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叶健民：香港区选逆转之后，北京可能的管治逻辑

区议会选举尘埃落定，民主派取得全面大胜，令建制派受到史无前例的灾难性挫败，成功把自六月以来的强大民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治力量。这场选举令人鼓舞的地方，除了在民主派交出亮丽成绩，也在其象征著“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彼此谅解。和理非渴求以选举作为变相公投，以选票惩罚建制派；而即使在警方包围大学校园、容易令人情绪强烈的情况下，勇武派依然可以顺应民情，自我约束，在选举前三数天全面“停火”，令政府全无借口去中止选举。

这种收放自如、互相体谅的表现，不紧大大提升了“和勇”之间的信任和认同，也再次向全世界说明这场全民抗争有其反思自省、有理有节的一面。

选举结果说明抗争者意志坚定、全无退意，运动的睿智和韧力也令北京明白难以完全驾驭局面，必须承认短期内无法恢复秩序。但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会作出让步以化解危机吗？

独立调查与重启政改，有多大可能？

五大诉求中，“独立调查”是全民共识，但以目前情况来看，可能性却并不太高。因为中共对任何威胁其权威的群众运动，都会采取暴力镇压的基本动作，至习近平年代则更加严重。而至今为止，也没有迹象显示北京会放弃把“止暴制乱”作为回应反修例运动的主要手段，倚赖警队强硬执法也依然会是特区政府处理局势的最重要对策。若要在监警会以外对警队进行全面调查甚至追究责任，将与这种倚赖警队的方针背道而驰，甚至会严重削弱警方“震怯策略”的有效性。

日前邓炳强走马上任警务处处长一职，令情况更加复杂。这位“新一哥”上任之前已经是警队二号人物，直接参与了各项警队部署和行动。换言之，假如调查发现警队过去半年确实出现了系统性失误，他也势必难辞其咎；但要是把这名刚被中央任命的处长拉下马，便等同说北京用人不当犯了错误，场面并不好看。

“重启政改”是另一个关键诉求，但前景就更加不容乐观。这不单是因为北京极不愿意在民主派意气风发的时候启动程序，以免进一步助长他们的气焰，困难也在于，即使中央重提政改，民主派也不敢贸然接招。

一般认为，人大831决定是政改的最大绊脚石，但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之后影响力已大为提升，他们的计算便可能有所不同。如今民主派绝对有能力拿下三分之一的特首选举委员会票数，若接下来能够争取到部份与中央貌合神离的本地财团的支持，继而取得过半数的提名权来推选特首候选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即使未能取得关键半数，任何有意问鼎特首宝座的人，也不可能忽视他们手上的票数。换句话说，新形势令民主派即使在831框架下，也有能力左右大局、牵制北京。

但问题是，经过六个月的抗争和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后，示威者对民主的追求和对理想的坚持衹会有增无减，因此或许衹有“全无筛选的公民提名”是他们唯一可以接受的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特首选战出现了上述的微妙变化，民主派或也难以在人大831基础上展开政制讨论。在中港双方都缺乏妥恊动力的情况下，重启政改难度极高。

林郑下台 or 不下台，北京的考虑？

但到了今天，可能祇有林郑下台，才能平息民怨。区议会选举之后，有意见认为她离下台日子又近了一步。建制派在地区的力量近乎被连根拔起，他们对林郑的怨愤祇会更深。对他们来说，假如还要继续支持这个全无民望的特首，大有可能会拖垮他们明年立法会选举的选情。因此，假如有人努力向中央痛陈利害，强烈建议把林郑拉下马以求为建制派止血，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但另一方面，即使暂且放下面子问题不谈，如何寻找林郑接班人也令北京极为头痛。假如真的让林郑下台，就表示北京决定对特区改吹和风，愿意暂时以怀柔政策去处理香港。所以最理想的人选，不单要有能力管理香港，也必须同时为各方接受。

在这种思量下，争议性较少的陈茂波和唐英年应该是首选人物。陈茂波从政作风低调，亦长年努力营造谦卑形象，加入政府后亦甚少公开与人结怨。唐英年早年为自由党成员，也与民主派政党关系不俗，同样是具有亲和力的政治人物。在履历上，两人都曾任发展局局长和财政司司长，牌面上也算得上是对公共行政有实战经验，也理应对中央最为重视的金融财经领域有一定认识。

但问题是陈茂波上台，对很来很多人来说就等同梁振英回朝，势必会引起各界反弹；但假如真的由唐英年走马上任，外界会否觉得北京向本地财团、城中首富低头，北京又可否咽下这口气，存在问号。

更重要的是，无论何种方案，北京始终都有一个心理关口，就是假如短期内进行特首补选，也祇会为民主派提供一个平台和动员机会去借题发挥攻击自己。现在反对派更拥有左右大局的票数，选举的风险也变得难以估计。这个复杂的棋局怎样走下去，北京看似举棋不定，反而令本来看似时日无多的林郑有机会喘息。

北京最终会否做大幅让步，还要视乎其对反修例运动后续能力的评估。中共主要考虑的，是即使抗争者无意罢休，但是否有能力把行动升级至更大压力。示威者固然可以再发动三罢、堵路、甚至进一步把勇武行为激化，但北京也会相信警方有能力以更大武力去进行反压。局势发展到今天，人命伤亡、暴力围堵都见过了，甚至警察发射实弹也接二连三发生。北京可能会认为民众会出现“愤怒疲劳”，对警方暴力见怪不怪甚至“习以为常”，不会再轻易被冲突场面刺激而走到前缐。

至于国际压力，在美国通过了《香港民主及人权法》之后，其他西方国家也相继跟随，北京自然会不爽。但米已成炊，北京或许也会认为假如美国连这张王牌也出了，抗争者这条海外战线就也会走到尽头，再难有新招。

所以，北京很可能判断，六个月后的今天，大概就是香港局势“最坏的情况”。虽然特区经济受到创伤，本身也确实面对不少的国际压力，但北京大概认为这依然是在承受范围之内，既然没有即时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干脆就和抗争者“斗长命”。北京大概始终相信，示威者总会有筋疲力倦、弹尽粮绝的一天。

当然，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依然是北京一个关键考虑。但即使建制派在区选出现崩盘式损伤，得票比率却依然可以稳控四成，令中央未致对亲中力量信心全失。在立法会选举以比例代表制进行的情况下，北京预计建制派议席上会有损失，但区议会式的伤筋断骨性创伤，应该不会再出现。更何况还有一半议席由功能组别产生，建制派最终保住立法会的控制权应绝非难事。民主派有更多议席，当然非北京乐见，但能否维持“行政主导”局面，关键仍取决于能否团结建制。在这方面，北京始终对自己的动员能力抱有信心。在这些计算下，以弃车保帅、林郑下台的方式换取选票的迫切性，也许未必会那么高。

中共接下来的管治逻辑

总括而言，北京面对目前这种不胜不败的僵局，预料会保持耐性，继续以“严打”为主调，以拖延手段消耗抗争者的意志和能量。北京的打击面也会不断扩大，由祇打街头上的勇武派，进而针对机构性对象，例如大学、医疗机构，以抽起拨款、人事更替等手段，去对这些并无全心全意配合政府“止暴制乱”的机构施压，期望这种压力层层下达，遂步截断抗争者的舆论以至物质上的后勤支援。但北京也有可能会同时作出策略性的局部让步，反守为攻。例如可能选择性地追究几名犯事情节严重的警员（如故意撞人的交警、近距离枪击年轻人的警员）、甚或调查元朗721指挥失误。即使林郑短期内可能不会下台，北京也可以来个行政会议改组，甚至逼令个别司局官员辞职。

有大局需要，中共要谁人头落地，从来不会手软。这些“善意回应”，虽未直接触及五大诉求，但也将回应部份民怨，说不定可以为政府争取一定民意支持。假如民情真的因此而出现明显变化，民主派在选举在即的情况下，不可能置之不理。但假如他们因此与政府进行互动，又势必会被勇武派视为出卖运动。换言之，“局部让步”可攻可失，又有陷民主派于两难的可能性，对北京来说不失为上策。

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即使这场运动最终完结，中港之间矛盾、彼此之间心结，仍然难以解开。归根究底，两地之间对法律功能的理解，和对如何限制公权的期望南辕北辙，造成了彼此间的深层矛盾。

经历了英国百多年殖民管治的香港人，讲求法律的硬性约束，对成文法例视若神明，凡事要依章办事讲求规矩。香港人追求的，是法制之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所以大家讲究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合约关系，相信法律就是限制公权、保护公民的尚方宝剑。对很多香港人来说，《基本法》就是中港之间的契约关系，代表北京的庄严承诺。

但偏偏对于中共来说，法律只是一种管治工具，它必须配合政权的政治需要。所以，法律本身祇求罗列出个大致方向，表明政府的立法原意和基本原则，法规条文的正确意义，还要适应一时一地的处境。这种“灵活变通、因时制宜”的管治手法，也贯穿了中共近百年的历史。中共在国共内战和抗日战争期间的生存之道，在于共产党按照各个根据地的不同环境，因地制宜去进行游击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走过来，而先行先试、政策先于法律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由于中共定义的“特殊情况”、“大局需要”、“政治考虑”永远优先，法律也因此绝不能写得太死。

放在中港关系的脉络上，中共所追求的法律模糊特性正是两制矛盾的根本原因。在北京眼中，《基本法》的条文要义当然也可以因应形势灵活解释。假如北京认为香港民心归顺大局，她可以从宽理解特区自治范围；相反，一旦判定港人锐意谋反挑战中央，北京便会坚决纠正港人对一国两制的“错误”理解，强调《基本法》其实早已列明中央对港一直拥有全面管治权。

中英当年九七谈判，北京为了重返国际社会刻意争取西方认同，愿意以成文法则去详细列出对香港的种种承诺，但这种尝试与中共自身的政治逻辑格格不入，令北京廿多年来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不能得心应手。到近年中港矛盾日深，北京发现，当年勉强接受在特区建立的半民主混种政体（hybrid regime) ，原来己设下足以掣肘自己权力的种种限制，例如司法独立和有限选举等，令自己在特区事务上处处受挫。因此北京从国家安全和主权原则的“大局”考虑，按政治需要不断以人大释法去重新演绎原有承诺，以求纠正错误正本清源，但也因此与港人越走越远。

反修例抗争如何终局，也许还未有定稿，但中港碰撞矛盾加深的剧情，恐怕衹会不断重演。如何面对中共对法律模糊性的执著和不受限制解释权的独家专利，是港人能否安身立命的关键所在。但在今天全无大台、各自表述的理想主义青春大潮中，我们要孕育出集体智慧去现实地与北京进行有节有理的互相摸索（muddling through)，又谈何容易？回归廿二年，中港双方仿佛在两条平行频道进行对话，各说各话、众声喧哗，彼此却又信息隔绝、无法传意。寻找出中港之间的共通频率，是一国两制走下去的唯一希望。

（叶健民，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