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趙永佳：林鄭對話之前——「廢青論」是如何煉成的？

6月以來香港因為《逃犯條例》衍生風波，烽煙四起，社會上對應如何看待這場社會運動 ，卻是南轅北轍 ，各走極端。特首林鄭月娥在8月份出席跨部門記者會時，評論近期示威者的「攬炒論」，她表示經濟狀況對所有香港人都很重要，除非有小部分人不介意破壞香港經濟，這些人對社會「無建樹」，所以他們以暴力和阻礙行為作抗爭手段，其做法「真正破壞經濟影響民生」。（註1）

後來林鄭於臉書發帖，稱其言論被演繹成示威人士都是對社會沒有建樹的人，「只係一個誤會」。她又指香港你我都有份：「We all have a stake in Hong Kong！」

不知道林鄭所言是否說漏了嘴（Freudian Slip）， 但是如果追溯建制一方一直以來對青年社運的詮釋，卻是一脈相承的符合所謂「廢青論 」，意指參加社運的都是一事無成的頹廢青年。在香港現在的政治光譜中，我自問是「和理非」與「左膠」， 對現在雙方的武力不斷升級，只能覺得痛心疾首。但我一直覺得這套「廢青論」大有問題。

——究竟香港的社運青年又是如何被打造成「廢青」的？

左仔、飛仔、學生：一代接一代的「廢青」

回顧戰後香港歷史中，青年人也曾經數次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共通點是，每次都是以「社會問題」的形態出現，成為社會上「道德恐慌」（moral panic）的對象。

第一次大概要算是六十年代。首先是六七暴動時的「左仔」，他們大多是左派愛國學校的學生：身穿白襯衫、藍色布褲，頭髮梳得整齊，手持小紅書「毛語錄」，在政府部門或港督府前聚集包圍，背誦毛語錄「金句」。現在建制派紅人曾鈺成、曾德成兄弟便是當年的代表。除了知識青年之外，也有青年工人原為左派工聯會成員，通過識字班、戲劇社、讀書會等文化活動，變成愛國運動的前鋒。

不過很快「反英抗暴」的暴力抗爭就被港英鎮壓，對青年的道德恐慌就轉化成所謂「飛仔」現象。在當時的粵語片中，麥基就是這種飛仔的代言人。他們多數讀書不成，聯群結黨，「蝦蝦霸霸」（編註：粵語俚語，指欺負弱者），很多後來也成為黑社會的基層骨幹。在其他流行文化，如「小流氓」等作品中，這些飛仔也是歹角形象的代表。

當時社會變遷迅速，經濟起飛，但教育制度滯後，大部份青年都未能接受中學教育。在六十年代後期，飛仔就代替了「六七暴動」期間的「左仔」成為了道德恐慌的焦點。在新發展地區和公共屋邨，「阿飛」群毆或械劫，成為當時新聞的熱點。

到了七十年代，本地教育制度開始起飛，「學生」就取代了阿飛，再一次令青年人成為輿論的中心。「中文運動」、「反貪汙、捉葛柏」、「收復釣魚台」，都是以大學生為骨幹的社會運動，成為當時衝擊殖民管治的先鋒。當然，當時的主流輿論，還是把學運成員描寫成衝動、不務正業的狂熱份子。今天的知名人士如梁國雄、岑建勳等都曾受到過這種待遇。

時光流轉，七十年代的學運成員，後來年歲漸長，都成為社會的中堅，「青年」不再是社會政治運動的象徵。到了後過渡期，中年人，甚至是上了年紀的愛國建制派，也出現在歷史舞台與泛民分庭抗禮。後來的大型社會運動，如「六四」和支聯會也不再是由青年人擔大旗。

到了二十一世紀，年青人才再一次成為社會運動的核心、進步力量的希望、建制道德恐慌的對象。2003年「反23條」運動中，中學生自發站在遊行的前列。2009年「反高鐵」，更將「80後」青年人變成了反建制力量的象徵，「世代」也成為社會分析的基本起點。其後的「反國教運動」，使中學生也成為了社運先鋒，將黃之鋒、張秀賢等變成知名人士。

到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十來、二十多歲的青年人，衝擊了「佔中三子」的大台，「雙學」（學民思潮和學聯）取代了前者成為了運動的核心。「勇武派」的青年「村民」，也不斷在媒體的抗爭影像中出現。在後雨傘時期，本土派冒起，光復、鳩嗚、以武制暴，以一波比一波激烈的抗爭行動，奪回了輿論鎂光燈的中心。

時至今天，在反送中運動當中，雖然「和理非」顯然是一跨世代的運動，但無可置疑「勇武派」還是以20代或更年青的青少年為骨幹。他們放棄了「大台」，以建制派恐懼的社交媒體通訊軟件作連繫，靈活多變，甚至「暴力破壞」的抗爭手段，來與政府及警隊週旋。

「暴風少年」怎麼來？——通識教育論、顏色革命論、上位無望論

我們的政治立場，和世代差異，以及單純的成見與不小心求證，令到香港不少人對青年問題，都有先入為主、以偏概全的看法。

一時之間，所有「不再年青」的人都在問，為甚麼年青人對現有的政治制度與施政，有這麼大的反抗情緒？又是不是反映了他們背後的社會經濟訴求得不到回應而產生怨氣？向上流動、就業、升學、置業，是不是他們「激進化」的誘因？他們的行動，又是不是對「一國」的反抗？為甚麼他們不可以像建制中大部份年紀較長人士一樣，為中國今天的成就而自豪，也為香港能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而努力，反而質疑中央為香港所作的民主進程構想？

毛主席提醒我們，「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没有無緣無故的恨」。香港中學校長會前任主席李雪英校長，佔中期間曾在報章撰文，同樣迫問政府「是否有勇氣探討為何一批又一批年輕人出現如此反政府、反建制的情緒及行動？」，更追問「這批年輕人便是我們社會的接班人，他們對政府的敵視、對制度的不信任，是不是真的可以不聞不問，任由擴散、擴展下去？」。顯然政府和建制派在佔中之後，一點都沒有吸取教訓，並沒有對香港的青年問題作出有用的分析和結論。

要分析香港青年人參加社會運動的背景，並不容易。一方面形勢發展得非常快（昨天被認為是激進的抗爭，今天已經變成和理非了），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政治立場，和世代差異，以及單純的成見與不小心求證，令到香港不少人對青年問題，都有先入為主、以偏概全的看法。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2011年唐英年在反高鐵運動之後向「80後」社運青年開戰事件。他在一個由青年智庫舉辦的論壇中，指摘80後「重權利，忽略責任」，警惕他們「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容易「車毁人亡」。他最後帶出結論：「我們相信絕對不願意看到政治或社運引致流血，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

現在看來，唐英年可能不幸言中，當下青年人和香港真的彷彿已經走上不歸路。但他的「暴風少年」邏輯，當時就已經引起輿論嘩然。我記得有記者朋友把學界在反高鐵運動後提中央政策組所做（我也有份）的幾份研究報告挖出來，指出他的觀察與報告結論不符，懷疑他沒看過報告，也反映政府官員對相關的學術研究根本不放在眼內。

其他似是而非的說法還有所謂「通識教壞青年人」論及「外國勢力鼓動顏色革命」論等等，這裏不能一一討論。然而在建制當中似乎最為主流的，卻是一套我稱之為「上位論」的說法，認為年輕一代因受上位無望的挫敗所促使，才積極參與社運。其實這觀點是在反高鐵運動時期由曾俊華首先提出，他借用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指出青年運動可能是因為「第四代」香港人的向上流動機會減弱，包括不能置業等深層次矛盾所促成（須注意這並不是呂大樂的說法）。這套論述的根據在於青年的社會流動機會，到了特區時代確實比七八十年代的「黃金歲月」要差，而「房事」也令不少青年人感到氣餒。

不過研究社會運動的人都知道，由結構性社會矛盾到社會行動之間，其實有着相當複雜的關係，兩種現象同時並存，並不表示兩者之間有必然，或直接的關係。

原來我們都誤會了「上位論」

雖然年紀愈輕對政府政策的確相對有較多不滿，但這些不滿，不是源自他們對自身生活的焦躁不安，反而更多是出於對普世價值的認同，以及對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之不信任。他們對自己生涯發展的不滿與社會行動的相關性，並不如他們對一般青年人景況的不滿那麼强烈。

由佔領運動開始，上位論就儼然成為建制派解讀青年運動的主調。當時特首梁振英在接受報章訪問時表示，他知悉佔領區的示威者除了對政改普選議題有意見外，亦有人對房屋和向上流動等問題感不滿。

此後每當特區政府宣稱要多做青年工作，以防止他們變成反政府的力量時，也主要循此論述。就算林鄭上台之後，提出要與青年同行，「we connect」之時，其實也是強調要創造就業、發展經濟，甚至填海造地解決房屋問題。換句話說即是要協助青年上樓、上位來消滅廢青。而「廢青論」原本就是「上位論」的一個變調，是建制用來攻擊參與社運青年的標籤，認為他們是一事無成，又無心上進，但阻人發財。當向上社會流動受到阻窒而刺激社會運動，參與者自然就是廢青，所以上位論與廢青論，其實是一體兩面。

我過去的研究曾嘗試驗證所謂「上位論」，當時的結論是年輕人對自己生活和發展機會之不滿，並不如輿論所描寫般大。另一方面，雖然年紀愈輕對政府政策的確相對有較多不滿，但這些不滿，不是源自他們對自身生活的焦躁不安，反而更多是出於對普世價值的認同，以及對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之不信任。他們對自己生涯發展的不滿與社會行動的相關性，並不如他們對一般青年人景況的不滿那麼强烈。這顯示了社運青年的動機，可能並不是出於個人的私利，而是社會公義的追求。青年人看到的，不光是自己不如意，更多的是廣大同齡人的處境，反映出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公平。雖然我們真的時有聽聞，年青一代抱怨「買唔到樓」，「搵唔到好工」，他們的向上流動機會又的確大不如前，但這又是否促使他們走上街頭「反高鐵」、「反送中」、「要求真普選」的原因？

在佔中期間，我為香港電台寫了一篇「香港家書」，表達我對「上位論」的看法。家書的收信人其實真有其人，是當時我認識的一位青年朋友，曾在佔中期間在旺角當了兩個多月的急救人員。他的經歷其實相當符合「上位論」的描述——大學畢業之後，再念了社會學碩士，雖然畢業後兩餐應該沒問題，但和很多受過大專教育的青年人一樣，談到所謂「前途」都有點茫然。他的家境一般，當然也不可能在父母支援下置業。因此，每一次我在報章上讀到有關「上位」與青年參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時，我都會想起他，和他的很多師妹、師弟。我當時其實很想問，他們在趕往佔領區的時候，究竟有沒有一秒鐘會想起自己的出路或置業問題？他們在聽到有人這樣來「解釋」自身的行動時，又會有何反應？

在「上位論」的指導下，政府回應青年社會運動的策略，就是強調拼經濟、拼民生、拼房屋，鼓勵青年響應中國機遇、大灣區發展、創造更多本港內地實習機會，也提供了更多本科生學額讓副學士畢業生繼續升學，和對私立大學學位提供津貼等等。這些政策，原則上都沒有錯，是政府應當做的，雖然也有人會覺得，是解決不了香港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不過，問題核心是，如果青年運動的訴求主要並不是有關物質的期望，而是社會公義、政制民主的話，那麼政府這些回應只能是「斷錯症、開錯藥」，難怪因此不少社運青年現在都自認是廢青，正是要表明「不為五斗米而折腰」的意志。

另一個令我們覺得「上位論」，並不能解釋青年參與社運的主要原因，是一個普遍的觀察。就好像佔領運動期間，在旺角佔領區的旁邊，其實就是資本主義、貧富懸殊的一眾象徵，包括名店、銀行、金鋪。但就是在佔領區内人們慷慨激昂地發言之時，旁邊的商店還是照常營業，金照買、（手）機照賣。一個多月來，打砸搶劫的事件一次也沒有發生過。

今次的反送中運動，雖然出現不少破壞行動，但對象都是公權力的象徵，如警署或者被認為是政府和警方的盟友，例如港鐵。運動中對經濟損害最大的，算來便是「和你飛塞爆機場」行動，但其目的並不在挑戰資本主義或社會不平等，而是戰略考慮希望引起國際關注，亦因為預計警方會投鼠忌器，不能採取強力鎮壓手段。對於某些資本集團，只要是他們認為站在港人一方，就會支持。「紅底」的，「藍絲」的，就會抵制。就算要「攬炒」打擊經濟，也是要對政府和權貴施加壓力，不是要進行社會改革。

我之前也曾經研究過2011年的倫敦騷亂。那次騷亂被社會學家普遍認為，是英國社會低下階層青年的反撲，並迅速演變成大規模搶掠與縱火，損失超過二十億英鎊。外國的幾次因反全球化運動引發的街頭騷亂，都有類似情況。在早前的法國黃背心運動中就有群眾洗劫、破壞香榭麗舍大道上的名店。報導有法國記者在金鐘太古廣場，看到黑衣人坐滿了大堂，有點不可思議地說：「換了在法國，Chanel、LV的玻璃早被打爛，而且洗劫一空了。這樣靜靜的坐着，根本沒有可能。」如果香港的反抗運動背後也是源於對物質條件不滿的話，那麽又如何解釋示威者對私有財產的秋毫無犯？

內地人看香港「廢青」與「深層次矛盾」

社會運動從來就沒有「獨步單方」或必勝方程式，而且社會運動的訴求，本來就不會和所謂客觀矛盾直接掛鉤。

一脈相承，在今次事件發生之後，內地對香港的運動，主要有兩套說法，一套是主流的「暴徒論」，另一套可算是進化版的「廢青論」。「廢青論」在香港的出現，本來就是用來標籤參加社運的青年人，頹廢無用不思進取，而最近在內地，除了指控社運青年是訴諸暴力的惡黨之外，就是冷嘲熱諷香港青年的無知，以及反送中運動的失焦。

前幾個月在內地瘋傳的文章，就是很好的例子。作者自稱曾在香港念書，接觸過很多香港青年。他直指「他们真的不是壞，他们只是蠢而已」，文章更用「智障」、「腦殘」，來形容香港激進學生。文章認為香港青年「基本的政治常識不知道，就只會喊喊口號打打雞血」，作者「隨隨便便就輾壓他們」。結果，他們成為被殖民地式愚民教育及外國勢力愚弄的無知群眾，「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實現一個既定目標，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麽，不知道自己的訴求」。

文章指出愚蠢的香港青年，在「膚淺的香港教育制度蒙養下」，無視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精英階層壟斷經濟，新興產業無從發展，向上社會流動渠道幾乎被堵死，樓價又在地產霸權盤據下步步高陞。但他們居然不是把矛頭指向社會經濟矛盾，反而是針對中央及特區政府，不去爭取分配公平，反而要求什麼自由民主，最後只能從上街遊行取得虛幻的榮光，「然後繼續用自己的血肉去供養地產資本家」。注意這種說法，並不是個別例子，類似論述在內地網路廣泛流傳。事實上最近我曾和一批內地著名大學研究生談到這次風波，他們的其中一條問題，就是為何會出現，五大訴求中並沒有任何社會政治綱領的這種「缺失」。

這裏我無意為香港青年辯護，畢竟在沒有證據底下，泛論內地還是本港青年較為優秀只是偽命題。作為高等院校老師，當然認為同學們，包括內地來港及本地的，都可以做得更好，也碰到不少非常優秀的內地尖子和本地精英。同樣作為港產「左膠」的一員，我也確實認為所有社會運動都不應只是政治掛帥，也要有社會經濟綱領。但是，社會運動從來就沒有「獨步單方」或必勝方程式，而且社會運動的訴求，本來就不會和所謂客觀矛盾直接掛鉤。庸俗唯物主義式的客觀階級存在與主觀階級意識的關係，在國外馬克思主義者當中，現在也並不流行。

無獨有偶，最近內地官媒軟硬兼施，一方面全力支持警方嚴正執法、止暴制亂，但另一方面卻不約而同地，發表評論指修例風波折射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尤其是住房問題。在本港首富李嘉誠先生公開呼籲，年輕人應該「體諒大局」，政府也應該對未來的主人翁「網開一面」之後，立刻引來口誅筆伐，直指地產商從來就是香港深層次矛盾的來源，是他們導致社會活力漸失，中產下流，青年更加難有上流機會。按此邏輯，地產商才是「廢青製造者」、「曱甴之王」（曱甴是用來揶揄示威者的標籤）。

這種「唯經濟論」的分析，並不全錯。香港確實存在嚴重的社會經濟矛盾，也實實在在地在現實生活中，令本港青年怨氣聚積。不過如果這樣就說五大訴求，是無視現實的妄想，也是不知有何根據。在現階段的香港，政府不作為，警隊執法方式的問題，是運動的焦點，是中短期的鬥爭目標。難道抗爭者以雙普選為長期目標，而不是財產再分配，就只是反映香港公民社會的短視和無知？

必須再次強調，社會運動的訴求是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出現。在目下的香港相信不少人都會認為，所謂社會經濟分配的深層次矛盾，其實是受到「更深層次」矛盾的政治權力分配不均所主導。為什麼歷屆政府都將房屋和經濟放在施政的重點，但都無所作為？有人會指出是公民社會或泛民政團，罔顧民生，阻撓政府施政。不過，我們所見到的分配不均，又有沒有政商勾結的背景？又是否因為，政府在沒有廣泛民意基礎之下，只能與既得利益團體共謀、合作？

事實上自從反高鐵運動以來，香港政治制度的缺失，造成政策的短板，已是香港公民社會的共識。雙普選之所以成為社會運動的核心訴求，也應放在這個脈絡下認識。

事實上自從反高鐵運動以來，香港政治制度的缺失，造成政策的短板，已是香港公民社會的共識。雙普選之所以成為社會運動的核心訴求，也應放在這個脈絡下認識。我覺得若輕率地把表面看似有關聯的現象，斷言為「因果關係」，則有很大機會錯判形勢，不單對了解青年社會運動的出現和發展沒有幫助，更甚的是只會令香港長遠的政策推展（包括政改），進一步與社會矛盾糾葛在一起。即使沒有社會運動，政府當然也需解決房屋問題與「大力做好青年工作」。可是，我認為若把「消弭社會矛盾」和「解決青年人上位問題」視為取代政制改革的手段，相信只會令追求民主及公義等普世價值的年青一代，與港府之間的巨大鴻溝進一步拉闊，無助突破目前的政治困局。

過去10 年間，我和研究團隊花了不少工夫來驗證上述這些可能驅使青年人參與社會運動的論述，其中甚至運用官方資源研究，報告亦必定交到政府手上，會到政府總部做口頭講解，亦盡量在報章上撰文發布。我的「小確幸」是希望成為中介，來「翻譯」青年人的心聲。奈何建制方面似乎並不願意面對，對他們而言是不方便的真相。如果青年的訴求，最主要不是工作、學位、居所，而是公義、自由和民主，那麼一直以來，政府所做的工作當然不會有效。現屆政府上台後，甚至改組了主力做政策研究和論証的中央政策組，亦取消了以往的定期民調。不是說中策組還在的時候就萬事安泰（因為2014年還是爆發了佔中運動），但著實令人懷疑現屆政府對民意的掌握程度。

當然，無論是有點日子的「上位論」、「廢青論」和最近的「深層次矛盾論」，之所以被鍊成為建制一方的主旋律，相信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香港政府無意，或沒有能力解決香港的政制矛盾。真正的雙普選，可能是現在抗爭者的終極目標，建制顧左右而言他，當然是因為真正解決政治上的深層次矛盾「成本」太高。不過要打響這個如意算盤，也並不容易，因為就算是房屋問題、貧富懸殊、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也並不是政府下定決心、迎難而上就可以解決。突出階級矛盾，但又要防止群眾運動出現，又不能觸碰香港政權的本質，要真正解決香港的社會經濟矛盾，甚至簡單如所謂青年「三業」（置業、就業、學業）問題，也是談何容易？

（趙永佳，現任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聯席總監，並曾擔任通識教育科課程委員會主席多年。梁振英時期負責政策研究的政府機構「中央政策組」，曾委託趙教授有關青年問題的研究項目。）

註1：原文為英語

“the economy is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for every one of us in Hong Kong, unless a small minority of people, as you have said, they did not mind destroying Hong Kong\”s economy, 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 which so many people have helped to build, and that\”s why they resort to all this violence and obstructions causing huge damage to the economy and 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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