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才過了一大半，全球各地的氣候災害已破紀錄地接踵而至，近至上半年的台灣旱情及近日的河南鄭州水災，遠至北美西海岸的極端熱浪及歐洲洪災；各地專家都異口同聲指向氣候變化，警告如果全球升溫持續，這些災害將不會再是「百年一遇」的罕見現象，而是會更頻繁地衝擊各地社會，不分國家貧富。
幸而，隨著科學證據越趨茁壯、極端及反常天氣有增無減，否定氣候變化肇因於人類活動的陰謀論，已有退潮跡象。一份上月發佈的調查顯示，在素被視為「氣候變化否定說」溫床的美國，目前相信「全球暖化說」的民眾比持否定者多出四倍，且有近六成表示極端天氣將在十年內為他們身處的社區帶來風險。
越多越多人意識到，氣候變化是關乎人類存續的迫切危機。《巴黎協議》簽訂已過五年，我們距離協議訂明的「2100 年前限升溫在工業革命前水平以上攝氏 2 度之內」目標有多遠？各國又做了甚麼去應對？災害的趨勢如何、全球哪些地方會受影響？未來的環境遷徙可能是什麼樣子？人類在城市規劃、經濟及融資系統上又要如何改善，來應對可能發生的種種危機？
一、氣候變化導致的災害，情況到底有多糟？
人類社會在過去一世紀大量燃燒化石燃料、開發土地，令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不斷增加，導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並擾亂降水模式，加劇各種極端氣候現象（包括上述的熱浪、乾旱、暴雨洪災，以至林火和暴雪）。
科學證據確定，全球暖化肇因於人類行為的機率已達 99%，因果毋庸置疑。人類社會在過去一世紀大量燃燒化石燃料、開發土地，令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不斷增加，導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並擾亂降水模式，加劇各種極端氣候現象（包括上述的熱浪、乾旱、暴雨洪災，以至林火和暴雪）的影響，同樣亦是科學共識。
在 2018 年，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化專責委員會 (IPCC) 發表的研究則建議在《巴黎協議》的目標上更進一步，以 1990 年平均溫度為基準，將升溫控制在攝氏 1.5 度之內，在 2030 年將碳排量從 2010 年水平減少 45%，並在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net zero”，坊間通稱「碳中和」），才能避免不可逆轉的災難後果，例如大規模的農作物失收、缺水、熱浪、沿海社群被迫遷徙、北極圈凍土融化。
就算不等到 2030 年，極端天災也已在衝擊全球經濟，帶來系統性的多方威脅。慕尼克再保險集團 (Munich Re) 於年初發表的分析顯示，單計 2020 年，全球天災共造成了 2100 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當中僅四成有受保。
亞洲的高危處境有廣泛的研究佐證。
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報告，亞洲——特別是東南亞——所面臨的實體氣候風險，冠絕全球其他國家。分析估算，單是因酷熱而減少戶外工作時間，在 2050 年前會令亞洲帶來每年 2.8 萬億至 4.7 萬億的 GDP 損失；這佔了近七成的全球年度 GDP 總值，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之大可想而知。這還沒計洪災所造成的基建破壞、對糧食收成的影響。（還有疾病及公共健康。）
雖然這類經濟估算往往涉及不同的計量模型與基準，但亞洲的高危處境有廣泛的研究佐證。如參考民間組織 Germanwatch 最新發佈的全球氣候風險指數，由 2000 至 2019 年間長期風險最高的十大國家中，就有六個位於亞洲。
二、世界距離限升溫 2°C 的目標有多遠？
《巴黎協議》是更務實的進路？
乍看不太理想。《巴黎協議》沒有訂明具法律約束力的減排目標和融資落實機制的運作，而是容讓各國自行提交「國家自訂減排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每五年檢討一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UNFCCC) 秘書處於年初公佈，各國截至去年底已提交的 NDC 只代表了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三成，而且當中的行動目標在 2030 年前只會減少 1% 的總排放量。
這裏首先要說明一下，為甚麼《巴黎協議》不直接由上到下規範各國的減排路線圖？早在協議通過時，坊間部份評論就抓著這一點，認定協議只是空洞而缺實效的一紙空文。但這種觀點恰恰是忽視了《京都協定書》的失敗經驗和現實政治的限制：《巴黎協議》正是汲取了這慘痛教訓，容許各國以相對靈活的方式按其發展需要去調整減排的目標與時間表，以保證排放大國（以美國及中國為首）有更大誘因推動減排，因此是更務實的進路。
最樂觀能限溫在 2.1°C 之內。
不過，單看國家已提交的 NDC 有欠全面，也未能呈現已有的進展。國際組織 Climate Action Tracker 於去年底發佈的升溫估算更具參考價值：分析指，按目前已落實的減排政策（包括增加再生能源發電、減少燃煤），在世紀末前能將升溫限在 2.9°C，這跟在五年前的同類估算減少了 0.7°C；如以國家訂立的新減排目標作估算，則能將升溫限於 2.6°C 的水平，這同樣比過往的估算有顯著進步。
該分析更提到，不少發達國家未有因疫情拖延減排行動，更以「綠色經濟復甦」為綱領，陸續訂立碳中和目標；這些目標一旦持續落實，最樂觀能限溫在 2.1°C 之內。這說明實現《巴黎協議》目標完全是可能的。
三、碳排要如何減？
很少國家會主動宣傳以擴核作減排手段，不過它對能源轉型確實有正面角色。
全球碳排有七成來自能源使用，這也是為甚麼發展再生能源、取代高污染的化石燃料是首要目標。目前，亞太地區的再生能源發電量遠低於歐美，但市場需求增長最快。這增長主要由中國、台灣、日本與韓國的減排目標帶動，但過去高度依賴傳統燃料的東南亞國家亦在群起追上。
同為低碳能源，核電也是加快國家減排步伐的選擇，「基本負載」(base-load) 供電形式也補足了再生能源的斷續性。福島核災其實也沒有影響核電的整體發展：全球核電發展在福島事故兩年後已開始回復增長趨勢，其發電量亦持續跟所有再生能源總供電量相若。很少國家會主動宣傳以擴核作減排手段，不過它對能源轉型確實有正面角色。
核電的迅速發展集中在新興國家，民眾自然質疑這些擴核項目輕則掏空國庫舉債，重則運作與風險管理不透明，淪為潛在計時炸彈。
核電在亞洲的發展尤其顯著，但增長主要被中國帶動。過去，擁有完善核技術的國家，一般是較穩定、有良好管治基礎與權力制衡的發達國；但核電的迅速發展集中在新興國家，民眾自然質疑這些擴核項目輕則掏空國庫舉債，重則運作與風險管理不透明，淪為潛在計時炸彈。儘管很多舊式核電廠已被淘汰，並被安全系數與應變系統更完善的新式核電設施所取代，亦有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 進行監管，公眾的信心依然有限。衰變周期較長的核廢料如何處置、該在哪裡處置，也是另一個未解難題。
四、減排步伐不能再加快嗎？
有可能的，不過關鍵是：它們都不是短期內可以大規模減排的技術方案。
碳捕集與封存技術 (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storage, CCS) 是一個較具潛力、也正穩步擴展的方案。顧名思義，該技術在排放源（如發電廠）直接抽取收集二氧化碳，將其運輸並儲存（一般是地底），直接阻止二氧化碳釋放至大氣層。現時，全球共有 65 個商業碳封存項目，包括 26 座已運作的設施，主要集中在歐美與東亞國家。
不過 CCS 的商業化有兩大限制：一，將污染物儲存於地層的做法，長遠存在不確定性，難以預測洩漏並重新釋放大量二氧化碳的風險；其選址亦要因應特定的地質條件，如須避開地震帶。二，出於經濟誘因和技術專長，CCS 項目目前的主要投資其實來自傳統的化石燃料企業，如此資金綑綁難免落入「頭痛醫頭」的局面，也難保會不會有悖於停止開採和使用化石燃料的目標。
話雖如此，在現實上，這也吊詭地為難以短期叫停燃煤與油氣發電的亞洲國家提供出一個出路：就在上月，日本宣佈發起一個針對碳捕集技術的區域平台 (名為 ‘Asia CCUS Network’)，旨在推動公私融資，降低技術商業化的成本；平台集合了過百亞洲企業，也有仍需要依賴傳統能源業的東南亞國家代表。
有可能的，不過關鍵是：它們都不是短期內可以大規模減排的技術方案。
另一個爭議更大、暫時只停留在實驗階段的潛在方案，是被俗稱為太陽能地球工程 (solar geoengineering) 的其中一種太陽輻射管理技術。該技術透過噴射化學懸浮粒子或利用衛星鏡組去提高平流層反照率，實行「遮天蔽日」的減溫工程，以模擬 1991 年菲律賓皮納土波火山爆發後的硫酸粒子令全球在翌年降溫達 0.4°C 的冷卻效果。
如此大規模的人為干預，不難想像爭議有多大。它既可能會進一步擾亂本已不穩的氣候系統，對局部受影響地區的生態與農業帶來翻天覆地的後果，也無法解決現存的暖化趨勢和海洋酸化現象。再加上針對地球工程的跨國監管法規尚未出台，貿然試行存在極大風險。
今年，由比爾蓋茲資助、原定於瑞典北部進行的相關實驗，就在科學家、當地原住民與環保團體反對下被迫叫停。雖然技術的應用存有異議，但學界共識是研究必須持續，為未來作好最壞打算。
五、但極端天災已令很多人失去家園與生計，他們等不到這些承諾的兌現，特別是新技術商業化需時？
對。
論及環境遷徙，坊間流行「氣候難民」一說，過往主要指面臨陸沉沒頂危機的太平洋小島國（如基里巴斯、圖瓦盧），現已延伸至世界各地高危社群，也涵蓋更廣泛的環境風險。
比如前年底至去年初的澳洲林火浩劫，當時正在當地從事研究的美國氣候學家 Michael Mann 就估計，澳洲的氣候在可預見的將來會愈趨乾旱或酷熱，部分內陸土地長遠料將不再適合人類居住和進行經濟活動，當地居民未來或需要考慮遷徙；又例如印尼首都雅加達因地下水枯竭和海平面上升，已屢次在暴雨後出現洪水，同時出現嚴峻的沉降危機，政府已著手計劃遷都，並在沿海興建防波堤與人工島，但這些工程難以逆轉沉沒的命運。
「氣候難民」現已延伸至世界各地高危社群，也涵蓋更廣泛的環境風險。不過，學界與國際組織並不鼓勵「氣候難民」一詞的使用。
國內流離失所者監察中心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er, IDMC) 最新的數據顯示，單單在去年，與氣候有關的災害已在全球令三千萬人於本國流離失所；2018年，世界銀行一份研究則曾警告，若各國不作為，按當時的升溫趨勢估算，單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及拉丁美洲三個發展中地區在 2050 年前就會有 1.4 億人因為環境惡化而需要進行內陸與跨國遷徙。
有學界研究亦擔憂，氣候變化將加劇弱勢社群面對的風險和社會不穩定性，令不少傳統的非政府地下勢力得以擴張，長遠刺激更多暴力與族群衝突，以及走私和人口販賣等不法活動。
必須一提的是，學界與國際組織並不鼓勵「氣候難民」一詞的使用。這是由於環境遷徙的概念同樣適用於國內移居，而且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有明確的法律定義，因環境風險而跨國遷徙的民眾並不受公約所保護。再者，太平洋島國民眾也普遍抗拒主流媒體的負面「難民」標籤，認為這種論述忽視了他們保護家園自救求存的努力。
六、遷徙是別無他法。長遠而言，世界各地的城市該如何適應天災風險？
除了要保護高度密集的市區人口，城市也要維持重點基建系統的穩定與抗逆力 (resilience，亦稱韌性) ，並擔當支持技術創新、吸引融資與推動適切政策的樞紐。
現時全世界有過半人口居於市區，大規模遷徙不是答案（除非情況特殊）。而且，城市處於氣候危機的前沿——除了要保護高度密集的市區人口，城市也要維持重點基建系統的穩定與抗逆力 (resilience，亦稱韌性) ，並擔當支持技術創新、吸引融資與推動適切政策的樞紐。
天災令城市基建面臨重大的系統性壓力，且有關風險只會日增，兵來將擋的應對方式並不足取。這除了需要在規劃上引進全面而持續的風險管理策略，也需要在工程上鞏固結構安全（特別是醫院、電網等基礎設施），並推動公私營協作的針對性保險及賠償機制，來支援受影響社區的災後重建。
比如是次歐洲洪災後，外界批評德國的警報系統失效，是造成過百人死亡的主因；例如官方事前的危險天氣預報並沒有傳達到受影響村落，當地警報裝置也不足，德國亦沒有針對天災的短訊提示系統，這都反映了改善預報系統和危機應變程序的重要性。河南洪災則突顯了道路和交通規劃設計的氣候風險，特別是地鐵和隧道的排水機制：如果鄭州加強整合及改善全市渠務設施、引進可持續排水系統，日後或能在暴雨爆發時多少減輕水庫的負荷，降低整體死傷數字和經濟損失。
除了風暴和洪災，酷熱與海平面上升亦需要更適切的抗災策略。
除了風暴和洪災，酷熱與海平面上升亦需要更適切的抗災策略。比如是次北美熱浪，不少基建如鐵路服務及電網耐不住高溫，突如其來的空調需求尤令供電系統承受更受壓；對沒有空調設施的民居而言，政府則有必要增加公共避暑設施，避免酷熱引發公共健康危機。或是月前美國佛州邁阿密郊區海濱公寓大樓倒塌慘劇發生後，專家警告海平面上升將日益危及沿海建築物的結構安全，政府除了加強巡查現有樓宇、增設防災工程，也須要求發展商將氣候風險管理納入將動工的建築物設計。
這類防災應對也不一定需要大興土木，而是針對城市的特性，引入「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 NbS)，如透過保育集水區生態來確保水質安全、以可反射陽光的物料舖路或植樹綠化市區來紓緩熱島效應，以及復育紅樹林等，盡量在防治天災的同時保育既有的自然資源。
其次則是部份重要技術的創新發展、投資和引進，加快推動它們的突破和商業化應用。
七、例如甚麼技術？
第一是先進的電池儲能技術：目前，大部份成熟的儲能技術只能以機械能或熱能形式大規模集中處理，無法滿足城市的應急需要，也不切合去中心化的社區（甚或家居）規模的再生能源儲電模式。成熟而價格相宜的儲能電池，能為市內設施提供低碳的後備電源選項，也能克服再生能源先天的斷續限制，鼓勵商廈與民居引入小規模的太陽能發電並儲能，在用電量高峰期（如夏季高溫時）減輕電網的負荷。他日電動車勢成主流，這類小型而高效的商用儲能技術也將會大派用場。
第二是低碳（不使用氫氟碳化物 HFC 雪種）、廉宜的空調及冷藏方案。傳統的空調技術佔了全球排放量約一成，亟須尋找環保的替代方式。同時，隨著夏季持續酷熱，專家估計全球有逾 10 億貧窮人口正面對缺乏冷氣設備的風險，且這些高危人口數字只會繼續上升。除了保障社區健康及糧食供應，可持續的冷藏技術對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衛生服務尤其重要，比如疫苗和血庫的儲存。
第三是各類保障糧食供應穩定、減低目前食物供應鏈碳足跡的各類創新農作物及食用產品，例如經改良更能抗逆的主要農作物、植物肉或培植肉等另類蛋白質來源。這是因為城市人口大多依賴進口農產品，而氣候變化既威脅農業收成，也會為貿易運輸基建系統增添風險。這涉及生物工程技術，也很大程度取決於政府能否廣泛推動這類產品的商業化，鼓勵消費者的意識與接受程度。
最後，智能檢測及數據管理等數碼技術將是城市管理風險、審核減排成效與目標的關鍵。只是，「智能城市」雖然美其名高效，公眾私隱問題仍然難以解決，將「智能化」技術引入社區，也有士紳化之虞。雖然政府能制訂更多保障私隱的法規來配合智能化計劃的發展，但看來暫時只有政制透明、管治民望又高的城市才能更易克服這些倫理挑戰。
八、市場又如何回應？
回首再生能源發展之初，不少保守市場派聲音認定政府介入市場不恰當，推動優惠措施更是厚此薄彼、濫用公帑之舉；然而這些聲音絕大部份都對各國政府長期以巨額補貼傳統能源業的事實避而不談。
如今，再生能源技術（特別是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已高度成熟，大力促進了經濟發展與就業，保守論調再站不住腳，但彭博新能源財經 (BloombergNEF) 的研究發現，二十國集團 (G20) 自 2015 年簽訂《巴黎協議》後，仍花了共 3.3 萬億美元補貼化石燃料產業，其中澳洲、美國、印尼和法國更有顯著增長。
這明顯跟減排目標背道而馳，同時也間接說明了傳統能源業的利益和政治遊說，委實是大國落實氣候行動的一大障礙：在發展中國家，燃料補貼大多是惠及基層消費者的手段，儘管有民粹之嫌也尚算情有可原；但在發達國家，補貼則大多是以稅收減免的形式，變相資助高污染的能源企業，其財政透明度也更低。
各國政府長期以巨額補貼傳統能源業，這明顯跟減排目標背道而馳，同時也間接說明了傳統能源業的利益和政治遊說，委實是大國落實氣候行動的一大障礙。
樂觀地看，傳統能源業難以抵擋低碳轉型的鴻流。最近，本為解決 70 年代石油危機而成立的國際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發表了一份重磅報告，提出全球必須在本年起停止投資任何油氣、煤礦及舊式燃煤發電站，方能達致 2050 年淨零排放的目標。即使重工業及塑膠生產仍然需要使用化石燃料，這些工廠也必須增設碳捕集設施；更令業界撼動的一點，是報告提及 2035 年後，化石燃料汽車需要全面淘汰、停止發售。這幾乎是一鎚定音，提醒能源業必須要盡快轉型，方能長遠生存。
報告也提出，天然氣作為污染相對較石油及煤低的「過渡能源」，在未來五年將會功成身退。依賴天然氣（特別是暖氣）的歐美城市，將會面對重大的挑戰。
與此同時，市場亦開始湧現更多求變的訊號。去年九月，石油業龍頭埃克森美孚在雄踞百年後被道瓊工業指數除名，標誌著傳統能源股的衰落；本年一月，這間過往數十年一直隱瞞全球暖化科學證據、贊助氣候變化陰謀論的元老級企業，終於不敵投資者的壓力，在一月首次全面公開其排放數據。另一龍頭蜆殼石油也在本年五月受到股東施壓，要求在年度大會上投票通過新的氣候目標決議案。與其說這是環保運動的勝利，不如說投資者也廣泛意識到，氣候變化和相關政策走向為傳統能源業帶來的實質風險只會越來越高。
與其說這是環保運動的勝利，不如說投資者也廣泛意識到，氣候變化和相關政策走向為傳統能源業帶來的實質風險只會越來越高。環顧世界，機構投資者都正在密鑼緊鼓，推動綠色金融。
環顧世界，機構投資者都正在密鑼緊鼓，推動綠色金融，比如成立只有四年的中央銀行聯盟 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已有全球逾 80 位中央銀行行長加持；多國政府亦乘疫情救市之便，要求企業透過「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形式匯報其氣候數據與減排措施。
九、除了傳統既得利益，要落實氣候行動，還面對甚麼挑戰？
一言以蔽之：資金。
言及此，必須強調氣候行動的討論基礎，是重認問題的人權與公義向度。一方面，氣候危機是我們生於人世的跨代共業，需要各國協力應對，不能再相互指責和推卸責任；另一方面，歷史排放污染源責在歐美發達地區，新興大國（如中國、印度）減排亦需要來自發達國的資金與技術的支持，而排放量最低的窮國永遠是首當其衝受天災威脅的犧牲者。就算是在相對發達的國家，天災與資源緊張也會將郊區人口進一步推往城市。氣候變化對不同社群的影響從來都不是均等的，它也會令貧窮人口更難脫貧。
對不少高危脆弱國家與社群來說，減排的重要性早已無甚爭議，但用以協助應對天災與水位上升的即時影響、提高城市基建與社區抗逆力的氣候調適 (climate adaptation) 項目，更有迫切需要。然而，現時的氣候融資機制仍然向能源基建傾斜，針對調適的相關的資助額此前一直不達標。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能源轉型等減緩計劃的投資回報更容易評估和管理，因此更能滿足審批的要求。
減排的重要性早已無甚爭議，但用以協助應對天災與水位上升的即時影響、提高城市基建與社區抗逆力的氣候調適 (climate adaptation) 項目，更有迫切需要。
近年，這項目融資不均的現象已有改善，例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綠色氣候基金」已劃出資助總額的四成，為調適項目注資。但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 年初就表示，單是發展中國家展開調適應對就需要每年 700 億美元開支，呼籲資助方與跨國發展銀行在 2024 年前實現調適相關項目融資過半。
十、下半年，普通人能在哪些方面留意氣候行動的進展？除了仰賴政府和企業擔起重責，大眾又能做些甚麼？
IPCC 將在接下來的 8 月 9 日發佈最新的研究結果，據悉，是次報告將會首度分析氣候變化持續下機率倍增的「黑天鵝」事件。受疫情影響而延期一年後，聯合國氣候大會將在約百日後於英國格拉斯哥舉行，屆時無論是減排目標與路線圖、保護高危社群與自然生態、融資進展等，都將在會上磋商。
至於個人之力，全世界都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該做甚麼」的大哉問也很取決不同人的生活與經濟條件，難以一概而論。話雖如此，以下是幾項無甚爭議的可做之事：
- 少吃牛羊，減低伐林開發土地畜牧的環境破壞，同時也長遠減低人畜共通傳染病傳播的風險；
- 延長電子產品壽命、或妥善地安排回收棄置，減慢全球對稀有金屬的開採需求，盡力阻止深海鑽探項目的開展；
- 如果你有投資習慣，或有主動管理強積金投資組合，不妨留意一下有多少是投資在 ESG 表現良好的企業；
- 氣候變化涉及跨領域的研究，特別是環境科學、工程、農業、疾病與公共健康——但科學研究要裨益公眾，有賴有識之士出力傳播、言簡意賅，對抗假新聞橫流的世界……
氣候變化造就了一場跨世代、跨領域的全球公義運動，它跟爭取自由的抗爭一樣，都由敢於異議的新世代所帶領前行，為民鼓與呼、追究權貴之責，同樣未必在有生之年見得著碩果，也需要各行各業的有志者在生活中實踐。
（周澄，獨立撰稿人，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全球能源與氣候政策碩士）
希望看到德國綠黨的上台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