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口罩、包机、台商：肺炎背后，两岸互动再无共识？

新冠肺炎愈演愈烈，也考验着选后的两岸关系。新年后的两周，两岸官方就经历了几个回合的隔空互动。

1月24日，台湾行政院宣布为因应疫情，暂停医疗外科口罩与N95口罩出口一个月，优先保障本地货源供应无虞。此时全台口罩已经出现脱销状况，但此举仍引发在野党和部分艺人的强烈批评，尤其是中国大陆国内舆论的反弹。

1月28日，在中国外交部批准美国日本从武汉撤侨之际，滞留武汉的台湾人也成为两岸最迫切的问题，海基会和陆委会分别向岛内表示正与中国沟通。然而国台办立刻发布新闻稿给“软钉子”，表示“台湾有人员声称‘已就各种管道与对岸协调，包括与海协会沟通协商’与事实情况不符”；新闻稿也没有同意包机要求，只是说“对台胞予以关心和照顾”，等于拒绝了安排包机让台湾人撤离的方案。

随即，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就新冠肺炎疫情开会之时，台湾再次被拒之门外，引发美日加等国声援。

1月30日，蔡英文在总统府就疫情发表谈话时，针对记者提问包机安排问题，仅回答“已试图用各种管道来沟通”，并未回击国台办的软钉子。

2月1日，武汉市台办出面，表示“部分台胞因工作、家庭需要，希望能早日返台，我们高度重视，正在积极协助解决”，包机方案出现转机。

2月3日，武汉台商协会证实已经接到市台办通知，确定包机成行，可以直飞台湾；台湾陆委会则表示仍在沟通中。当晚，由大陆派驻的东方航空搭载滞留台湾人由武汉直飞台北，陆委会和海基会却几乎和媒体差不多同时收到信息，显然是北京单方面安排的结果。不过，双方对此结果都第一时间表示了肯定，两岸互动似乎开始向善意面转移。

然而接下来的两天，两岸并未有后续包机启航。首班东航包机抵台后，即有一名确诊肺炎病例。在此期间，台商徐正文又成为舆论焦点。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中国大陆地方特邀政协委员，他自称一直居中协调包机事宜，并数次召开记者会谈及包机方案，后来因擅做主张修改第一批撤离名单，将部分老幼病妇孺换为台商和其大陆配偶，引发舆论批评。根据台湾媒体“报导者”的报导，不管协助汇整名单的是徐正文、台协或各地台办，最终的登机决定权就掌握在武汉台办手上。

2月6日下午，国台办透过新华社放话，称后续包机安排“不断受到台湾当局阻挠”，未能成行。而行政院长苏贞昌则表示首批包机“完全走样”，必须通过“政府对政府的磋商”。

梳理这一条短暂的时间线，我们不难看出，肺炎疫情的爆发，原本制造了让两岸暂时搁置歧见、探寻政治之外协商空间的机会。然而，从最终的纷乱结果来看，两岸关系的另一个剧本已经在双方间不谋而合地展开。

大选之后的两岸互动

两岸当局都须认知到“现状”已经改变。

疫情没有国界。此次肺炎疫情爆发，从中国大陆波及港、澳、台、日、韩、东南亚乃至欧美诸国，不可谓不强烈。一般而言，政治博弈都会让位于救援，而释出善意的一方往往会获得好评。因此，外界普遍期待两岸关系会因人道救援而出现转机。

然而，疫情爆发之前，两岸官方的互动就已经走入僵局，甚至可以说进入历史最低点。尤其是台湾刚刚经历总统大选，围绕选举结果的第一波互动已充分展现出两岸的“冷对抗”。

1月11日蔡英文胜选当晚，即在竞选总部向北京喊话，呼吁对岸“正视台湾人民的选择”。提出“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八字方针。

4天后的1月15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选后首次记者会上，回应民进党“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同时强调：“撼山易，撼‘九二共识’难。”

国台办回应当日，蔡英文即接受BBC专访，表明“我们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自称为‘中华民国台湾’”，更进一步表明“‘一个中国’在台湾没有市场”。

1月18日，新发布的《中缅联合声明》中文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措辞，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相较于以前其他大部分国家对华声明中“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模糊表述，更加在国际社会强化了“一中原则”下北京的唯一合法性，使“各自表述”几乎没有空间。

在“九二共识”被817万选民宣告抛弃、国民党的改革路线也倒向否定九二共识之时，北京公开否认“各表”，台北也表明拒绝“一中”，等于双方的两岸论述全面收窄。这就造成两岸关系面临史上新的“现状”：没有默契，也没有共识。

由肺炎引发的隔空口水战，足以窥见一斑。

第一，关于口罩禁令。尽管台湾口罩历来都并非出口至中国，而主要是日本，中国其实是台湾口罩的主要进口地，但台湾此次针对在中国爆发的疫情颁布禁令，显然给北京造成了负面观感。因此国台办才特意以新闻稿的方式，在随后的包机协商中“打脸”台湾陆委会和海基会，特意指出台湾单方面向民众解释的两岸官方沟通“与事实情况不符”。

第二，针对包机一事，无论是蔡英文本人，还是陆委会，都没有正面回击北京，并且不愿透露更多细节。显然此事当时正处于沟通谈判阶段。后续成行的包机方案，府院会虽有不满，但也未强硬回击，说明主动权不在台湾。

第三，从1日武汉市台办的动作来看，北京既不愿一直卡住包机惹怒民众，也不希望在各国撤侨期间同意台湾要求造成“主权争议”，因此才出现包机方案延宕近一周才成行。同时，北京此次仅派出武汉市台办出面，显然希望包机一事能够完全“地方化”，成为武汉市政府和台湾政府之间的沟通，同时武汉市台商协会还须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足见北京对于和民进党政府沟通的保守与谨慎。

第四，中共与民进党之间互信度几乎为零。而中共只愿意与国民党或之前的统战对象沟通，对民进党政府持续“已读不回”，又造成台湾社会舆论对于国民党和台商群体的反感。

而解题的关键在于，两岸当局都须认知到“现状”已经改变。

“新现状”：“九二共识”成为过去式

国共之所以能够有“九二共识”的基础，恰恰来自双方同时执政时期的党国体制，可以不经民意而直接谈判。但台湾今日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不同，任何政党都须要照顾朝野感受并得到民意授权。

台湾能够拥有独立于北京统治的现状，成为“意外的国度”（Accidental State），根源在于冷战初期的美苏角力。1949年，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其军事力量已远远不敌中共解放军。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共占领台湾指日可待。然而韩战的爆发，却使中美在朝鲜战场相遇。原本美国已发布对华政策白皮书，宣示放弃国民党，但为在韩战中牵制中共，美国又承担起保卫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责任。1954年，美台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确定了美国协防台湾阻断中共武力攻台的义务。美国也成为维持台海现状的最重要外部力量。

台湾在蒋中正时代并不存在广泛的国家认同问题。威权教育之下形成的中国认同，使两岸在“汉贼不两立”的纷扰中维持了“一中”默契。1971年北京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之时，台北的中华民国代表离席宣布退出联合国组织，使“一个中国”原则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后来证明，两蒋时代，两岸之间通过国共两党存在着沟通管道，1949年移居香港的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曹聚仁就曾辗转在蒋经国和周恩来之间传递口信，交换双方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意图。直至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时，两岸一直存在默契，并由中共单方面主动点出：“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

1982年，已是中共高官的国民党元老后代廖承志给蒋经国去信，呼吁和谈，还成为中共政治宣传中的典范。这一切既来自国共在中国大陆的联结，又拜于两个党国相似的政治体制和决策机制。在党外，反对威权、坚持台湾独立运动的人士，虽已形成力量，却被完全排除于两岸互动之外。

中共与国民党多年的默契，又成为“九二共识”形成的基础。1992年辜汪会谈，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其口头确定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其实是对两蒋时代意识形态的继承。至于九二共识成为国共和谈的前提，又演化为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已经是2005年连战访问中国大陆和马英九执政后推动的剧本。

马英九推动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关系前提，又提出新三不（不统、不独、不武），皆为北京所接受。至2016年蔡英文当选，双方仅走了一回合，对于“九二会谈”和“九二共识”一词之差不让寸分。两岸开始进入冷对峙阶段。

但在蔡英文第一任期内，北京仍对国民党抱持希望，双方互动频繁，并仍然相信“九二共识”与台湾主流民意连结。2018年国民党九合一选举大胜，包括北京在内的政治分析都认为国民党即将赢回政权。北京开始为重新推动两岸经贸乃至政治谈判做准备，因此才有了2019年1月2日习近“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习五点）的讲话。

殊不知香港的“反修例”议题和国民党内部问题不断发酵，蔡英文以绝对优势连任，告别“九二共识”几乎成为台湾朝野共识。连续经历两次败选的国民党，已经考虑彻底放弃“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发明者苏起，还有它的践行者马英九都先后表态不再坚持这一主张。试想，如果台湾两大主要政党都不再承认九二共识，北京又该如何自处？这似乎已经表明，两岸之间很难再继承过去的“共识”，需要重新考虑新的互动基础。

细数1996年台湾总统直选以来北京对台事务的处理，有相当多研判错位的成分。辜汪会谈期间，台湾提出一中各表，遭到北京强烈反对，间接使两会破局。2000年大选前，朱镕基强硬警告台独，又助力民进党冲高票数，以相对多数当选；陈水扁就职提出四不一没有，保证“不会宣布独立”，而北京对此冷言相对，使陈水扁第二任期走向极端化，统独议题成为两岸关系的主轴。很少有人注意到，经过陈水扁的极端化操作，2008年前后，北京事实已经由过去的强硬促统转为反独，于是又退回到“九二共识”，事实上变相接受了李登辉“两国论”前台湾的主张，即“互不承认、互不否认”。

经过马政府八年互动，两岸培育出“九二共识”的交往前提，又将此留给蔡英文。此时北京再次表现出僵化思维因应，对民进党政府任何沟通都选择“已读不回”，造成蔡英文选择抗中路线。在2020选前，北京的策略近乎简单直白，就是不理会蔡政府，“等”国民党执政。而选后结果证明，国民党执政短期内可能是等不到了。

蔡英文曾经表示，两岸需要“政府或政府授权的公权力机构坐下来谈”。苏贞昌在此次包机风波中也一直声明需要“政府对政府的协商”，可能对北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辞令。国共之所以能够有“九二共识”的基础，恰恰来自双方同时执政时期的党国体制，可以不经民意而直接谈判。但台湾今日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不同，任何政党都须要照顾朝野感受并得到民意授权。国民党内部今日对九二共识进行反思，当然也是民意对其牵制的结果，否则，一个坚持九二共识却被边缘化的政党，可能永远拿不回政权。

由于北京不与民进党政府以正规途径接触，徐正文和国民党成立的“七人协调小组”一度成为两岸官方决定重大事项的唯一沟通管道，且这个管道完全缺乏透明度和合法性，因此也备受争议。

但在此次包机协调之中，由于北京不与民进党政府以正规途径接触，徐正文和国民党成立的”七人协调小组“一度成为两岸官方决定重大事项的唯一沟通管道，且这个管道完全缺乏透明度和合法性，因此也备受争议。也正因为缺乏合法授权，当出现名单不符的问题时，整个事件成为无人担责的乌龙，同时又因为所谓协调人士或多或少都沾染”统战对象“的色彩，双方都很难在平等的前提下沟通。未来的两岸事务，若还要通过类似管道处理， 可能对双方都是棘手的问题。

从官方到民间：两岸走入无共识时代

从对待包机的态度来看，北京与蔡政府直接接触的意愿极低，即使遇到重大且紧急的疫情危机，也尽可能不给外界造成两岸官方协商的印象。这代表北京最初希望，在其“一中原则”的核心坚持不被承认的状况下，总体延续其在蔡英文第一任期“已读不回”的政策。

回顾在蔡第一任期内，北京对民进党政府的处理策略，除已读不回外，一方面为民进党造成外交内政困扰，并传导至台湾民众身上。比如WHO、奥运等国际组织设卡，制造邦交国断交、拦截观光客等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试图绕开政府与民众直接建立联系，如惠台31项措施。

反观民进党，两岸关系始终是其难以化解的瓶颈问题。作为首位台独政党的总统，陈水扁就职之初提出“四不一没有”，即“只要中共无意对台动武，本人保证在任期之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议题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几乎是民进党与共产党之间有史以来最友善的一次互动。某种程度而言，“不会宣布独立”成为民进党和共产党当时唯一的公开共识。

民进党第二次执政即是蔡英文2016年当选。在就职演说中，蔡英文提出“尊重九二会谈历史事实”和“维持现状”，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考量北京观感的结果。但国台办回应蔡英文的表态是“未完成的答卷”，再次为中共与民进党的对话的可能性关上大门。

而对于蔡英文来说，她在第一任期的两岸路线，尽管受到反对派批评，但她深知“维持现状”和“不做麻烦制造者”已经是中美台三者之间，乃至民进党内部能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所谓抗中，不过是维持现状之下的子命题。此次疫情，蔡英文并无过多强硬喊话，正是其希望在第二任期执政的两岸路线上能够有少许弹性空间。但是，基于“中华民国台湾”在台湾社会的民意基础，让蔡英文在今年就职演说中喊出“不会宣布独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如今，面对民进党继续执政的现实，北京的“已读不回”政策可能也面临调整。按照马晓光的回应，九二共识此时已经成为“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九二共识”，要北京改变提法甚至放弃九二共识，重新抛出新的提法，可能性极低。显然，以一种新的政治思维和民进党互动，北京还没做好准备，短期内也很难实现。

从此次疫情导致的WHO争端来看，北京似乎在探索一种新的方式：过去台湾被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基本没有任何实际参与的可能。但由于疫情信息事关重大，如果无视台湾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的现实使其被全球卫生信息网隔绝，台湾发生任何公共卫生事件，北京必将被视为众矢之的。由此，国台办出面称，台湾获取肺炎疫情信息“不存在障碍”，大陆也多次应台湾要求通报世卫组织信息，同时表示台湾“与世卫组织的技术合作不存在障碍”。这是国台办罕见针对台湾的世卫参与问题发表详细说明，宣传意味明显。可以预见，今后，北京会倾向于以更细腻的方式处于对台关系，在收获对岸民众好感与为民进党政府制造障碍之间寻找平衡点。

北京或许尚未注意到，2020大选之所以演变为“中华民国保卫战”，恰恰是2016年开始的两岸民间对立。

但是，北京或许尚未注意到，2020大选之所以演变为“中华民国保卫战”，恰恰是2016年开始的两岸民间对立。从最早由黄安发起的举报“台独艺人”，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上，众多民族主义者和官方社团（共青团中央）随之起舞，由此催生出反感中国网路暴力的社会情绪。随后中国官方在针对非政治领域的统独争议，更是动作频频，不断在海外掀起检视是否将“台湾”与“中国”并列的商业公司，尤其是波及到台湾企业（如85度C和吴宝春），其强行施加给全球的民族观念更令岛内民众厌恶。更不要说军事上，中国大陆频频采取的威吓措施。

随之而来的则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反修例”运动给岛内带来的亡国感，在这一议题上，两岸青年人几乎成为完全对立的两面，没有任何可以互相体谅的交集。台湾民族主义论述愈受重视的同时，也同时产生了不少厌恶及仇恨大陆民众的情绪，包机协商中的陆配争议就有一部分被裹挟其中。一系列政治操作引发的裂痕，让再高明的统战政策都倍感苍白。未来四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两岸越来越多的口水战，“无共识时代”的鸿沟，或难以通过具有政治智慧的新论述来弥合了。

（王恩泽，台湾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