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加速主義：作為一種嚴肅的政治（抗爭）立場

【編者按】全球格局加速斷裂的時代，我們每一個人都像是被拋在歷史的身後感到手足無措，認知的更新難以追趕現實的變化；與此同時，中國面對的國際孤立與國內愈演愈烈的政治高壓，又像是一對鏡像，將眾人的命運映射其中。未來幾周內，我們會推出中國政治問題的系列重磅文章，來試圖理解這趟加速的列車，何以駛向如今的軌道。

今天，我們將首先推出對加速主義的分析——人們現在所談論的加速主義到底是什麼，它值得被認真對待嗎？而作為一種對「不確定性」的整體認知和潛在的政治主張，加速主義是不是每一個政治抗爭者都能夠參考的一種嚴肅立場？

忽然之間，人們紛紛關心起速度來了——「加速」，現在可能是簡體中文話語場中帶有自由/民主派傾向的人談論時事時最為常見的說辭，儘管這些人是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並使之帶有強烈的模糊性。

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儼然成為一種流行的思潮；考慮到這個思潮在歐美世界所具有的先鋒性，簡體中文圈的「鍵盤政治學」似乎第一次與世界接軌了。但是，稍加反思就會發現，相對於在歐美語境中表現為一種反資本主義的左翼戰略，抑或一種後人類主義的右翼構想，加速主義在當下中國的政治情勢之中則具有一種獨特的緊迫性，即它是一種在風聲鶴唳的高壓政治氛圍中生長出來的。

粗略地說，近年來，人們普遍地具有一種「速度感」乃至「歷史感」，即認為自己可能正在經歷一個會在未來歷史記錄上被大書特書的時段。這種感受並非來自任何技術或生產上的迅猛變化，而是反映出中國極權政治的特色。而靜態的意識形態——無論左翼還是右翼——並不能解釋這種體驗。

時間顯然沒有在勻速流動。不僅政治情勢，就連政治觀念本身，也在加速演變：例如，近年香港革命中被反覆提及的「攬炒」一詞，可能構成了對當下這些加速主義者的一次早期教育，因為它呈現了如下思想——事情在變好之前，要先變得足夠壞。當然，這個交換必須被視為一個嚴肅的政治戰略：事情最終能夠變好，是革命者首先試圖把事情變壞的目的，因此它絕不是一場純粹出於道德義憤而決心不與敵人共存於世的自殺式襲擊。在這個意義上，加速被視為一種工具性的舉措，調節體制機器的運轉速度——例如試圖利用舉報機制破壞國內文娛產業——作為一種鬥爭方式，正在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運用。當然，這些實踐到目前為止依然是相當輕微的。

一、「倒車」：方向和速度的悖論

只要我們對於先前的社會變化方向做出錯誤的判斷、從而給當下政治進程虛構出一個反方向運動的前設，我們就容易把當下局面的任何惡化都說成是在加速。這正是許多人不分青紅皂白地將任何呈現了壞事情的時事都納入加速主義範疇的主要原因。

除了「攬炒」的觀念之外，另外一個已經相當普及的說法——「倒車」，可能也構成了當下加速主義思潮的主要成分：簡單來說，這種說法將體制或整個社會設想為一台不斷倒退的巨型車輛，並且倒退的速度還在不斷增加。但是，作為一個政治意象，「倒車」具有一種可疑的內涵，因為它與改良主義的觀念夾纏不清。

改良主義者經常會把江胡時代視為改良過程或改良的醖釀期，從而把改良沒有（繼續）發生視為倒車；也就是說，他們的主張是（習時代）本來應該有一個繼續改良的政治進程。改良主義的批評者否認他們對江胡時代的良性判斷，進而也拒絕對習時代的積極期待；既然本來不應該有這樣的積極期待，也就無所謂倒車。當然，這些批評者或許並不反對一種不預設改良主義的倒車論，但是這樣一來，倒車這個意象就只是對體制本性的自然描述，是延續江胡時代政治邏輯的自然過程，並無獨特的政治涵義。

換言之，如果在政權從六四危機中恢復過來、社會進入平穩狀態之後，所謂倒車每時每刻都在進行，那麼倒車論就只是一個正確但平庸的尋常見解而已。在這個意義上加速主義的看法就受到了威脅：因為從改良轉變為倒車雖然可以算得上一個加速的過程（若理解為始終有一個反向的加速度），但倘若改良這個前提並不存在，一個單獨的倒車過程是否能夠被描述為加速，就還需要進一步對速度進行仔細的觀察。

這一點提醒我們不應該混淆方向與速度：儘管倒車這個意象對政治進程之方向的刻畫得到了普遍承認，但它並未承諾政治進程之速度一定在增加；或許很多時候發生的只是勻速甚至減速的倒車。

這一點說明，只要我們對於先前的社會變化方向做出錯誤的判斷、從而給當下政治進程虛構出一個反方向運動的前設，我們就容易把當下局面的任何惡化都說成是在加速。這樣的認知錯亂，使得人們不再仔細辨明日常狀態與緊急事件，這正是許多人不分青紅皂白地將任何呈現了壞事情的時事都納入加速主義範疇的主要原因。

這顯示出改良主義的觀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只要進步的政治進程沒有達到預期，人們就認為那是退步；只要給逐漸惡化的世界設定一個美好的「初心」，人們馬上就會從革命者變為復辟者。對方向的關心滲入了對速度的談論，就像我們慣於用「前」、「後」等空間概念來談論時間一樣。

人們普遍難以思考一種不依賴於方向的速度概念——對一個呈現了正確方向的政治觀念執着，以及對當下政治進程是否處於正確軌道上的執着，可能都遠遠大於對速度本身的關注，這帶來了影響深遠的後果。

一般來說，我們嚴肅對待當下政治進程的一種方式是給正在發生的事情賦予更大的價值權重，在認知上傾注更大的努力，而這自然會改變對時間的感知。就像愛因斯坦那個著名的火爐例子一樣，對於倒車論者而言，他們肯定會覺得習時代顯得特別漫長。不管這種感受是否正確，它都改變着我們對政治情勢的認識。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我們似乎很難一邊感到時間流動緩慢，一邊又大談特談加速現象。看起來，很難說那種認為自己正在經歷重大事件的「歷史感」究竟是源於對方向的關切，還是對速度的了解：如果對方向關心過度，甚至會引發一種關於速度的悖論。

二、加速主義的理論困境

「思考需要時間，而加速主義認為，如果我們還沒思考清楚的話，我們就已經沒有時間了。若不承認思考的機會正迅速消失，當下的困境將無從得到真正的應對。」

問題在於，使得人們將「加速」這個詞應用於當下政治進程的情感究竟為何？如果它是一種不適感，那麼這種感受的實質究竟是一種在糟糕環境中度日如年的痛苦，還是一種理解能力跟不上環境變化的認知無能？

當然，一種自然而然的解釋是，前者指的是心理時間的延長，而後者更多是在物理時間的層面上談論加速。但是，如果我們的心智總是足夠「強大」，那麼不管物理意義上的速度增加到什麼地步，都不構成一個問題。所以，把加速與「歷史感」連結起來的潛台詞就是：只有當世界的變化速度超越了我們頭腦運轉的速度時，歷史才會真正前進一步。Nick Land在一篇較有名的加速主義文本《對加速主義的適當介紹》（A Quick-and-Dirty Introduction to Accelerationism）中寫道：

「思考需要時間，而加速主義認為，如果我們還沒思考清楚的話，我們就已經沒有時間了。若不承認思考的機會正迅速消失，當下的困境將無從得到真正的應對。」

（Thinking takes time, and accelerationism suggests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to think that through, if we haven’t already. No contemporary dilemma is being entertained realistically until it is also acknowledged that the opportunity for doing so is fast collapsing.）

在這個意義上，加速這個概念被用於描述我們的認知能力，繼而，我們將這種能力用作測量社會速度的尺度。加速主義認為我們的認知受到了一種先驗的約束，但是這些說法藴含着一個令人疑慮的結論，即加速主義者似乎想要主張，由於我們處於這樣的認知無能之中，就意味着社會已經具有一個可觀的加速度，以至於我們無需再去參與加速的政治實踐——並且由於這種認知無能，我們實際上也無從知道如何去增加社會的速度。

換言之，加速是非意圖性的進程，它是一種不可阻擋的總體客觀趨勢或者說是當下體制的內在特徵，以至於免疫於任何主動的調節，或至少是處於弱勢地位的政治抗爭者的主動調節。

按照這種解讀，所謂的「加速主義者」（Accelerationist）更近似於加速現象的觀察者或研究者亦即「加速學家」（Accelerologist），而不應假裝成為「加速者」（Accelerator）。一些論述將這個觀點解釋得很清楚：

「在我看來，並沒有『成為加速主義者』這回事，因為我並不能影響加速的進程。這是一個加諸於我們（並且已持續了數個世紀）的、而非我能干預的進程。」

（As far as I see i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being an accelerationist’ because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to impact the process of acceleration. It is something that is happening to us already (and has been for centuries) rather than something I can do.）

事實上，在簡體中文語境中，隨着加速這個詞的流行乃至泡沫化，這樣一種理解也正在成為越來越多時事旁觀者的自我定位，並引起了相當多的反感和批評。批評者普遍認為，加速主義者只是在把自己的一廂情願強加給政治前景，幻想當下的糟糕局面能夠奇蹟般地導向一個美好的結局，並因此躲避了作為政治抗爭者的責任。例如有評論認為，

「加速主義也是一種意淫。在具有強制力的政治領域，問題總歸是要通過集體行動這樣的政治解決，而不可能有什麼自動演變。長期極權導致人們對政治參與的恐懼已經到了自動迴避的程度，這才給了加速主義等各類意淫流行的空間。」

對於簡體中文話語場的歷史與現狀來說，這個批評是有道理的：在維穩體制封鎖政治組織與政治行動的總體局面下，人們自然會傾向於將所謂廉價轉型、廉價變革的虛假希望充當政治參與的替代品，加速主義的觀念當然也可以成為這種心理的助力。

也正因為此，就筆者個人的觀察而言，當那些口稱加速的時事旁觀者面對這樣的批評時，往往會轉向一個更加惰性和虛無的立場：他們會主張自己的論斷並不嚴肅，而只是在反諷的意義上用樂觀態度來修飾一個描述性的政治判斷，因此到頭來，這只是一群對命運無能為力的人對現狀、未來與自身能動性的無奈嘲諷。

加速主義陷入了如下兩難困境：一方面，這種理論希望通過加劇民眾苦難來迫使維穩體制失去平衡，因此被認為充當了暴政為惡的中介；但另一方面，如果加速主義者爭辯說他們只是旁觀並預測苦難的加劇會帶來顛覆性的政治後果，又會被認為喪失了政治抗爭者的能動性與主體性。

任何一種政治觀念如果只能在意淫與反諷之間擺盪，當然也就失去了被認真對待的價值。更不必說，除了心理層面的批評之外，針對加速主義還有一種倫理層面的批評，即在一些人道主義者看來，就算所謂「事情在變好之前，要先變得足夠壞」的邏輯在政治上成立，從道德上看，促使事情變壞也不是一種正當的做法；甚至他們懷疑，加速主義者念茲在茲的只是通過加速來懲罰中國人——一定程度上，加速現象的持續存在，本身就被加速主義者視為民眾在不斷加劇的暴政面前無動於衷的表現。

總的來看，加速主義陷入了如下兩難困境：一方面，這種理論希望通過加劇民眾苦難來迫使維穩體制失去平衡（宮廷政治學中所謂「左」與「右」的平衡），因此被認為充當了暴政為惡的中介；但另一方面，如果加速主義者爭辯說他們只是旁觀並預測苦難的加劇會帶來顛覆性的政治後果，就又會面對關於政治參與的批評，即被認為喪失了政治抗爭者的能動性與主體性。

出現這樣的左右為難狀況，從哲學上來說，實質是源於這兩種批評所攻擊的加速主義主張，其所依賴的政治認識論承諾出現了矛盾：要麼，是認為政治進程的速度還不夠快——至少慢於我們的心智理解並把握它的速度——以至於我們可以站到整個政治進程的前面或外面去增加它的速度；要麼，按照Nick Land的主張，則是認為政治進程已經非常快以至於超出了心智的總體把握，因此我們也很無從知道什麼樣的速度是好的以及如何調節它。

作為處於被動地位的社會成員，抗爭者在政治經濟學、乃至生存論上的不利處境導致其在認識論上同樣處於不利處境，以至於很難對社會的總體狀況，特別是速度與加速度的狀況進行全面的了解。應該承認，這一事實確實很大程度上有利於Nick Land的觀點，儘管後者的具體立論更多依賴於對技術（乃至勞動時間）的考察，而不是對政治情勢本身的考察。

但是，只要我們還認為上面談到的兩種認識論承諾不可調和以至於非此即彼，加速主義在當下就永遠不可能成為一種能夠被嚴肅對待的思想，也無從解釋為什麼它能夠如此流行。僅僅用心理分析來解構這種思想的吸引力是不夠公允的。

三、減速主義與「緊急制動」

完整的加速主義觀點不只是一套關於政治前景的論述，同時也包含了對我們從自身處境出發如何把握這一前景的反思。

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考察上述兩難困境。Benjamin Noys——他是「加速主義」這個標籤的發明者——在《緊急制動》（Emergency Brake）一文中思考了本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補遺》中談論的一個意象，即當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革命是世界歷史的火車頭時，真相或許是，革命其實是對這列火車的制動。

相對於馬克思近乎歷史決定論的樂觀，這個意象所考慮的是火車被資本主義控制走向毀滅的悲觀圖景，Noys將其用於反對右翼加速主義的技術未來觀。這意味着，他並不否認資本主義已經將世界歷史加速到了相當的程度，以至於革命者在奪佔火車頭之前先要把火車停下。請注意，在這裏，革命被設想為「加速-毀滅」的替代選項，而不是一種在毀滅之後的廢墟上奪取權力的謀劃，這實際上表達了一種「減速主義」（Decelerationism）的觀點。

當然，由於緊急制動論者會認同加速主義者對社會速度和加速度的判斷，就「加速-毀滅」這一對選項來說，他們同樣會遭遇人道主義者的批評。因為，緊急制動論者實際上是在把毀滅當作一種威脅，即宣稱除非革命發生，人們的處境將持續惡化直至社會崩潰。因此在人道主義者看來，緊急制動論者可能會與加速主義者一致認為「現在還不夠快」，無疑有一種寄希望於苦難加劇以倒逼革命的陰暗心理。

這表明，唯一符合人道主義者期望的可能就是主張緩慢減速而非突然剎車的減速主義籌劃，這正是改良主義者對倒車給出的解決方案。這一點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傾向改良方向的「虛假希望」如此流行的現象。

在此處，我們應當仔細考慮：如果緊急制動論者的邏輯依然被拒絕，那麼一個能夠承載我們政治理想的路徑還能是什麼——那就只能是一種奇蹟般的歷史轉折、一個神奇的報應機制，以把壞事兑換為好事。即事情從變壞到變好只能是一個自動過程。

不再有革命，也沒有政治參與和政治行動，因為不存在一個能讓這些楔子插入政治進程的空間；在加速的總體政治情勢下，我設想不出除毀滅的威脅之外的任何因素，能夠成為民間政治主體從散沙中崛起的前因。也就是說，如果革命不是作為加速的產物（無論是作為毀滅的備選還是後繼）而有機會介入歷史，那麼就不會有革命；我們就只能回到讓壞事自動變好的魔法上。就此而言，緊急制動論象徵着一條理論性的底線。看起來，加速主義僅剩的合理性就在這條底線上下徘徊。

儘管如此，我並不認為這裏的「魔法」只是一個服務於歸謬法的徹頭徹尾的空想，以至於真的令人無法接受。按照Nick Land的認識論主張，所謂壞事自動變好的轉折只是相對我們有限的理解能力來說是一種魔法，但這並不意味着現實本身就是魔法。所謂加速主義的兩難困境，不正是如此嗎？——那並不是什麼兩難，而是現實中我們能夠享有的一切可能性。

必須認識到，完整的加速主義觀點不只是一套關於政治前景的論述，同時也包含了對我們從自身處境出發如何把握這一前景的反思：或許，加速會讓我們眼中的一切都變得更加模糊，因而不會讓我們所應許的政治前景向心智敞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毋寧說就是在談論魔法，這意味着加速主義者有可能同時駁回那兩種批評。但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依然需要深入思考。

四、工具性的加速主義vs無條件的加速主義

有條件的、或者說工具性的加速主義與無條件的、或者說目的論的加速主義之間的區別，初看起來，工具性加速主義的觀點是容易理解的，特別是在政治抗爭的情境中更是如此，而無條件加速主義的觀點令人困惑。

儘管政治上的情勢總是具有在地性，但哲學上的矛盾卻無法被局限於當下中國語境之中，並因此呈現為一個普遍問題。從概念史上看，早在左右翼加速主義的分類出現之時，雙方的對立就從政治經濟學的層面擴展到了哲學的層面。舉例而言，最為知名的左翼加速論文本「加速宣言」（#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宣稱：

「技術烏托邦主義者主張加速的理由是它會自動地克服社會衝突，而我們的立場則是，技術應該被加速，只因為我們需要它，以在社會衝突中獲勝。」

（Whereas the techno-utopians argue for acceleration on the basis that it will automatically overcome social conflict, our position is that technology should be accelerated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needed in order to win social conflicts.）

對此，Nick Land評論說，既然贏得社會衝突是主要目的，

「……加速僅僅是一個工具性的次要目標。所以我們能否將左翼加速主義稱為『有條件的加速主義』（相對於一種無條件的右翼加速主義）？」

（……acceleration is merely an instrumental sub-objective. So can we call Left Accelerationism ‘conditional accelerationism’ ,in contrast to an unconditional Right Accelerationism?）

Nick Land敏鋭地發現，在這裏，左翼/右翼的區別僅僅是表面上的，取而代之的是有條件的、或者說工具性的加速主義與無條件的、或者說目的論的加速主義之間的區別。初看起來，工具性加速主義的觀點是容易理解的，特別是在政治抗爭的情境中更是如此；而無條件加速主義的觀點令人困惑。

但是，應該認識到雙方的爭論焦點是技術加速能否是中性的、以至於可以與社會衝突分離（並讓前者服務於後者），在當下中國的語境中的加速主義則並未聚焦於技術問題：在一開始，我們所關心的速度載體就是體制（乃至已經無法與體制分離的社會），而非技術（當然也可以將維穩視為一種技術，這個類比是有趣的）。在這個意義上，就加速主義的立場而言，極權體制擁有極強的社會控制力最終並不是一個壞事，因為這意味着速度的增加可能會同時解決體制問題與社會問題。

就像「攬炒」不是一種喪心病狂的宣泄一樣，無條件的、或者說目的論的加速主義者也並非主張加速是毫無緣由的。我們必須仔細辨別工具主義與目的論的觀點，它們的區別不在於是否有一個理由去支持加速，而在於雙方對於體制或社會的速度與加速主義者的政治參與的關係持有不同的見解。支持加速與推進加速的關係是什麼？加速主義者與速度變化究竟應該有着怎樣的實踐關聯？——而兩種見解的內部，對於政治參與的目的與內容的區別，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政治光譜中的左右翼區別，在這裏並不重要。

支持加速與推進加速的關係是什麼？加速主義者與速度變化究竟應該有着怎樣的實踐關聯？

具體而言，工具主義者口中的速度是一個經驗性的政治經濟學概念，服務於「人口或者GDP的增長」這樣的常見說法；馬克思主義者更關心的則是生產力，他們相信除非生產力增長到足夠的程度，資本主義就不可能崩潰——因此反過來看，資本主義為了避免崩潰，勢必要維持平衡、抑制加速度直至世界陷入熱寂——這正是左翼加速主義的原初理念。在這個意義上，加速當然不可能是一個自動過程，而將速度解放就構成了一種政治抗爭實踐。

這意味着加速主義者必須像馬克思主義者那樣，仔細分辨並確定他們試圖測量並解放的變量究竟是什麼。在當下中國的語境中，它一般指的是維穩體制的嚴苛程度，或者更寬泛的說是暴政的暴虐程度。我經常使用的一個具體例子是「中國網絡防火牆」（GFW）的封鎖強度，而那個平衡無法再被維持的奇點，就是GFW作為一個黑名單機制變為白名單的時刻。這背後的潛台詞是，當這個臨界點被跨越之後，很有可能引起一些超出預計的社會政治後果。鼓吹封鎖Steam等遊戲平台，為「趙彈」或「社會主義鐵拳」的四處出擊而歡呼的加速主義者，也持有同樣的邏輯。這些現象反映出如下三點認識：

第一，當極權管治手段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或許會出現權力階級比民眾更需要自由的悖論式情形，胡錫進在微博上呼籲放鬆網絡封鎖就是一個例子。胡錫進可能比99%的中國人都更渴望訪問外網的自由，當然他也一定自認為比99%的中國人都更有資格享有這種自由。這就表明，就連權力階級都不能全權掌控或調節自己所設下的管治手段，從而為其所困。在這個意義上說，維穩體制具有強大的慣性，儘管按照物理學的隱喻，慣性只會導致勻速運動，但它無疑也是勻速運動發展為加速運動的一個必要條件。

第二，極權管治手段不可能是全能的。以審查機器為例，其縫隙不是緣於技術或成本上的限制，而是因為它除了控制輿論之外，同時也承擔着信息監控，例如所謂輿情監測的任務，這個任務要求信息不能完全變成噪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輿論必須能夠表現出多元性與自主性，否則將失去被監測的意義。這裏內在的矛盾在於，控制輿論的力量試圖儘可能縮小維穩體制與社會的距離直至兩者重合——而輿情監測的任務卻要反對兩者的重合。當然有人會說，如果控制輿論的力量完全達到了目的，輿情監測的任務就沒有意義了。但是，就像計劃經濟無法模擬市場價格一樣，審查機器也不可能模擬輿論。這是一個內在的矛盾：審查機器會自己反對自己，以至於它並不能自如地調節這兩者，並讓它們此消彼長。所以它只能在矛盾中保持平衡——因此這種矛盾可以用來破壞其平衡——而不存在一種無矛盾的平衡。實際上，對無矛盾平衡的恐懼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給自己製造的幻覺。

第三，如果體制對社會的控制是如此嚴密以至於使兩者難以區分，那麼作為被控制對象的社會，就會反過來將自身的一些性質——例如坊間常說的發育遲緩、原子化/散沙化、自組織能力低下等等——賦予體制。在社會變得越來越像體制的同時，體制也變得越來越像社會，這種自反性效應意味着，維穩體制的能力不可能無限制膨脹，就像人不可能牽着頭髮將自身提起一樣。當然，加速主義者並不是要說這些措施是無效的——維穩手段的擴張速度至少依然大於病毒的傳染速度，這正是中國防疫成功的原因（但是維穩速度還能被自如地調節嗎？）——他們感興趣的是維穩體制的速度極限在何處，以及跨過速度臨界點之後會發生什麼。

以上論述雖然大都切合我們對當下政治情勢的現象學認知，但加速主義者始終沒能為體制或社會的速度與意圖性的政治行動之間的關係給出一個清晰的說明。

以上論述雖然大都切合我們對當下政治情勢的現象學認知，但也反映出，加速主義者始終沒能為體制或社會的速度與意圖性的政治行動之間的關係給出一個清晰的說明。這一點既反映在左翼加速主義者的綱領中，也反映在當下中國語境中的加速主義觀念中。在前者那裏，「加速」有時候指技術或生產力的膨脹，有時候又指剝削所導致的民眾狀況的惡化（這意味着左翼加速主義者應該積極從事剝削嗎？）；除非預設一個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很難看出這兩個指標有什麼必然聯繫。

而對於中國語境的加速主義觀念，令人疑惑的是維穩體制的加速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於政治抗爭者的的貢獻——以至於是不是如果沒有這種貢獻，維穩體制只會從一個平衡狀態走向下一個平衡狀態直至無窮？粗略地說，工具主義者從加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服務於他們的政治籌劃這個問題出發，卻陷入了一個形式相反的問題：他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服務於加速？

與工具主義者不同，無條件加速主義者口中的速度是一個先驗的、哲學性的、更準確地說是認識論的概念，用於刻畫我們的認知能力所受到的外部限制。但是決不能因此就認為雙方在雞同鴨講。與其說工具主義者從未反思過自身觀點的認識論基礎，不如說他們的上述主張已經表明他們在認知上相當樂觀，因為看起來，他們自信可以完整把握生產力變化的過程，至少是測量其速度；並且，他們可以肯定速度與體制瓦解/社會衝突的因果關係。

在「加速宣言」的文本中，作者花了很大功夫去設計一個新的政治經濟體系以確保人們不會在資本主義崩潰之後又回返（重建）資本主義，這不由地讓我們產生強烈的既視感，因為中國的民主運動人士曾經也花了很大功夫去回應所謂現政權崩潰後「誰上台都一樣」、「你們和中共有什麼區別？」的質疑。捫心自問，我們能知道這麼多嗎？——即便這些資本主義的反對者可以知道這麼多，但作為維穩體制下的社會成員的政治抗爭者，真的具備這樣的認知條件嗎？

在尚未行動的時刻，我們能夠給出的至多是一些（依賴於自身道義資本的）保證，這些質疑索要的則是政治上的事實。這是一種烏托邦式的認識論，它認為我們可以站在當下而直接看到未來。

這當然不是在說，因為這些質疑無法得到正面回答，所以加速主義乃至政治抗爭的事業就毫無意義。相反，加速主義者恰恰要強調，這樣的質疑是要通過索求超越性的答案而把我們困在永遠也不可能打破的知識牢籠之中。認為只有在這些質疑被正面回答之後才能行動的觀點是極端錯誤的。在尚未行動的時刻，我們能夠給出的至多是一些（依賴於自身道義資本的）保證，這些質疑索要的則是政治上的事實。這是一種烏托邦式的認識論，它認為我們可以站在當下而直接看到未來。

政治心理學認為，除非人們看到一條替代路徑，否則他們很難放棄對現行秩序的支持。這固然是正確的，但在當下中國的政治情勢中，如果這種支持指的是人們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表達，那麼它並不重要；如果指的是身體與行動上的合作/不反對，那麼動搖它們也不需要任何政治信念方面的勢能。

筆者之前曾經主張，就維穩體制的總體性而言，中國人的政治信念並不能發揮出政治效力，或至少不能兑換為這些信念的字面涵義/語義內容所承諾的政治效力。當然，這不意味着中國人的非政治信念同樣不會具有政治效力，在這個意義上，政治替代性的本質更有可能體現在生活世界而非政治世界之中。

比如，認為社會在總體進步、生活在越來越好這樣一種系統性的非政治信念，很大程度上就是極權合法性建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儘管這樣的信念相當抽象，因而很難掩蓋那些具體的個體性苦難——所謂「社會主義鐵拳」的確有效——但對於絕大多數並未與維穩體制尖鋭衝突的民眾來說，這種深層的非政治信念的政治效力，從集體（不）行動的層面看仍是極為強大的。

在此前提下，「速度感」或「歷史感」可能就是一個楔子——在速度足夠快的情況下，難道那樣一種系統信念，不會悖論性地動搖未來的必然性，從而強化一種投機式生存心態嗎？（重點不在於這種機會主義心態是否明顯表露，而在於它不可能被比如愛國主義的政治信念所消解——只要它在陰影之下蟄伏，等待着被加速度喚醒，這就足夠了。）社會整體一致的進步，難道不會喚起對脱節或掉隊以至淪為剩餘之物的憂慮嗎？

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注意到中國人驚人的政治服從時，也不能忽視他們的極度脆弱——這不是指他們的服從態度脆弱，而是指這種服從將他們變得脆弱：這種脆弱所導致的投機性的生存方式，反而使得政治服從失去認知上的意義，從而將極權合法性建構打回純粹暴力的邏輯原點。

國家的強大在加速進程中恰恰會兑現為一種令人恐懼的不確定性，相比之下，中國人看似堅不可摧的政治信念與政治立場只不過是這種不確定性的殘餘——不能因為流動的河水之下存在着一些固定不動的卵石，我們就認為可以用這些卵石測算出整條河流的狀態。

五、加速主義的實踐問題

如果所謂的「實踐」就是指行動者可以完整認知到其意圖實現的後果、並依據這一後果的價值而決定是否踐行其意圖，那麼加速主義者就只好把自己歸類於非實踐性的。加速主義者想要擁抱的奇點，是那種無法事先被把握，以至於只能得到事後評斷的事件。

Vincent Garton在一篇名為《反實踐的無條件加速主義》（Unconditional accelerationism as antipraxis）的文章中指責工具主義者試圖讓加速服務於他們的烏托邦計劃：

「（工具主義者）對人文主義的痴迷達到了高潮：（在他們看來）人類重塑世界的能力是完全不受約束的；人類的能動性已經被提升為世界的嚮導和尺度，這（在無條件加速主義者看來）在概念上是不可容忍的。（無條件加速主義）這種不妥協的、概念上的對立主張，所要攻擊的不是實踐本身，而是在先驗層面上對加速作出調節的能力，以及這種能力所導致的對（政治實踐的）規範律令的顛覆。這構成了加速主義之無條件性的一種形式。」

（the humanist obsession reaches a totalising climax: the human capacity to reshape the world is utterly unbound; human agency has already been elevated to become the guide and measure of the world, and this, conceptually, is intolerable. …this uncompromising conceptual opposition not to the practice, but to the very capacity to regulate the transcendental diagram of acceleration, and the overthrow of normative commandments this provokes, constitutes one form of its unconditionality.）

Vincent Garton指出，在無條件加速主義者看來，我們關於未來的思想本身也被加速所影響，以至於不足以繪製出一幅社會如何變化的全景地圖，在這個意義上，加速主義必須是「非實踐性」的。

但是，這不是說加速主義者打算什麼也不做（主張我們只能旁觀加速的觀點並不值得認真對待）。關鍵在於，如果所謂的「實踐」就是指行動者可以完整認知到其意圖實現的後果、並依據這一後果的價值而決定是否踐行其意圖，那麼加速主義者就只好把自己歸類於非實踐性的，因為這樣的定義給政治參與和政治行動的品質提出了過苛的標準，而加速主義者不打算遵守這樣的要求。

如果政治抗爭者唯那種過苛的標準馬首是瞻，其後果就是他們只能沉迷於經院式的倫理學論辯而無法越雷池一步，因為當下的政治情勢根本沒有提供足夠的認知條件，以使他們可以按照那種高要求去實踐自身理想——哪怕這種理想僅僅是道義性的，而非政治性的。

這就是加速主義者對前述批評的正面回應。這個回應，並不是要反對工具主義者把速度視為經驗性的政治經濟學指標時產生的那些洞見——再次強調，加速主義者並非打算什麼也不做——只是要指出這些洞見受到了先驗的認識論約束，因此帶來的更多是不確定性而非確定性；而這個約束恰恰就源於我們身處加速之中的事實。我們不能一邊承諾總體加速，一邊又假裝置身於加速進程之外採取一種絕對的外部視角觀測未來，就好像我們的視力居然可以免疫於加速效應一樣。

不確定性本身就是彌足珍貴的。人們並非只有在看清楚未來可能性的時候才會改變當下的態度和行為——相反，當他們看不清未來的時候，那種不確定性就已經產生了驅動力，這一點對於普羅大眾成立，對於政治抗爭者也成立。

不確定性本身就是彌足珍貴的。人們並非只有在看清楚未來可能性的時候才會改變當下的態度和行為——相反，當他們看不清未來的時候，那種不確定性就已經產生了驅動力，這一點對於普羅大眾成立，對於政治抗爭者也成立。畢竟，一個事件的功能就是以不確定性為肇始來創造更大的不確定性，也就是說，一旦事件被現有的不確定性所啟動，它自身就會不斷製造出新的、更嚴重的不確定性，甚至有切斷並重啟歷史的效果。

為了深入理解這裏的邏輯，可以藉助某些歷史事件進行思考：比如說，哪怕是對八九民主運動持嚴重貶抑態度的人，也會承認這樣的事件彼時彼刻在他的認知輻射範圍之外，以至於他只能在事後大放厥詞。無論持怎樣的消極看法，這種超出認知主體數個身位，以至於讓任何評論者都只能亦步亦趨、跟隨其後的認識論性質，本身就表明八九有某種並不取決於任何主觀看法的價值，而這種價值獨立於肯定或否定的單純事後總結性的評價。這樣的價值才是加速主義者所期盼並極力促成的。

加速主義者想要擁抱的奇點，就是那種無法事先被把握，以至於只能得到事後評斷的事件。有趣的是，當然，正因為這樣的事件有如此性質，站在當下的時間點上，人們也無法預先肯定或否定這樣的事件會發生。但是，既然過去的世界有着這樣的超越性結構，加速主義者就完全相信未來的世界依然如此。這個意義上，加速主義者並不是取消未來與過去之關聯的未來主義者。

其實，未來與過去也只是在如下意義上有差別：站在當下的人們能夠看清過去，卻不能看清未來——這才是所謂「速度感」或「歷史感」的本質。而作為經驗性的政治經濟學指標的速度，也就是工具意義上的速度，只是通過服務於這樣的本質而在加速主義的籌劃中發揮作用。由此，本文最終抵達了一個整全性的結論：將工具性加速主義的政治主張與無條件加速主義的哲學主張整合起來，才是對加速主義總體立場的最佳理解。

總結

悖論性的結論是，一個健全的實踐概念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排除知識，因為在總體加速之中，只有不完全依賴於知識的、直面未來之不確定性的行動，才具備勇氣乃至德性。

工具主義者的認識論企圖站在一個絕對靜止的立足點，承諾一種被其烏托邦信念完全支配的未來，在這個意義上，不論這種信念多麼良好，其倡導的實踐不僅如同空中樓閣，而且是機械且貧瘠的，這不可能是維穩體制下的加速主義者所需要的東西。悖論性的結論是，一個健全的實踐概念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排除知識，因為在總體加速之中，只有不完全依賴於知識的、直面未來之不確定性的行動，才具備勇氣乃至德性。

沒有人願意看到知識與勇氣之間發生齟齬，以至於要做出取捨。這種處境並不是我們自願選擇的，但惟其如此，我們的「速度感」或「歷史感」才不至於淪為幻覺。所以，這裏的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有政治參與，而在於我們是否敢於在不知道很多的情況下堅持參與。

試問，一個政治抗爭者要知道多少東西，才能不被污衊為一名賭徒？在他的命運道路上，向右看，是作為自私的投機者，要消費民眾的苦難來成就自身的功名地位；向左看，是作為恐怖主義瘋子，要獻祭民眾的幸福來張揚自己的政治信仰。他應如何自處，才能為自己不知真假的未來判斷負責，以不致落入這些身份之中？

我相信，在不斷加速的總體進程中，在被模糊不清的景象包裹中行進，我們感受到的首先是戰慄與恐慌，而絕不會是一種一切盡在掌握之中的自負。但正因為此，能夠戰勝這些情緒的不是知識，而是勇氣，或者準確地說，是一種不沉溺於認知建設的勇氣。

我們不應該有那種自負，然而又需要自負所帶來的樂觀——但一種不依賴於自負的樂觀真的存在嗎？在不可能站到歷史進程之外進行某種綜觀的情況下，我們怎麼知道自己真的距離奇點不遠，並因此配享這種樂觀？這正是加速主義的天問。

但這天問所希求的不是烏托邦式的知識，不是壓縮時間從而把未來直接拉到眼前的企圖，而是一種不把信念建立在已準備好去迎接的變動之上的德性——亦即，盡用自己的能動性，但不是以它來丈量世界，而是救贖自身的有限性，並以此尋求與世界的超驗和解。

（韋乞，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