認為第三次《決議》將處理「前後三十年」問題，那麼這份《決議》並沒有帶來任何新的變更：一切仍然按照習在2013年提出的路徑——「兩個不否定」。不否定毛，也不否定鄧。相反，習的第三次《決議》重在「既肯定毛，也肯定鄧」，而這「兩個肯定」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了更大更好地肯定習時代的執政。

問題五： 第三份《決議》會如何影響「二十大」？習還有哪些挑戰？

在「二十大」之前通過「歷史決議」不斷強調核心與忠誠，目的很明顯——是以更高級別的形式確定整個黨對習近平領導的支持和服從，在接下來的「二十大」上給習更大的空間實踐自己設想的人事和組織安排。

外界普遍認為，在預定於2022年即明年年底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習將會連任中共最高領導人職務，從而打破此前中共領導人連任兩屆一共十年的慣例，開啟習時代的第三個五年任期。和先前的兩次《決議》類似，第三份《決議》也先於黨的大會出台，是為「二十大」上習連任造勢的一次布局。

第三份《決議》的重點，是強調習時代的偉大。其中包括了讚揚習的「原創性思想」——如提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作出「新時代社會矛盾變化的判斷」、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和「兩步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提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等等。其將習定位為從建黨的「第一個一百年」到建國的「第二個一百年」的交匯點上的重要領導人。這多少暗示了無論習是否還親自執政，其思想指導的「習時代」都將在相當的時間內維持。

在《歷史決議》中，中共黨史的第三個階段從2012年習近平執政開始，這個時期被命名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歷史決議重點突出習近平的成就，「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統攬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這個時期，被上文描述為「四個偉大」，是中共帶領中國「強起來」的歷史。

通過這些論述，《決議》不斷強調認定習近平的「核心」地位是黨的「正確選擇」。在「二十大」之前通過「歷史決議」不斷強調核心與忠誠，目的很明顯——是以更高級別的形式確定整個黨對習近平領導的支持和服從，在接下來的「二十大」上給習更大的空間實踐自己設想的人事和組織安排。儘管對習來說，黨內看起來已經沒有任何有組織和有力量的反對聲音，但是對「忠誠」和「服從」的需求，在「二十大」面前仍然極為強烈。

然而，在中共歷史上，《歷史決議》形成的「團結」也會面臨現實的鬥爭和黨內衝突。如1949年後毛澤東要不斷面對來自黨內的挑戰——高崗、劉少奇、林彪；又如1980年代初的「團結」很快被1980年代末黨內的鬥爭和現實的社會運動所撕裂。如此，「二十大」也並不會因為如今的《歷史決議》就完全會是習近平的「勝利大會」。正如在六中全會會議進行中，中國各地的新一波疫情以散點的形式不斷出現、蔓延至十餘省份，「清零」和「與世界同步」的防疫壓力令習曾經大力宣傳的「抗疫勝利」面臨現實反彈的威脅。而這又和中美新冷戰同步，持續為中國經濟施壓。對瞄準「二十大」的習近平來說，政治「黑天鵝」和「灰犀牛」仍然是力圖防範的對象。

何況，既然新的第三份《歷史決議》並沒有在意識形態上對中共先前通過兩份決議形成的傳統予以調整，那麼鄧時代的那份《歷史決議》也就仍然生效。那份1981年的歷史決議的抨擊對象中，包括了終身制領導和「個人專斷」的作風。既然它沒有被宣布無效，那麼無論是要爭取連任，還是要不斷延續他的「習時代」，無論現實如何，習近平都仍然要給出解釋，證明自己並非在實踐這樣的作風和路線。以面對黨內或明或暗的質疑和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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