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葉健民：香港區選逆轉之後，北京可能的管治邏輯

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民主派取得全面大勝，令建制派受到史無前例的災難性挫敗，成功把自六月以來的強大民氣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政治力量。這場選舉令人鼓舞的地方，除了在民主派交出亮麗成績，也在其象徵著「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間的相互尊重和彼此諒解。和理非渴求以選舉作為變相公投，以選票懲罰建制派；而即使在警方包圍大學校園、容易令人情緒強烈的情況下，勇武派依然可以順應民情，自我約束，在選舉前三數天全面「停火」，令政府全無藉口去中止選舉。

這種收放自如、互相體諒的表現，不緊大大提升了「和勇」之間的信任和認同，也再次向全世界說明這場全民抗爭有其反思自省、有理有節的一面。

選舉結果說明抗爭者意志堅定、全無退意，運動的睿智和韌力也令北京明白難以完全駕馭局面，必須承認短期內無法恢復秩序。但在這種情況下，北京會作出讓步以化解危機嗎？

獨立調查與重啟政改，有多大可能？

五大訴求中，「獨立調查」是全民共識，但以目前情況來看，可能性卻並不太高。因為中共對任何威脅其權威的群眾運動，都會採取暴力鎮壓的基本動作，至習近平年代則更加嚴重。而至今為止，也沒有跡象顯示北京會放棄把「止暴制亂」作為回應反修例運動的主要手段，倚賴警隊強硬執法也依然會是特區政府處理局勢的最重要對策。若要在監警會以外對警隊進行全面調查甚至追究責任，將與這種倚賴警隊的方針背道而馳，甚至會嚴重削弱警方「震怯策略」的有效性。

日前鄧炳強走馬上任警務處處長一職，令情況更加複雜。這位「新一哥」上任之前已經是警隊二號人物，直接參與了各項警隊部署和行動。換言之，假如調查發現警隊過去半年確實出現了系統性失誤，他也勢必難辭其咎；但要是把這名剛被中央任命的處長拉下馬，便等同說北京用人不當犯了錯誤，場面並不好看。

「重啟政改」是另一個關鍵訴求，但前景就更加不容樂觀。這不單是因為北京極不願意在民主派意氣風發的時候啟動程序，以免進一步助長他們的氣焰，困難也在於，即使中央重提政改，民主派也不敢貿然接招。

一般認為，人大831決定是政改的最大絆腳石，但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之後影響力已大為提升，他們的計算便可能有所不同。如今民主派絕對有能力拿下三分之一的特首選舉委員會票數，若接下來能夠爭取到部份與中央貌合神離的本地財團的支持，繼而取得過半數的提名權來推選特首候選人，也並非完全沒有可能。即使未能取得關鍵半數，任何有意問鼎特首寶座的人，也不可能忽視他們手上的票數。換句話說，新形勢令民主派即使在831框架下，也有能力左右大局、牽制北京。

但問題是，經過六個月的抗爭和付出了慘烈的代價後，示威者對民主的追求和對理想的堅持衹會有增無減，因此或許衹有「全無篩選的公民提名」是他們唯一可以接受的選項。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特首選戰出現了上述的微妙變化，民主派或也難以在人大831基礎上展開政制討論。在中港雙方都缺乏妥恊動力的情況下，重啟政改難度極高。

林鄭下台 or 不下台，北京的考慮？

但到了今天，可能祇有林鄭下台，才能平息民怨。區議會選舉之後，有意見認為她離下台日子又近了一步。建制派在地區的力量近乎被連根拔起，他們對林鄭的怨憤祇會更深。對他們來說，假如還要繼續支持這個全無民望的特首，大有可能會拖垮他們明年立法會選舉的選情。因此，假如有人努力向中央痛陳利害，強烈建議把林鄭拉下馬以求為建制派止血，也不會令人感到意外。

但另一方面，即使暫且放下面子問題不談，如何尋找林鄭接班人也令北京極為頭痛。假如真的讓林鄭下台，就表示北京決定對特區改吹和風，願意暫時以懷柔政策去處理香港。所以最理想的人選，不單要有能力管理香港，也必須同時為各方接受。

在這種思量下，爭議性較少的陳茂波和唐英年應該是首選人物。陳茂波從政作風低調，亦長年努力營造謙卑形象，加入政府後亦甚少公開與人結怨。唐英年早年為自由黨成員，也與民主派政黨關係不俗，同樣是具有親和力的政治人物。在履歷上，兩人都曾任發展局局長和財政司司長，牌面上也算得上是對公共行政有實戰經驗，也理應對中央最為重視的金融財經領域有一定認識。

但問題是陳茂波上台，對很來很多人來說就等同梁振英回朝，勢必會引起各界反彈；但假如真的由唐英年走馬上任，外界會否覺得北京向本地財團、城中首富低頭，北京又可否嚥下這口氣，存在問號。

更重要的是，無論何種方案，北京始終都有一個心理關口，就是假如短期內進行特首補選，也祇會為民主派提供一個平台和動員機會去借題發揮攻擊自己。現在反對派更擁有左右大局的票數，選舉的風險也變得難以估計。這個複雜的棋局怎樣走下去，北京看似舉棋不定，反而令本來看似時日無多的林鄭有機會喘息。

北京最終會否做大幅讓步，還要視乎其對反修例運動後續能力的評估。中共主要考慮的，是即使抗爭者無意罷休，但是否有能力把行動升級至更大壓力。示威者固然可以再發動三罷、堵路、甚至進一步把勇武行為激化，但北京也會相信警方有能力以更大武力去進行反壓。局勢發展到今天，人命傷亡、暴力圍堵都見過了，甚至警察發射實彈也接二連三發生。北京可能會認為民眾會出現「憤怒疲勞」，對警方暴力見怪不怪甚至「習以為常」，不會再輕易被衝突場面刺激而走到前缐。

至於國際壓力，在美國通過了《香港民主及人權法》之後，其他西方國家也相繼跟隨，北京自然會不爽。但米已成炊，北京或許也會認為假如美國連這張王牌也出了，抗爭者這條海外戰線就也會走到盡頭，再難有新招。

所以，北京很可能判斷，六個月後的今天，大概就是香港局勢「最壞的情況」。雖然特區經濟受到創傷，本身也確實面對不少的國際壓力，但北京大概認為這依然是在承受範圍之內，既然沒有即時解決問題的辦法，那麼乾脆就和抗爭者「鬥長命」。北京大概始終相信，示威者總會有筋疲力倦、彈盡糧絕的一天。

當然，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依然是北京一個關鍵考慮。但即使建制派在區選出現崩盤式損傷，得票比率卻依然可以穩控四成，令中央未致對親中力量信心全失。在立法會選舉以比例代表制進行的情況下，北京預計建制派議席上會有損失，但區議會式的傷筋斷骨性創傷，應該不會再出現。更何況還有一半議席由功能組別產生，建制派最終保住立法會的控制權應絕非難事。民主派有更多議席，當然非北京樂見，但能否維持「行政主導」局面，關鍵仍取決於能否團結建制。在這方面，北京始終對自己的動員能力抱有信心。在這些計算下，以棄車保帥、林鄭下台的方式換取選票的迫切性，也許未必會那麼高。

中共接下來的管治邏輯

總括而言，北京面對目前這種不勝不敗的僵局，預料會保持耐性，繼續以「嚴打」為主調，以拖延手段消耗抗爭者的意志和能量。北京的打擊面也會不斷擴大，由祇打街頭上的勇武派，進而針對機構性對象，例如大學、醫療機構，以抽起撥款、人事更替等手段，去對這些並無全心全意配合政府「止暴制亂」的機構施壓，期望這種壓力層層下達，遂步截斷抗爭者的輿論以至物質上的後勤支援。但北京也有可能會同時作出策略性的局部讓步，反守為攻。例如可能選擇性地追究幾名犯事情節嚴重的警員（如故意撞人的交警、近距離槍擊年輕人的警員）、甚或調查元朗721指揮失誤。即使林鄭短期內可能不會下台，北京也可以來個行政會議改組，甚至逼令個別司局官員辭職。

有大局需要，中共要誰人頭落地，從來不會手軟。這些「善意回應」，雖未直接觸及五大訴求，但也將回應部份民怨，說不定可以為政府爭取一定民意支持。假如民情真的因此而出現明顯變化，民主派在選舉在即的情況下，不可能置之不理。但假如他們因此與政府進行互動，又勢必會被勇武派視為出賣運動。換言之，「局部讓步」可攻可失，又有陷民主派於兩難的可能性，對北京來說不失為上策。

但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即使這場運動最終完結，中港之間矛盾、彼此之間心結，仍然難以解開。歸根究底，兩地之間對法律功能的理解，和對如何限制公權的期望南轅北轍，造成了彼此間的深層矛盾。

經歷了英國百多年殖民管治的香港人，講求法律的硬性約束，對成文法例視若神明，凡事要依章辦事講求規矩。香港人追求的，是法制之下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所以大家講究白紙黑字清清楚楚的合約關係，相信法律就是限制公權、保護公民的尚方寶劍。對很多香港人來說，《基本法》就是中港之間的契約關係，代表北京的莊嚴承諾。

但偏偏對於中共來說，法律只是一種管治工具，它必須配合政權的政治需要。所以，法律本身祇求羅列出個大致方向，表明政府的立法原意和基本原則，法規條文的正確意義，還要適應一時一地的處境。這種「靈活變通、因時制宜」的管治手法，也貫穿了中共近百年的歷史。中共在國共內戰和抗日戰爭期間的生存之道，在於共產黨按照各個根據地的不同環境，因地制宜去進行游擊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是以摸着石頭過河的方法走過來，而先行先試、政策先於法律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由於中共定義的「特殊情況」、「大局需要」、「政治考慮」永遠優先，法律也因此絕不能寫得太死。

放在中港關係的脈絡上，中共所追求的法律模糊特性正是兩制矛盾的根本原因。在北京眼中，《基本法》的條文要義當然也可以因應形勢靈活解釋。假如北京認為香港民心歸順大局，她可以從寬理解特區自治範圍；相反，一旦判定港人銳意謀反挑戰中央，北京便會堅決糾正港人對一國兩制的「錯誤」理解，強調《基本法》其實早已列明中央對港一直擁有全面管治權。

中英當年九七談判，北京為了重返國際社會刻意爭取西方認同，願意以成文法則去詳細列出對香港的種種承諾，但這種嘗試與中共自身的政治邏輯格格不入，令北京廿多年來在處理香港問題時不能得心應手。到近年中港矛盾日深，北京發現，當年勉強接受在特區建立的半民主混種政體（hybrid regime) ，原來己設下足以掣肘自己權力的種種限制，例如司法獨立和有限選舉等，令自己在特區事務上處處受挫。因此北京從國家安全和主權原則的「大局」考慮，按政治需要不斷以人大釋法去重新演繹原有承諾，以求糾正錯誤正本清源，但也因此與港人越走越遠。

反修例抗爭如何終局，也許還未有定稿，但中港碰撞矛盾加深的劇情，恐怕衹會不斷重演。如何面對中共對法律模糊性的執著和不受限制解釋權的獨家專利，是港人能否安身立命的關鍵所在。但在今天全無大台、各自表述的理想主義青春大潮中，我們要孕育出集體智慧去現實地與北京進行有節有理的互相摸索（muddling through)，又談何容易？回歸廿二年，中港雙方彷彿在兩條平行頻道進行對話，各說各話、眾聲喧嘩，彼此卻又訊息隔絕、無法傳意。尋找出中港之間的共通頻率，是一國兩制走下去的唯一希望。

（葉健民，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