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鍾劍華：逆轉的香港區選後，各方的政治責任

11月24號晚，香港區議會選舉投票結束、開始點票，點票只開始了約一小時，民主派的優勢已經呈現壓到性態勢。其實當天早上7:30開啟投票站之後，就出現了前所未見的人龍，投票率大增。原因是不少人受「傳聞」影響，聽聞建制陣營會於早上盡快安排鐵票投票，下午則破壞部份重點票站，從而鎖定選票、有利建制派候選人。這一類傳聞過去幾個月有很多，雖則未必人人當真，但在整個社會越來越不信任政府的氣氛下，人們寧願保持懷疑、提早行動，也多於單純相信官方澄清。

單是這一點，已經揭示了這一次投票是一場十分重要的政治表態。正因如此，區議會的職能、參選人的政綱、或爭取連任的議員過去的表現，都變得不是「最重要」。事實上，不少人都清楚表明，是要透過這次選舉向政府表明一種態度，也要懲罰一些盲目支持政府的建制派政黨。

《逃犯條例》修訂觸發過去幾個月的政治對立及社會動盪。特首林鄭月娥輕視民意，而由建制派佔多數席的立法會、以至由建制派操控的18區區議會，也無法有效釋放反對聲音。這一場風波下來，重燃了香港人對政治制度改革的渴望，因為香港市民認為，從政府的管治班子，到特首的顧問團「行政會議」，到作為最高民意機關的立法會，再到基層的區議會，全部都未能有效掣肘政府（特首）的行為，令政府甚至走到完全背離民意的方向上去。正如前高官、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也一再指出，如果每次遇上重大爭議，都需要幾十萬人甚至過百萬人上街，才能夠改變政府的主意，而制度上也不能制衡，說明可能真的是制度出問題了。

因應政府反應之遲緩以及對警權約束的漠視及乏力，香港社會數月以來發生多番遊行示威乃至暴力對抗，愈發暴露了制度缺陷。到了區議會投票這一刻，大部份市民都認為，政府如果不承諾作制度改革，根本就不足以解決香港如何有效管治的問題，也無從平息因此次事件而引發延續至今的政治對立及紛爭。

強烈的政治訊息

民意體現強烈得令人意外，區議會全面翻盤。

直到24日晚10:30投票結束那一刻，每一個時段的投票率及投票人數，都大幅度拋離2015年上一屆的數字。官方在投票結束後公布的數字也確實令人眼前一亮——投票率高達71.2%，投票人數達294萬，比上一屆分別高出24%和140萬——兩個數字都是香港選舉歷史上的新紀錄。

香港過去政治投票的傳統智慧已經說明，投票率越高就會對民主派越為有利，而這一次之所以能有超高的投票率，無疑也是有不少過往沒有投票的人湧了出來。

民意體現強烈得令人意外，區議會全面翻盤。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在完全取消了政府委任議席之下，建制派仍然取得區議會的大多數議席，佔去了431個議席中的292個，民主派只取得120個席位。18個區議會全部是建制派佔多數，區議會的主席及副主席，全都被建制派壟斷。但到今天，452個區議會議席全都有人競爭，無人自動當選。民主派贏取了452個議席中的385個，是上一屆的三倍多；建制派只能保住59個席位，只及上一屆的約1/5。而所謂不屬於兩個派別的「中立人士」，由上屆取得19席，減少至今屆的8席，充分說明了政治對立在香港有多嚴重。

18個區議會的權力佈局也是全面翻盤，民主派在其中17個佔多數，其中幾個區議會就連一個建制派的議員都沒有，這個現象也是從來未曾出現過的。餘下的一個離島區區議會，也只是因為保留了少數鄉事委員會的當然議席，才得以「保住」，成為唯一一個仍由建制陣營佔多數的區議會。

而多位來自建制派，挾立法會議員之名來參與區議會選舉或競選連任的政治重頭人物，這一次也免不了落敗，包括來自民建聯的周浩鼎、工聯會的麥美娟，也包括建制陣營中已經算是比較講道理的田北辰議員。而勝出的參選人，卻包括了大量較不為人熟悉的政治素人。由此可見，這一次區議會選舉結果所傳遞的政治訊息是十分清楚的。

建制派票數也有增長，但依然大敗

他們新得的選票，遠遠不能抵銷更多的新增選票投向民主派陣營。

事實上，建制陣營的總得票也有明顯的增長，只是他們新得的選票，遠遠不能抵銷更多的新增選票投向民主派陣營。區議會選舉一向都採取簡單的單議席單票制，這一種選舉方式簡單易明，也十分適合一些小選區的選舉。建制陣營也充分利用自己在資源上的優勢，在小選區中穩札根基，提供服務，提供各種蛇齋餅糭式的利益，建立了相當穩固的社區關係及支持網，令他們在過往的選舉中往往能夠擊敗來自民主派的對手，從而長期主導區議會。

但這一種選舉制度基本上是一種勝者全取的制度，只要多對手一票便會贏得議席，少了一票就什麼都沒有。當選舉不是壁壘分明，也不只是以政治立場作選擇的時候，這一種選舉方式對資源豐富的建制派顯然是較有利的。但到了今次選舉，當人人都期望以選票懲罰盲目支持政府的建制派，基本上是認顏色看立場而不認人，也不論地區服務，更不論蛇齋餅糭。再加上因這種懲罰動機而出來投票的人這麼多，建制陣營及政府顯然是低估了市民的怒氣及敵意。結果是就算建制派仍然有票數上的增長，也取得了四成的總票數，但贏取的議席卻由上屆的292席大幅減少到只餘下59席。

這樣的一個區議會選舉結果，肯定不是政府願見。建制派竟然會面對崩塌式的大敗，也是建制陣營在選舉前所始料不及。事實上，在過去幾個月也不斷傳出政府及建制陣營，以至中聯辦，都有意推動取消或押後區議會選舉的消息。直至選舉前一兩天，代表中聯辦意向的喉舌報章，仍然釋放這種不確定的信息。但區議會選舉如期舉行，說明至少有關方在權衡輕重、計算可承擔的損失之後，對情勢有一個大體可接受的估計。

喉舌報章在選舉前所謂的暴力威嚇、建制陣營所謂的不公平，其實大部份都是子虛烏有。投票當天並沒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市民長時間排隊也是井然有序。而如果說，在過去幾個月的示威遊行活動中，有部份建制派人物及政黨的辦事處受到破壞便是不公平，那二百幾個贏取議席的政治素人，既沒有辦事處，又沒有中聯辦的背後協調，這樣的選舉對他們又有多公平？

文明社會的定期選舉，總會在某種社會氣候中舉行。與其埋怨這個任何時刻都會存在的所謂政治氣候，為何不檢討一下自己的政治責任及在過去一段時間如何有負選民的託付？

文明社會的定期選舉，總會在某種社會氣候中舉行。與其埋怨這個任何時刻都會存在的所謂政治氣候，為何不檢討一下自己的政治責任及在過去一段時間如何有負選民的託付？建制陣營唯北京馬首是瞻，盲目支持特區政府，置香港市民的意願不顧，才是這一次敗選的最主要原因。

香港人透過參與這次選區議會選舉所傳遞的訊息是十分清楚而響亮的。而且也證明，只要有機會，香港人仍然具有「能放能收」的風範，可以和平而且文明地表達他們的意見。

區議會大換血如何影響政府？

因為過去二十年的政治氣候轉變，區議會的憲政權力雖然不變，影響力卻在提升。

在不少人眼中，區議會在憲政架構上的權力不大，本質上只是一個諮詢架構，並沒有多少實權。政府雖然曾經有意擴大區議會的權力，把一些社區服務，包括泳池、圖書館等等，都交由區議會管理，但始終沒有實行。所以現時的區議會在職權範圍上，其實與1982年初成立的時候沒有太大分別：依然只是諮詢性質，需由政府授權舉辦一些以地區為本的文娛康體社區活動、及獲得撥款後進行一些小規模的地區改善工程。對區議會的所謂諮詢，也要看政府如何定義什麼叫做涉及地區的事務。至於涉及全港性的政策，如果影響到個別地區，雖則可在區議會中討論，但其意見對政府卻沒有制約性。

不過，因為過去二十年的政治氣候轉變，區議會的憲政權力雖然不變，影響力卻在提升。立法會功能議席第一組別中，有一個由區議會議員互選產生的代表席位。除此之外，區議會又可以提名區議員出來競逐全港五區的五個超級區議會席位晉身立法會。即是說，總共有六個立法會議員會由區議會直接或間接產生。而負責投票選舉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稍後也會任期屆滿，需要進行改選。在選舉委員會的1200個席位之中，117個便分配了給區議會，佔選舉委員會議席幾近十分之一。

特區政府不願意事事讓立法機關制肘，有時便要利用區議會，以18區區議會的討論結果作為民意的依據，從而反壓在立法會及其他平台呈現出來的民意。

事實上，政府從未「放棄」把區議會納入掌中。自從主權移交之後，由董建華領導的第一屆特區政府，便在不少反對聲音下在區議會重新加入委任議席，目的就是要保証區議會由建制陣營主導。特區政府不願意事事讓立法機關制肘，有時便要利用區議會，每當遇上重大的政策爭議或政治事件，政府都會動員由建制派主導的區議會內作出討論，得出對政府有利的決議，然後以18區區議會的討論結果作為民意的依據，從而反壓在立法會及其他平台呈現出來的民意。有時甚至只是動員18區區議會的主席聯名支持，便可以成為「有很多人支持政府」的依據。這一種傾向在過去十多年可以說是屢見不鮮。一些涉及全港性的政策事務，都會先讓區議會討論，反正討論結果一般都會傾向政府的觀點。

比如針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香港各界以至國際社會都提出各種質疑和憂慮，就連一向比較支持政府的商界陣營也表示反對，而政府依然是動員區議會的主席聯名支持，就讓林鄭月娥可以漠視公眾訴求。去年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大嶼願景」、「開發郊野公園邊陲」等等，特區政府也是以同一種方法來確立施政的「民意基礎」。

這一種做法習非成是，也膨脹了區議會的影響力，但也已經成為了慣例。如果政府不諮詢區議會，就會被批評為不重視民意。對政府而言這是一把施政的雙面刃，有需要的時候它確實可以為政府的政策背書，卸除來自立法會的民意壓力，但也往往會拖慢政府的決策過程。只是在所有或大部分區議會都由建制派壟斷的情況下，或許政府覺得這種效率上的折損還是值得的。

新一屆的區議會可以透過作出討論及決議來反制政府，也反制立法會內的建制派。

而今屆區議會意外地讓民主派全面翻盤，而且主導了全部18個區議會，意味着政府再不能利用區議會作為一個民意依據。反過來說，新一屆的區議會可以透過作出討論及決議來反制政府，也反制立法會內的建制派——這才是這一屆區議會選舉結果造成的最大政治後果。

特首及社會各界確要「深切反思」。如果只盲目把建制派的敗選歸咎於子虛烏有的所謂暴力，或無中生有的所謂外國勢力干預，繼續不採取主動去化解敵意，不回應市民的訴求，那就算新的區議會產生，市民表達過這麼如此清晰的信息，也不足以解決當前的政治困局。但願北京當局及香港特區政府都能夠有這一種政治擔當。作為當權的政治領導，這一種政治擔當其實已經是一種政治的道德責任。

新當選區議員的政治責任

民主派在今屆贏取到的385個議席中，其中213個是由完全沒有政黨聯繫的政治素人贏得，大部份都只是第一次參與選舉。可以說，這一次是區議會歷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換血。

講政治道德責任，當然也不能不向正在慶祝勝利的新當選區議員提幾句諍言。

這一屆選舉，就如過去任何一次選舉一樣，除了個人的能力及賣點之外，當前的政治氣候也是關鍵因素。今屆新增的區議員，其實主要都不是來自已經較為成熟的政黨。民主派總共增加了263個議席，但作為民主派的老大哥民主黨，其實也只是比上屆多贏取了47個席位；公民黨也只是比上屆贏多了22席。民主派在今屆贏取到的385個議席中，其中213個是由完全沒有政黨聯繫的政治素人贏得，大部份都只是第一次參與選舉。可以說，這一次是區議會歷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換血。

這些新選出來的區議員就職之後，當然會盡快採取行動去應對當前的政治紛爭，例如動議要求政府全面調查「7.21元朗站恐怖襲擊事件」及「8.31太子站警察無區別毆打市民」這兩件慘案，甚至應該盡快提出議案，要求政府全面檢討及獨立調查修訂《逃犯條例》所造成的幾個月社會動盪，要求政府問責。

另一方面，也不要忘記區議會的角色及責任。在建制派把持下，區議會過去二十多年的運作可以是每況愈下。區議會的利益申報制度基本上是名存實亡，分贓政治令大量公帑落入某些區議員及其附屬公司的口袋中。部分區議會的議事程序也可以說是日漸破敗，大家只要聽一聽部份區議會的會議錄音，查看一下區議會會議紀錄，當知在建制派無需面對太多挑戰的情況下，部份區議會的運作根本就連一個普通院校的學生會也不如。對於發生於元朗站的7.21恐怖襲擊，元朗區議會竟然數度否決「全面調查」的提案。凡此種種，都說明了區議會在原來的格局下有多腐敗、漠視民意、甚至是非不分。

因此，這一次大換血也可以是一個契機，讓區議會可以作一次更新。新選出來的區議員應當明白，選舉只是一時，任期卻是四年，有志者也可能會尋求連任，所以應該要有革弊更新的精神，應該不忘這一次市民在如此負面的氣氛下仍然走出來投下這一票的意義。因此，新選出來的區議員也應該有長遠的擔當，要從基層政治做起，扭轉過去二十多年由建制派主導下所形成的區議會政治質素淪落，要把區議會的運作重新納入正軌。要令區議會可以在長遠而言，不再只擔當權勢政治打手及政治工具的醜陋角色。

新選出來的區議員也應該有長遠的擔當，要從基層政治做起，扭轉過去二十多年由建制派主導下所形成的區議會政治質素淪落，要把區議會的運作重新納入正軌。要令區議會可以在長遠而言，不再只擔當權勢政治打手及政治工具的醜陋角色。

局勢會平息嗎？

這一次選舉，除了宣洩了市民的怒氣，也充分反映了香港人的質素。所謂勇武的示威者也是知所進退，和理非也絕非被立場矇蔽的一群人。事實上，區議會選舉那一天，仍然有示威者圍困於理工大學，各區仍然暴露在催淚煙所構成的健康風險憂慮中。但無論有關輿論不斷製造狼來了的恐懼威脅，也不見得有勇武示威者要破壞區議會選舉，市民也是無懼威嚇踴躍投票，積極表態。

這個結果可以令延續多個月的政治對抗及暴力事件結束嗎？這顯然還得看政府及北京當局如何盤算，也要看北京當局是否有政治胸襟來面對這一次呈現出來的民意。民心的向背是如此清楚，北京當局也應該認清事實，不要再找藉口，重新檢視在回歸過渡期及基本法中對香港人曾經作出過的莊嚴承諾，盡快重啟政改討論。

讓香港建立一個更問責的政治體制，才可以令香港社會長治久安。

讓香港建立一個更問責的政治體制，才可以令香港社會長治久安，才可以令香港的人心回歸，才可以令年輕一代心悅誠服，才可以消弭「港獨」這一個「虛假訴求」。也唯有一個得到北京支持、也同時要讓香港人認為有足夠代表性的政府，才可以讓北京無需「別無選擇」，次次都要「全力支持」一個只能依靠北京、卻又是錯漏百出、讓人民不得不揚棄、讓香港人不得不透過選票來懲罰的特區政府。

（鍾劍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