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钟剑华：逆转的香港区选后，各方的政治责任

11月24号晚，香港区议会选举投票结束、开始点票，点票只开始了约一小时，民主派的优势已经呈现压到性态势。其实当天早上7:30开启投票站之后，就出现了前所未见的人龙，投票率大增。原因是不少人受“传闻”影响，听闻建制阵营会于早上尽快安排铁票投票，下午则破坏部份重点票站，从而锁定选票、有利建制派候选人。这一类传闻过去几个月有很多，虽则未必人人当真，但在整个社会越来越不信任政府的气氛下，人们宁愿保持怀疑、提早行动，也多于单纯相信官方澄清。

单是这一点，已经揭示了这一次投票是一场十分重要的政治表态。正因如此，区议会的职能、参选人的政纲、或争取连任的议员过去的表现，都变得不是“最重要”。事实上，不少人都清楚表明，是要透过这次选举向政府表明一种态度，也要惩罚一些盲目支持政府的建制派政党。

《逃犯条例》修订触发过去几个月的政治对立及社会动荡。特首林郑月娥轻视民意，而由建制派占多数席的立法会、以至由建制派操控的18区区议会，也无法有效释放反对声音。这一场风波下来，重燃了香港人对政治制度改革的渴望，因为香港市民认为，从政府的管治班子，到特首的顾问团“行政会议”，到作为最高民意机关的立法会，再到基层的区议会，全部都未能有效掣肘政府（特首）的行为，令政府甚至走到完全背离民意的方向上去。正如前高官、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也一再指出，如果每次遇上重大争议，都需要几十万人甚至过百万人上街，才能够改变政府的主意，而制度上也不能制衡，说明可能真的是制度出问题了。

因应政府反应之迟缓以及对警权约束的漠视及乏力，香港社会数月以来发生多番游行示威乃至暴力对抗，愈发暴露了制度缺陷。到了区议会投票这一刻，大部份市民都认为，政府如果不承诺作制度改革，根本就不足以解决香港如何有效管治的问题，也无从平息因此次事件而引发延续至今的政治对立及纷争。

强烈的政治信息

民意体现强烈得令人意外，区议会全面翻盘。

直到24日晚10:30投票结束那一刻，每一个时段的投票率及投票人数，都大幅度抛离2015年上一届的数字。官方在投票结束后公布的数字也确实令人眼前一亮——投票率高达71.2%，投票人数达294万，比上一届分别高出24%和140万——两个数字都是香港选举历史上的新纪录。

香港过去政治投票的传统智慧已经说明，投票率越高就会对民主派越为有利，而这一次之所以能有超高的投票率，无疑也是有不少过往没有投票的人涌了出来。

民意体现强烈得令人意外，区议会全面翻盘。2015年的区议会选举，在完全取消了政府委任议席之下，建制派仍然取得区议会的大多数议席，占去了431个议席中的292个，民主派只取得120个席位。18个区议会全部是建制派占多数，区议会的主席及副主席，全都被建制派垄断。但到今天，452个区议会议席全都有人竞争，无人自动当选。民主派赢取了452个议席中的385个，是上一届的三倍多；建制派只能保住59个席位，只及上一届的约1/5。而所谓不属于两个派别的“中立人士”，由上届取得19席，减少至今届的8席，充分说明了政治对立在香港有多严重。

18个区议会的权力布局也是全面翻盘，民主派在其中17个占多数，其中几个区议会就连一个建制派的议员都没有，这个现象也是从来未曾出现过的。余下的一个离岛区区议会，也只是因为保留了少数乡事委员会的当然议席，才得以“保住”，成为唯一一个仍由建制阵营占多数的区议会。

而多位来自建制派，挟立法会议员之名来参与区议会选举或竞选连任的政治重头人物，这一次也免不了落败，包括来自民建联的周浩鼎、工联会的麦美娟，也包括建制阵营中已经算是比较讲道理的田北辰议员。而胜出的参选人，却包括了大量较不为人熟悉的政治素人。由此可见，这一次区议会选举结果所传递的政治信息是十分清楚的。

建制派票数也有增长，但依然大败

他们新得的选票，远远不能抵销更多的新增选票投向民主派阵营。

事实上，建制阵营的总得票也有明显的增长，只是他们新得的选票，远远不能抵销更多的新增选票投向民主派阵营。区议会选举一向都采取简单的单议席单票制，这一种选举方式简单易明，也十分适合一些小选区的选举。建制阵营也充分利用自己在资源上的优势，在小选区中稳札根基，提供服务，提供各种蛇斋饼糭式的利益，建立了相当稳固的社区关系及支持网，令他们在过往的选举中往往能够击败来自民主派的对手，从而长期主导区议会。

但这一种选举制度基本上是一种胜者全取的制度，只要多对手一票便会赢得议席，少了一票就什么都没有。当选举不是壁垒分明，也不只是以政治立场作选择的时候，这一种选举方式对资源丰富的建制派显然是较有利的。但到了今次选举，当人人都期望以选票惩罚盲目支持政府的建制派，基本上是认颜色看立场而不认人，也不论地区服务，更不论蛇斋饼糭。再加上因这种惩罚动机而出来投票的人这么多，建制阵营及政府显然是低估了市民的怒气及敌意。结果是就算建制派仍然有票数上的增长，也取得了四成的总票数，但赢取的议席却由上届的292席大幅减少到只余下59席。

这样的一个区议会选举结果，肯定不是政府愿见。建制派竟然会面对崩塌式的大败，也是建制阵营在选举前所始料不及。事实上，在过去几个月也不断传出政府及建制阵营，以至中联办，都有意推动取消或押后区议会选举的消息。直至选举前一两天，代表中联办意向的喉舌报章，仍然释放这种不确定的信息。但区议会选举如期举行，说明至少有关方在权衡轻重、计算可承担的损失之后，对情势有一个大体可接受的估计。

喉舌报章在选举前所谓的暴力威吓、建制阵营所谓的不公平，其实大部份都是子虚乌有。投票当天并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市民长时间排队也是井然有序。而如果说，在过去几个月的示威游行活动中，有部份建制派人物及政党的办事处受到破坏便是不公平，那二百几个赢取议席的政治素人，既没有办事处，又没有中联办的背后协调，这样的选举对他们又有多公平？

文明社会的定期选举，总会在某种社会气候中举行。与其埋怨这个任何时刻都会存在的所谓政治气候，为何不检讨一下自己的政治责任及在过去一段时间如何有负选民的托付？

文明社会的定期选举，总会在某种社会气候中举行。与其埋怨这个任何时刻都会存在的所谓政治气候，为何不检讨一下自己的政治责任及在过去一段时间如何有负选民的托付？建制阵营唯北京马首是瞻，盲目支持特区政府，置香港市民的意愿不顾，才是这一次败选的最主要原因。

香港人透过参与这次选区议会选举所传递的信息是十分清楚而响亮的。而且也证明，只要有机会，香港人仍然具有“能放能收”的风范，可以和平而且文明地表达他们的意见。

区议会大换血如何影响政府？

因为过去二十年的政治气候转变，区议会的宪政权力虽然不变，影响力却在提升。

在不少人眼中，区议会在宪政架构上的权力不大，本质上只是一个咨询架构，并没有多少实权。政府虽然曾经有意扩大区议会的权力，把一些社区服务，包括泳池、图书馆等等，都交由区议会管理，但始终没有实行。所以现时的区议会在职权范围上，其实与1982年初成立的时候没有太大分别：依然只是咨询性质，需由政府授权举办一些以地区为本的文娱康体社区活动、及获得拨款后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地区改善工程。对区议会的所谓咨询，也要看政府如何定义什么叫做涉及地区的事务。至于涉及全港性的政策，如果影响到个别地区，虽则可在区议会中讨论，但其意见对政府却没有制约性。

不过，因为过去二十年的政治气候转变，区议会的宪政权力虽然不变，影响力却在提升。立法会功能议席第一组别中，有一个由区议会议员互选产生的代表席位。除此之外，区议会又可以提名区议员出来竞逐全港五区的五个超级区议会席位晋身立法会。即是说，总共有六个立法会议员会由区议会直接或间接产生。而负责投票选举特首的选举委员会，稍后也会任期届满，需要进行改选。在选举委员会的1200个席位之中，117个便分配了给区议会，占选举委员会议席几近十分之一。

特区政府不愿意事事让立法机关制肘，有时便要利用区议会，以18区区议会的讨论结果作为民意的依据，从而反压在立法会及其他平台呈现出来的民意。

事实上，政府从未“放弃”把区议会纳入掌中。自从主权移交之后，由董建华领导的第一届特区政府，便在不少反对声音下在区议会重新加入委任议席，目的就是要保证区议会由建制阵营主导。特区政府不愿意事事让立法机关制肘，有时便要利用区议会，每当遇上重大的政策争议或政治事件，政府都会动员由建制派主导的区议会内作出讨论，得出对政府有利的决议，然后以18区区议会的讨论结果作为民意的依据，从而反压在立法会及其他平台呈现出来的民意。有时甚至只是动员18区区议会的主席联名支持，便可以成为“有很多人支持政府”的依据。这一种倾向在过去十多年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一些涉及全港性的政策事务，都会先让区议会讨论，反正讨论结果一般都会倾向政府的观点。

比如针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都提出各种质疑和忧虑，就连一向比较支持政府的商界阵营也表示反对，而政府依然是动员区议会的主席联名支持，就让林郑月娥可以漠视公众诉求。去年在施政报告中提出的“大屿愿景”、“开发郊野公园边陲”等等，特区政府也是以同一种方法来确立施政的“民意基础”。

这一种做法习非成是，也膨胀了区议会的影响力，但也已经成为了惯例。如果政府不咨询区议会，就会被批评为不重视民意。对政府而言这是一把施政的双面刃，有需要的时候它确实可以为政府的政策背书，卸除来自立法会的民意压力，但也往往会拖慢政府的决策过程。只是在所有或大部分区议会都由建制派垄断的情况下，或许政府觉得这种效率上的折损还是值得的。

新一届的区议会可以透过作出讨论及决议来反制政府，也反制立法会内的建制派。

而今届区议会意外地让民主派全面翻盘，而且主导了全部18个区议会，意味着政府再不能利用区议会作为一个民意依据。反过来说，新一届的区议会可以透过作出讨论及决议来反制政府，也反制立法会内的建制派——这才是这一届区议会选举结果造成的最大政治后果。

特首及社会各界确要“深切反思”。如果只盲目把建制派的败选归咎于子虚乌有的所谓暴力，或无中生有的所谓外国势力干预，继续不采取主动去化解敌意，不回应市民的诉求，那就算新的区议会产生，市民表达过这么如此清晰的信息，也不足以解决当前的政治困局。但愿北京当局及香港特区政府都能够有这一种政治担当。作为当权的政治领导，这一种政治担当其实已经是一种政治的道德责任。

新当选区议员的政治责任

民主派在今届赢取到的385个议席中，其中213个是由完全没有政党联系的政治素人赢得，大部份都只是第一次参与选举。可以说，这一次是区议会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换血。

讲政治道德责任，当然也不能不向正在庆祝胜利的新当选区议员提几句诤言。

这一届选举，就如过去任何一次选举一样，除了个人的能力及卖点之外，当前的政治气候也是关键因素。今届新增的区议员，其实主要都不是来自已经较为成熟的政党。民主派总共增加了263个议席，但作为民主派的老大哥民主党，其实也只是比上届多赢取了47个席位；公民党也只是比上届赢多了22席。民主派在今届赢取到的385个议席中，其中213个是由完全没有政党联系的政治素人赢得，大部份都只是第一次参与选举。可以说，这一次是区议会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换血。

这些新选出来的区议员就职之后，当然会尽快采取行动去应对当前的政治纷争，例如动议要求政府全面调查“7.21元朗站恐怖袭击事件”及“8.31太子站警察无区别殴打市民”这两件惨案，甚至应该尽快提出议案，要求政府全面检讨及独立调查修订《逃犯条例》所造成的几个月社会动荡，要求政府问责。

另一方面，也不要忘记区议会的角色及责任。在建制派把持下，区议会过去二十多年的运作可以是每况愈下。区议会的利益申报制度基本上是名存实亡，分赃政治令大量公帑落入某些区议员及其附属公司的口袋中。部分区议会的议事程序也可以说是日渐破败，大家只要听一听部份区议会的会议录音，查看一下区议会会议纪录，当知在建制派无需面对太多挑战的情况下，部份区议会的运作根本就连一个普通院校的学生会也不如。对于发生于元朗站的7.21恐怖袭击，元朗区议会竟然数度否决“全面调查”的提案。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区议会在原来的格局下有多腐败、漠视民意、甚至是非不分。

因此，这一次大换血也可以是一个契机，让区议会可以作一次更新。新选出来的区议员应当明白，选举只是一时，任期却是四年，有志者也可能会寻求连任，所以应该要有革弊更新的精神，应该不忘这一次市民在如此负面的气氛下仍然走出来投下这一票的意义。因此，新选出来的区议员也应该有长远的担当，要从基层政治做起，扭转过去二十多年由建制派主导下所形成的区议会政治质素沦落，要把区议会的运作重新纳入正轨。要令区议会可以在长远而言，不再只担当权势政治打手及政治工具的丑陋角色。

新选出来的区议员也应该有长远的担当，要从基层政治做起，扭转过去二十多年由建制派主导下所形成的区议会政治质素沦落，要把区议会的运作重新纳入正轨。要令区议会可以在长远而言，不再只担当权势政治打手及政治工具的丑陋角色。

局势会平息吗？

这一次选举，除了宣泄了市民的怒气，也充分反映了香港人的质素。所谓勇武的示威者也是知所进退，和理非也绝非被立场蒙蔽的一群人。事实上，区议会选举那一天，仍然有示威者围困于理工大学，各区仍然暴露在催泪烟所构成的健康风险忧虑中。但无论有关舆论不断制造狼来了的恐惧威胁，也不见得有勇武示威者要破坏区议会选举，市民也是无惧威吓踊跃投票，积极表态。

这个结果可以令延续多个月的政治对抗及暴力事件结束吗？这显然还得看政府及北京当局如何盘算，也要看北京当局是否有政治胸襟来面对这一次呈现出来的民意。民心的向背是如此清楚，北京当局也应该认清事实，不要再找借口，重新检视在回归过渡期及基本法中对香港人曾经作出过的庄严承诺，尽快重启政改讨论。

让香港建立一个更问责的政治体制，才可以令香港社会长治久安。

让香港建立一个更问责的政治体制，才可以令香港社会长治久安，才可以令香港的人心回归，才可以令年轻一代心悦诚服，才可以消弭“港独”这一个“虚假诉求”。也唯有一个得到北京支持、也同时要让香港人认为有足够代表性的政府，才可以让北京无需“别无选择”，次次都要“全力支持”一个只能依靠北京、却又是错漏百出、让人民不得不扬弃、让香港人不得不透过选票来惩罚的特区政府。

（钟剑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