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收在拙著《我們的黃金時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謹將此文獻給所有被炸的微博靈魂。您們曾經如此自由燦爛，並照亮無數人的生命。《端傳媒》上的版本略有修訂。
１
微博是中國為數不多容許網民發表和轉發文章、圖片和視頻，以及自由評論的公共社交平台，目前每月活躍用戶逾四億。如果你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你的微博甚至是個自媒體，能夠設定議題和影響輿論，甚至引發公共行動。微博誕生不久，「關注就是力量，圍觀改變中國」成為許多人的希望所在。（註1）
十年過去，這個良好願望遭受巨大挫折，因為中國政府意識到，自由開放的網路空間會威脅它的威權統治。於是，政府運用權力和科技，對微博進行言論審查，各種監控方式應運而生，屏蔽、刪帖、禁言和炸號成為常態。 許多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被驅逐出微博，無數帳號在毫無預警下灰飛煙滅。（註2）
微博，在繁榮熱鬧表象下，成了網絡殺戮場。殺掉的，不僅是一個帳號，更是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人公開表達想法的機會，以及一片又一片用心經營的精神園地。殺人者，從不表露真身，也從不向人交代；被殺者，一如枉死冤魂，不曾得到半分尊嚴和公正對待，然後無聲消失，遭人遺忘。微博，曾經許諾給大家一片自由新天地，結果卻成了肆意鉗制言論及思想的屠宰場。今天的微博，面目全非，娛樂消費聲色犬馬充斥，思想凋零，批判闕如，刪帖通知滿屏。
我2011年5月13日加入微博，2018年6月11 日帳號「周保松」被炸。2018年10月12日重開帳號「保松周」，2019年４月27日被炸。2019年4月28日再開「松保周」，迄今仍然生存。為安全計，再開一個備用小號「周松保」。
我2011年5月13日加入微博，2018年6月11 日帳號「周保松」被炸。2018年10月12日重開帳號「保松周」，2019年４月27日被炸。2019年4月28日再開「松保周」，迄今仍然生存。為安全計，再開一個備用小號「周松保」。
從「周保松」到「保松周」再到「松保周」，我在微博「死去活來」整整八年，經歷各種言論審查也歷經各種自由抗爭，見證中國最大的網路言論平台的變遷。第二次被炸號後，我決定坐下來寫這篇文章，談談我的經歷。
我希望用我的文字，為歷史留個見證。思想言論自由，是文明社會的底線，也是社會改革的基礎。我的故事也許微不足道，但一葉知秋，每個個體遭受的言論監控和思想審查，往往能在細微處彰顯體制的大不義。不正視這些不義，社會就難言進步。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為無數相識及不相識的微博亡友發出那怕是極為微弱的一聲呼喊。他們都已灰飛煙滅。他們消失前，沒機會和好友道一聲別；消失後，更沒機會和他人訴說炸號之痛。而被炸號的人實在太多，大家早已習以為常，以至於麻木。
可是我們要知道，每個用戶都是獨立的個體，都是真實鮮活的生命，都有屬於他或她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他們都是自由勇敢的靈魂，並有無可取代的尊嚴。每個消失的帳號，都有被見到和被聽到的權利。
２
我的第一個帳號在去年6月11日被炸。那天其實是網友先發現，再在我的微博告訴我，然後我才醒覺我已在微博世界消失。既然我已不存在，他們又怎麼可能通知我？這有點怪異，不過確實如此，且容我慢慢道來。
還記得當天中午醒來，我如常打開手機，見到微博有數不清的人在＠我，在一片難過悲憤中說「周老師的號被炸了」。我頗詫異，心裏想，我明明還在，還見到你們留言，你們到底在說甚麼？於是我想回覆大家，卻立刻發覺我不能回覆，不能點讚，不能評論，也不能發佈新帖。一言以蔽之，所有微博功能都不能再用。
我嘗試搜索「周保松」，卻發覺已經找不到這個帳號。我接著登出帳號，並在其他網友的帖子上點擊「＠周保松」，手機馬上跳出如下畫面：周保松，關注：0；粉絲：0；頭像是個空白的人像輪廓，屏幕中間寫著：「用戶不存在」（20003）。
原來這就是炸號。
炸號，就是令你在微博世界消失。別人從此見不到你也找不到你，而你之前辛苦建立的一切，包括文字、相片以及與網友的討論，也在網路世界徹底歸零。你雖然仍然能夠登入帳號，不過那已變成你一個人的世界，你無法再和任何人接觸，別人也不知道你的存在。
你成了微博世界的幽靈。
這不是比喻，而是我當天的真實感受。有位被炸號的網友如此向我形容：「炸號後可以登陸，就像比干被挖心後軀體還活著。」 我甚至即時想到讀大學時看過的一部電影《人鬼情未了》（Ghost）。那部電影的男主角，被人殺死後鬼魂卻未消失，他可以見到所有人，別人卻見不到他，他拚命吶喊，別人卻無知無覺，最後他惟有借助一位黑人靈媒的身體，才能和摯愛接觸。
我被炸號那幾天，和電影主角的鬼魂一樣，看著許多網友在為我的消失而痛惜、哀悼、憤怒，我在旁邊默默守著，心裏極度難過，卻無從讓他們知道我就在身邊。昨天，我還和大家一起；今天，那個世界已不再屬於我。權力以最粗暴的方式將你殺死，事前沒給你一聲預警，事後沒給你一句交代，然後你便得像孤魂那樣看著別人在那個世界繼續如常，而你的如常卻從此不再。
我實實在在覺得，那個在微博生存了七年的我，死了。
我實實在在覺得，那個在微博生存了七年的我，死了。
為甚麼我會被炸？微博自始至終不曾給過半句解釋。 （註3）我不知道自己違反了哪條法規，也不知道紅線在哪裏。我也沒有任何自辯和申訴的機會。被炸後，微博亦不容許我處理後事，例如將各種珍貴紀錄和重要資料下載保存。 （註4）更甚者，我身為年費訂戶，炸號後微博不曾和我交代過半句我的年費會如何處理。我們連最基本的消費者權益都沒有。
據不少網友告知，他們的帳號之所以被炸，往往是因為轉發了別人的微博，可是他們根本無法事先知道這些內容是違規的。他們無意去踩甚麼紅線，卻在完全無辜的情況下被取消帳號。他們有的試過打電話去微博客服投訴，並要求給出炸號理由，卻完全不得要領。
知道被炸後，我託閭丘露薇、郭于華等朋友在微博轉發以下訊息：「我的微博今天在沒有任何知會下被銷號。七年用心耕耘的思想園地，一下子無聲消失。事出突然，無法和許多朋友道別，抱歉。有心的朋友，也可關注我的臉書。保重。再會。」
這是我在微博的最後道別。我表現得相當冷靜，連不捨都只是淡淡的。那幾天，我也在電郵和臉書收到不少網友來信，都是慰問和鼓勵之語，我逐一回覆，甚至反過來安慰他們。我表面好像沒事，心情卻糟透了。我對於炸號一事不是完全沒有預期，但真的來到眼前，還是不易面對。
更糟糕的，是我無論心情多壞，卻是無處可訴，也無人可訴。在香港，大部份人用臉書而不是微博，他們對後者毫無興趣，也不知道炸號是甚麼回事。至於微博網友，由於我已不能發言，所以就算想溝通也無法溝通。而且炸號實在太普遍。偶然死一個人，也許是新聞；但事實是天天有人消失，大家也就見怪不怪。更何況即使有網友同情你，他們對此也無能為力。
在這種處境下，我經歷了一種此前不曾有過的痛苦。你受到不義對待，你切實感受到這種不義對你帶來極大傷害，但你只能獨自承受，因為即便是你身邊最信任的朋友，也難以進入你的處境並理解你的痛苦。更甚的是，你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真實感受到的痛苦是否配得他人的理解和同情。（註5）
我遂只能沉默。我在沉默中，一個人慢慢咀嚼，炸號對我的生命，到底意味著甚麼。
3
一開始，我很不習慣。
最初兩星期，我總是難以自控地隔一會兒便上微博刷刷，沒甚麼特別目的，就是想看看其他人在討論甚麼，也搜索一下有沒有人在談論我的消失。帳號被毀，那份失落，原來遠大於我的想像。和之前被禁言一兩個星期不同，我這次成了徹底的局外人。
有朋友或會問，你幹嗎不去註冊一個新號？這不就可以馬上重新開始嗎？我確實有想過，事實上我認識的一些朋友也是這樣做。例如清華大學的郭于華教授和中國政法大學的蕭瀚先生，就是不斷被炸又不斷重開，在微博上被稱為「轉世黨」。蕭瀚迄今已轉世三百多次，堪稱一項紀錄。
我雖然知道可以這麼做，卻沒此念頭。其中一個原因，是我覺得如果重開新號，便等於向權力妥協，甚至間接承認微博有任意炸號的權利。而開了新號，為了避免再次被炸，我難免會較之前更小心翼翼，做足自我審查，但我並不願意走到這步。
另一個原因，是我覺得如果這麼做，便背叛了原來的微博身份。為甚麼呢？因為這意味著我要放棄原來那個「我」，而那個「我」並不僅是一個帳號，而是真實承載了我七年的生命記憶。我寧願從此離開也不開新號，不是為了向別人交代，而是在守護一個雖已消失卻不能被取代的身份。那是一種對自我的忠誠。
這種情結，外人看來可能覺得可笑，卻是我當時的真實感受。即使到現在，我對自己被炸的兩個帳號，仍然有著難以割捨的歸屬感。是故我曾一度心存僥倖，盼望一段時間過後，被炸的帳號能夠重生。我曾寫了好幾次信給微博客服，要求重新激活帳號，可惜從來得不到理會。我於是找認識微博管理層的北京朋友代為查問，得到的回覆是：永久銷號。
一年過去，經歷兩次炸號後，我終於較為清楚地認識到，微博這種任意炸號的粗暴，對個體確實帶來難以估量的傷害。這種傷害，是極大的不義，也是極大的惡。如果我們不嘗試理解這種傷害的性質，甚至由於長期活在這種不自由狀態而意識不到這些惡，並容忍、默許微博上的奧斯維辛，這不僅對不起那無數被消失的人，也難以在這樣晦暗的時代培養出批判的意識和反抗的勇氣。（註6）
我花氣力寫這篇文章，是希望通過我的經歷和反思，呈現制度暴力對言論自由的壓制，給個體帶來何等傷害。
我花氣力寫這篇文章，是希望通過我的經歷和反思，呈現制度暴力對言論自由的壓制，給個體帶來何等傷害。這種書寫重要且必要。愈多這樣的書寫，愈能幫助我們認識網絡時代的極權統治是怎麼回事。 （註7）
４
炸號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被迫斷聯（disconnect）。斷聯，就是你和你熟悉的世界斷去聯繫。斷去聯繫的，可以是你至為在乎的人，至為在乎的過去，至為在乎的家園，甚至至為在乎的自我。
炸號之傷，在於未有得到個體同意下，強行將人從最珍視的生命聯繫中割裂出去。（註8） 那些聯繫，絕非可有可無，而是生命中的重要之物，構成人的自我，影響人的行動，並為人的生活提供意義和方向。這些聯繫對人愈重要，一旦失去時人就愈失落，甚至覺得構成生命最根本的某些部份，從此不返。炸號這種暴力行為，實際上是對人的生命完整性的攻擊。 （註9）我因此殘缺不全，不再是原來的我。
這裏有必要簡略說明「生命聯繫」（life connections）這個概念。
人活在世界之中，須通過活動來實現自己，並賦予生命意義。這個過程，我們可理解為人作為理性自主的主體，通過有意識的選擇，與世界建立各種聯繫。例如你相信某種宗教，並投入到該宗教的活動，你因而成為教徒；你相信某種政治信念，並加入倡議這種信念的政治團體，你因而成為政治人；又例如你相信某種倫理生活（如動物保護、素食、性別平等），並投入到實踐這種生活的事業，你因而成為動保分子、素食主義者或女權主義者。
人生於世，不是本能的存在，而是通過各種有意義的活動，聯繫起自身與世界，並賦予自身一個或多個自我認可的社會身份（social identities）。這些社會身份，在最根本的意義上，影響我們的存在方式，例如我們怎樣行事，怎樣做人，以及怎樣看世界。
這裏有幾點須留意。
一，這些聯繫的建立，是得到個體反思認可並自行選擇的，而不是被他人灌輸和強加的。真正的價值認同，必須得到主體的內心認可。
二，這些活動的意義和價值，並非主觀任意，而往往是在某個文化脈絡之下得到廣泛認可和肯定，或至少是個體能提出合理理由支持的。
三，這些聯繫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我們的世界客觀存在各種有意義的活動，每個主體可以基於自己的理性價值判斷而投入這些活動，並形成不同的社會身份。這些身份可能由於各種原因而發生衝突（例如宗教認同、政治認同和倫理認同之間的不一致），從而令主體出現認同危機。如何面對這些危機，是個大問題。但在大部份情況下，主體總是努力尋求各種認同之間能夠彼此協調和互相支持，從而活出相對完整的人生。
讀者或會問，這些討論和微博有何關係？微博是個公共平台。如果人們在這個平台建立各種重要的生命聯繫，例如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追求自己認同的價值，甚至通過微博來實現一種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那麼微博就是人們安身立命的家園。
炸號，是以最羞辱人的尊嚴的方式，將一個人在微博的歷史、記憶以及用心建立的各種聯繫，徹底摧毀。
炸號，是以最羞辱人的尊嚴的方式，將一個人在微博的歷史、記憶以及用心建立的各種聯繫，徹底摧毀。正是在這種脈絡下，我們才能恰如其份地理解，為甚麼炸號會令用戶如此痛苦失落。如果微博只是可有可無的虛擬之物，我們便很難理解以下網友的分享：
「當時用微博完全是真實生活的延伸。被封號的瞬間，有一種被殺的感覺，血淋淋的。因為聯繫方式和過往記錄全部被抹掉了，『自己』不再存在了。」
「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我從網絡上認識了的那麼多人一瞬間就失聯了。幾個小時前我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頃刻間我就化作一串消失在互聯網中的透明代碼。」
「那個賬號有我近千條生活記錄，它們從2010年延續至今，陪伴我從自我懷疑到自我認同，到第一次暗戀第一次戀愛第一次失戀，再一次暗戀再一次戀愛再一次失戀。它記錄著我生命走進的一個個可貴的朋友，以及無數我於某個晝夜的特別情緒。所有微博無關政治。可如今那一切都被清空。這八年，我仿似不曾存在過。」
「之前仔細經營的微博號，特別認真記錄著生活中的點滴，因為敏感話題炸號了，那些記錄再也看不到了，就好像我活過的痕跡被抹得一乾二淨。」
「關注的人一次次的炸號，讓人有一種感覺，就像是坐在一艘漏水的船上，裂縫愈來愈多，我們也試圖堵住那些裂縫，可還是悲觀的想，這艘船早晚會沈。一邊絕望的認為看不到光，一邊又倔強的不肯認輸。」
「我很喜歡閭丘老師，因為她的書影響了整個中學時代，她微博很多文字讓我更客觀看待生活不同的問題，包括不平等！可是她也被禁言，700萬粉絲的微博，說沒就沒了，好憤怒又無助。」
「當然最喜歡又最可惜自己的賬號。多年青春一夜之間登陸不上，查無此人了。」
「我這種小透明都炸過幾次，都是某些敏感時期評論或轉發了某些微博，然後我變得愈來愈沈默。」（註10）
從這些分享可見，炸號對許多微博人，哪怕是一般用戶，都帶來實質的傷害，而且情況相當普遍。愈投入微博，擁有愈多記憶和建立愈多聯繫的人，傷害愈深。所謂傷害，不僅在心理和精神層面，也在文化和道德層面。例如炸號之後，他們便不能通過建立了的各種聯繫去吸收文化和道德養份，也難以通過與網友的平等對話，實踐一種公共生活。
如果有人願意做個實證研究，找這些被炸號者做深入訪談，讓他們慢慢講述炸號的經歷，我們很可能會發覺，炸號帶給個體的傷害，會較大家想像的還要嚴重得多。
為甚麼會這樣？就我觀察，一個重要原因，是整個社會對炸號和言論控制早已習以為常，甚至不當一回事，使得受害者必須在別人面前有意識地淡化和壓抑自己的感受，免得別人以為他們過度反應。 更甚者，是當事人自己也可能缺乏適當的語言，向他人講述自己承受的是怎樣的傷害。這有點像在一個性騷擾極為普遍但卻得不到合理正視和認知的社會，被騷擾者往往有苦不敢言也不能言。不能言，因為整個社會文化還未有對性騷擾之惡形成基本共識。
這給我們一個啟示：個體如果希望公開清楚地表達不義的權力體制對他們的傷害，不僅本人需要相當的道德勇氣和道德知識，社會也須對這些不義有相當的道德自覺和道德共識，否則個體便很易承受雙重傷害：第一重是體制的暴力，第二重是集體的冷漠和無知。 （註11）
正因為此，如何回到個體真實的存有狀態，並在某種規範性框架（normative framework）下，公開呈現和敘述極權體制如何以不同手段置個體於痛苦屈辱之中，便極為重要。 （註12）這個過程既是還個體以正義，也是改善我們的公共文化，並累積社會抗爭資源。
5
讓我談談我的經歷和感受。
我的帳號去年被炸後，我極少重訪。因為不忍回看，我甚至沒有為歷史留個紀錄的念頭。為了寫這篇文章，我重新登入這個用了七年的帳號「周保松」。我發覺，從2011年5月13日到2018年6月11日，我合共發了6881條微博，平均每天兩條多，還有近3000張配圖。
好幾個不眠夜，我一個人靜靜從頭回看我的微博史，一條接著一條。那裏面，有我和我剛出生不久的女兒共同走過的日子，有她的照片、她的說話、她的畫作，還有我初為人父的興奮和喜悅；有我和學生在校園青草地上課的美好留影，有我寫給學生的信，還有我的教學筆記；有我參與各種公開講座和主持文化沙龍的海報和視頻；有我的旅行札記和生活隨筆；有我參與香港社會運動的實時報導；有我推介的書籍、音樂、電影和美食；最重要的，是有我許多政治哲學的文章，以及那早已消失但仍教我回味不已的與網友的思想辯論。 這些嚴肅認真的哲學討論，是我的微博基調，也吸引了許多喜歡學術的網友。
故園荒蕪。
事隔一年回望，我終於比較清楚地見到，我的微博，不僅是我的生活日記，更是我的生活本身。微博八年，改變了我的思想和寫作，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身為一個政治哲學研究者，如果沒有微博公共討論的經驗，也許我大部份時間，就是留在學院生產學術論文。每天在微博和不同地域、年齡、階層及知識背景網友的交流，卻大大改變了我對在這樣的時代，政治哲學應寫甚麼、為誰寫、如何寫，以及知識分子的責任的看法。
今天的我認為，政治哲學的重要任務，是直面中國現狀，包括它的不自由、不民主、不公正，以及這一切背後的權力體制，並推動社會轉型，使得中國早日完成政治現代化。政治哲學不應只是學院的概念遊戲，也不應自限於西方學術界設定的理論框架和問題意識，更不應以服務和取悅當權者為己任。真正有生命力和批判性的學術工作，是善用清晰嚴謹的語言，回應所屬社會重要的政治道德議題，並在公共領域與所有人展開理性討論，藉此提升公共文化，累積道德資源，培育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公民，以期良性、和平及進步的社會轉型能夠出現。（註13）
換言之，在我們的時代，政治哲學可以且應該更深地介入社會。我這裏不是說，哲學人身為公民，應該有更多的公共參與，而是說政治哲學作為一門學問本身，可以有更強的公共角色，並在推動社會改革時起更大作用。政治哲學理應具有一種公共哲學的品性，就社會議題，在公共領域，以大家能夠理解和參與的語言，與公民一起對話、反思、批判和想像。
如果更多哲學人意識到這點並願意為之努力，我們或會見到，政治哲學將不再是一小群知識精英從事的特殊工作，而是具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公民都能參與其中的共同事業。我們更可預期，當愈多公民感受到政治哲學思考的樂趣和力量，公共討論的質量便愈高，他們也將愈嚴格要求公權力行使須具有正當性。
當政治哲學成為公共哲學，它就不再只是大學某門學科，而是公民在公共討論中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
當政治哲學成為公共哲學，它就不再只是大學某門學科，而是公民在公共討論中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就此而言，政治哲學在培育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上，殊為重要。而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的發展之於社會進步，尤為關鍵。
微博耕耘八年，教我有此體會。
我並不知道有多少學界同道認同這種觀點，也不曉得這些年的努力到底起到多大作用，但這確實成了我個人的學術志業。 我可以肯定，如果沒有這些年在微博的參與，沒有在和無數網友交流中見到政治哲學的力量，我不會有這種想法。是故當我的微博被炸，我是如此真實地覺得，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部份，隨著我的歷史、我的朋友、我的園地一一消失，也將從此不再。那是筆墨難以形容的失落。
我失去的，不僅是一個帳號，更是一個身份和一種生活。
6
炸號的本質，是剝奪個人自由。而所有網路審查的目的，都是在限制個體表達意見和傳播訊息的權利。生活在微博，就是活在一種每時每刻都被監控和被干預的狀態。這是怎樣的狀態？這種狀態對具反思意識和自由意識的獨立個體，會帶來甚麼樣的傷害？討論炸號之傷，我們不能不談不自由之惡。
炸號是微博監控的極致，但在炸號之外，還有不同層次的言論審查。
炸號是微博監控的極致，但在炸號之外，還有不同層次的言論審查。舉例說吧，如果你在微博發表某段話或某張圖片，你有機會遇到以下幾種情況。一，你的帖子只有你自己能看到，別人看不到，而你誤以為所有人能看到；二，別人能看到，又或只有互相關注的人能看到，但卻不能評論和轉發；三，你的帖子直接被刪掉，你和所有人都看不到；四，你的所有發帖必須先被審查，獲通過後才能出現在你的微博。五，你會被禁言，俗稱「關小黑屋」。禁言時間可以是一星期、一個月，甚至一年。禁言期間，你不能發帖，不能評論，也不能轉發。
以上待遇，我全部經歷過。
我們也要知道，從2018年3月起，微博已全面實施實名驗證。要使用微博，你必須留下你的身份證件號碼或行動電話號碼。換言之，如果官方因你的微博言論而想找你麻煩，完全沒有難度。此外，如果你的發帖如被認為有「網絡誹謗」之嫌而又被瀏覽5000次或轉發500次以上，便已觸犯刑法。
在這種大環境下，微博使用者如何才能避免觸礁？很簡單，自我約束和自我審查。最安全的，是只看不說。不轉發不評論，做個沉默的旁觀者。其次，只關心吃喝玩樂和明星八卦，絕對不碰敏感議題。再其次，碰上某些不義的重大公共事件，實在忍不住有話想說，也必須小心翼翼，避免使用任何敏感詞，而用隱蔽迂迴的方式表達。
我敢說，絕大部份使用微博的人，都活在這種自我審查的狀態，而這正是當權者想要的效果。微博有幾億用戶，無論科技多麼先進，官方也難全面監控。如果它能使得大部份人因恐懼而自動噤聲，並鼓勵大家縱情聲色娛樂，社會自然「和諧穩定」。
由於我每天同時使用臉書和微博，對此體會尤深。在臉書發帖，我從來不曾有過被審查的顧慮，事實上也從未經歷過。你會輕鬆自在，想說甚麼就說甚麼，並覺得你的臉書空間完全屬於你，完全不用擔心有人在監視和限制你的發言。 （註14）
微博是另一個世界。每次發帖，我幾乎都會問自己：這個帖子會否因為太敏感而被刪去？我會否因此而被禁言甚至被炸號？這種恐懼恆常存在，而我知道這絕非過度擔心，因為實在已有太多類似經驗。回看我的微博，滿目都是「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微博舉報投訴操作細則》」而被刪除的帖子。每年六月四日前後，一句「今天是幾號」或一張蠟燭照片，都會在數分鐘內被刪。
久而久之，我已大概知道甚麼樣的帖子，會被微博小秘書盯上，因此會盡量避開。必須老實承認，雖然身在香港而少了大陸朋友的許多恐懼，但為了生存得久一點，我也慢慢習慣了自我審查。不過，儘管小心翼翼，也總有你意想不到的時候。今年四月，我分享余英時先生一篇反思五四運動的學術文章，心想這種文章應該沒事吧，結果是連號也被炸了。
我是研究政治哲學的，熟悉各種自由理論，對於自由之好和奴役之惡，可以和學生隨便談上幾小時。但當我的言論與思想自由一次又一次被權力粗暴踐踏時，我發覺讀過的諸多理論都不足以體察和解釋我的感受。
最真實、最直接的感受，是羞辱。
想像一下這樣的情景。當你在微博發言，你清楚知道，有個你永遠見不到的人在黑暗中時刻監視著你。他手裏拿著刀，只要你的言論過了界，刀便會砍下來。他永遠不會告訴你界線在哪，也不給你機會解釋。他的權力是絕對的，他的判決是最後的。他決定你甚麼時候可以說話，甚麼時候必須閉嘴。你必須服從。你和他之間沒有任何講道理的餘地。
這就是我們國家對待人民的方式。據《憲法》第35條，共和國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據第38條，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現實卻是，我們的言論自由日復一日遭到國家踐踏，我們的人格尊嚴每天都受到國家侮辱。
這是小事嗎？
這怎麼可能是小事。既然言論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國家就有最大責任去履行承諾。現在國家不僅不作為，還帶頭用最粗暴的方式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請問這種國家的統治正當性何在？！是的，身為個體，我們無權無勢。但這又如何？難道因為我們脆弱微小，國家就可以為所欲為？當然不可以。因為這等於國家背棄了它對人民的基本責任，也就等於放棄了正當統治的權利。施行暴力和擁有統治的權利，是兩回事。
這是怎樣的人格羞辱？
就是國家不將她的公民當人來看待。道理並不難懂。人是甚麼？人會思想，會講道理明是非，會懂得為自己做選擇，並會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基於這些特質，人是自由自主的道德主體。人的尊嚴，建基於人是能思想的主體。思想需要自由。當人不能自由地、沒有恐懼地思想，生命就會扭曲變形，喪失健全獨立的人格。思想不自由，傷害的是社會上每一個人。
有人或會說，你太當自己是一回事了。只要你不這樣看自己，你就不會如此受苦。換個說法，既然我們改變不了權力，那就不如改變我們自己。
我必須承認，作為一種應世策略，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事實上，我們之所以對思想審查如此深惡痛絕，並在言論受限時如此倍感羞辱，確實是因為我們接受了一種對自我的特定理解。我們理解自己是自由人，並極為重視這個身份，所以才對不自由如此敏感。如果我們接受自己生來就該被人統治，接受人除了吃喝拉睡並無任何特別之處，那麼我們對於自身遭到奴役壓迫，也許就不會那麼在意。自由的價值，和主體的自由意識直接相關。
確實如此。在我們這個古老國度，如果大家都不當自己是主人，習慣於屈從認命，對自由沒有嚮往，也不願意奮力爭取，我們怎麼可能成為自由之國？
既然困局在此，那麼出路也在此：我們須轉化公民的主體意識。我們須在教育、在文化、在家庭、在網絡，以至在生活每個層面，逐步讓國人明白我們生而獨立、自由、平等，理應得到國家的公正對待。這不是施捨，這是我們身為公民的基本權利。（註15）
這不是甚麼新鮮事。新文化運動以後，一代又一代的有識之士都在為此努力。只可惜百年過後，我們離自由社會仍然很遠。如果自由是人的尊嚴所在，我們便別無選擇。我這樣說，既不憤激也不沈痛，而是如實道出我們要做的工作。自由意識的開拓、累積和深化，不應只是幾個知識分子的工作，也不能指望一兩場社會運動，而是必須通過所有公民在日常生活一點一滴長期實踐，讓自由的理念走進我們的生命，使自由的價值沈澱成社會共識。
這個過程，漫長艱難，但只要更多人一起走，自然會有路。是的，不一定所有人都有機會見到路成的一天，但沒有每個人在路上踏過的足印，路從何來？！何況我們選擇在自由之路行走，自有奴役之路無從得見的各種好風景。
7
有人或會問，既然微博有那麼多限制，而且這些限制並非微博自身所能控制，那麼幹嗎不離開，改到牆外的推特和臉書繼續發聲？繼續留在微博，還有意義嗎？以我所知，不少朋友被炸號後，都已轉戰推特。我也經常鼓勵網友翻牆關注我的臉書，接收更多牆內看不到的資訊。儘管如此，我始終覺得，只要還有丁點的言論空間，微博仍然值得留守。
我有四點考慮。
一，大部份大陸網友不懂或不習慣翻牆，而且翻牆的難度和風險愈來愈大；就算能翻出去，由於文化圈子和網絡環境不同，大陸網友也很難像在微博那樣積極參與討論。他們當中許多人會覺得，此地信美終非吾土，是故難以久留。
二，儘管限制重重，微博仍然是大陸用戶最多及公共性最強的網絡平台，容許網友互動討論和轉發訊息，因此即使刪帖炸號不斷，仍然值得我們屢敗屢戰，盡力突破言論審查和新聞封鎖，讓更多的光照進暗屋。（註16）
三，微博仍有許多對社會有關懷，對思想有嚮往，以及對生活有追求的年輕人。對他們來說，微博是尋找同道和思想啟蒙之地。如果微博日漸荒蕪而又沒有其他更好選擇，這些年輕人將難以在凛冽大地找到一小塊思想綠洲，呼吸到一點自由空氣。時代艱難晦暗，圍爐取暖，彼此守望，是我們一起走下去的重要力量。
四，我們每天在微博理性討論、針砭時弊、分享文章，以至集體抗議，其實是在實踐一種公共生活和開拓一片公共領域。微博最大的潛力，是它的公共性：我們並非藏在私密空間和一小群熟人交流，而是站出來與所有人公開討論；我們交流的話題，很少關乎個人私事，更多是關於公共事務；我們使用的概念和訴諸的理由，往往是彼此能夠理解的共同語言；我們說服他人的方式是講道理，而不是依仗暴力。
公共言說，本身就是一種行動。留在微博繼續說話，本身就是一種抗爭。當然，以上所說是較為理想的狀態。微博公共性的程度和質素，並非自然而然就存在，而須靠大家一起努力。事實上，許多人離開微博，不是因為炸號，而是因為對微博的公共性徹底絕望。我也經歷過無數人身攻擊和人格羞辱，目睹過許多可怕的網絡欺凌。我甚至為此輾轉反側感觸落淚。惡的極致，有時並不令你憤怒，反而教你悲憫：你會想，世間為何會有被這麼深的惡纏繞以致完全失卻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這是多大的不幸。
不知不覺間，在我認識的朋友中，我已成了少數還留在微博且仍然想方設法繼續言說的人。
微博確實不是烏托邦，有時更是人性醜陋的放大鏡。我因此理解許多人為何放棄微博，選擇退到像微信群那樣的熟人小圈子。不知不覺間，在我認識的朋友中，我已成了少數還留在微博且仍然想方設法繼續言說的人。真的值得嗎？我不止一次停下自問。經歷兩次炸號一切歸零後，這個問題對我尤其艱難。
一直到今天，我依然覺得值得，因為我們別無選擇。集體離開微博而又沒有更好替代，實際上意味著我們放棄努力在當今中國活出一種公共生活。我們這樣放棄，結果不會更好，只會走向一種私人的、離散的、消費為主的，卻失去了公共性的生存狀態。 （註17）如果是這樣，微博就是不得不守的陣地。原因很簡單，沒有足夠數量具公共參與意識的自由人，沒有足夠數量願意通過公共討論學習聆聽、容忍和尊重異見的社會人，我們就很難突破現狀。
我真的相信，我們在微博每一次就社會事務發聲，每一次與網友作思想交流，都在改變自己和改變世界。這些改變雖然看上去很微小，但世界由人組成，我們改變，世界就必然跟著改變。只要有更多的人加入，情況就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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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已寫得夠長。但在結束之前，我想特別交代兩場與我直接相關的微博抗議。一場是我脫鞋抗議《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另一場是我抗議廣州中山大學打壓學術自由。這兩場抗議，分別發生在2014年4月和5月，並在微博產生巨大迴響，無論於我還是於微博史，都有特別意義，是故值得一記。
先談胡錫進事件。
胡錫進是《環球時報》主編，而《環時》是《人民日報》旗下一份每日發行量逾200萬的全國性報紙。胡錫進也是微博大V，2011年2月加入微博，目前有1891萬粉絲。胡錫進的社論和微博言論，尤其是他事事為黨國辯護，被網友調侃為「飛盤胡」，意指「無論政府把盤子扔多遠，你們都能叼回來」。（註18） 擁有這種官方背景卻願意在微博直面網民的政府官員，在中國絕無僅有，胡錫進雖然因此成為網民批評嘲諷的焦點，卻也贏得巨大社會影響力，儼然成為黨國辯護人，經常以「穩定第一」、「中國情況很複雜」、「國家利益至上」去化解各種批評。
2014年4月1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胡錫進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之邀，以「大陸媒體近年的變化和思考」為題作演講，地點在鄭裕彤樓一號演講廳。我五時才到會場，門外有保安把守。我進去，坐第一排，講室沒坐滿，估計有二百多人，以內地生和內地學者為主，還有一些校外聽眾和媒體朋友。
胡錫進當天主要從《環時》的經驗，介紹大陸媒體在市場化和面對新媒體競爭下的幾波發展，並特別強調「我必須既要聽黨的，同時又要聽市場的，這兩個老闆就像兩條鞭子在抽著我。我們必須在兩個老闆之間形成平衡。」胡認為這不僅沒有問題，而且符合國情。中國媒體不應仿效《紐約時報》那一套，而要走自己的道路。
這種說辭並不教人意外，胡的洋洋自得和道路自信也是意料中事。真正使我憤怒的，是他在演講中多次強調「中國政府和老百姓之間的差別沒有媒體想像那麼大，它們的利益基本上還是一致的」，然後又說在香港問題上，「大陸人的態度，跟官方的態度基本上是一致的。」換言之，《環時》的立場就是政府的立場，而政府的立場就是老百姓的立場。《環時》經常批評香港，反映了人民的心聲。我們在場所有人，都「被代表」了。
胡錫進結束演講後，我覺得我必須抗議。當天坐在我後面的媒體人杜婷小姐，在她的微博做了以下報導：
今天下午《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在中大演講。提問環節，中大政政系教授周保松先是感謝了活動主辦方USC，之後講他很耐心地聽了胡先生的演講，胡先生一直在說黨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中國十三億人大多數和黨的想法是一樣的，《環球時報》代表的就是中國絕大多數人的聲音。今天現場很多人都來自中國，我想問問現場的朋友，非常不贊同胡先生今天講的內容請舉手。逾一半的人舉手。保松說，「我的問題問完了。謝謝。」之後脫下鞋子，用手拎著，從第一排離場。
這就是當時的全過程。我有這個念頭，完全是出於一時義憤，事前沒有任何計劃。而為了避免給主辦方帶來不便，我也儘量低調。當聽眾舉完手，我便立即脫鞋離開，沒有和胡錫進先生有任何對質，過程快得令在場的人來不及留下一張相片。
至於要求聽眾表態，我其實可以採取一種更有利於我的做法，就是請贊成胡鍚進的人舉手。我估計，如果我這樣問，舉手的人一定很少。但是我不想這樣。我覺得，既然這是一場集體抗議，那麼參與者就必須有主動的判斷和行動，而不是坐著不作為。我們舉起手來，即證明胡鍚進錯了：他並不代表我們，黨國也不代表我們。
後來許多人問我為甚麼選擇脫鞋，而不是扔鞋或其他方式。說實在話，扔鞋肯定不是待客之道。可是如果我就這樣走出去，別人就根本不知道我是在抗議。又有朋友問，為甚麼不選擇理性辯論而要這麼激進？因為胡錫進並非獨立學者，也並非真的要來作甚麼學術交流。嚴格來說，他是代表大陸官方來訓示香港人。我先請聽眾表態，再脫鞋抗議，就是要清楚告訴胡，我們並不認同他的觀點。
我離開講室半小時不到，消息已傳遍整個微博，成了一件大事。
就我所見，輿論幾乎一面倒站在我這邊。這不難理解。網民本來就對胡錫進有很多不滿，我這種形式的抗議又不太可能在大陸出現，許多人覺得我幫他們出了一口惡氣，於是紛紛轉發表態。
4月2日凌晨兩時，胡鍚進在微博發表以下回應：「昨在香港中文大學講座，現場氣氛活躍，聽眾發出笑聲掌聲，與我友好互動。部份學生反對我觀點，但表達方式不失禮貌。最激烈的是周保松先生。他作為該校副教授，做學生都沒做的事，脫鞋，但現場並未對他的這份無理給予呼應。我當時根本不知道他脫鞋，事後從微博得知。講座圓滿結束。 」
胡先生很聰明，完全不提我為甚麼要抗議，也不作任何實質回應，而是轉移視線，指責我不禮貌和不夠風度，然後將整件事歸咎於我一個人，卻沒有提及現場有那麼多人舉手反對他。更可笑的是，他的微博封鎖了我的「評論」功能，不容許我在他的微博作回應。《環球時報》官方微博做法如出一轍。與此同時，我的微博開始出現海量水軍，也就是俗稱的「五毛黨」吧。他們的身份不難辨識，就是帳號雖然不同，發言卻千篇一律，都是冷嘲熱諷式的人身攻擊，志在將事情弄成一片混水，卻不和你有任何實質討論。
我有種被綁著手與人比武的感覺，而對手不是一個人，而是龐大的國家機器。
這場交鋒，我有種被綁著手與人比武的感覺，而對手不是一個人，而是龐大的國家機器。我從一開始便清楚，胡錫進不僅是微博某位和我觀點不同的大V，而是一個代表黨國的符號。他在微博取得那麼多關注，多少象徵黨國在新媒體時代有能力和老百姓對話並得到他們認可，因此具有某種正當性。胡錫進深明此理，並引以為豪，因此才會大言不慚地聲稱黨國利益就是人民利益。
我的行動可說揭穿了這個大話，並借助微博形成一場網上集體抗議。我們都清楚，我們真正抗議的對象，不僅是胡錫進這個人，更是他代表的整個勢力。我自己完全沒料到，在2014年愚人節，我的輕輕一脫，會為萬千網友帶來那麼多歡樂，並與大家一起作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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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加料不到的，是短短個多月後，我在微博會引發另一場規模更大，影響更加深遠的抗議行動，而且是以自由之名。
事情緣於廣州中山大學幾個學生社團，邀請我在五月中作三場講座，主題是「論自由與社會公義」。第一場是在15日晚上，到朱健剛老師負責的核心通識課談「自由的價值」。朱老師在中大推動公民社會和公益慈善教育多年，深受學生歡迎，我在2013年曾應邀主講過一次「自由主義與美好生活」，印象深刻；第二場是在16日晚上，為學生社團「中大青年」主講「思考社會正義：這個社會會好嗎？」；第三場則是在17日早上，為另一著名學生團體「馬丁堂」主持一場穆勒《論自由》（J. S. Mill, On Liberty）英文原典讀書會。
我和中大頗有淵源，每次去都有賓至如歸之感，故此對這三場講座充滿期待，並為此做足準備。中大方面也十分重視，專門設計了好看的海報，並在校園和網絡廣泛宣傳。不少廣州高校同學在微博告訴我，他們會呼朋引伴到中大聽我的課。
5月14日下午兩時，「中大青年」負責人電郵告知，三場活動全部被取消。我知道消息的剎那，真是憤怒難過得久久不能言語。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經歷這種事情。
朱健剛老師其後來電，建議為我在廣州找家書店另辦一場。我認為這樣取消講座已是對我的極大羞辱，再如此委曲求全，實在沒有必要。我要麼堂堂正正在中大講，要麼便不講。朱老師理解我的心情，並不勉強。我也曾想過悄悄跑上廣州去旁聽朱老師的課，這樣最少可以和同學在一起。不過我擔心這會給朱老師帶來麻煩，遂作罷。
當天下午六時，我見中大仍然沒在微博公佈講座已被取消，擔心明天有同學白跑一趟，遂在微博發出如下訊息：「獲告知，所有講座已被取消。各位朋友，莫灰心，讓我們期諸來日。」
網絡一片憤怒。
晚上七時，我再發微博：「『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各位共勉。」，配圖是《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封面。八時半，我將我的文章《自由的價值》製成長微博貼出來，並特別強調：「人的生命像一棵樹，要長得健康茁壯，能力、情感、信念就必須在不同領域得到充分開展實現，並在過程中建立自我，獲得認同，並看到生命的各種可能。」
直至十一時，中大那邊仍然沒有消息，我決定在微博表態：「既然別人不說，那我說吧。這是對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嚴重打壓，值得嚴正抗議！」我當時覺得，這種正常學術活動在被譽為中國最自由開放的大學都遭禁，如果我啞忍並且連個基本態度都沒有，那實在是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中大。許多中大人轉發並同聲抗議，包括袁偉時先生。
一小時後，中大「公民社會豬腸粉」帳號發出如下訊息：「我們很遺憾地通知大家，我們不得不取消《自由的價值》以及接下來的連場活動。不便之處，敬請原諒。」帖子配了我的講座海報，並在海報上加了個刺眼紅印，上書“CANCELED”。這張海報讓我感受到，中大同學也憤怒了。
5月15日下午兩時，我在微博宣佈：「各位朋友，雖然今天去不了中山大學，但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還是可以在微博有限度地繼續的（希望）。今晚七時，我在微博和大家自由討論和自由有關的問題。大家隨便提出問題，我們自由交流。」
我們就在這個平台就『自由』這一議題進行自由討論。
晚上七時，我在微博宣佈：「各位朋友，這個時候，我本應在中山大學和同學們愉快地討論自由的。既然講座不得已取消了，我們就在這個平台就『自由』這一議題進行自由討論。大家隨便發言，我儘量回答，也歡迎大家互相回應。」
我們從七時開始，一直討論到凌晨一時。再準確一點，網友其實早在當天下午四時已開始提問。換言之，那天我坐在電腦前，作了整整九小時的「論自由」。反應出乎意料地熱烈。單是上面這條微博，已有728條評論，1686次轉發，474萬人次閱讀。至於網友之間的延伸討論，更是不計其數。面對洶湧而來的各種問題，我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盡力回答。
最難得的，是所有參與者都異常認真。從自由的概念，到自由的價值，到自由的實踐，到自由的界限，再到自由是否適用於中國，從康德、洛克、馬克思、穆勒再到當代的伯林、施特勞斯、羅爾斯和胡適，我們一一談及。參與討論的，有崔衛平、郭于華和劉瑜等老師，還有無數我不認識的網友。我真的沒料到，我們的討論可以達到這樣的水平。我在網友幫忙下，兩天後已整理出一篇長達萬字的《微博論自由》，供網友下載保存。（註19）
更令人驚訝的，是當天沒有水軍來搗亂，沒有流於發洩情緒的發言，微博也沒有刪帖。一場數以十萬計網民圍觀和參與的哲學討論，竟能在和平理性中徐徐展開，並圓滿完成。那夜到尾聲時，我公開感謝微博，也向所有參與討論的朋友致敬。真的是靠所有人的努力，才造就出微博史上如此難得的一次公共討論。這一夜，我們在微博討論自由，實踐自由，同時在爭取自由。
這還只是故事的一半。
當天下午，微博開始流傳這樣一則消息：「周保松老師在中大的講座《自由的價值》被取消，我們選擇自學。15號晚7點，逸夫樓202，列印一段關於自由的詩或名言或歌曲，在現場朗誦。也可帶一本與自由有關的書，在座位上站起來，捧著書默默閱讀5分鐘。」
當晚七時，二百多位中大同學、校友和廣州公益團體的朋友，自發湧到我本來要做講座的逸夫堂202，將整個課室坐滿，甚至不少人不得不站在走廊外旁聽。講台黑板左右兩邊，貼著用毛筆字寫的對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陳寅恪先生1929年紀念王國維的文字，而陳寅恪生前是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我從微博見到，同學們在課室打開電腦，一邊看我在微博和大家論自由，一邊朗誦讚美自由的詩歌，唱著《孤星淚》中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和Beyond的《不再猶豫》，還有同學站出來發表演說，分享感受。
中大同學的行動，很快由學生媒體和參與者傳到微博。整個微博迅即沸騰起來。各種轉發、評論、讚美、聲援，真箇是鋪天蓋地。那一夜，中大那個小小課室，成了整個微博的焦點，也成了爭取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象徵。香港的我，廣州的同學，以及全中國網民，聯成一線，為自由同聲吶喊。
到了深夜十二時，有位中大同學在微博給我留言：「今晚結束後，我們幾十人又到去年您來時去的大排擋吃燒烤喝啤酒，把酒言歡，第一杯就敬給您和自由精神！」辛苦勞累一整天，讀到這一條，我終於淚下。
我在微博作過許多抗爭，但以這場最為難忘。我至今仍然感激當年的中大師生校友，以及萬千微博網友，與我一起打了這場自由之戰。我相信，這是值得寫入微博史和中大校史重重的一筆。不為別的，就是為了自由。所有為了自由的抗爭，都值得記下來。
當我站出來，我不是想像中那麼孤單。身邊許多人，會以不同方式與你呼應，給你支持。
我們生活的國度，由於長期高壓，大家對於個人自由被剝奪早已習以為常，即使內心多麼痛苦也不相信站出來對權力說不有任何意義。我不是勇敢的人。可是當我的尊嚴受辱，選擇公開表達我的憤怒，於我是自然而然的事。我很珍惜這種表達，它令我覺得自己還是完整的人。我也發覺，當我站出來，我不是想像中那麼孤單。身邊許多人，會以不同方式與你呼應，給你支持。胡錫進事件如是，中大事件如是，炸號事件亦如是。這些不讓人感到孤單的力量真的很重要。
是的，我因為這些選擇，付出了代價，有時甚至代價不菲。但我沒有後悔。我做了對的事，盡了能力捍衛自己的權利，也就行了。再說，我並不覺得一切都是徒勞。我最近在微博重提中大這場抗爭，許多網友仍然記憶猶新，甚至說這件事對他們影響甚深。可見發生過的，並沒有灰飛煙滅。一如此刻我將這段歷史寫下來，讀到的人自然知道，微博曾經有過這樣的故事。
10
讓我回到文章最初。
2018年6月，我的帳號被炸，我心灰意冷，決意從此離開微博。到了10月5日，我應某個團體之邀去為一班大陸年青人作場講座，地點在大圍一個基督教營地。參加者來自國內不同學校，都是對社會有關懷的同學。
那天我談民主。我先介紹中國近代史，然後談了一下民主的理念，最後分享了當下我們可以做些甚麼。對我來說，這是很平常的一次講課。沒料到聽課的同學反應很大，提出各種問題，眼神熱切，空氣中有種難以形容的激動。我開始明白，我以為平常的東西，他們卻極珍惜。
兩小時的課結束後，我打算離開，有位同學過來和我握手。她似乎有話想說，卻一直開不了口，接著眼睛便紅了。又過了好一會，她說，周老師，請求你回來微博吧。你今天講的，只有我們二十多人聽到，可是中國還有許多許多年輕人想知道這些。我默然。我駕車離開。我終於忍不住在車上掉下淚來。
2018年10月12日，我以「保松周」重回微博。2019年4月27日，再次被炸。2019年4月28日，再開第三個帳號「松保周」。2019年6月9日被禁言一個月。2019年6月9日，啟用第四個帳號「周松保」。
自由誠可貴！
初稿，2019年5月26日
定稿，2019年6月4日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此文正式發表之日，即2019年7月16日，周保松的第三個和第四個微博帳號同時被炸）
註解
1、這是笑蜀在2010年1月發表在《南方周末》一篇文章的標題。笑蜀在文中認為「一個公共輿論場早已經在中國著陸，匯聚著巨量的民間意見，整合著巨量的民間智力資源，實際上是一個可以讓億萬人同時圍觀，讓億萬人同時參與，讓億萬人默默做出判斷和選擇的空間，即一個可以讓良知默默地、和平地、漸進地起作用的空間。每次鼠標點擊都是一個響亮的鼓點，這鼓點正從四面八方傳來，匯成我們時代最壯觀的交響。」
2、 以我所知及網友提供，近年較多人認識的被炸帳號包括：李志、郭于華、章詒和、蕭瀚、李靜睿、王志安、作家崔成浩、西閃、作業本、李承鵬、陳光誠、郭玉閃、浦志強、斯偉江、章立凡、張雪忠、蒂薌、李英強、夏霖、袁裕來、黃耀明、黃偉文、何韻詩、麥燒同學、張贊波、爪姐、眉毛、竹頂針、朱利安大王、李南心、老編輯、羅開、女權之聲、女權史上的今天、曾金燕、文三娃、炸號bot、懶方閒、老劉在德克薩斯、岳昕、梁惠王、麻姐、北京廚子、Ming-the-Great-大明、Glaucous、whitelip、Sakuraway、Dustette 、北歐、小能、只配抬杠、下崗女工、吳維在歧路、羅玉鳳等。這只是無數被炸帳號的極小部份，我謹立此存照。
3、 我被炸前最後一條微博，是關於寫作的，和政治敏感議題完全無關。而在被炸之前的5月31日，我發了以下帖子：「「不知不覺，又到六月。六月的哀傷，還有多少人記得？！」結果在二十分鐘後被屏蔽。去到６月2日，我被禁言一星期（微博用語「關小黑屋」）。6月9日釋放出來後，我轉發「微思客」和我做的一個訪談《做一隻有尊嚴的蛋》，然後在6月11日被炸。
4、被炸之後，雖然主頁還在，但所有「評論」、「轉發」及自己發的長微博卻已全部消失，無法閱讀。
5、我第三次開新號後，發了一則微博，詢問大家對自己及一些他們喜歡的帳號被炸的感受，結果收到大量回應。我發覺，許多網友和我都有類似的炸號創傷後遺症，只是由於大家沒有機會分享，所有痛楚遂只能放在心裏。在收到555條評論和342條轉發後，這條微博最終也遭屏蔽。
6、「微博上的奧斯維辛」這種說法，來自作家李靜睿在她的微博的一段話：「每天睡前都看看這個微博，感覺遲早所有人都會在這座公墓裏擁有一塊墓碑 （我已經有好幾塊了，蕭老師三百多塊）。開始他們也只是零零星星地殺人，但最終有了奧斯維辛。」 她這裏提及的「微博」，是一個叫「炸號Bot」的帳號，專門收集被炸帳號的資料，是故自述為「互聯網公墓」。這個帳號在2019年4月28日也被炸了。「蕭老師」指的是蕭瀚先生。
7、微博炸號只是網路思想控制的一例，同樣情況也發生在微信、知乎、豆瓣這些網路平台。刪帖和炸號不僅針對個人，同樣針對各種媒體、社團、NGO和商業公司。在網路時代運用各種高科技對思想言論進行如此高密度和全方位的監控，也許全球只有中國如此。
8、「得到同意」在這裏十分重要，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個體也會主動斷絕一些聯繫。也許這樣做同樣痛苦，但性質卻不同，因為這是出於你的選擇，你的自主性不會因此受到損害。
9、 英文可稱之為 “an attack on your integrity”。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頗受當代道德哲學家威廉斯的啟發。Bernard Williams, “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 in J. J. C. Smart and Bernard Williams, Utilitarianism: For & Again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08-118。
10、 以上留言引用自Matters 和我的微博的網友留言。
11、我這方面的體驗，頗為接近Miranda Fricker在她的著作討論的兩種「認知上的不正義」 （epistemic injustice）中的第二類，即她所稱的「詮釋上的不正義」 （hermeneutical injustice） 。這種不正義的出現，是由於社會文化缺乏合適的規範性概念，去詮釋和理解遭受不公正對待的個體的第一身經驗。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47-175.
12、規範性框架，無論對當事人還是對其他人，都是必要的，因為根本沒有所謂中性（neutral）語言去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人的壓迫經驗。例如如果我們沒有「自由」、「權利」、「尊嚴」、「屈辱」和「不義」這些道德概念，以及由這些概念建構起來的框架，我們便很難理解炸號對人的傷害。
13、我對政治哲學的理解，頗受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啟發。John Raw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by Samuel Free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1;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edited by Erin Kell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5.
14、 臉書當然也有它的內容審查機制，但尺度明顯寬鬆得多，不會審查用戶的政治觀點。
15、對這個觀點更深入的討論，可參考拙著，《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16、微博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分享我自己所寫及我認為有價值的文章。在我的經驗中，一篇數千字的政治哲學文章，往往能在很短時間內，獲轉發數百次並吸引數十萬人次的閱讀量。我印象待別深的，是我在2018年11月19日發的文章〈走進生命的學問〉，在炸號之前有11308次轉發，986條評論，以及758萬人次閱讀。對於像我這種已很難在大陸媒體發表文章的人來說，微博幾乎已是僅有的思想傳播渠道。
17、我是否過度悲觀？科技進一步發展，會否創造出一種更好的媒介和平台，促進公共生活，抑或反過來使得當權者更加容易監控和打壓公共參與，令人們更加消沈？這有待觀察。
18、 相關報導，可參考〈《環球時報》使舵者 總編輯胡錫進〉，《鳳凰週刊》，2013年9月25日。
19、此文也收錄在拙著《政治的道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227-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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