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關於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性質，除了在意識形態、政治導向層面的討論，女權主義對其的看法，也是運動至今一個相當重要的觀點交鋒——這是一場父權運動嗎？香港兩位對女權主義皆有研究的學者——何式凝及蔡玉萍——就有相當不同的觀點。本文為蔡玉萍教授的臉書po文，端傳媒獲作者授權轉載，希望能引發更多讀者的思考。
我認為運動見證了女性的大規模參與，有助對女性公共參與的充權；但何敎授則認為反修例運動是「男性化」及「父權」。
早在一篇8月31日刊登在南華早報的文章中，我和何式凝敎授對反修例運動的分析已顯迥異。我認為運動見證了女性的大規模參與，有助對女性公共參與的充權；但何敎授則認為反修例運動是「男性化」及「父權」。
我於10月23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硏究所性別硏究中心的一個題為「Gender and Leaderless Protest: Mothers and Female Fighters in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的講座中，發表了我對女性在這次運動的參與的初步硏究結果，並提出了兩個主要結論：
第一，我認為是次運動沒有領袖的特性，為女性的參與提供了很大的空間，使女性可以以不同身份，例如家庭主婦、媽媽、街坊、和理非及勇武的身份參與運動。第二，我認為一個無清晰權力架構的運動，使女性一定程度上可以擺脫社會及朋輩壓力而「做自己」及「衝破性別規範」走上前缐。這兩個結論是我通過分析48 個訪問後得出的看法。
在約一個月後，我看到何敎授在她其後的分析中提到上述兩個觀點，並在11月19日把她對反修例運動的分析發表在 GenderITblog.org 。可惜的是，何敎授雖然修正了她的觀點，但在她的分析中仍把女性參與的重要性邊緣化，更進一步為反修例運動的「父權」性質下了結論。反修例運動是不是「父權」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需要一個嚴謹的理論分析框架及充足的論證。
暴力的社會運動抗爭策略往往是無權者在飽受長期的壓迫，及在多年使用非暴力反抗仍被漠視後的最後掙扎及吶喊。
在12月1日舉行的香港社會學會年會上，我公開回應了何教授。據我觀察，何敎授認為反修例運動是父權的結論，似乎源於她對暴力的一刀切批評。但我認為國家暴力和示威者的暴力反抗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因為兩者間存在著巨大的權力及武力不對等。國家暴力背後往往有強大的官僚系統作支援及合理化其運用。在一個文明社會，政府是有資源、權力及道德責任選擇以非暴力方式回應市民的不滿及訴求；相反，暴力的社會運動抗爭策略往往是無權者在飽受長期的壓迫，及在多年使用非暴力反抗仍被漠視後的最後掙扎及吶喊。
不過縱然如此，我仍認為暴力抗爭必須要合乎陳祖為敎授所提出的四大原則 ——合法性、必須性、有相當理由增加運動勝算，及合乎比例。在這些原則下，我相信許多feminists 都不會一刀切地批評暴力抗爭，或簡單地把暴力反抗看成是父權行徑。過往在不同國家也出現了長期受伴侶家暴的婦女，以暴力手段對抗施暴者，通常面對這些情況，女性主義者都會要求法庭在審判時考慮暴力反抗的前因。難道我們可以批評以暴力反抗家暴的女性是父權？
難道我們可以批評以暴力反抗家暴的女性是父權？
何敎授另一個認為反送中運動父權的原因是，有疑似從事性工作的女士在光復屯門一役中被示威者以非人化及涉性的言語公開羞辱；又有警察的妻子及女朋友在網上被起底及以涉性言語攻擊及羞辱。任何追求性/別公義的人也不會接受或認同這些行為。同時，何教授認為反送中的主流文化是勇武當道，持不同意見者時常被猛烈批評及噤聲，她亦以自己在天水圍警署一役後被封為「甲級戰犯」為佐證。
對於這一點，我也經歷過。在11月13日凌晨，我因為在一篇面書貼文中低估了警方在11月12日於中大發射的催淚彈數目，而被猛烈評撃。我雖然認為這種氛圍影響了理性討論的空間，並不理想；但問題是，是不是這些行為的存在就足以判下「運動是父權」的結論？
在12月1日的會議上我以一個由我發展、但尚未發表的一個分析框架闡釋了我對上述問題的看法。我沿用了英國社會學家 Sylvia Walby (1989) 對父權的定義：「一個男性主導、壓迫及剝削 女性的社會結構性系統」，她認為一個父權系統下有不同的社會結構。在這個基礎上，我發展了一個四個面向的男性主導模式， 包括結構上的男性主導（structural male domination),、政治權力上的男性主導（political male domination)、文化上的男性主導（representational male domination)，及性上的男性主導（male sexual domination)。
我認為何式凝敎授所提出的、關於反送中運動的弊病，多屬於文化上及性上的男性主導。
我認為何式凝敎授所提出的、關於反送中運動的弊病，多屬於文化上及性上的男性主導。不過就算是文化層面的男性主導，其實也不是一面倒的複製父權的符號。例如這次運動的象徵 Lady Liberty 是以女體形式呈現，肯定了女性在運動中的參與。
至於結構上及權力上的男性主導，我認為反送中運動比起以往有大台的運動是有相當程度的改善。因為在無大台的情況下有相當數目的女性可以衝破性別定型及界限走上前缐。另外，在無大台的情況下，女性也可以擔起領袖的角色組織網上聯署、舉辦集會、遊行、靜坐、絕食等各式抗爭行動，這相對於過去香港的非婦女社會運動也是一種進步。
換言之，這個「四個面向男性主導框架」容許我們對「反修例是否父權」這個問題作一個比較細緻的分析，既看到運動對比以往的民主運動的進步，也有空間分析仍然存在的性別不公義，同時也避免了過度及簡化的推論。
在這複雜的問題上，我希望和大家繼續討論。如要引用這篇文章的觀點，請註明出處。
文獻參考:
Walby, S. 1989. Theorizing Patriarchy. Sociology Vol. 23 (no. 2): 213-234.
南华早报，一家阿里巴巴旗下的报纸。
如果用男女权力关系来看待抗争运动，那很明显每一种抗争运动都是女权的。抗争中的暴力，也是长期（冷）暴力恐怖下的女性反抗。
任何反抗中，性別秩序都會被打亂，兩性的付出都同樣重要。
男性付出過後，可以說必然會得到「光環」
但女性的付出，能不能被看見還需要看誰得到話語權。
好像每次打仗，女性都承擔了生產食物、武器的工作，但為什麼二戰之後英國女性才有投票權？因為二戰前女權運動的吶喊。
每次有文章提到女性在抗爭中的額外傷害/污名，都會看到手足說「左膠」，才是最心痛的。
有一點：從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導人民》、紐約的自由女神等作品看來，自由神以女性面目出現已經是個小傳統，如果罔顧這個而將Lady liberty單純當作“肯定了女性在運動中的參與”，恐令人難以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