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路：從東北人口外流看中國經濟的「歐洲」化

中國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數據出爐。雖然頭部指標表面上風平浪靜——人口總量微增，教育水平以及城市化程度穩步提高——但細看之下其實暗流相當洶湧：東北三省（黑龍江，吉林，遼寧）十年間人口減少一千萬，同時廣東和浙江兩省人口淨增三千兩百萬。中國經濟的「歐洲化」，已經開始產生人口後果。

用「歐洲化/歐元區化」來類比中國高度分化的地方經濟，是上海交通大學陸銘教授的一個理論創造。歐元區由19個歐洲國家組成，特點就是雖然貨幣統一市場統一，但各成員國生產力差異大。這樣做當然有很多好處，比如促進內部共同市場，減小交易成本等。但歐元區的順利運行，取決於各成員國之間生產力趨同，財政赤字水平相近，不然就會造成生產力高、財政赤字低的「核心」國家與生產力低，財政赤字高的「邊緣」國家的利益背離。

舉例而言，希臘和德國都使用歐元，但德國的人均GDP是希臘的兩倍多，生產力水平比希臘高得多。歐元匯率在德國和希臘是一樣的。如果歐洲央行完全按照德國的經濟水平去設定匯率，那麼歐元勢必對於希臘來說「太貴」，壓抑其出口，限制其信貸規模；但如果歐洲央行完全按照希臘的經濟水平設定匯率，那麼歐元對於德國來說又「太便宜」，可能會引發通脹和泡沫。歐洲央行很難同時讓德國和希臘感到滿意，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也就由此產生。

中國與歐元區類似的地方在於，中國大陸31個省級行政區域，統一使用人民幣，理論上是一個統一市場，但不同地方之間經濟水平差異非常大，並且有越來越大的趨勢。2010年上海的人均GDP是黑龍江3.7倍，到了2019年這個差距擴大為4.3倍。和歐元區裏的希臘一樣，黑龍江沒有辦法單方面實行貨幣貶值來刺激經濟。而比希臘更難辦的是，中國地方財政與中央財政之間存在許多權責不明的模糊地帶，所謂「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經濟基礎差的地方在中央政策寬鬆時容易形成道德風險瘋狂借債，而在中央政策收緊時又容易跌落「財政懸崖」。

低增長下的貨幣與財政「雙殺」，東北變成希臘

東北企業違約往往伴隨着巨量的債務、複雜的債務關係，以及曖昧不清前後多變的政府態度，儼然成了中國經濟新聞中的一個專門類型。

希臘等歐元「邊緣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愛爾蘭）在前幾年歐債危機中的最大難題，就是貨幣政策完全不在自己手中（歐洲央行指定貨幣政策），而財政政策只有一半在自己手中（歐元國有一定財政自主權，但受到統一財政紀律約束）。這與中國東北在最近五年遇到的情況有許多共通之處。

2016年開始，中國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去槓桿」運動，信貸快速收緊。經濟底子薄，而債務規模又大的東北三省首當其衝「被去槓桿」。2016年下半年，總部位於大連，最大股東是遼寧國資委的北方最大特鋼企業東北特鋼出現融資困難，董事長自殺，四個月內違約七次，一夜之間從「全球最大特鋼企業」的競逐者變成「連環違約王」，以中國第一家債券違約地方國企身份登上全球財經頭條。之後從錦州銀行到華晨汽車，東北企業違約往往伴隨着巨量的債務、複雜的債務關係，以及曖昧不清前後多變的政府態度，儼然成了中國經濟新聞中的一個專門類型。

金融去槓桿，財政也收縮。中央政府從2015年開始着手整頓地方債務，嚴控地方政府預算外借債（按最小債務口徑，遼寧債務率2015年排名全國第三），這造成了東北地方財政收入的全方位下滑。遼寧2015年財政收入（主要是税收）直降34%，一般財政收入直到2019年才恢復到2011年的水平。吉林和黑龍江也都在2015-2019年間出現了單年百分之十以上的收入減少。

收入減少則必須削減開支，常年高度依賴財政補貼的東北養老金體系遭到重創：遼寧的全省養老金結餘在2015年之後開始斷崖式下跌，2019年餘額不到2015年的三分之一；黑龍江更是在2016年成為全國第一個養老金赤字省份，並一直延續至今，其養老金發放完全依賴中央政府從其他省份「調劑」。養老金如此，其他公共服務開支可想而知。教師、公共汽車司機，乃至地方公務員工資不能按時發放的社會新聞，在近幾年的東北此起彼伏。

從2014年開始，東北三省的經濟增長几乎年年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遼寧更是在（更換主政官員）之後自曝GDP造假，「擠水分」之後官方GDP數據一度接近零增長，就業壓力陡增。低增長高失業，還沒有辦法刺激經濟，東北就這樣變成了中國這個歐元區裏的希臘。正是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東北年輕人離開家鄉。畢竟，從黑龍江搬到廣東，還是比從希臘移民到德國容易一些。

人口外流-房產貶值-財政收入減少-人口外流的惡性循環

對於一些地方政府來說，土地出讓收入可以佔到其財力的四分之一左右，損失了這部分收入，當地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水平將進一步受損，進而引發新一輪本地人口外流，進入惡性循環。

黑龍江的鶴崗一度以3萬元的房價走紅全國——不是3萬元一平米，而是一整套房子。真還有人千里迢迢跑去買了，但很快又以2.2萬元賣掉。鶴崗這個故事，非常經典地說明了房價「長期看人口」這個道理：沒有人，房子就不值錢。

正因為如此，中國這一次的人口普查才格外引人關注，特別是地產界的關注。在中國隨便買套房子都會升值的時代已經結束了。14億人口中已經有9億居住在城鎮，按照發達國家的經驗，未來的城市化速度只會越來越慢，這樣就意味着地產投資客更需要關注人口分化。人口減少的地方，投資就要小心了。

人口增長分化所帶來的地產估值變化，可能會進一步加劇中國經濟的「歐洲化」。東北地區的人口外流和本地財力衰退，和其所帶來的政府公共保障能力下降密切相關。而人口減少所引發的地產減值，又會影響高度依賴出讓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對於一些地方政府來說，土地出讓收入可以佔到其財力的四分之一左右，損失了這部分收入，當地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水平將進一步受損，進而引發新一輪本地人口外流，進入惡性循環。

人口外流是經濟惡化的症狀而不是原因

人口結構的變化，確實在勞動貢獻率方面對東北的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影響，但東北近些年全要素生產率對於經濟增長的拖累，要遠遠大於人口外流的負面影響。

除了人口減少之外，東北的人口結構的老齡少子化同樣嚴峻。東北三省的60歲以上人口比例，在31省級行政區中排名第一（25.7%，遼寧），第三（23.2%，黑龍江），以及第四（23.1%，吉林），第二位是上海。無獨有偶，東北三省在0-14歲這個年齡段的人口比例又和上海同處一個組別，排名全國倒數第二（黑龍江），三（遼寧），和第四位（吉林）。但不要忘了，魔都上海雖然老齡少子化程度和東北同樣嚴重，但卻比東北富裕的多，其人均GDP是東北最高的遼寧的2.7倍。

結合各地養老金結餘來看，東北的財政窘境則更為明顯。用養老金結餘除以60歲以上人口，東北三省不出意外再次包攬最後三名：黑龍江已然是養老金赤字鐵定墊底，遼寧平均每個60歲以上戶籍人口可以分到3500元人民幣養老金結餘，而吉林則是一萬多元。作為比較，北京養老金資源雄踞全國，60歲以上人口人均結餘高達14萬4千元，是遼寧的四十倍。

如果再比照2010年的普查數據，我們還可以發現東北在經濟活力最強的14-59歲這個「青壯年」組別減少的人口又是最多的：在這個年齡組別，黑龍江十年間減少了760萬人，位列全國第一；遼寧和吉林則以510萬和490萬位列第四和第五位。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廣東省這個年齡段的人口增加了超過1000萬，而浙江增加了410萬。

但人口減少終究只是東北經濟衰落的症狀，而不是原因。如果將經濟增長的來源拆解為勞動力，資本，以及全要素生產率（一般理解技術或者制度對於經濟效率的增進）三個方面的話，勞動力只能夠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很小一部分，在2000年之後最多不超過10%。而剩下的90%增長，則主要來自資本（60%左右），以及技術和制度的改善（20-30%）。誠然，人口結構的變化，確實在勞動貢獻率方面對東北的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影響，但東北近些年全要素生產率對於經濟增長的拖累，要遠遠大於人口外流的負面影響。

東北人用腳投票

東北人跑到北京跑到東南沿海，老老實實用腳投票，本質上也算是一種優化資源配置：體制不變，我變。

東北之困，與其說是人口問題，不如說是帶有強烈歷史慣性的體制問題。中國財政科學院的劉尚希將之稱為「東北現象」：「東北振興」搞了二十年，幾乎沒有什麼效果。全國經濟形勢好時，表面上還過得去的增長率常常能夠掩蓋東北經濟的諸多沉痾。但一旦出現像2015年至今的經濟下行，貨幣收緊，同時地方財政自主權減小，那麼東北常常是第一個出問題的。大陸網絡上常有戲稱曰「投資不過山海關」，往往是因為東北政企不分，營商環境差。

而中國經濟的「逆風航行」在未來將是常態，東北恐怕還將有很多問題要暴露出來。人口變化幾乎不可能逆轉，資本也很困難：2018年至今開始，中國的新增信貸大量向東部沿海省份聚集：江蘇、浙江和山東獲得了最多的信貸資源。而經濟狀況差的地方政府越來越難以獲得融資，黑龍江和遼寧融資規模負增長，只有吉林微弱增長。

東北未來的經濟出路，只有靠提高效率，靠改革。這句話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一輪的改革從2013年講到現在，官員好像時時都在講，中央政府每年一定發個重量級文件，感覺明天就要天翻地覆。而真正需要改革的問題，比如在東北已經產生嚴重問題的地方政府財力不足，權責不清的體制弊病，卻遲遲沒有動作。東北人跑到北京跑到東南沿海，老老實實用腳投票，本質上也算是一種優化資源配置：體制不變，我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