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突如其來」的新一代：後雨傘大學生如何看社運

2019年，特殊的6月，反《逃犯條例》修訂一役，香港人不帶期望，哀兵上陣，就算難言勝利，總算取得一點成果。今次群眾運動中，青年人的參與和行動再成焦點。9日深夜和12日在金鐘的衝突，都明顯地以青年人為骨幹，而今次參與運動的年輕人，有參加過雨傘運動的，但也有很多應該是「後雨傘」一代，即是說他們在五年前年紀還太小，沒有參與過雨傘運動。

有趣的是，回到4月時，香港社會似乎有一種普遍印象，覺得青年人對《逃犯條例》修訂並沒有太大的關心，例如4月初王慧麟在《明報》的一篇文章，就指出《逃犯條例》修訂看來是要針對商業罪行，而青年對商界非常反感，所以對反修例不以為然。放到大一點的背景中看，很多較常參與社運的朋友都觀察到，香港近兩三年的遊行示威整體人數不高之餘，亦較少見年輕人參與。一般的理解是，面對著政權的強力打壓，貧富懸殊和樓價高企等問題又毫無改善跡象，年輕人感到絕望和無力，所以不再關心政治。

這些說法也許都是實際情況的一部分，但回到6月運動高峰之前，年輕人的無力感其實有多高？他們對社會運動有甚麼看法？他們如何看雨傘運動？平時如何接觸時事資訊？如何使用社交媒體？解答這些問題，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後雨傘一代在反《逃犯條例》修訂一役中「突然出現」，背後有甚麼樣的基礎。

筆者跟兩位中大同事在2014年11月對香港的大學生做過一次社交媒體使用和政治參與調查研究，樣本數為795人。今年3月至4月初，我們又做了一次調查，樣本數為908人。兩次調查均使用多階段或然率抽樣方法，以確保樣本能代表大學生群體。當然，「大學生」不等於「年輕人」，但在社運場合，大學生往往是較為活躍的一群，值得特別留意。

在今年的問卷中，筆者設計了一系列問題來反映四種對於社會運動處身負面境況的態度。這四種態度分別是激進取向（radicalism）、悲觀主義（pessimism）、休止取向（abeyance），和強調堅持（persistence）。「激進取向」一詞並無貶意，亦不是說人們真的非常激進，只是指在社會運動似乎未能產生影響的情況下，人們認為社運需要尋找更具破壞力或干擾力的手段。悲觀主義則是認為在惡劣的環境下，社會運動已無法產生影響，甚至變得沒有意義。休止取向則是指社運必然有高低潮，社運在表面上沉寂，其實也可以是休養生息。強調堅持則指無視艱難處境，堅持持續的行動。

認同社運處於休息階段，仍然強調堅持

下圖顯示被訪者如何回應相關問題，被訪者可以對問卷中提出的說法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或不知道。首先，約三分之一的被訪者同意兩個用來代表激進取向的句子，如36.8%的被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社會運動需要考慮把行動升級」，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的多一點，有45.3%，其餘被訪者的回應為「不知道」。

同樣，稍為多於三分之一的被訪者同意兩個用來代表悲觀主義的句子。36.6%的被訪者認同「在現時的情勢下，改變社會已變成不可能」，36.5%認同「無論人們做甚麼，政府都不會回應，社會運動已變得沒有意義」。不同意兩句句子的比同意的多。

三分之一這個比例不是很高，但也不能算低。在青年人當中，悲觀主義是存在的。不過，相比之下，有更多被訪者認同休止取向和強調堅持兩種態度。其中，近八成被訪者認同「情況雖然不佳，但尋求社會轉變的人可以考慮不同的行動方式（如社區行動）繼續工作」，有六成多被訪者認同「無論情況如何，堅持繼續行動是必要的」。

誠然，大學生認同以上兩句句子，也許有一點「社會期許」（social desirability）的因素在內。然而在強調堅持之外，約一半的被訪者同意「在現時較差的情況下，人們可以先退一步，耐心等待時機再行動」，亦有一半被訪者同意「為了能夠持續發展，社會運動在現階段稍作『休息』是恰當的」。亦即是說，視社運為處身休息階段的被訪者，也比採納激進取向和悲觀主義的被訪者比例高。

以上談論的四種態度並不一定互相矛盾或排斥，一名被訪者可以同時採納幾種態度。值得指出的是，一般的想法是，人們越悲觀，無力感越重，就越不會行動。可是在數據之中，悲觀主義跟強調堅持並沒有顯著的負相關，對社運力量感到悲觀的被訪者並不傾向較少強調堅持的重要性。

對雨傘運動評價傾向正面

在公眾討論中，香港市民的無力感往往被追溯至雨傘運動未能取得成果。我們在問卷也問到被訪者如何看雨傘運動。值得留意的是，當下的大學生之中，最高年級的同學在2014年時已經進入高中，所以亦較有可能直接參與過雨傘運動。在問卷中我們問到被訪者當年有沒有到佔領區支持運動，有62.2%指自己沒有到過現場，31.9%指自己到過現場幾次，5.1%指自己到過現場，而且經常參與。

如上圖顯示，當被問到是否同意「佔領運動令很多香港人覺醒」時，在所有被訪者中，超過六成認同運動有此正面效應，只有約四分之一的被訪者不認同。八成被訪者同意「佔領運動雖然未能取得實際效果，但也是民主運動中的一步」。相反，只有三分之一的被訪者同意「整體而言，雨傘運動是失敗的」。被訪者對雨傘運動的評價在整體上傾向正面。

更重要的是，若把被訪者按有沒有參與雨傘運動分成三組，我們可見，有參與過傘運的被訪者，同意傘運使人覺醒和不同意傘運使人覺醒的比例均較高，同意傘運是民主運動的一步和不同意傘運是民主運動的一步的比例亦均較高。這其實並不奇怪，有參與過雨傘運動的人，會較為熟悉當年運動的狀況，所以較為能夠明確地表達同意或者不同意上述命題，沒有參與過雨傘運動的被訪者，則有不少會回答不知道。

後雨傘的一代，更正面地看傘運的成果

不過有趣的是，當被問到是否同意「整體而言，雨傘運動是失敗的」時，有和沒有參與過雨傘運動的人，對這題目的態度差異頗大。在當年有經常參與佔領的被訪者中，超過一半同意雨傘運動是失敗的，但當年沒有參與佔領運動的被訪者中，只有稍多於四分之一的被訪者認為雨傘運動在整體上失敗，兩者差異很大。同時，沒有參與傘運的被訪者亦較多否定傘運失敗的說法。

筆者的詮釋是，當年沒有親身參與運動的年輕人，較少經歷到因運動的起落而產生的情感波動，較少感受到運動完結時的失落，也較少體驗到運動中後期出現的內部紛爭，所以對雨傘運動反而沒有強烈的負面觀感。

總括來說，以上的分析顯示，受訪大學生對社運的悲觀程度並不太高，他們認同堅持的重要性，也較認同社運可能只是在一種暫時休止的狀態。他們對雨傘運動的評價傾向正面，而沒有參與過雨傘運動的年輕人，對雨傘運動的評價在整體上更正面一點。最後一點也說明了，在是次研究中年紀較輕，當年沒有參與佔領運動的年輕人，的確可以被視為後雨傘的一代。他們不是完全不受傘運影響，而是他們與傘運有一種距離，這距離反而使他們可以在整體上更正面地看雨傘運動的效果。

這些數據，均指向後雨傘一代年輕人參與社運的潛力和基礎。不過，回到文章開首時提到的狀況，若說後雨傘一代年輕人對社運其實並不太過負面和悲觀，為甚麼他們沒有更早在各大小議題的遊行集會中出現？為甚麼不更早投身反《逃犯條例》修訂的群眾運動？

社交平台轉移：從Facebook到Instagram

這就可能涉及到他們的媒體使用習慣和政治傳播行為了。下圖總結了一些3月調查中被訪者的媒體使用習慣，並與2014年調查結果比較。首先，問卷詢問被訪者平時用多少時間通過傳統媒體及網絡媒體吸收新聞時事資訊。在2014年的被訪者中，四成只花一小時或以下，24%花超過兩小時，在2019年的被訪者中，只花一小時或以下的上升至五成，花超過兩小時的稍為下降至21%。

年輕人多用社交媒體跟別人聯繫。調查發現，相比2014年的調查，2019年3月調查中的被訪者更少在最常用的社交媒體上，「有時」或「經常」分享跟社會事務或政治議題相關的內容。例如在2014年調查中，有八成被訪者有時或經常在最常用的社交媒體上「跟有連繫的人分享跟政治議題相關的內容」，在2019年的調查中，比例大降至五成左右。

誠然，2014年的調查是在11月進行的，當時雨傘運動還未完結，所以2014年調查所得的答案，有可能受當下的氣氛影響。不過，問卷的用詞和設計，並不是詢問被訪者當下的媒體使用，而是一般情況下的媒體使用，所以當下社會事件和氣氛的影響不一定很大。

而且，五年之間，年輕人的媒體使用習慣的確有一個非常巨大的轉變。問卷請被訪者寫下頭三個最常用的社交媒體（也可以只寫一個或兩個）。2014年，86.8%的被訪者最常用Facebook，95.8%把Facebook列作三個最常用社交媒體之一，5%被訪者最常用Instagram，36.5%把Instagram列作三個最常用社交媒體之一。5年之後，只有23.5%的被訪者最常用Facebook，最常用Instagram的變為六成。不過，仍然有近八成大學生把Facebook列作三個最常用社交媒體之一，把Instagram列作三個最常用社交媒體之一的被訪者則有九成。順帶一提，把連登視為社交媒體，並將它列作三個最常用社交媒體之一的被訪者有4.5%。

Instagram並非不可以用來傳達跟社會事務相關的訊息，在反《逃犯條例》修訂一事上，人們也可以很容易在Instagram上搜尋到相關圖片和資訊，但比起Facebook，Instagram的時事資訊功能始終差很遠。所以，年輕人少了在社交媒體上接觸和分享新聞時事資訊，應該跟社交媒體平台轉移有關。事實上，2019年的調查裡，在最常用Facebook的被訪者中，65.9%在Facebook跟社運人士有連繫，50.7%跟議員或立法會議員有連繫，在最常用Instagram的被訪者中，相應比例只有40.0%和26.2%。

而且，Instagram和Facebook很可能還有另一個分別：在Instagram上面，政治討論較少，政治爭論更少。在Facebook上面，不同立場的人互相批評、指罵、猜忌的情況較為常見，Instagram以照片和圖片作為主要內容，各種指罵和猜忌均相對較少。

新一代醖釀社運需時，對社運負面觀感低

所以，我們看見的是，2019年的大學生，比五年前的大學生較少投入時事，較少參與網絡上的政治傳播，對各種論爭的投入程度也應較低。這可以部分地解釋，在一般情況下，年輕人為甚麼好像對很多社會問題反應不大，要他們作出反應，可能真的需要更多時間的醖釀，或者需要更嚴重的事件來觸發。但如前所述，他們對社會運動並不抱持過分悲觀的想法，對過去重大的社會運動沒有那麼多負面觀感，他們對社運不是完全沒有無力感，但無力感也不是很強。所以，一旦有事件觸動到他們的神經，他們仍會像整裝待發走出來。

同時，他們一直以來較少投入到網上政治爭論之中，也很可能使他們能夠對社運內部持有不同立場的人士有更多的包容。反《逃犯條例》修訂的群眾運動，不是完全沒有人談「捉鬼」，不是完全沒有路線的爭論，但「和理非」跟「勇武」之間的互相指摘確是少了，這一方面是因為整個社運圈以至整個社會開始汲取過去幾年的教訓，也是因為最新一代的參與者心中沒有舊恨，也不願意建立新仇。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仍未結束。政府在暫緩修例後，對運動提出的幾個訴求並無正面回應，運動如何發展，仍難預料。無論如何，這場運動將會成為時下年輕人重要的成長經歷，很可能會再改寫他們對社會運動的態度、對時事和政治的關注程度等。但以上的分析大概可以說明，後雨傘年輕人的社運參與像是突如其來，但也並非憑空出世。

（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