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杨路：从东北人口外流看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中国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出炉。虽然头部指标表面上风平浪静——人口总量微增，教育水平以及城市化程度稳步提高——但细看之下其实暗流相当汹涌：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十年间人口减少一千万，同时广东和浙江两省人口净增三千两百万。中国经济的“欧洲化”，已经开始产生人口后果。

用“欧洲化/欧元区化”来类比中国高度分化的地方经济，是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的一个理论创造。欧元区由19个欧洲国家组成，特点就是虽然货币统一市场统一，但各成员国生产力差异大。这样做当然有很多好处，比如促进内部共同市场，减小交易成本等。但欧元区的顺利运行，取决于各成员国之间生产力趋同，财政赤字水平相近，不然就会造成生产力高、财政赤字低的“核心”国家与生产力低，财政赤字高的“边缘”国家的利益背离。

举例而言，希腊和德国都使用欧元，但德国的人均GDP是希腊的两倍多，生产力水平比希腊高得多。欧元汇率在德国和希腊是一样的。如果欧洲央行完全按照德国的经济水平去设定汇率，那么欧元势必对于希腊来说“太贵”，压抑其出口，限制其信贷规模；但如果欧洲央行完全按照希腊的经济水平设定汇率，那么欧元对于德国来说又“太便宜”，可能会引发通胀和泡沫。欧洲央行很难同时让德国和希腊感到满意，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也就由此产生。

中国与欧元区类似的地方在于，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域，统一使用人民币，理论上是一个统一市场，但不同地方之间经济水平差异非常大，并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2010年上海的人均GDP是黑龙江3.7倍，到了2019年这个差距扩大为4.3倍。和欧元区里的希腊一样，黑龙江没有办法单方面实行货币贬值来刺激经济。而比希腊更难办的是，中国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之间存在许多权责不明的模糊地带，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经济基础差的地方在中央政策宽松时容易形成道德风险疯狂借债，而在中央政策收紧时又容易跌落“财政悬崖”。

低增长下的货币与财政“双杀”，东北变成希腊

东北企业违约往往伴随着巨量的债务、复杂的债务关系，以及暧昧不清前后多变的政府态度，俨然成了中国经济新闻中的一个专门类型。

希腊等欧元“边缘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在前几年欧债危机中的最大难题，就是货币政策完全不在自己手中（欧洲央行指定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只有一半在自己手中（欧元国有一定财政自主权，但受到统一财政纪律约束）。这与中国东北在最近五年遇到的情况有许多共通之处。

2016年开始，中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去杠杆”运动，信贷快速收紧。经济底子薄，而债务规模又大的东北三省首当其冲“被去杠杆”。2016年下半年，总部位于大连，最大股东是辽宁国资委的北方最大特钢企业东北特钢出现融资困难，董事长自杀，四个月内违约七次，一夜之间从“全球最大特钢企业”的竞逐者变成“连环违约王”，以中国第一家债券违约地方国企身份登上全球财经头条。之后从锦州银行到华晨汽车，东北企业违约往往伴随着巨量的债务、复杂的债务关系，以及暧昧不清前后多变的政府态度，俨然成了中国经济新闻中的一个专门类型。

金融去杠杆，财政也收缩。中央政府从2015年开始着手整顿地方债务，严控地方政府预算外借债（按最小债务口径，辽宁债务率2015年排名全国第三），这造成了东北地方财政收入的全方位下滑。辽宁2015年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直降34%，一般财政收入直到2019年才恢复到2011年的水平。吉林和黑龙江也都在2015-2019年间出现了单年百分之十以上的收入减少。

收入减少则必须削减开支，常年高度依赖财政补贴的东北养老金体系遭到重创：辽宁的全省养老金结余在2015年之后开始断崖式下跌，2019年余额不到2015年的三分之一；黑龙江更是在2016年成为全国第一个养老金赤字省份，并一直延续至今，其养老金发放完全依赖中央政府从其他省份“调剂”。养老金如此，其他公共服务开支可想而知。教师、公共汽车司机，乃至地方公务员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的社会新闻，在近几年的东北此起彼伏。

从2014年开始，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几乎年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更是在（更换主政官员）之后自曝GDP造假，“挤水分”之后官方GDP数据一度接近零增长，就业压力陡增。低增长高失业，还没有办法刺激经济，东北就这样变成了中国这个欧元区里的希腊。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东北年轻人离开家乡。毕竟，从黑龙江搬到广东，还是比从希腊移民到德国容易一些。

人口外流-房产贬值-财政收入减少-人口外流的恶性循环

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出让收入可以占到其财力的四分之一左右，损失了这部分收入，当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将进一步受损，进而引发新一轮本地人口外流，进入恶性循环。

黑龙江的鹤岗一度以3万元的房价走红全国——不是3万元一平米，而是一整套房子。真还有人千里迢迢跑去买了，但很快又以2.2万元卖掉。鹤岗这个故事，非常经典地说明了房价“长期看人口”这个道理：没有人，房子就不值钱。

正因为如此，中国这一次的人口普查才格外引人关注，特别是地产界的关注。在中国随便买套房子都会升值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4亿人口中已经有9亿居住在城镇，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未来的城市化速度只会越来越慢，这样就意味着地产投资客更需要关注人口分化。人口减少的地方，投资就要小心了。

人口增长分化所带来的地产估值变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的“欧洲化”。东北地区的人口外流和本地财力衰退，和其所带来的政府公共保障能力下降密切相关。而人口减少所引发的地产减值，又会影响高度依赖出让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出让收入可以占到其财力的四分之一左右，损失了这部分收入，当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将进一步受损，进而引发新一轮本地人口外流，进入恶性循环。

人口外流是经济恶化的症状而不是原因

人口结构的变化，确实在劳动贡献率方面对东北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东北近些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拖累，要远远大于人口外流的负面影响。

除了人口减少之外，东北的人口结构的老龄少子化同样严峻。东北三省的60岁以上人口比例，在31省级行政区中排名第一（25.7%，辽宁），第三（23.2%，黑龙江），以及第四（23.1%，吉林），第二位是上海。无独有偶，东北三省在0-1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比例又和上海同处一个组别，排名全国倒数第二（黑龙江），三（辽宁），和第四位（吉林）。但不要忘了，魔都上海虽然老龄少子化程度和东北同样严重，但却比东北富裕的多，其人均GDP是东北最高的辽宁的2.7倍。

结合各地养老金结余来看，东北的财政窘境则更为明显。用养老金结余除以60岁以上人口，东北三省不出意外再次包揽最后三名：黑龙江已然是养老金赤字铁定垫底，辽宁平均每个60岁以上户籍人口可以分到3500元人民币养老金结余，而吉林则是一万多元。作为比较，北京养老金资源雄踞全国，60岁以上人口人均结余高达14万4千元，是辽宁的四十倍。

如果再比照2010年的普查数据，我们还可以发现东北在经济活力最强的14-59岁这个“青壮年”组别减少的人口又是最多的：在这个年龄组别，黑龙江十年间减少了760万人，位列全国第一；辽宁和吉林则以510万和490万位列第四和第五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东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增加了超过1000万，而浙江增加了410万。

但人口减少终究只是东北经济衰落的症状，而不是原因。如果将经济增长的来源拆解为劳动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理解技术或者制度对于经济效率的增进）三个方面的话，劳动力只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小一部分，在2000年之后最多不超过10%。而剩下的90%增长，则主要来自资本（60%左右），以及技术和制度的改善（20-30%）。诚然，人口结构的变化，确实在劳动贡献率方面对东北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东北近些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拖累，要远远大于人口外流的负面影响。

东北人用脚投票

东北人跑到北京跑到东南沿海，老老实实用脚投票，本质上也算是一种优化资源配置：体制不变，我变。

东北之困，与其说是人口问题，不如说是带有强烈历史惯性的体制问题。中国财政科学院的刘尚希将之称为“东北现象”：“东北振兴”搞了二十年，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全国经济形势好时，表面上还过得去的增长率常常能够掩盖东北经济的诸多沉疴。但一旦出现像2015年至今的经济下行，货币收紧，同时地方财政自主权减小，那么东北常常是第一个出问题的。大陆网络上常有戏称曰“投资不过山海关”，往往是因为东北政企不分，营商环境差。

而中国经济的“逆风航行”在未来将是常态，东北恐怕还将有很多问题要暴露出来。人口变化几乎不可能逆转，资本也很困难：2018年至今开始，中国的新增信贷大量向东部沿海省份聚集：江苏、浙江和山东获得了最多的信贷资源。而经济状况差的地方政府越来越难以获得融资，黑龙江和辽宁融资规模负增长，只有吉林微弱增长。

东北未来的经济出路，只有靠提高效率，靠改革。这句话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一轮的改革从2013年讲到现在，官员好像时时都在讲，中央政府每年一定发个重量级文件，感觉明天就要天翻地覆。而真正需要改革的问题，比如在东北已经产生严重问题的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权责不清的体制弊病，却迟迟没有动作。东北人跑到北京跑到东南沿海，老老实实用脚投票，本质上也算是一种优化资源配置：体制不变，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