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方方戰爭：「遞刀論」的舊答案和新問題

方方日記引發的代際衝突，也走向了集體舉報。幾位中國高校的教授或退休教師公開表態支持方方後，均遭到舉報（罪名為支持港獨、台獨或批評中國共產黨）而被學校調查。在這一點上，方方日記和香港反修例運動所引發的輿論大字報殊途同歸。不同之處在於，後者在主流輿論場沒有討論空間，前者還能「負隅頑抗」，發聲回擊。

方方譴責帶頭者是想回到文革的「極左分子」，紅三代導演葉大鷹也表態因為「痛恨用政治口號煽動仇恨的那些人」而聲援方方，科技日報總編輯劉亞東則將攻擊方方的年輕人稱為「反對改開的新生代」。

另一邊的陣營則把「文革」的帽子丟回去，胡錫進回應方方，「你自己的詞庫裏有相當多『文革時代』的暢銷詞」，身為紅三代的「意見領袖」兔主席更為直接：「上綱上線貼標籤，在年輕人看來，這才是文化革命遺物。把極左帶回的其實是方方本人。」

無論哪個陣營才是文革回魂，代際矛盾都在這場衝突中清晰可見。兔主席對《武漢日記》在美國預售的點評受到眾多年輕人的認同：「這本書會作為重要素材被輸入到國際反中輿論裏，成為 『反中產業』 的一部分。它註定將為國際反中力量添磚加瓦，提供寶貴彈藥。」

一、方方日記面對的新問題

對方方的攻擊並無新意，無非「造謠」、「負面」、「遞刀」等說法。作為新現象出現的，其實是輿論容忍尺度的極速收縮。承受大量責難的《武漢日記》，內容可謂相當剋制，不僅時時體恤基層公務員的辛苦，被醫護人員感動，誇讚年輕志願者，為新增病例的減少而開心，甚至被全民指責的前武漢市市長也在日記中得到理解。方方要求的問責，僅限於湖北省和衞健委的官員，對政治體制沒有一聲質疑。也因此在真正的體制批評者眼中，《武漢日記》太過温和，沒有切中實質問題。

「難道我們這些活着的人，為讓自己生活得輕鬆，就可以不幫助他們這些枉死者追責嗎？」這樣的句子已經是《武漢日記》中相對最激烈的言論，但是跟十年前體制內改革派的言論相比，都不算出格。

2008年汶川地震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曾援引憲法，發表文章《哀悼不哀悼是公民的自由》；2011年，同為北大法學院教授的賀衞方公開批評重慶的「唱紅打黑」，表示應該通過司法改革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即便到了習近平「新時代」的2015年，經濟學家茅於軾也在文章中直言「任其（官員侵犯公民自由）存在下去，中國實現法治民主將遙遙無期。」這些言論當時也引來官媒的攻訐，但是在輿論生態中並非特例，也沒有遭遇方方式的民間圍攻。「煽動顛覆」、「境外敵對勢力」之類的政治話語，在當年公民意識尚有一席之地的輿論場受眾有限，甚至可能遭到網民嘲諷。

時過境遷，一場瘟疫降臨，來自體制內的追責聲音，幾乎只剩方方。華中師範大學教授戴建業稱她為「單槍匹馬」，在這個意義上十分準確。而方方面對的是一個更加保守的輿論年代，她說這是一場瞞報導致的「人禍」，年輕人大受冒犯，反問「你是說這是中國的鍋嗎？」；她說湖北官員的表現是中國官員平均水準，年輕人聽着也很難受，表示「過於主觀」。

方方的困境，在於她面對的新世代，是真正把官方的意識形態內化為自身問題意識的一代。他們舉報方方和詩人王小妮，熟練地定罪，「顏色革命」、「境外勢力」、「帝國主義」，並非圖一時嘴快，而是真心相信如此。他們被斥責舉報可恥，反而會深感委屈，因為政治教科書和共青團中央的微博教導他們，舉報是國家給他們的權利和義務。當然，這些政治詞彙是用在舉報中的「書面語」，在日常討論裏，方方的罪名則是「歪屁股」，是「踩一捧一」，也是「遞刀子」。

一場新舊之爭，同時也是代際戰爭圍繞方方日記而起，成為疫情後中國社會最顯著的撕裂。一方是職業網評員帶領的年輕世代，另一方則是仍然希望澄清「公民和政府的關係」的湖北大學教授劉川鄂，強調「啟蒙常識」的南京大學教授丁帆，說明「文學是良心的事業」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家新等人，都已經過了人生中途。戰火不止於社交媒體，甚至燒到了不少人的家庭群、校友群。

光怪陸離之處在於，新的世代承接的話語體系比上一輩人更為陳舊，更接近1950、60年代的中國（例如一個基層年輕警察引用《毛選》痛批方方），但是從全世界民粹嶄露頭角的潮流看，他們毫無疑問又是新的。而被當局打散的「公知」時代殘留的啟蒙話語碎片，和改革開放後體制內的開明派餘音，相對於年輕世代的「保守」，這些聲音卻更加「進步」。新舊交戰，究竟孰新孰舊，難以辨認。

二、遞刀論和「叛國」

方方的《武漢日記》在國外翻譯、出版，成為這場新舊交戰最核心的衝突。一度因扮演開明派而被網民貼上「公知」標籤進行嘲諷的胡錫進（3月19日還為方方做了有限辯護），也及時調整姿態，在4月8日擺明立場：日記被拿到美國和西方去擴散，一定會被國際政治利用，從而損害國家利益。

遞刀論在支持方方的陣營看來不可理喻，他們的回應路徑，一是「瞞報疫情、訓誡醫生才是遞刀」，二是「照此邏輯，國外的負面消息也是遞給中國的刀」。問題在於，遞刀論已經拒絕在是非（價值）問題上繼續糾纏，而乾脆後退了一步，承認「家醜」也不可外揚，第一條回應路徑失去了對話可能。第二條回應路徑，正好切中遞刀論的另一面——不能把刀給敵人，因為我們要攻擊（反擊）對方。

從4月27日開始，央視《新聞聯播》連續半個月播發評論，指控美國甩鍋、污名化中國、隱瞞疫情真相、散播政治病毒、把天災變成人禍、玩弄美國民眾生命，攻勢迅猛。《人民日報》不時轉發《紐約時報》對美國疫情失控和失業人數上漲的報導。外交部也在5月9日發文，逐條反駁美國對中國的指控，甚至直接否定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存在野味交易。在此之前，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拋出病毒是由美軍帶到武漢的陰謀論，早已在國內的輿論場引起共鳴。

《環球時報》5月11日一篇社論，講出了當局對中美關係的現實判斷：「美國對華指責已經完全上升到輿論戰的級別。」央視和外交部的宣傳攻勢，以及社交媒體上大量關於美國疫情的負面消息，正是中國參與輿論戰的彈藥。方方《武漢日記》在海外出版，因此才被遞刀論者圍攻。他們口中的西方敵對勢力、帝國主義、反動派，不僅僅是極左毛粉（如方方所言）的招魂，而是基數更龐大的國家主義者進入「戰時狀態」對方方的指控。

前文提到，方方《武漢日記》的言論尺度，放在十年前的「公知時代」並不算出格。當年不少評論者呼籲憲政改革，批評維穩勞民傷財，借西方經驗反思中國現實，也甚少會有「遞刀」罪名。主要原因，在於當年中國仍然遵循着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國際形象不如今天一般好勇鬥狠，而同時，民間的政治討論也被看作是關於中國自身發展的不同意見，雖經常與西方民主體制對比，但那時並沒有明確的「敵人」形象。

在當下，由於中國近年加速的外部擴張，遞刀論者所感受到的「列強環伺」的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真實的。從特朗普稱中國對疫情暴發負有責任，再到美國密蘇里州起訴中國要求賠償，以及中國官媒連篇累牘地指責美國抱有冷戰思維、重返麥卡錫時期，加上雙方互相拋出的病毒陰謀論，和2018年開始的經濟脱鈎，已經說明兩國結束了「戰略接觸」，進入近似於冷戰的對抗關係之中。

全球疫情暴發後對中國顯露出敵意的不止美國，法國總統馬克龍公開批評中國在抗擊疫情時有所隱瞞，英國外交大臣拉布表示未來可能就疫情跟中國「算賬」，澳大利亞也展開了對疫情起源的全球調查，甚至親中國的伊朗都對中國疫情數據表示過懷疑。

不過，與其說遞刀論者因回應外部威脅而進入「戰時狀態」，毋寧認為這樣一個歷史時刻正是他們所渴望的。胡錫進幾天前公開宣稱中國需要在短期內將核彈頭數量擴大至千枚的水平，引起廣泛贊同。同一時間，解放軍少將喬良在香港接受採訪，表示當下未到武力統一台灣的時候，應該以民族復興為重，在微博被網民批評為「投降主義」。民眾對宣示武力表現出來的熱情，甚至比鷹派軍人還要高漲。

對宣傳系統來說，只在國內批判西方敵對勢力已經不足以爭取民心，人們渴望見到霸道、強硬的對外宣傳。《人民日報》4月份在微博發了一系列海報，對比中美政府的抗疫作為（中國「全力抗疫」，美國「甩鍋推責」；中國「公開透明」，美國「詆譭抹黑」），然而即便是親政府立場的網民，也不滿意這個做法，他們評論「你應該發給美國人看，發微博有啥意思」，「中國在國際輿論上吃虧了，人日立即在國內說美國壞話……盡窩裏橫」。

「外宣軟弱」是不少網民對宣傳系統不滿的表達，民族主義情緒召喚的是趙立堅「戰狼式」的對外攻擊，哪怕作為武器的是陰謀論。對宣傳系統的不滿甚至發展出這樣一種論述來批評審查：因為對內的宣傳審查太過嚴格，媒體完全服從於政府，導致記者沒有戰鬥力，缺乏鬥爭經驗，在輿論戰之中無法和西方對抗。換言之，在輿論戰的大背景之中，內部的媒體監督被認為是一種練兵，有助於壯大外宣。

在最近一場網絡研討會中，自由派知識分子錢永祥、劉擎、周濂、周保松四人就對當下中國排他性的「愛國主義」表示了擔憂，並認為危險之處在於這種話語背後的壟斷性。如果順着這個思路推理，當「愛國」被一種論述所壟斷，那麼其他所有的異議都將有可能承擔「叛國」的指責。

因此才能理解，為什麼方方從未在《武漢日記》中否定中國體制，反對者卻不斷在這個話題上做文章——擴張性的民族主義需要意識形態武器做內部動員。新四大發明代表的科技進步，留學生愛國宣言壟斷的比較政治，全球抗疫競賽輸出的自信敘事，共同催生了擴張性的民族共識——中國體制具有優越性，一種混合了文化、種族和政治制度上的民族自信。

三、第三帝國的幽靈——極端國家主義

方方的《武漢日記》寫到後期，有相當大的篇幅都在與「極左」筆戰。她解釋自己所說的「極左」，是指用階級鬥爭語言批鬥她的烏有之鄉郭鬆民等毛左，而非網上罵她的年輕人。

方方和毛左結下的仇怨，可以追溯到2016年出版小說《軟埋》後，三名前中共高官發文批判，認為她否定了土改政策，為地主階級翻案。而方方擺明的立場是，極左是改革開放最大的阻力。雙方接續的是「姓資姓社」的陳舊歷史爭論。至於攻擊她的年輕人，方方則用「不明真相」一語帶過。

聲援方方的紅三代葉大鷹，所站定的思想立場，也是改革派對文革舉報狂潮的反思，是鄧小平時代「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的歷史經驗。但他同樣期盼更強硬的對外宣傳，是絕對的民族主義者。足球運動員郝海東也支持方方，他的「公知」屬性則更強一些，他講「獨立思考」，用「五毛」和「小粉紅」標籤對手，也用三聚氰胺奶粉、毒疫苗等社會事件進行批判回擊。和方方跟葉大鷹相比，郝海東無疑更具自由派的啟蒙意識。

圍攻方方、葉大鷹、郝海東的大部分年輕人，儘管也學會不少文革話語，但是他們並非傳統的極左，也不是被極左矇蔽的「不明真相的群眾」，而是呼喚強人政治家領導大國崛起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對他們來說，方方三人究竟是改革派還是公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都批判了國家。儘管只是微不足道的批判，但是在中美對抗的「戰時狀態」之下，無疑也是一種「叛國」。

從歷史維度看，當下中國對強人政治的召喚所接近的年代，比起文革前的1950年代，更接近第三帝國到來之前的1920年代。

理查德·J. 埃文斯在《第三帝國的到來》中重現了這個戰爭來臨之前的年代：失落的德國人渴望一個強硬的中央政府，帶領他們通過民族復興運動，恢復往日的德意志強國，提升德國的國際地位。他探究了納粹黨活躍青年的使命感來源於何處，答案是為了德國的民族團結，德意志文化的繁榮，對一戰中德國戰敗的創傷記憶，以及絕對的愛國理想。

當下針對少數不同意見人士大規模的圍攻和舉報，所反映的現實是，極端的國家主義觀念正在橫掃輿論場，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保皇黨還是改革派，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只要這種批評被認為會遭到西方敵對勢力利用，它就會遭到猛烈攻擊。

這也是曾經的「公知」群體的無力感所在——劉擎在談論當下的愛國主義情緒時是沮喪的：「忿忿不平的情緒一定要長大，否則會把國家帶向災難，比如德國從一戰後被欺壓到全民想要報復。」周濂也表達了自己的困惑：「現在是是非黑白顛倒的一個時代，人們普遍認為偏愛、死忠、愚孝才是真正的愛、忠、孝，而以理性、客觀、中正為恥。我們面對的是這麼一群人，怎麼辦？」

這場由方方日記引起的輿論風波，迴盪出的是越來越國家主義的青年聲音。而隨着年輕一代對批評政府的聲音愈加敏感、對鬥爭經驗的愈加熟練，思想光譜上無論什麼顏色的人，可能都將不得不以對國家的絕對讚美，來換取自己未來的安全。

(張美悅、李瑞洋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