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魏玓： 疫情惡化下的台灣，要「校正」的事情是什麼？

5月中旬台灣Covid-19肺炎疫情爆發社區感染，過去一年多來相對安全的情勢急轉直下。一時之間，相關資訊的發佈和傳播出現混亂，關鍵信息釋放趨遲緩之外，假訊息、謠言也四處出沒，網絡上的爭吵層出不窮。這顯現出無論是官方的信息管控，還是民間的輿論傳播，都有許多值得檢討和反思的地方。

以「校正回歸」為例。5月22日，疫情指揮中心的每日記者會上，指揮官、衛福部長陳時中例行公布了當日的確診數字321例，但同時也表示 尚有400例因為篩檢流程「塞車」之故，將加回到過去六天的確診數值之中，他並使用了一個新的名詞「校正回歸」來說明這個狀況（目前台灣疫情指揮中心還在沿用該詞，每天公布的疫情數字都包括「確認」和「校正回歸」兩個數字）。

當時由於「校正回歸」是全新的防疫用詞，而且指揮中心一次性地公布累計六天的修正數字，數量又相對龐大，立刻讓許多民眾出現困惑、疑懼甚至憤怒等情緒，有批評者認為這是在隱匿疫情，但也有支持者認為回溯數字是正常操作。在很短的時間裏，來自各領域的專家，從公衛、醫療，到經濟、公共行政等等，也紛紛提出各種資料和說法來解釋這件事情的合理性，並在網路上迅速傳散。根據多家媒體引述報導的網路聲量調查顯示，5月22到23日網路上對這個議題的討論聲量居高不下，攻防激烈，到23日晚間已經超過15萬5千筆。

其實，「校正確診數字」本身並不是太難理解的事情，而很多的專家解釋，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這些說法卻沒有辦法解釋一件事情：指揮中心是可以，而且確實正在管控各種疫情狀況資訊的發佈與流通，包括大家最關心的每日確診數字。但是指揮中心應不應該管控資訊？如何管控才恰當？又該如何被監督？或許才是此次事件應該被「校正」出來的重要課題。

指揮中心的資訊管控

政府與新聞媒體之間的權力天平大幅往政府一方傾斜，原本新聞媒體在監督政府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明顯被限縮。

先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要批判指揮中心對資訊的管控，相反地，我認為在重大公共資訊的披露和發佈上，例如一般民眾最關心的每日確診數字，指揮中心的處理與發佈本來就是需要格外謹慎。不管是採用何種計算方式，或是決定公布時機，都是很合理的政治考量。

不過台灣的政治，是民主政治。既然是民主政治，政府的任何政治考量與決策，就應該受到監督，就應該面對不同意見的挑戰，以及更多資訊揭露的要求。監督和資訊揭露不只是為了防弊，而且是要透過監督力量的發揮，透過不同意見的交流辯論，可以讓政府官員做出更好的決策，更周全的執行，這正是民主政治的精神與可貴。

然而，去年（2020）初疫情出現後，指揮中心就（從1月22日起）開始舉行每日記者會，並在影音平台YouTube上直播。這雖然一方面可以視作是把資訊發佈的流程變得更直接，卻也由於記者會形式、資訊發佈，甚至連攝影和收音等技術都完全由指揮中心主控，使得政府與新聞媒體之間的權力天平大幅往政府一方傾斜，原本新聞媒體在監督政府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明顯被限縮。

美國、歐洲等地認為，疫情期間，新聞媒體的守望和監督功能應該要強化，承擔更多信息追問、搜查、驗證及監督的功能，但台灣新聞媒體的參與程度卻不斷被削減。

而據我所知，第一線記者們也經常反映，指揮中心的信息發佈有許多不完整、缺位和需要及時補充卻未能滿足的問題。以「校正回歸」事件為例，端傳媒隔天在報導中就指出，不僅校正回歸案例的「研判日」定義不明，其他包括各縣市的每日累積確診數、每日採檢陽性率的分子與分母，以及關連不明的個案分布等有助疫情趨勢研判的重要資料，都是媒體多次向指揮中心索取，卻一直未獲回覆的。

美國、歐洲等地認為，疫情期間，新聞媒體的守望和監督功能應該要強化，承擔更多信息追問、搜查、驗證及監督的功能，但台灣新聞媒體的參與程度卻不斷被削減（指揮中心的每日記者會允許進入的記者人數，在5月27日從24名減半為12 名）。而造成新聞媒體在這個獨特資訊情境下的弱化，還有一個以前未曾出現過的原因：一般民眾對新聞媒體和記者的不友善與施壓。

封閉的資訊泡泡圈

毫無疑問，這是指揮中心的主場⋯⋯這個資訊泡泡，也因為防疫的相對成功，更加鞏固與封閉，政府和民眾集體自我感覺良好。

指揮中心每日記者會採用直播形式之後，民眾在直播平台上的大量即時留言，也成為整個資訊流通場景的一部分。不過絕大部分的留言，要不是表達對指揮中心官員的問候與支持，就是對現場媒體記者的負面批評。留言民眾不僅對記者的提問有意見，指責記者問了不該問的問題，是在為難指揮官陳時中；甚至對記者的口語表達、聲音、外表等也經常品頭論足。期間甚至發生過記者對陳時中提問較為尖銳，事後立即被網友「肉搜」和「出征」，導致被迫關閉個人社群媒體帳號的事件。

當然，我並不是說記者的提問就一定恰當，也不是不能被批評。只是，在這樣的場景中，原本負責監督政府，為民眾爭取更多資訊的新聞記者，成為了被監督的對象。而原本理應接受新聞媒體監督的政府官員，則掌握資訊流通的現場全局，同時還擁有一群聲勢浩大的線上啦啦隊；毫無疑問，這是指揮中心的主場。而包括我自己以及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陳秀鳳的研究都指出，這不但造成了記者們極大的壓力，甚至是寒蟬效應，當然也就實質限縮了原本新聞媒體可以扮演的角色。

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資訊泡泡圈，在這個泡泡裏，資訊無法充分流通，不同意見難以被看見和討論，堅持監督角色的新聞媒體成了黑臉。而這個資訊泡泡，也因為防疫的相對成功，更加鞏固與封閉，政府和民眾集體自我感覺良好。於是，可能的決策錯誤容易被掩蓋，有用的嘗試和建議難以被討論和採納，最後很可能錯失了許多改善防疫政策的機會。

沒有絕不出錯的官員，也沒有完美正確的決策，如果在過程中可以有更多更公開的資訊流通和討論，給政府和決策者更多的提醒和監督，決策品質一定可以改善。

審視5月以來的疫情惡化，各方專家都已經指出，包括航空機組人員的隔離措施、快篩和醫療能力的儲備、社區感染的預防與應變，乃至於疫苗的採買與研發，都明顯出現了漏洞與疏失。另一方面，獨立媒體《報導者》的報導明確指出，去年三月，前副總統陳建仁就曾公開建議把快篩納入超前佈署的一環，而半年前也已經有專家建議進行大規模社區感染的演練，以及整備快篩試劑，相關企業也已經著手，但是都被指揮中心否決或擱置。

歷史不能重來，我們當然無法知道，如果當初新聞媒體的監督功能不要那麼萎縮，指揮中心願意聽取或採納各方建議，今天的情況是不是就不會發生。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沒有絕不出錯的官員，也沒有完美正確的決策，如果在過程中可以有更多更公開的資訊流通和討論，給政府和決策者更多的提醒和監督，決策品質一定可以改善，而我們今天所面臨危機的可能性，就可以降低。

「共體時艱」效應

其實，最近很多民眾都很想問一句：「政府超前佈署喊了一年，為什麼佈署成這樣呢？」

但這個其實很合理的探問，在當前台灣也是難以被說出的。一種常見的回應模式是扣帽子：一提到篩檢問題，就被標籤為「普篩仔」；一批評政府，就是「扯後腿」、「中共同路人」；一想要檢討防疫措施，就是「不體諒第一線防疫人員的辛勞」。這類刻意簡化的、訴諸情緒的修辭，相當程度上壓抑了公共的良性溝通氛圍與辯論空間。

刻意簡化的、訴諸情緒的修辭，相當程度上壓抑了公共的良性溝通氛圍與辯論空間。

而另一種比較不那麼具攻擊性的回應模式則是「共體時艱」：既然疫情惡化的情況已經發生，此時此刻更應該團結一致，不要急著追究責任，也不要批評官員，只要配合政府措施，攜手度過難關是最重要的。這個從去年就成為主流價值的「共體時艱」說法，本身並沒有錯，也充滿正能量，但其中隱藏的盲點，卻也一直存在。

其實，監督、批評、要求資訊盡量公開透明，跟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或肯定防疫團隊的辛勞與成果，並沒有必然衝突。我們並不需要擔心監督和批評，就一定會傷害防疫團隊，或只是為了立刻追究責任。事實上監督和批評反而會讓防疫團隊做得更好，當防疫做的更好，辛苦的團隊也就能獲得更多的喘息。更重要的是，政府機器裏面有人做得好有人做的不好，但是封閉的資訊流通泡泡，很難產生良幣驅逐劣幣的效果；不只讓其實有必要改進的官員或政策，不需感受壓力，也讓真正想把事情做得更好的官員，缺乏動力和機會。

監督、批評、要求資訊盡量公開透明，跟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或肯定防疫團隊的辛勞與成果，並沒有必然衝突。

不僅如此，批評與質疑更不能跟不體諒第一線防疫和醫護人員畫上等號。反過來說，如果大家可以通過更多的討論和資訊流通，攜手把防疫工作做得更好，才是真正體恤他們的最好做法。我所接觸的醫護人員告訴我，其實有不少人對政府過去一年的防疫作為多有疑慮，而就在因為確診數激增導致醫療體系瀕臨崩潰的當前，他們最需要的其實不是「辛苦了」三個字，而是儘速修正和彌補相關決策的錯誤，讓他們往正確的方向努力堅持下去。

假訊息與認知作戰

過去幾年來世界各國對付惡意假訊息的最好辦法，並不是一味防堵，也不是用非理性方式回敬，更不是單方面無條件相信政府。

當然，我也知道很多民眾顧慮，在當前防疫的資訊流通場景中，存在不少非理性的批評（例如部分藍營政治人物或團體的粉絲專頁），甚至是不懷好意的假訊息攻擊。這些都是事實，然而這並不應該成為促進資訊流通和合理監督的阻礙。

事實上，明顯不理性或是離譜的假訊息，大部分民眾要拒斥或辨認並不困難，不足為懼。而牽涉較複雜的防疫措施或資訊解釋，我們確實需要更謹慎看待。畢竟網路上的風向操控，與各種政治力量的「網軍」運作，亦即所謂的「認知作戰」，已經存在多年。

5月25日爆發的「林瑋豐事件」儘管至今真相未明（編註：一名領頭批評「質疑指揮中心言論是網軍操作」人士，被懷疑其實是發佈質疑言論的真正帳號，被認為在自編自導一齣保護指揮中心的戲碼。因該人士與民進黨關係密切，因此更引發政治爭論），但可以確定的是，無論綠藍白紅，無論國內國外，在網路空間上的動員，其激烈與複雜的程度，實是一般民眾難以想像。

然而過去幾年來世界各國對付惡意假訊息的最好辦法，並不是一味防堵，也不是用非理性方式回敬，更不是單方面無條件相信政府，因為這些做法都只會形成更封閉的資訊流通空間，而這正是假訊息最容易滋生和被操控的溫床。

我們需要的是更多元、更開放和更充足的資訊流通環境，而我們也應該對台灣民眾有信心。台灣民主化已經進行超過三十年了，雖然需要更多的學習，但沒有道理不相信大部分民眾有能力處理這些資訊難題。

台灣要示範的是…

不是本土零確診，也不是自動自發的封城，更不是用最快速度解除三級警戒，而是如何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下，在資訊開放的國度裏，仍然可以成功地打贏這場戰爭。

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民主社會理應有足夠的能量容許一定程度的意見對立和辯論，然後仍然在共同的目標上攜手前進。當前的共同目標就是守護台灣，戰勝疫情。

我們都認同「防疫如同作戰」，形勢非常危急，實不容許太多失誤。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更應該發揮民主國家的特長，通過政策監督、意見辯論和眾人之智，同時支持政府和新聞媒體各自扮演應該扮演的角色，大家一起來把防疫決策和落實做得更好。

這次社區感染爆發之際，某網友「看好了世界，台灣人只示範一次，在2週內解除3級」的推文被網路瘋傳，如今看來，已成了過去一年我們對於防疫成果自我感覺良好的最大諷刺。不過，儘管有點難堪，但我們並不需要放棄台灣的驕傲。只是，我們必須調整目標。

在對抗Covid-19肺炎的戰爭中，台灣真正要示範的，不是本土零確診，也不是自動自發的封城，更不是用最快速度解除三級警戒，而是我們可以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下，在資訊開放的國度裏，仍然可以成功地打贏這場戰爭。這才是我們跟極權專制國家最大的不同，也才是台灣最大的驕傲和最珍貴的資產。而且，這個示範台灣不會只做一次，我們會做很多次，然後一直做下去。

（魏玓，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