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任志強的身後，是牢門還是歡呼？

有意無意的，歷史總是有許多巧合。尤其對缺乏政治想像力的社會來說，即使把歷史作為他們唯一的智慧來源，也總是無數次地落入同一個歷史的陷阱，無論是修昔底德陷阱還是文革浩劫的重演，抑或十七年前沙士危機的再現。

剛剛過去的日子，4月7日的深夜，北京退休企業家任志強被宣布「留置」。中共北京市西城區紀委和監察委的網站上發布了這一消息，算是為任志強近一個月來失蹤做了一個公開說明。他們選擇這一時間，特意等到武漢解封前的最後一刻，大概是為提醒世人一城之解封不等於一國之解嚴。

他們當然不會意識到4月7日這一天，正是31年前海峽另岸鄭南榕自焚的紀念日。儘管他自焚的原因，存在不同版本，但沒有人懷疑那一刻標誌着台灣黨外運動的高潮，給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帶來了最後一擊。

他們或許意識到的，從任志強發出一封萬字公開信以後，整個管理層都感受到的緊張，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揣測層峰的心思，竟至於當任志強承認是公開信作者後被旋即「留置」的當天，3月12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攪起了一場風暴，以外交部赤膊上陣、打通內外宣的架勢，大大轉移了國內的輿論焦點。只是，這場風暴在一週後就被美國政府的一套外交組合包括海軍驅逐艦巴里號在菲律賓海發射的一顆導彈終結，並且帶來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紐約時報上4月5日的一篇呼籲合作的文章。

或許，如同鄭南榕的自焚，也近乎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萬言書，任志強對習近平在肺炎危機中的領導能力的批評，其風暴效應遠不止是一場國內輿論的風波。他所帶來的對中美關係的衝擊，只是印證着中美之間的分歧有多深，那麼中國內部的分歧就有多深：依附於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秩序下而從冷戰中倖存並且開始試圖駕馭全球化的中國，也已經深入嵌入了全球化的內部衝突，特別是美國所主導的普世認同，那既是過去二十餘年來內外宣體制的隔離所造成和掩蓋的，也是過去八年來中國政治圍繞着鄧、習兩條路線鬥爭的最新激化。

只是，長時間「豹隱」之後的王岐山終於在4月3日現身大興，與習近平和其他幾名常委共同植樹，向外界展現了團結，也在暗示兩人對任志強的態度取得了某種默契。作為任志強的老學長和政治庇護人，在2016年任志強被扣上「國內外敵對勢力代言人」的帽子後仍保送其過關，這一回，在任志強空前的挑戰面前，王岐山似乎選擇了維護「習王同盟」優先。

其實，過去八年習近平個人集權然後逐漸養成了唯我獨尊不容任何冒犯或不敬、容不得黨內外批評異見的黨內風氣，習王體制功不可沒。從2012年十八大前夕，王岐山就開始急劇「左」轉，跟任志強和自由派知識分子們拉開了距離，不再是此前經常直接間接召集自由派會議的幕後領袖角色，也不再是此前習近平「精神導師」的角色，而以托洛茨基締造紅軍的姿態領導中紀委的反腐運動，繼而超脱政治局常委，躲在元首的陰影裏深居簡出。在國家副主席的位子上，他與金融系或者國務院其他老部下的關係也是若即若離，並不敢有任何僭越「組織活動」的派系營造，遑論「撈人」、「保人」的出手營救，近乎以完全務虛作為他個人的主要政治站位，一副整天談陽明心學和國際和平的半退休狀態。

在這個意義上，王岐山對習近平個人集權體制的膨脹自然負有極大的責任，同時作為一個曾經的黨內消防隊員，也難脱袖手旁觀過去三個月肺炎危機惡化並擴散到全球性危機的責任。2月23日的17萬人電視會議後，任志強的炮火轟擊，固然針對皇帝新衣，作為中國企業家和自由派群體的一次代表性發言，也是過去數年來被壓抑後最為直接的爆發，卻包含着對習王同盟的不滿，形同任志強代表自由派和企業家在冠狀病毒病危機期間的一次一個人的造反，也是習近平領導危機的一個重要信號，儘管過去三個月這樣的危機信號不止一個，已經出現了若干次。

所以，如果接下來任志強因言獲罪、被開除黨籍的話，便意味着黨內批評的特權被徹底肅清。那曾經是黨內知識分子和重要統戰人物的活躍空間，進而聯絡知識分子群體和社會賢達，作為民主集中、體制協商、製造意識形態認同的主要機制，並希望代表更廣大的中產階級，將這一特權普及開去。然而，在過去幾年隨着意識形態領域的全面收縮和權力體系的全面集中，特別是對元首的個人效忠體制的加強，幹部路線越來越以講政治、政治站位優先，即對習近平的個人效忠作為唯一考量，從上到下各單位、各部門、各地方的專業幹部都在默默地「靠邊站」。只剩下少數紅二代們，特別是習近平昔日的玩伴們，繼續以身份特權和代表性的社會地位繼續發聲，卻越來越少，如陳小魯、秦曉等人，要麼暴亡、要麼被勸退。那麼，一方面，對那些繼續留在黨內、聲稱要堅持做忠誠反對派的黨內自由派來說，就面臨着是否與任志強共進退的選擇。

儘管任志強作為一個不算太成功的黨國資本主義的企業家，只是更多地代表中國的社會精英，也受到在鄧小平時代富裕起來的中產階級的歡迎，卻與更多的普通百姓有着相當距離，例如他舊日的「房產不為窮人服務論」，甚至遭到激進民主派對其紅二代和黨國資本主義代理人身份的強烈質疑。但是，過去數年，尤其是2016年被短暫黨紀處分後，因為敢於批評、堅持批評，大膽批評，「任大炮」的名聲在平民當中也不脛而走，聲望暴增，頗有「中國川普」的民粹主義基礎，儼然成為中國政壇在習近平之外唯一有着巨大民粹基礎的建制外政治代表。

當局若將他開除出黨，只能迫使他的朋友們與他共進退，畢竟形形色色的企業傢俱樂部雖然低調卻是過去幾年唯一沒有受到衝擊的公民社會力量，也就是全球範圍超越民族國家的資本紐帶、階級紐帶、和公民社會紐帶，或者2016年中國官方媒體對任志強所定義的「國內外敵對勢力代言人」的真實含義。他們在黨國資本主義的容忍和庇護下複製和倖存下來，猶如王岐山對任志強的曾經庇護，完全有能力發動一個有着潛在群眾基礎的「黨外運動」。這將是完全不同於1990年代或者類似「08憲章」由知識分子精英的組黨方式，或是2019冠狀病毒病危機之後中共面臨的最大危機。

換言之，如果說八年前習近平以防止黨內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作為危機執政的理由，那麼，時局的演變，儼然一場歷時八年的柔性政變之後，終於出現了一個葉利欽式的人物。當然，落在任志強身上的——西城區監察委，和三個月之前落在武漢李文亮醫生身上的——中南路派出所，都是一個龐大專政機器的一部分，一旦開動就停不下來，其中並沒有人有着任何責任政治的考量或者出於良心的義務挺身介入、中止它。這是強調政治站位、忠誠總書記的幹部路線下的唯一結果，與江、胡時代專業官僚的務實彈性迥然不同。西城區監察委的公告裏也不再稱其為同志，等於悄悄宣告了黨國未來的政治震盪。

另一方面，習近平的孤家寡人地位也將暴露，連同日益加劇的信息孤島態勢，管理層的決策勢必越來越受到意識形態關鍵人物的影響，歷史彷彿回到了1960年代：那時，中國政治內部的分裂和鬥爭，也和中蘇之間的分裂與鬥爭緊密相聯。在經過了大躍進、三年饑荒和中印邊界戰爭後，陷入國際孤立的中國卻發起了一場與蘇聯的意識形態爭論。1949年後退居二線的康生憑着對蘇聯和理論問題的熟悉，借挑起和主持這一爭論重新回到權力核心，簡直就是當下中國權力核心層裏的弱勢常委藉助挑起中美敵對而提升自身權力的歷史預演。

而且，就在宣布任志強被留置的4月7日，同一天，環球時報登出一篇社論，叫囂為應對「更大風浪」，呼籲「強化能夠震懾挑戰者、迫使他們冷靜下來的戰略工具」，不能不讓人同樣回想到1964年林彪主持出版了《毛主席語錄》、同年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965年8月林彪通過紀念抗戰勝利二十週年《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文章中，呼籲第三世界的共產黨發起世界範圍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城市游擊戰，同時與美帝和蘇修展開鬥爭。之後的政治發展，例如印尼1965年的「930」屠殺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蘇分裂直接導致輸出革命的失敗和內部鬥爭的攤派，是否將重演似乎不言而喻了。那固然是一個孤獨的「衝動和不理性」的強權政治家「面對更大風浪」時的掙扎，又何嘗不是這些強權人物身邊少數野心家極力串掇的結果呢？這些人也正是任志強萬言書中所指的「新四人幫」。

因此，任志強的孤身挑戰，其勇氣其貢獻可能都遠超世人想像，或能扭轉中國政治的極權主義發展、重新凝聚最大範圍的改革開放共識，特別是，能夠代表廣大遭受冠狀病毒襲擊之後震驚和不滿的最為廣大的中產階級或市民階級，或能製造出一個黨外運動，開闢中國民主化的全新未來。而無論如何，在這一共同的災後反思和動員基礎上，都將拯救瀕臨敵對狀態的中美關係乃至中國與世界的危險關係。

而他所面對的，或如恩格斯1885年寫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中所說，「這是一種例外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很少幾個人就能製造出一場革命來，換句話說，輕輕一撞就能使……整個制度倒塌，只要採取一個本身是無足輕重的行動，就能迸發出一種後來無法控制的爆炸力。」

篤信哈耶克、踐行新自由主義的紅色企業家任志強大概也不曾想到，他的初心或許和李文亮醫生一樣，只是不想看到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卻如接力一般把公眾對李文亮醫生的哀悼和覺醒轉為憤怒和政治。接下來的，是任志強的朋友們、支持者、和所有災後公民的事情了，也是所有人的政治。

（白信，中國政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