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口罩、包機、台商：肺炎背後，兩岸互動再無共識？

新冠肺炎愈演愈烈，也考驗着選後的兩岸關係。新年後的兩週，兩岸官方就經歷了幾個回合的隔空互動。

1月24日，台灣行政院宣布為因應疫情，暫停醫療外科口罩與N95口罩出口一個月，優先保障本地貨源供應無虞。此時全台口罩已經出現脱銷狀況，但此舉仍引發在野黨和部分藝人的強烈批評，尤其是中國大陸國內輿論的反彈。

1月28日，在中國外交部批准美國日本從武漢撤僑之際，滯留武漢的台灣人也成為兩岸最迫切的問題，海基會和陸委會分別向島內表示正與中國溝通。然而國台辦立刻發布新聞稿給「軟釘子」，表示「台灣有人員聲稱『已就各種管道與對岸協調，包括與海協會溝通協商』與事實情況不符」；新聞稿也沒有同意包機要求，只是說「對台胞予以關心和照顧」，等於拒絕了安排包機讓台灣人撤離的方案。

隨即，在世界衞生組織（WHO）就新冠肺炎疫情開會之時，台灣再次被拒之門外，引發美日加等國聲援。

1月30日，蔡英文在總統府就疫情發表談話時，針對記者提問包機安排問題，僅回答「已試圖用各種管道來溝通」，並未回擊國台辦的軟釘子。

2月1日，武漢市台辦出面，表示「部分台胞因工作、家庭需要，希望能早日返台，我們高度重視，正在積極協助解決」，包機方案出現轉機。

2月3日，武漢台商協會證實已經接到市台辦通知，確定包機成行，可以直飛台灣；台灣陸委會則表示仍在溝通中。當晚，由大陸派駐的東方航空搭載滯留台灣人由武漢直飛台北，陸委會和海基會卻幾乎和媒體差不多同時收到資訊，顯然是北京單方面安排的結果。不過，雙方對此結果都第一時間表示了肯定，兩岸互動似乎開始向善意面轉移。

然而接下來的兩天，兩岸並未有後續包機啟航。首班東航包機抵台後，即有一名確診肺炎病例。在此期間，台商徐正文又成為輿論焦點。作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和中國大陸地方特邀政協委員，他自稱一直居中協調包機事宜，並數次召開記者會談及包機方案，後來因擅做主張修改第一批撤離名單，將部分老幼病婦孺換為台商和其大陸配偶，引發輿論批評。根據台灣媒體「報導者」的報導，不管協助彙整名單的是徐正文、台協或各地台辦，最終的登機決定權就掌握在武漢台辦手上。

2月6日下午，國台辦透過新華社放話，稱後續包機安排「不斷受到台灣當局阻撓」，未能成行。而行政院長蘇貞昌則表示首批包機「完全走樣」，必須通過「政府對政府的磋商」。

梳理這一條短暫的時間線，我們不難看出，肺炎疫情的爆發，原本製造了讓兩岸暫時擱置歧見、探尋政治之外協商空間的機會。然而，從最終的紛亂結果來看，兩岸關係的另一個劇本已經在雙方間不謀而合地展開。

大選之後的兩岸互動

兩岸當局都須認知到「現狀」已經改變。

疫情沒有國界。此次肺炎疫情爆發，從中國大陸波及港、澳、台、日、韓、東南亞乃至歐美諸國，不可謂不強烈。一般而言，政治博弈都會讓位於救援，而釋出善意的一方往往會獲得好評。因此，外界普遍期待兩岸關係會因人道救援而出現轉機。

然而，疫情爆發之前，兩岸官方的互動就已經走入僵局，甚至可以說進入歷史最低點。尤其是台灣剛剛經歷總統大選，圍繞選舉結果的第一波互動已充分展現出兩岸的「冷對抗」。

1月11日蔡英文勝選當晚，即在競選總部向北京喊話，呼籲對岸「正視台灣人民的選擇」。提出「和平、對等、民主、對話」的八字方針。

4天後的1月15日，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選後首次記者會上，回應民進黨「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單方面破壞兩岸關係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同時強調：「撼山易，撼『九二共識』難。」

國台辦回應當日，蔡英文即接受BBC專訪，表明「我們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自稱為『中華民國台灣』」，更進一步表明「『一個中國』在台灣沒有市場」。

1月18日，新發布的《中緬聯合聲明》中文版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措辭，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分」，相較於以前其他大部分國家對華聲明中「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模糊表述，更加在國際社會強化了「一中原則」下北京的唯一合法性，使「各自表述」幾乎沒有空間。

在「九二共識」被817萬選民宣告拋棄、國民黨的改革路線也倒向否定九二共識之時，北京公開否認「各表」，台北也表明拒絕「一中」，等於雙方的兩岸論述全面收窄。這就造成兩岸關係面臨史上新的「現狀」：沒有默契，也沒有共識。

由肺炎引發的隔空口水戰，足以窺見一斑。

第一，關於口罩禁令。儘管台灣口罩歷來都並非出口至中國，而主要是日本，中國其實是台灣口罩的主要進口地，但台灣此次針對在中國爆發的疫情頒布禁令，顯然給北京造成了負面觀感。因此國台辦才特意以新聞稿的方式，在隨後的包機協商中「打臉」台灣陸委會和海基會，特意指出台灣單方面向民眾解釋的兩岸官方溝通「與事實情況不符」。

第二，針對包機一事，無論是蔡英文本人，還是陸委會，都沒有正面回擊北京，並且不願透露更多細節。顯然此事當時正處於溝通談判階段。後續成行的包機方案，府院會雖有不滿，但也未強硬回擊，說明主動權不在台灣。

第三，從1日武漢市台辦的動作來看，北京既不願一直卡住包機惹怒民眾，也不希望在各國撤僑期間同意台灣要求造成「主權爭議」，因此才出現包機方案延宕近一週才成行。同時，北京此次僅派出武漢市台辦出面，顯然希望包機一事能夠完全「地方化」，成為武漢市政府和台灣政府之間的溝通，同時武漢市台商協會還須扮演中間人的角色。足見北京對於和民進黨政府溝通的保守與謹慎。

第四，中共與民進黨之間互信度幾乎為零。而中共只願意與國民黨或之前的統戰對象溝通，對民進黨政府持續「已讀不回」，又造成台灣社會輿論對於國民黨和台商群體的反感。

而解題的關鍵在於，兩岸當局都須認知到「現狀」已經改變。

「新現狀」：「九二共識」成為過去式

國共之所以能夠有「九二共識」的基礎，恰恰來自雙方同時執政時期的黨國體制，可以不經民意而直接談判。但台灣今日的政治體制已經完全不同，任何政黨都須要照顧朝野感受並得到民意授權。

台灣能夠擁有獨立於北京統治的現狀，成為「意外的國度」（Accidental State），根源在於冷戰初期的美蘇角力。1949年，國民黨敗退至台灣，其軍事力量已遠遠不敵中共解放軍。在當時的條件下，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中共佔領台灣指日可待。然而韓戰的爆發，卻使中美在朝鮮戰場相遇。原本美國已發布對華政策白皮書，宣示放棄國民黨，但為在韓戰中牽制中共，美國又承擔起保衞台灣國民黨政權的責任。1954年，美台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正式確定了美國協防台灣阻斷中共武力攻台的義務。美國也成為維持台海現狀的最重要外部力量。

台灣在蔣中正時代並不存在廣泛的國家認同問題。威權教育之下形成的中國認同，使兩岸在「漢賊不兩立」的紛擾中維持了「一中」默契。1971年北京取得聯合國合法席位之時，台北的中華民國代表離席宣布退出聯合國組織，使「一個中國」原則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

後來證明，兩蔣時代，兩岸之間通過國共兩黨存在着溝通管道，1949年移居香港的國民黨中央社記者曹聚仁就曾輾轉在蔣經國和周恩來之間傳遞口信，交換雙方對「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意圖。直至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時，兩岸一直存在默契，並由中共單方面主動點出：「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

1982年，已是中共高官的國民黨元老後代廖承志給蔣經國去信，呼籲和談，還成為中共政治宣傳中的典範。這一切既來自國共在中國大陸的聯結，又拜於兩個黨國相似的政治體制和決策機制。在黨外，反對威權、堅持台灣獨立運動的人士，雖已形成力量，卻被完全排除於兩岸互動之外。

中共與國民黨多年的默契，又成為「九二共識」形成的基礎。1992年辜汪會談，雙方未達成任何協議，其口頭確定的「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其實是對兩蔣時代意識形態的繼承。至於九二共識成為國共和談的前提，又演化為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已經是2005年連戰訪問中國大陸和馬英九執政後推動的劇本。

馬英九推動九二共識作為兩岸關係前提，又提出新三不（不統、不獨、不武），皆為北京所接受。至2016年蔡英文當選，雙方僅走了一回合，對於「九二會談」和「九二共識」一詞之差不讓寸分。兩岸開始進入冷對峙階段。

但在蔡英文第一任期內，北京仍對國民黨抱持希望，雙方互動頻繁，並仍然相信「九二共識」與台灣主流民意連結。2018年國民黨九合一選舉大勝，包括北京在內的政治分析都認為國民黨即將贏回政權。北京開始為重新推動兩岸經貿乃至政治談判做準備，因此才有了2019年1月2日習近「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習五點）的講話。

殊不知香港的「反修例」議題和國民黨內部問題不斷髮酵，蔡英文以絕對優勢連任，告別「九二共識」幾乎成為台灣朝野共識。連續經歷兩次敗選的國民黨，已經考慮徹底放棄「九二共識」。九二共識的發明者蘇起，還有它的踐行者馬英九都先後表態不再堅持這一主張。試想，如果台灣兩大主要政黨都不再承認九二共識，北京又該如何自處？這似乎已經表明，兩岸之間很難再繼承過去的「共識」，需要重新考慮新的互動基礎。

細數1996年台灣總統直選以來北京對台事務的處理，有相當多研判錯位的成分。辜汪會談期間，台灣提出一中各表，遭到北京強烈反對，間接使兩會破局。2000年大選前，朱鎔基強硬警告台獨，又助力民進黨衝高票數，以相對多數當選；陳水扁就職提出四不一沒有，保證「不會宣布獨立」，而北京對此冷言相對，使陳水扁第二任期走向極端化，統獨議題成為兩岸關係的主軸。很少有人注意到，經過陳水扁的極端化操作，2008年前後，北京事實已經由過去的強硬促統轉為反獨，於是又退回到「九二共識」，事實上變相接受了李登輝「兩國論」前台灣的主張，即「互不承認、互不否認」。

經過馬政府八年互動，兩岸培育出「九二共識」的交往前提，又將此留給蔡英文。此時北京再次表現出僵化思維因應，對民進黨政府任何溝通都選擇「已讀不回」，造成蔡英文選擇抗中路線。在2020選前，北京的策略近乎簡單直白，就是不理會蔡政府，「等」國民黨執政。而選後結果證明，國民黨執政短期內可能是等不到了。

蔡英文曾經表示，兩岸需要「政府或政府授權的公權力機構坐下來談」。蘇貞昌在此次包機風波中也一直聲明需要「政府對政府的協商」，可能對北京來說是無法理解的辭令。國共之所以能夠有「九二共識」的基礎，恰恰來自雙方同時執政時期的黨國體制，可以不經民意而直接談判。但台灣今日的政治體制已經完全不同，任何政黨都須要照顧朝野感受並得到民意授權。國民黨內部今日對九二共識進行反思，當然也是民意對其牽制的結果，否則，一個堅持九二共識卻被邊緣化的政黨，可能永遠拿不回政權。

由於北京不與民進黨政府以正規途徑接觸，徐正文和國民黨成立的「七人協調小組」一度成為兩岸官方決定重大事項的唯一溝通管道，且這個管道完全缺乏透明度和合法性，因此也備受爭議。

但在此次包機協調之中，由於北京不與民進黨政府以正規途徑接觸，徐正文和國民黨成立的」七人協調小組「一度成為兩岸官方決定重大事項的唯一溝通管道，且這個管道完全缺乏透明度和合法性，因此也備受爭議。也正因為缺乏合法授權，當出現名單不符的問題時，整個事件成為無人擔責的烏龍，同時又因為所謂協調人士或多或少都沾染」統戰對象「的色彩，雙方都很難在平等的前提下溝通。未來的兩岸事務，若還要通過類似管道處理， 可能對雙方都是棘手的問題。

從官方到民間：兩岸走入無共識時代

從對待包機的態度來看，北京與蔡政府直接接觸的意願極低，即使遇到重大且緊急的疫情危機，也儘可能不給外界造成兩岸官方協商的印象。這代表北京最初希望，在其「一中原則」的核心堅持不被承認的狀況下，總體延續其在蔡英文第一任期「已讀不回」的政策。

回顧在蔡第一任期內，北京對民進黨政府的處理策略，除已讀不回外，一方面為民進黨造成外交內政困擾，並傳導至台灣民眾身上。比如WHO、奧運等國際組織設卡，製造邦交國斷交、攔截觀光客等問題；另一方面則是試圖繞開政府與民眾直接建立聯繫，如惠台31項措施。

反觀民進黨，兩岸關係始終是其難以化解的瓶頸問題。作為首位台獨政黨的總統，陳水扁就職之初提出「四不一沒有」，即「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布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議題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幾乎是民進黨與共產黨之間有史以來最友善的一次互動。某種程度而言，「不會宣布獨立」成為民進黨和共產黨當時唯一的公開共識。

民進黨第二次執政即是蔡英文2016年當選。在就職演說中，蔡英文提出「尊重九二會談歷史事實」和「維持現狀」，外界普遍認為這是考量北京觀感的結果。但國台辦回應蔡英文的表態是「未完成的答卷」，再次為中共與民進黨的對話的可能性關上大門。

而對於蔡英文來說，她在第一任期的兩岸路線，儘管受到反對派批評，但她深知「維持現狀」和「不做麻煩製造者」已經是中美台三者之間，乃至民進黨內部能夠接受的最大公約數。所謂抗中，不過是維持現狀之下的子命題。此次疫情，蔡英文並無過多強硬喊話，正是其希望在第二任期執政的兩岸路線上能夠有少許彈性空間。但是，基於「中華民國台灣」在台灣社會的民意基礎，讓蔡英文在今年就職演說中喊出「不會宣布獨立」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如今，面對民進黨繼續執政的現實，北京的「已讀不回」政策可能也面臨調整。按照馬曉光的回應，九二共識此時已經成為「一個中國原則下的九二共識」，要北京改變提法甚至放棄九二共識，重新拋出新的提法，可能性極低。顯然，以一種新的政治思維和民進黨互動，北京還沒做好準備，短期內也很難實現。

從此次疫情導致的WHO爭端來看，北京似乎在探索一種新的方式：過去台灣被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基本沒有任何實際參與的可能。但由於疫情資訊事關重大，如果無視台灣作為獨立政治實體的現實使其被全球衞生信息網隔絕，台灣發生任何公共衞生事件，北京必將被視為眾矢之的。由此，國台辦出面稱，台灣獲取肺炎疫情信息「不存在障礙」，大陸也多次應台灣要求通報世衞組織信息，同時表示台灣「與世衞組織的技術合作不存在障礙」。這是國台辦罕見針對台灣的世衞參與問題發表詳細說明，宣傳意味明顯。可以預見，今後，北京會傾向於以更細膩的方式處於對台關係，在收穫對岸民眾好感與為民進黨政府製造障礙之間尋找平衡點。

北京或許尚未注意到，2020大選之所以演變為「中華民國保衞戰」，恰恰是2016年開始的兩岸民間對立。

但是，北京或許尚未注意到，2020大選之所以演變為「中華民國保衞戰」，恰恰是2016年開始的兩岸民間對立。從最早由黃安發起的舉報「台獨藝人」，中國大陸社交媒體上，眾多民族主義者和官方社團（共青團中央）隨之起舞，由此催生出反感中國網路暴力的社會情緒。隨後中國官方在針對非政治領域的統獨爭議，更是動作頻頻，不斷在海外掀起檢視是否將「台灣」與「中國」並列的商業公司，尤其是波及到台灣企業（如85度C和吳寶春），其強行施加給全球的民族觀念更令島內民眾厭惡。更不要說軍事上，中國大陸頻頻採取的威嚇措施。

隨之而來的則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和「反修例」運動給島內帶來的亡國感，在這一議題上，兩岸青年人幾乎成為完全對立的兩面，沒有任何可以互相體諒的交集。台灣民族主義論述愈受重視的同時，也同時產生了不少厭惡及仇恨大陸民眾的情緒，包機協商中的陸配爭議就有一部分被裹挾其中。一系列政治操作引發的裂痕，讓再高明的統戰政策都倍感蒼白。未來四年，我們可能會看到兩岸越來越多的口水戰，「無共識時代」的鴻溝，或難以通過具有政治智慧的新論述來彌合了。

（王恩澤，台灣政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