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從改良與革命之爭，旁觀香港這場「時代革命」

「這是一場叛亂嗎？」

「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

1789年7月14日，當巴黎民眾攻佔巴士底獄之後，利昂古爾公爵連夜向路易十六報告，君臣之間這段對話雖然字面上平淡無奇，但在漢娜·萼蘭（Hannah Arendt）看來，堪稱「微言大義」——18世紀末期的「革命」概念並不像今天一樣帶有開天闢地般的嶄新氣象，恰恰相反，是天體運行般周而復始的回歸，但這一次在利昂古爾口中，「革命」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它意味着一場勢不可擋的洪流，乃是人力不可挽回的，即便君權也無能為力。

對於2019年的北京「君上大權」來說，同樣的問題再度浮現——遠在香港所發生的，究竟是一場叛亂，還是一場革命？尤其當近十年來「顏色革命」作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升級迭代版本，已經成為北京的心腹之患，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又成為這場運動最引人注目的口號，是像當年對待烏坎一樣恩威並施地平息衝突，還是放在「顏色革命」框架中來理解、並以最高等級來全力應對？

目前看來，北京毫無疑問選擇的是後者。這種選擇是數十年來「路徑依賴」的慣性體現，並不令人意外，但放在中國大陸內部的「改良vs革命」語境中，香港事態又提供了更難得的樣本和更豐富的闡釋空間。

自19世紀末以來，「改良」還是「革命」成為中國一個常辯常新的話題，直到今天都未能完全停止。「常辯常新」從反面折射出國家建構的缺陷，同時耐人尋味的是，這種辯論在大陸又受到高度戒備和提防。除改良 vs 革命外，行憲 vs 制憲、非暴力 vs 暴力，乃至維權律師群體中的「保皇」vs「死磕」某種意義上都是衍生子命題，同近年來香港的「和理非」vs「勇武抗爭」之爭遙相呼應。在張千帆教授的《專制之下，為何仍需尊重憲法？——改良主義世界觀的回答》一文基礎上，筆者試圖做出若干回應，並盡力融匯不同角度。

在改良與革命之間

張千帆教授認為，「只有在專制國家，『革命 vs 改良』才會成為一個話題。在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改良早已制度化；只要民主機器不停運轉，改良每天都在進行中，社會衝突及時化解，所以不會發生革命。」從原則上，此說大體不錯，但同樣用張千帆教授拒斥「非黑即白」的「灰色世界觀」來說，革命還是改良，這本身也不是非黑即白的，當代世界存在大量介於二者之間的過渡形態，甚至端看言說者如何定性。

例如，2016年美國大選初選中，進步派民主黨人桑德斯的後援組織便名為「我們的革命」。2017年法國大選，馬克龍在上台之前，集中闡述政綱的作品同樣名為《革命》；而法國的激進左翼念茲在茲的是重新制憲，以「第六共和」取代「第五共和」，同樣是「革命性」斷裂。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喊出「反暴政」口號，否認馬英九政府的正當性，而源於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相關作品的口號——「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成為此次學運最具衝擊力的標誌性文字。

無論在美法還是台港，當下所謂「革命」話語，似乎正從它原有內涵泛化出來，更多地成為一種「激進改良」的修辭術。

凡此種種，無不顯示出「改良」與「革命」的彼此滲透與交融現象。無論在美法還是台港，當下所謂「革命」話語，似乎正從它原有內涵泛化出來，更多地成為一種「激進改良」的修辭術——因為最終並未達到顛覆現有體制的效果。即便如「太陽花學運」對馬英九政府造成重創，並間接導致兩年後的政黨輪替（支持者或許樂見這種「革命成果」），也仍然是在既有體制框架下運作的後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2019年阿爾及利亞大規模示威，不僅打消了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尋求第五個任期的雄心，而且迫使這位總統辭職，街頭的和平示威（和零星低烈度暴力）雖然並未掀翻整個體制，但終結了長達二十年的強人統治時代，某種意義上又的確構成了一次「革命」。

在這種背景下，如何面對香港示威者激進一翼提出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不僅是北京面臨的難題，同樣是大陸自由主義者面對的嚴肅挑戰。最簡單的方式，固然可以貶之為「大而無當」的修辭術，認為「此革命非彼革命」，但在前述當代「改良」與「革命」話語交融的背景下，這種革命修辭仍然需要認真對待，即便其提出者梁天琦很難代表運動主流，但時至今日，這一口號已經超越其提出者及其語境，開始獲得某種主體性。用張潔平的觀察來說，「這八個字的複雜含義，已經很難用梁天琦當年使用它的語境來解釋。喊出這口號，更像是在運動無果幾十天之後，召喚一種強烈的行動升級與革命願望。」

自1994年李澤厚、劉再復的《告別革命》之後，大陸自由主義者雖然未必都奉其為圭臬，但整個1990-2000年代自由主義陣營深受其影響，亦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如今面對新的格局和新的挑戰，自由主義陣營是否堅守這一立場？還是轉身擁抱「新式革命」？如果說在自由主義者眼中，彌賽亞式意識形態支配下的大規模暴力革命仍然是洪水猛獸（這正是張千帆教授在他處提到的「革命與憲政勢不兩立」），那麼面對香港這種以「和理非」為主體、不乏低烈度暴力、頻繁援用革命修辭、同時又因其「無大台」的去中心化而導致前景未明的社會運動，應當如何在理論和實踐上尋求自洽的應對之道？

面對香港這種以「和理非」為主體、不乏低烈度暴力、頻繁援用革命修辭、同時又因其「無大台」的去中心化而導致前景未明的社會運動，應當如何在理論和實踐上尋求自洽的應對之道？

在這個問題上，張千帆教授回歸到經典意義上的「改良」與「革命」區分，他認為「在政治策略上，革命派的理想模式是『廣場革命』，讓民眾持續性地大規模遊行示威，直到港府在巨大民意壓力下同意民眾訴求。改良派則希望儘早從非常規的街頭政治回歸常規性議會政治，讓不同派別的立法會議員等政治精英發揮更大的作用，選民則可在即將到來的11月立法會選舉中用選票表達自己的訴求。」但從在地角度看，這種區分或許過於理想化了，它難以回應「是你教我和平遊行是沒用」的街頭控訴，也難以為傳統民主派當下的窘境指出一條有現實意義的出路。

然而反過來說，「是你教我和平遊行是沒用」這種激憤之語所隱藏的一個邏輯陷阱，是「和平手段沒用」，並不必然能推導出「暴力手段有用」——雖然這種反向推導是人性的本能反應。進一步說，暴力手段固然可以催生變化，甚至讓當權者一時狼狽不堪，但這和制度良性構建的「有用」，並不必然劃等號。隨著暴力手段的升級，8月13-14日針對大陸游客和記者（姑且如此稱呼）的攻擊事件發生後，陸港輿論緊張態勢一度達到頂點。相反，在8.18和平集會和8.23「香港之路」後，局勢反而似乎出現某種轉圜和解套希望。

激憤之語所隱藏的一個邏輯陷阱，是「和平手段沒用」，並不必然能推導出「暴力手段有用」——雖然這種反向推導是人性的本能反應。

另一方面，長期浸淫在大陸語境中的觀察者，恐怕也很難體會到「和理非」與「武勇派」分化的意義與可能性，因為「和理非」在大陸社會議題中或許能有所進展（如近十餘年間的各地的PX散步事件），但更多地則是遭受打壓（如公盟和傳知行）；而所謂「武勇抗爭」，更是無從談起，即便提倡「革命」或「制憲」者，也往往或是遠距離發聲，或是純粹淪為書面沙盤推演。舉例來說，在香港/台灣街頭舉牌，是典型的「和理非」做法；而在大陸街頭舉牌，則已經近乎「武勇抗爭」了。而回顧歷史，上一次暴力革命、「武勇抗爭」成功的典範，恐怕便是國共內戰，這恰恰是大陸自由主義者內心難以釋懷的一道坎。在這種情況下，要讓原本可能同情香港的大陸自由主義者想像低烈度暴力在社運進程中的意義、並對「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感同身受，是件頗為困難的事情。

在香港/台灣街頭舉牌，是典型的「和理非」做法；而在大陸街頭舉牌，則已經近乎「武勇抗爭」了。

「後門」與護憲

張千帆教授在文中提到：「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是一部偉大的經典自由主義文本，但其中的一條即足以讓一場自由主義革命走向暴政。這就是受盧梭影響至深的第6條：「法律代表公意」……大革命剛開始，相識不久的不同階層或陣營已成死敵，而這場奉行『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也很快走向了斷頭台。」

這一論斷不乏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所批評的「輝格史觀」（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色彩。「法律公意論」的確是盧梭理論的重要部分，但很難倒果為因地說，《人權宣言》第6條就是「受盧梭影響至深」，因為放在具體歷史情境中，「法律公意論」事實上是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等一代啟蒙思想家的共識，而革命剛剛爆發之際的1789年，盧梭的影響力是否遠超同儕，迄今仍有爭議。同樣，法國革命後來的「側滑」（dérapage），也難以單一歸因為《宣言》第6條所致，具體的歷史情境、力量對比、甚至個人性格都對最終結果有微妙影響。

直到今天，「法律代表公意」原則在法國仍然具有憲法效力，但1985年憲法委員會的一項決定中明確表示：「只有在尊重憲法的前提下，法律才代表公意」。

更耐人尋味的是，直到今天，這一據說導致「自由主義革命走向暴政」的「法律代表公意」原則在法國仍然具有憲法效力，但1985年憲法委員會的一項決定中明確表示：「只有在尊重憲法的前提下，法律才代表公意」。這項決定被認為是法國建立合憲性審查的關鍵時刻。由此，「公意」概念被約束在憲政軌道上，當代法國的政治爭論和博弈，已經不再是「是否符合公意」，而是「是否符合憲法」。

從這一旁支梳理，其實最終結論和張千帆教授的基本立場殊途同歸。而對於中國的重大政治爭論來說，憲法仍然頗具現實意義。尤其在香港問題上，包含原則、條文和條約的「廣義憲法」，或許可以成為「香江邊上另一種思考」的資源。

鄧小平所言「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對於「一國兩制」的支持者來說，這一表態具有「遺詔」般的憲法效力，它隱含了對中國未來憲制的長遠期待。

首先，從原則而言，「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被寫入基本法而「實體化」，但與此同時，它同樣可以被視為一項憲法原則的組成部分。放在歷史情境中，這種「不變」還有其不成文的延續性，即如鄧小平所言「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對於「一國兩制」的支持者來說，這一表態具有「遺詔」般的憲法效力，它隱含了對中國未來憲制的長遠期待，即五十年後大陸的政治制度將更加接近於香港。可以說，一個「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悼詞定位），在自己畢生致力參與設計的「四項基本原則」支撐的龐大機器上，開了一個「後門」（backdoor），留下了憲製得以演進的一種可能性，從這種意義上說，這位總設計師的確具有超乎常人的歷史智慧。

然而，這種「歷史智慧」說到底仍然是尚待詮釋的原則，而不是實證條文。它符合「一國兩制」支持者的良好意願，卻無法阻止相反方向的解釋——香港的政制也同樣可以向大陸模式移動，同樣達到「沒有變的必要」。而在大陸政治傾向於淡化鄧而重新崇毛的整體氛圍中，即便不公開否定鄧，但對「2047問題」做更為保守的解釋，對北京來說顯然是更加中意的選擇。

北京對國際法的工具主義態度，顯示出更加肆無忌憚的一面。

其次，如果說對鄧小平的政治遺產尚不敢「造次」的話，北京對國際法的工具主義態度，則顯示出更加肆無忌憚的一面。2017年6月3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明確表示，《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此後，對《聯合聲明》價值的質疑一直未曾中斷。2019年8月20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作為官方喉舌，再次表態《中英聯合聲明》是「過時無效的文件」。

法律人士已經指出，《中英聯合聲明》雖然名為「聲明」，但其締結經過雙方批准程序，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符合國際條約的實質特徵。而在國內法效力上，無論是出於國際條約的一般性規則，還是作為基本法的前置文本，《中英聯合聲明》作為條約都應當具有憲法性法律的地位（儘管官方從未明示承認）。從這個意義上說，對《聲明》的捍衞，同樣可以放在護憲的框架中得到合理論證。

在北京或明示或暗示的壓力下，港府為了繞開障礙修例，不惜「自毀長城」，這涉及到「雙重違憲」。

再次，在北京或明示或暗示的壓力下，港府為了繞開障礙修例，不惜「自毀長城」，這涉及到「雙重違憲」。正如國際法專家凌兵教授所批評的，逃犯條例修訂不僅侵蝕了「一國兩制」原則，而且在香港本地，也違背了香港法律的「憲制性要求」：香港過去多年一直行普通法體系，該體系一般要求任何引渡之前，必須先有條約。「這次修例，打破了這個憲制性要求。根據現在的草案，即使沒有條約，只要行政機關啟動，就可以把人移交出去。」

由是觀之，雖然北京對「亂港分子」口誅筆伐，但從憲制角度來看，毀憲者在北京，而不在香港。對於大陸自由主義者來說，在香港問題上，「行憲」或「護憲」仍有理論和行動的空間。

大陸自由主義者需要超越民族主義

在1980年代孕育、1990年代隨着思想界幾次論戰而浮出水面的中國大陸自由主義陣營，無論在學理上還是實踐上，正如劉擎等學者指出的，迄今仍然無法完全解決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甚至愛國主義）之間的張力。當然，或許這一問題也可以理解為民族-國家時代自由主義本身內含的困境，將責任歸到中國大陸自由主義者頭上，或許是不能承受之重。但即便如此，困境依然存在，而且隨着時事變遷，反覆提出挑戰。

在此次香港事態中，北京的宣傳機器所發力主攻的方向，一是「反港獨」（以及與此掛鈎的所謂「外國勢力禍港」），二是「反暴力」。在北京看來，二者乃是目的和手段的關係，前者為因，後者為果。雖然北京的話術事實上也並沒有太多選擇餘地，用這兩項來立論是勢所必至。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兩項立論也的確在不同程度上擊中了大陸自由主義者的軟肋。

一方面簡體中文媒體上充斥着煽動底層情緒的歇斯底里和虛虛實實，另一方面則是大陸自由主義陣營的彷徨和沉默。

因此我們看到，一方面簡體中文媒體上充斥着煽動底層情緒的歇斯底里和虛虛實實（以至於有觀點認為，凡是用簡體中文寫的香港事態文章皆不值得看——特別是如果它沒有被秒刪的話），另一方面則是大陸自由主義陣營的彷徨和沉默。其中小部分人（雖然他們未必認同「自由主義者」標籤）堅決站在示威者一邊，成為「精神香港人」，但更多人則對「香港人vs中國人」的敘事感到不安，或是對語言和肢體暴力表達厭惡。更有甚者，原本在眾多社會乃至政治議題上持自由主義立場的言說者，面對香港時，由於被「你們中國人」話語激發的情緒反彈，展現出更加民族主義、甚至國家主義的一面。

這種心理機制有很多塑造因素，作為其中一例，大陸的自由主義者對國族符號的熱情通常遠沒有底層來得大，看到五星紅旗就「永遠愛國，永遠熱淚盈眶」（借用咪蒙的說法），在他們眼中是可笑行為，但同樣難以否認的是，這一群體中大多數人，恐怕也遠沒有達到可以平靜辨析「焚燒國旗是否構成正當抗議手段」的地步，因此諸如塗污國徽、國旗墜海、圍攻大陸游客等新聞曝出，即便不會義憤填膺，但也同樣有負面情緒積聚。

儘管國族情感受到衝擊，但大陸自由主義者恐怕仍然需要努力超越這種本能反彈，避免落入民族主義敘事的窠臼。

儘管國族情感受到衝擊，但大陸自由主義者恐怕仍然需要努力超越這種本能反彈，避免落入民族主義敘事的窠臼。因為從更大格局來看，迄今為止，香港仍然是整個大棋局上至關重要的一口「氣」，這口「氣」暢通與否，不僅對港人安身立命有絕大意義，同時對大陸政治轉型有無法替代的價值。從23條立法、國民教育科到逃犯條例修訂，北京所希望的，正是逐漸窒息這口「氣」，最終（用圍棋術語來說）合圍「大龍」，任意提子。即便在香港近在咫尺建立所謂「先行示範區」，我們也不能忘記「示範」的究竟是何種宏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維持這一口「氣」在（哪怕歷史之手所推動的人偶並不總是友好），並且明確地予以支持，是作為自由主義者的國族情感更深切、更堅韌的表達。用一種辯證法式的語言來說，對這場「時代革命」的同情和體認，是為了更好的「改良」，讓包括香港在內的這條「大龍」不至全盤窒息、並且最終有逃出生天的機會。

對這場「時代革命」的同情和體認，是為了更好的「改良」，讓包括香港在內的這條「大龍」不至全盤窒息、並且最終有逃出生天的機會。

「意志的對決」與策略的較量

世紀之初，中國大陸曾有過「革命黨」與「執政黨」之辨，認為中共彼時已經執政半世紀，暴力奪權上台的合法性焦慮或可緩解，應當向更加從容的「執政」心態轉型。然而所謂「江山易改，秉性難移」，相關討論不了了之，進入2010年代之後，革命黨思維更是甚囂塵上。革命黨對「家族相似」的敏感，甚至達到風聲鶴唳的地步。當局對香港做出的「顏色革命」和「外國勢力禍港」判斷，固然有煽動民意的考慮，但同時也折射了這種深切憂慮。

眼下困局再次展現了一個陰鬱的邏輯：年輕人固然可以做情感切割，但香港無法在「一國兩制」下關起門來獨善其身。

而在港人一端，無論是八九之後的感同身受，還是九七之後的血濃於水，總歸是「一家人」心態，而此番事態中對大陸民意的失望，可以理解；某種程度的灰心與隔閡，甚至本港民族主義反彈，同樣可以理解。但眼下困局再次展現了一個陰鬱的邏輯：年輕人固然可以做情感切割，但香港無法在「一國兩制」下關起門來獨善其身。借用中美關係討論中經常出現的術語，面對這樣對面的龐然大物，香港應當「遏制」（containement）、「脱鈎」（decoupling）還是「接觸」（engagement）？在「遏制」缺乏對等本錢、「脱鈎」缺乏現實可能的情況下，除了本地抗爭之外，進一步強化「接觸」，更加積極地介入大陸事務，儘管和本能情感相悖，但或許是香港自保的更有效方式。這不僅僅是「意志的對決」，更是策略的較量。

作為結語，中國王朝政治中的一幕，或許正可以和路易十六與利昂古爾公爵之間的對話相對照，二者都堪稱微言大義。胡鈞撰《張文襄公年譜》中記述晚清重臣張之洞面見攝政王載灃，談及彼時危局，張之洞憂「輿情不屬，必激變」，載灃回答——「有兵在！」

張之洞退而歎曰：「不意聞此亡國之言。」

（思瀚，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