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十九届六中全会闭幕，如何解读中共的“第三次历史决议”？

2021年11月8日至11日，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也是自1981年以来40年内的第一次。尽管截至发稿时，《决议》仍未公布全文，但《六中全会公报》已经列出了决议的大纲内容。

什么是“历史决议”？相比前两份决议，如今的“第三次历史决议”有什么不同？这份决议对习近平时代而言意味着什么？本文试图梳理和解释围绕着《决议》的这些问题。

问题一：什么是历史决议？历史决议为何重要？

《决议》在中共历史上都标志着领导层的巩固和未来一段时间党的行动路径的确立，同时也讨论中共领导集体中哪些人犯了哪些错误，即将路线和人事上的斗争结果以历史决议的形式加以巩固、凝结。

中共以文件治党治国，在各种文件中，国家宪法、中共党章、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等文件都涉及中共“从何而来，往何处去”的历史叙述。但专门针对历史问题的“历史决议”可说是中共党史叙述的最高权威，是众多官方党史叙事的底本。

“历史决议”是中共高层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一锤定音，固定党史问题的结论，以此清理历史遗产，总结历史成就，继而统一党内思想和政治方向，并树立领导人的权威。因此，“历史决议”不仅仅是关于党史的宏大叙述，更重要的是服务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塑造中共的自我形象和未来道路，所以非常重要。

“历史决议”是中共从苏共学习和创造的产物。在苏共党史上并不存在“历史决议”，但苏共党史上充满了围绕着路线和权力的党内博弈与斗争。因此对党史的成文固定也是苏共史上的重要传统。

1932年，在时任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主持下，苏共开始编修其早期党史和俄国革命史，并在中央书记处专门设置了委员会统筹。1938年，在斯大林对苏共的大清洗之后，《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简明教程》编纂完成并投入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苏共的党史视为“正确路线”（从列宁到斯大林）和“错误路线”或叛徒（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间的不断斗争。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斯大林巩固党内政治与历史地位、统一党内历史论述、肃清政治对手，并向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宣传的重要手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翻译为数十种语言，印刷超过4000万册。在中共历史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经一度是党员的必读学习材料。

其后，苏共也发生了数次路线变化：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全面批判斯大林路线；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回归“新斯大林主义”；戈尔巴乔夫时代则转向“新思维”。在每一次的调整中，苏共都对发行的党史进行了修改。

相比苏共，中共开启了以“历史决议”为历史定调的独特模式，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独特创造。在历史上，毛泽东曾大力推动中共党员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研究指出，在延安整风时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写作方式——正确与错误路线在党的历史上的斗争，被毛泽东借鉴，从而形成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决议——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第一次“历史决议”之后的近四十年，中共没有新的历史决议出台，直到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于1945年4月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之前由1942年持续到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通过党内文件学习、政治检查和自我批评等方式，重组了权力架构，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权力。在随后1945年夏天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正式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承延安整风运动，后续中共“七大”和国共内战。《决议》批评了毛之前的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的不同程度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左倾”错误，并将毛的革命理论树立为正确的典范。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是在1981年6月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在这次会议上，文革后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会议同时选举胡耀邦为党主席，赵紫阳为副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进行了功/过划分，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教训。这一《决议》和决议通过前后的中共领导层人事调整，被视为邓小平全面掌权的标志。

无论是1945年的《决议》，还是1981年的《决议》，在中共历史上都标志着领导层的巩固和未来一段时间党的行动路径的确立。同时，《决议》也讨论中共领导集体中哪些人犯了哪些错误，即将路线和人事上的斗争结果以历史决议的形式加以巩固、凝结。起到在确立的领袖之下“团结全党”的作用。

问题二：和前两次历史决议相比，新历史决议有何不同？

“前两次”历史决议的制订背景，都是党内的长期政治斗争，需要以决议形式平息党内对政治历史的讨论分歧。但习近平时代的历史决议，是在其政治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集中后，再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产物。

在今日一早的中共中央发布会上，与会的官员直接宣布，新的决议和先前的两份决议是不同的。“与前两个决议不同”，第三份历史决议“着重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而前两份决议则主要处理党史上的“重大历史是非问题”。

也就是说，先前的历史决议集中党的历史错误和如何纠正错误，是“我们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我们犯错”和“我们已经纠正错误，正在开创新局”的问题。习近平时代第三份历史决议则着重中共的历史成就和功绩，是“为什么我们对”和“我们将继续对下去”的定论。

相同的是，三份历史决议都是在中共认定的历史关键节点颁布，希望达到统一党内思想，团结党员国民，树立领导人的历史地位，向新的历史阶段前进的目标。不过，“前两次”历史决议的制订背景，都是党内的长期政治斗争，需要以决议形式平息党内对政治历史的讨论分歧。但习近平时代的历史决议，是在其政治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集中后，再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产物。

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旨在批判1927年国共分裂后的中共三次“左倾”错误，继而原先一度“正统性”不足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正确路线”——包括“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等，从而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史体系，颂扬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81年的《决议》则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危机，中共同时面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与否定文革导致党的根基受损的担忧，《决议》最终微妙地将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在保持“毛泽东思想”为绝对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同时，否定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偏离，才酿成错误。其亦肯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开辟道路，因为后者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先前的两份《决议》的主要执笔人都是中共史上的著名“文胆”胡乔木。在《决议》的形成过程中，都经历了拟订初稿-党内讨论-修改文稿-大会通过的过程。其中，邓时代的第二次历史决议经历了反复的修改和讨论过程。历史学家萧冬连在著作中提到，胡乔木曾经认为第二份历史决议要比第一份更难写：“六届七中全会那个历史问题决议，是把那些时期的问题归结为两条路线，然后作历史分析，而现在情况复杂多了”。在形成初稿后，第二次《决议》经过了邓小平口中“畅所欲言，众说纷纭”的全国高级干部4000人大讨论，讨论期间共发快报88期，简报938期，其后又经过书记处政治局和元老、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三次讨论，期间由经过了邓小平的各类公开讲话和胡乔木的各类公开社论作为铺垫。

习近平时代的这份《历史决议》，和先前两次《决议》的格式类似，全文分为七个部分。但第三次《决议》的行文重点和风格，和先前两次大大不同。这份决议的重点落在中共百年的成就——尤其突出“十八大之后”，即习近平执政后九年的成就。可以理解为，“历史决议”中“中共的百年”服务于“习近平的九年”。习时代被塑造为百年以来中共种种追求的集中实现代表。这些成就包括了打贪反腐和官场整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环境治理、香港的“由乱到治”等等。

相比前两份《决议》，第三份《决议》的诞生过程显得更为集中、范围更小。尽管对《决议》的准备在2020年就显然已经开始。在当时“学党史”运动的重要学习材料《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中，邓的部分摘编了大量1980年前后围绕第二次《决议》的讲话和座谈。这可以被视为是党内高层在当时已经在准备新的一份《决议》的信号。

《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并没有提及第三次《决议》形成的过程。数年前在出台同样很重要的另一份文件——《十九大报告》时，中共宣传部门详细列举了报告撰写的流程、讨论方式和收集建议的模式。而第三次《决议》目前为止则在宣传上没有给出这些信息。可以猜测，这份《历史决议》相比之前的撰写模式，可能更加反映“顶层设计”和“集中部署”。

问题三：“第三份历史决议”之前，习如何表述和使用中共历史？

可以说，第三份《决议》更大程度上是对过去数年的这些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次成文汇总。

自习近平执政开始，对中共党史的叙述、讨论的边界就在不断收紧，加固。习提出“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框架，并以政治加压和政治运动的方式牢牢将党史的话语权掌握在官方手上。

习近平上任不久后的2013年，互联网上流传出据称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内部出台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其中列举意识形态领域的威胁，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即将挑战主流党史叙述的历史说法打成“历史虚无主义”。文件还要求包括“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之类的内容属于危险，是为“七不讲”。

2013年，在中央党校举办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提出了“两个不否定”的党史框架：“（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虽有差别，但决不能彼此割裂和对立，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更进一步，习近平将这种历史观视为“重大政治问题”，联系到苏共的倒台：“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2015年，习近平出席胡耀邦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讲话中习着重强调胡耀邦在革命和改革中为党作出的贡献，重新将之与1980年代的自由化思潮进行切割。

2016年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被正式确立为中共领导的“核心”。这是这个名词在江泽民之后第一次出现在中共最高领导人身上。同年，多由改革派老干部主导的、汇集了许多党史讨论的期刊《炎黄春秋》遭到整顿。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立法。这部法律意在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中共史上的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其实际效果也收紧和打击了民间对党史问题的议论。

2019年的中共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其后，习宣布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中共党史教育活动。要求各级党员学习中共建党的历史，组织拜访革命圣地，并组织开会学习，撰写心得报告。这一活动也和对“十九大精神”和“习思想”的学习相结合，视作习将自己的地位和党的百年历史结合的新一步。

2021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习也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建党庆祝大会之余发起了新一轮的党史学习活动，即“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党员被要求组织起来阅读四本“指定书目”分别为习近平编著的《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和《中国共产党简史》。同时各地党组织还要组织专题学习、宣讲、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对习时代编定的党史进行研读讨论。

通过这一系列的运动，在第三份《历史决议》之前，这份决议中对中共党史的理解和对习时代的定位，就已经下渗和深入到了中共的各级组织和各级党员中了。可以说，第三份《决议》更大程度上是对过去数年的这些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次成文汇总。

问题四：第三份历史决议如何评价毛泽东和邓小平？

习的第三次《决议》重在“既肯定毛，也肯定邓”，而这“两个肯定”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大更好地肯定习时代的执政。

许多评论认为第三次历史决议是“反邓拥毛”，但《决议》并未推翻先前两份《决议》中的任何一份。

《决议》完全继承了中共《十九大报告》对党史的时期和阶段划分：中共党史被分为三个阶段四个时期。

其中首段是从中共建党直到1970年代末。尽管内文没有用毛时代这个词，但这段时期集中突出毛泽东的成就，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当中涵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个时期。这个时期主要取得的成就包括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就是“站起来”。

而第二个阶段是邓小平掌权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被定义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涵盖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位领导人。当中，历史决议重点突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贡献，而将江胡二人列入邓小平政治遗产的余绪。这个时期，是“富起来”的历史。

第三次《决议》没有对前两次决议有任何修改和否定。在今日的发布会上，相关干部表示说：“重大历史是非问题，前两个决议基本都解决了”，认为其基本论述是仍然适用的。也就是说，第三次《决议》没有要重新“处理历史问题”的意思。

在1981年的第二次《决议》的写作中，邓小平和其他高层曾经反复斟酌如何评价毛。第二次《决议》的撰写过程中最大的争议并非文革，而是1957年“大跃进”一直到1966年的文革中间这十年的毛该如何评价。为免将毛泽东建国以后的历史写成一连串的错误史，第二次《决议》采纳了中共元老陈云的意见文本，将本来只计划论述1949年之后历史的文本拉长至1949年以前，这就在不削弱毛泽东“错误”的同时突出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使得“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说，和广为形成的认知不同，邓小平时代的第二次《决议》，本身也带有强烈的“保护毛”色彩。因而第三次《决议》对毛时代的评价，也没有超过和改变第二份《决议》。

同时，通过只强调成就而不聚焦问题，第三份《决议》回避了党内和社会近年来对邓小平时代的评价问题。从左派和自由派两个角度出发，“邓小平时代”或者说“改革开放时代”留下了一连串争议——经济自由化、国企职工下岗、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问题浮现；邓时代还留下了一胎化政策、六四事件、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处理问题。这些仍然激烈的“左右之争”，在第三次《历史决议》都没有试图提及和解决。邓小平理论在第三次《历史决议》中被评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决议》同时也肯定了被归入“邓时代”的两位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的功绩被分别定义为“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和“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因而，如果认为第三次《决议》将处理“前后三十年”问题，那么这份《决议》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变更：一切仍然按照习在2013年提出的路径——“两个不否定”。不否定毛，也不否定邓。相反，习的第三次《决议》重在“既肯定毛，也肯定邓”，而这“两个肯定”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大更好地肯定习时代的执政。

问题五： 第三份《决议》会如何影响“二十大”？习还有哪些挑战？

在“二十大”之前通过“历史决议”不断强调核心与忠诚，目的很明显——是以更高级别的形式确定整个党对习近平领导的支持和服从，在接下来的“二十大”上给习更大的空间实践自己设想的人事和组织安排。

外界普遍认为，在预定于2022年即明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习将会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职务，从而打破此前中共领导人连任两届一共十年的惯例，开启习时代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和先前的两次《决议》类似，第三份《决议》也先于党的大会出台，是为“二十大”上习连任造势的一次布局。

第三份《决议》的重点，是强调习时代的伟大。其中包括了赞扬习的“原创性思想”——如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作出“新时代社会矛盾变化的判断”、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等等。其将习定位为从建党的“第一个一百年”到建国的“第二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上的重要领导人。这多少暗示了无论习是否还亲自执政，其思想指导的“习时代”都将在相当的时间内维持。

在《历史决议》中，中共党史的第三个阶段从2012年习近平执政开始，这个时期被命名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决议重点突出习近平的成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个时期，被上文描述为“四个伟大”，是中共带领中国“强起来”的历史。

通过这些论述，《决议》不断强调认定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是党的“正确选择”。在“二十大”之前通过“历史决议”不断强调核心与忠诚，目的很明显——是以更高级别的形式确定整个党对习近平领导的支持和服从，在接下来的“二十大”上给习更大的空间实践自己设想的人事和组织安排。尽管对习来说，党内看起来已经没有任何有组织和有力量的反对声音，但是对“忠诚”和“服从”的需求，在“二十大”面前仍然极为强烈。

然而，在中共历史上，《历史决议》形成的“团结”也会面临现实的斗争和党内冲突。如1949年后毛泽东要不断面对来自党内的挑战——高岗、刘少奇、林彪；又如1980年代初的“团结”很快被1980年代末党内的斗争和现实的社会运动所撕裂。如此，“二十大”也并不会因为如今的《历史决议》就完全会是习近平的“胜利大会”。正如在六中全会会议进行中，中国各地的新一波疫情以散点的形式不断出现、蔓延至十余省份，“清零”和“与世界同步”的防疫压力令习曾经大力宣传的“抗疫胜利”面临现实反弹的威胁。而这又和中美新冷战同步，持续为中国经济施压。对瞄准“二十大”的习近平来说，政治“黑天鹅”和“灰犀牛”仍然是力图防范的对象。

何况，既然新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并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共先前通过两份决议形成的传统予以调整，那么邓时代的那份《历史决议》也就仍然生效。那份1981年的历史决议的抨击对象中，包括了终身制领导和“个人专断”的作风。既然它没有被宣布无效，那么无论是要争取连任，还是要不断延续他的“习时代”，无论现实如何，习近平都仍然要给出解释，证明自己并非在实践这样的作风和路线。以面对党内或明或暗的质疑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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