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評論如果失效的話，我們還怎麼張嘴呢？聊起流行文化中的話題和事件，我們好像總是有一些不恰當的正經，但貼地到鑽進泥漿裡應該也不是我們要的。於是，2020年，端會怎樣進一步談論這些題目呢？
散場之後慢慢吵是我們新推出的一個文章系列，它的口吻像是我們觀看完畢之後，宵夜時一鼓作氣的感想，然後我們會隨手拿出電話，將這些不長不短的感想整理之後po在網路上。最好的結局是它引發一場辯論，最壞的話，可能是看看哪些朋友還願意給你點讚。
總之，我們換一個方式聊吧。那些安全的，束手束腳的心態先扔開，文字遊戲應該過氣了，我們先試著踢開拋在地上的舊書包。
2019年聽起來像是是保守派大獲全勝的一年。打明旗號的左派電影《Knives Out》在奧斯卡只入圍了劇本類獎項；《星球大戰》新三部曲大結局以超級折衷的方式結尾，把諸多多元化元素晾在一邊；以及輿論把女性電影還放在了那麼不上不下的一個位置。《小婦人》不能說完全保守，但它肯定是保守派喜聞樂見的一部電影。因為它最大膽之處也不過是為女主角留下了一條「我可能沒有結婚」的伏線而已。
《小婦人》沒能入圍奧斯卡最佳導演獎，New Yorker 的評論作者 Richard Brody 為她抱屈，說入圍的五位導演不見得表現都比她好。我完全同意他的這一看法。相對於目前入圍最佳導演的五部影片，Greta Gerwig 的導演技巧並非完全不如。
通常改編電影的方法無非幾種，從敘事切入點來劃分，要麼以導演視角講故事，要麼保留原作者視角，導演只是一個單純的傳遞者。Greta Gerwig怎麼改編《小婦人》呢？她先打亂了敘述順序，並沒從故事的第一章開始拍，畫面一開始即已是二姐 Josephine 在紐約打拼。再經由她的眼，以現實與回憶交替講回四姐妹的童年。在現實的敘述線，敘述者 Jo 不僅僅是書中的二姐，Greta Gerwig 將其結合小說作者 Louisa May Alcott 的個性，讓她與當時的出版業者互動，去想像為何《小婦人》的最後為何要寫出一個勉強的大團圓結局。在電影一開始，出版商告訴 Jo，受歡迎的小說裡，女主角的結局要麼是結婚，要麼是死亡。在戲謔的背後，這條現實的視角變成了導演的聲音，而回憶的支線則傳達原作者的聲音，二者交替，實在是非常聰明的改編方法。
Greta Gerwig 將大量當代女性觀點注入了現實支線，無論《小婦人》甫問世時如何特別，這畢竟已是19世紀問世的作品，它整個的真善美基調，從為人處事，家國思維等角度定義何謂美德，本身已帶有濃烈的保守意味。所謂 Greta Gerwig 加入的思辨，也不過是保留原著故事基礎上，打破第四道牆，留下女主角 Jo 的開放劇情，她可能滿足了大家的大團圓心理，也可能沒有。導演也不得不借角色之口承認，觀眾就是想看她們結婚，不論當中女性角色的個性如何。
相比新版電影拼命在夾縫中透露出的那麼一丁點獨立女性意識，我想電影裡那些溫暖善良還是蓋過了其他細節，倡導多元化的聲音最終還是被溫情主義蓋過了。或者左右陣營可以因此握手言歡，在這樣的電影裡，大家都保全了面子。而或者 Greta Gerwig 自以為很自如的改編和創作過程，在我看來猶如被保守主義扼著咽喉，幾乎窒息拍出的妥協。
更低姿態的妥協東亞觀眾已經見過了，2019年的韓國口碑電影《82年的金智英》（導演：金到瑛）賺盡觀眾眼淚，算是東方社會難得出現的作品。可即使在這樣的電影裡，主創也拼了命地為自己戴上頭盔，女性所遭遇的不公要在家庭內公開談論，需要安撫受害者時，導演將其設置為家族成員對抑鬱症患者的同情，而不是這些角色在性別上的反思。而且不僅是角色，而是整個故事引領下編導的意圖，也就完全不去碰問題的核心，轉而開始講述女主角的治療過程，等她病情穩定之後，她的家庭問題突然迎刃而解了。矛盾的焦點呢？或許沒人敢真的談論。即便如此低姿態，電影在韓國也被本國男性罵上了天。這種迴響讓人不寒而慄，韓國女性的真實遭遇該是多麼可怕啊？一部已轉移焦點的溫婉控訴都被稱為爭議。
相比之下，可能歐洲女性生活最好——當中也包括蹣跚脫歐的英國。法國電影《浴火的少女畫像》講述畫師與所繪製少女之間的戀情，但遠大於愛情故事，其中既講舊時代女性在事業及藝術創作中的困境，也探討女性在個人內在追求和文化精神所面臨的外部貧瘠。這部電影能夠突破其故事的時代背景，以當代人的思考方式去加強批判性，可見阻礙電影觀點的絕對不是故事背景。
英國電影《The Souvenir》則更加大膽，它所描寫的是一位年輕女性青澀懶惰的某一人生階段，女主角軟弱無知放肆，在不健康的情感關係裡無所適從，甚至啃老。導演是將自己曾經的經歷改編成電影，也沒有安排主角在電影裡為自己那種不美好溫暖的人生態度反省，這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它以反道德洗禮的方式審視自我，是如今盛行的私人書寫風潮中可堪紀錄的一筆。
將這些影片放在一起時，我不太明白 Greta Gerwig 為何要浪費自己的才能去改編一本兩百年前的小說，她戰戰兢兢不敢徹底點破兩百年前製造的幻像，輿論卻足以為之傾倒，與此同時她依然沒有入圍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當然比上不足，和《82年的金智英》相比《小婦人》還是足夠理直氣壯。
2019年女性題材的電影不少。另外那些進軍奧斯卡的女性電影，要麼是書寫她們那些顯而易見無可辯駁的受害者經歷，要麼就包裹在更老生常談的安全議題下。《Hustlers》算其中較為尖銳的一部，但最有希望的女配角獎項提名也失落了。《別告訴她》導演 Lulu Wang 拒絕為女主角在電影裡創作一條喜劇的結婚劇情線，這部電影在奧斯卡沒有得到任何的重要提名。
《小婦人》的口碑與提名豐收，《82年的金智英》的票房及爭議效應，如今看來都不是所謂的女權議題讓它們成為焦點。它們成為焦點，源於它們語調的平緩，觀點的安全。或者還可這樣待商榷的歸納：演藝人的某種圓滑。若一直在被緊鎖咽喉的情態之下，這些迎合保守派（無論主動還是無意識）的女性電影真的可以在感動受害者們的同時帶來改變嗎？2019年不少香港電影在性別書寫上反而比那些工業大國的電影勇敢許多。我更想看到歐洲電影以外，那些沒有完美家庭的女性，沒有孔劉那樣丈夫的女性，她們真實的憤怒，真實的人生。她們失敗，與同性戀愛，對這個世界所認定的成功標準不屑一顧。
P.S. 那些文中沒有提到但很值得一看的電影還有《金都》（香港），Booksmart（美國），Atlantique（法國／塞內加爾／比利時）。
評論者提到的《峰迴路轉》導演Rian Johnson是一個比Greta更鮮明的例子。我們都以為在川普時代，唯有好萊塢可以提供我們精神上的溫暖，所以Rian Johnson導了星戰第八集，卻因此招來極右星戰粉的攻擊，並間接導致韓索羅前傳的票房失利。迪士尼召回JJ亞伯拉罕所拍的星戰第九集就是一個最大IP向票房及粉絲所能做到的最大妥協（而且非常奏效），好萊塢的多元之路非常漫長，尤其是在強勢的市場邏輯及動輒得咎的「政治正確」標籤之下。
另外評論者似乎將奧斯卡提名當成重要的觀察指標，但這其實是很偏差的指標。不是只有2019年，奧斯卡就是保守品味的代名詞，光看去年的最佳影片《幸福綠皮書》就知道，醉心於議題的導演（例如Spike Lee）最好對奧斯卡的青睞不期不待。雖然不知道Greta為何做出創作上的折衷，但至少讓這部電影收穫了最佳影片的提名，若這部電影是男性執導，應該就會被提名了。
Greta在訪問中有解釋Jo March是她很喜歡的角色，她在小時候就曾經在話劇中演過Jo。相信她不是浪費才能，而是在喜愛的作品加入自己作為一名忠粉的詮釋，總不能為了賦權而亂改作品吧。
另外。教授在書中還是歐洲移民+單親爸爸呢，也算是很不保守的結婚對象了。
補充Gerwig在訪談說過的：“I always knew who Jo March was,” Gerwig continues. “She was the person I wanted to be.”
因為儘管小婦人的價值於現今看來守舊，但Jo在Gerwig和我們小時侯的心中刻下不可抹滅的勇敢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