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2019年，特殊的6月，反《逃犯条例》修订一役，香港人不带期望，哀兵上阵，就算难言胜利，总算取得一点成果。今次群众运动中，青年人的参与和行动再成焦点。9日深夜和12日在金钟的冲突，都明显地以青年人为骨干，而今次参与运动的年轻人，有参加过雨伞运动的，但也有很多应该是“后雨伞”一代，即是说他们在五年前年纪还太小，没有参与过雨伞运动。

有趣的是，回到4月时，香港社会似乎有一种普遍印象，觉得青年人对《逃犯条例》修订并没有太大的关心，例如4月初王慧麟在《明报》的一篇文章，就指出《逃犯条例》修订看来是要针对商业罪行，而青年对商界非常反感，所以对反修例不以为然。放到大一点的背景中看，很多较常参与社运的朋友都观察到，香港近两三年的游行示威整体人数不高之余，亦较少见年轻人参与。一般的理解是，面对著政权的强力打压，贫富悬殊和楼价高企等问题又毫无改善迹象，年轻人感到绝望和无力，所以不再关心政治。

这些说法也许都是实际情况的一部分，但回到6月运动高峰之前，年轻人的无力感其实有多高？他们对社会运动有甚么看法？他们如何看雨伞运动？平时如何接触时事信息？如何使用社交媒体？解答这些问题，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后雨伞一代在反《逃犯条例》修订一役中“突然出现”，背后有甚么样的基础。

笔者跟两位中大同事在2014年11月对香港的大学生做过一次社交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调查研究，样本数为795人。今年3月至4月初，我们又做了一次调查，样本数为908人。两次调查均使用多阶段或然率抽样方法，以确保样本能代表大学生群体。当然，“大学生”不等于“年轻人”，但在社运场合，大学生往往是较为活跃的一群，值得特别留意。

在今年的问卷中，笔者设计了一系列问题来反映四种对于社会运动处身负面境况的态度。这四种态度分别是激进取向（radicalism）、悲观主义（pessimism）、休止取向（abeyance），和强调坚持（persistence）。“激进取向”一词并无贬意，亦不是说人们真的非常激进，只是指在社会运动似乎未能产生影响的情况下，人们认为社运需要寻找更具破坏力或干扰力的手段。悲观主义则是认为在恶劣的环境下，社会运动已无法产生影响，甚至变得没有意义。休止取向则是指社运必然有高低潮，社运在表面上沉寂，其实也可以是休养生息。强调坚持则指无视艰难处境，坚持持续的行动。

认同社运处于休息阶段，仍然强调坚持

下图显示被访者如何回应相关问题，被访者可以对问卷中提出的说法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或不知道。首先，约三分之一的被访者同意两个用来代表激进取向的句子，如36.8%的被访者同意或非常同意“社会运动需要考虑把行动升级”，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的多一点，有45.3%，其余被访者的回应为“不知道”。

同样，稍为多于三分之一的被访者同意两个用来代表悲观主义的句子。36.6%的被访者认同“在现时的情势下，改变社会已变成不可能”，36.5%认同“无论人们做甚么，政府都不会回应，社会运动已变得没有意义”。不同意两句句子的比同意的多。

三分之一这个比例不是很高，但也不能算低。在青年人当中，悲观主义是存在的。不过，相比之下，有更多被访者认同休止取向和强调坚持两种态度。其中，近八成被访者认同“情况虽然不佳，但寻求社会转变的人可以考虑不同的行动方式（如社区行动）继续工作”，有六成多被访者认同“无论情况如何，坚持继续行动是必要的”。

诚然，大学生认同以上两句句子，也许有一点“社会期许”（social desirability）的因素在内。然而在强调坚持之外，约一半的被访者同意“在现时较差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先退一步，耐心等待时机再行动”，亦有一半被访者同意“为了能够持续发展，社会运动在现阶段稍作‘休息’是恰当的”。亦即是说，视社运为处身休息阶段的被访者，也比采纳激进取向和悲观主义的被访者比例高。

以上谈论的四种态度并不一定互相矛盾或排斥，一名被访者可以同时采纳几种态度。值得指出的是，一般的想法是，人们越悲观，无力感越重，就越不会行动。可是在数据之中，悲观主义跟强调坚持并没有显著的负相关，对社运力量感到悲观的被访者并不倾向较少强调坚持的重要性。

对雨伞运动评价倾向正面

在公众讨论中，香港市民的无力感往往被追溯至雨伞运动未能取得成果。我们在问卷也问到被访者如何看雨伞运动。值得留意的是，当下的大学生之中，最高年级的同学在2014年时已经进入高中，所以亦较有可能直接参与过雨伞运动。在问卷中我们问到被访者当年有没有到占领区支持运动，有62.2%指自己没有到过现场，31.9%指自己到过现场几次，5.1%指自己到过现场，而且经常参与。

如上图显示，当被问到是否同意“占领运动令很多香港人觉醒”时，在所有被访者中，超过六成认同运动有此正面效应，只有约四分之一的被访者不认同。八成被访者同意“占领运动虽然未能取得实际效果，但也是民主运动中的一步”。相反，只有三分之一的被访者同意“整体而言，雨伞运动是失败的”。被访者对雨伞运动的评价在整体上倾向正面。

更重要的是，若把被访者按有没有参与雨伞运动分成三组，我们可见，有参与过伞运的被访者，同意伞运使人觉醒和不同意伞运使人觉醒的比例均较高，同意伞运是民主运动的一步和不同意伞运是民主运动的一步的比例亦均较高。这其实并不奇怪，有参与过雨伞运动的人，会较为熟悉当年运动的状况，所以较为能够明确地表达同意或者不同意上述命题，没有参与过雨伞运动的被访者，则有不少会回答不知道。

后雨伞的一代，更正面地看伞运的成果

不过有趣的是，当被问到是否同意“整体而言，雨伞运动是失败的”时，有和没有参与过雨伞运动的人，对这题目的态度差异颇大。在当年有经常参与占领的被访者中，超过一半同意雨伞运动是失败的，但当年没有参与占领运动的被访者中，只有稍多于四分之一的被访者认为雨伞运动在整体上失败，两者差异很大。同时，没有参与伞运的被访者亦较多否定伞运失败的说法。

笔者的诠释是，当年没有亲身参与运动的年轻人，较少经历到因运动的起落而产生的情感波动，较少感受到运动完结时的失落，也较少体验到运动中后期出现的内部纷争，所以对雨伞运动反而没有强烈的负面观感。

总括来说，以上的分析显示，受访大学生对社运的悲观程度并不太高，他们认同坚持的重要性，也较认同社运可能只是在一种暂时休止的状态。他们对雨伞运动的评价倾向正面，而没有参与过雨伞运动的年轻人，对雨伞运动的评价在整体上更正面一点。最后一点也说明了，在是次研究中年纪较轻，当年没有参与占领运动的年轻人，的确可以被视为后雨伞的一代。他们不是完全不受伞运影响，而是他们与伞运有一种距离，这距离反而使他们可以在整体上更正面地看雨伞运动的效果。

这些数据，均指向后雨伞一代年轻人参与社运的潜力和基础。不过，回到文章开首时提到的状况，若说后雨伞一代年轻人对社运其实并不太过负面和悲观，为甚么他们没有更早在各大小议题的游行集会中出现？为甚么不更早投身反《逃犯条例》修订的群众运动？

社交平台转移：从Facebook到Instagram

这就可能涉及到他们的媒体使用习惯和政治传播行为了。下图总结了一些3月调查中被访者的媒体使用习惯，并与2014年调查结果比较。首先，问卷询问被访者平时用多少时间通过传统媒体及网络媒体吸收新闻时事信息。在2014年的被访者中，四成只花一小时或以下，24%花超过两小时，在2019年的被访者中，只花一小时或以下的上升至五成，花超过两小时的稍为下降至21%。

年轻人多用社交媒体跟别人联系。调查发现，相比2014年的调查，2019年3月调查中的被访者更少在最常用的社交媒体上，“有时”或“经常”分享跟社会事务或政治议题相关的内容。例如在2014年调查中，有八成被访者有时或经常在最常用的社交媒体上“跟有连系的人分享跟政治议题相关的内容”，在2019年的调查中，比例大降至五成左右。

诚然，2014年的调查是在11月进行的，当时雨伞运动还未完结，所以2014年调查所得的答案，有可能受当下的气氛影响。不过，问卷的用词和设计，并不是询问被访者当下的媒体使用，而是一般情况下的媒体使用，所以当下社会事件和气氛的影响不一定很大。

而且，五年之间，年轻人的媒体使用习惯的确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问卷请被访者写下头三个最常用的社交媒体（也可以只写一个或两个）。2014年，86.8%的被访者最常用Facebook，95.8%把Facebook列作三个最常用社交媒体之一，5%被访者最常用Instagram，36.5%把Instagram列作三个最常用社交媒体之一。5年之后，只有23.5%的被访者最常用Facebook，最常用Instagram的变为六成。不过，仍然有近八成大学生把Facebook列作三个最常用社交媒体之一，把Instagram列作三个最常用社交媒体之一的被访者则有九成。顺带一提，把连登视为社交媒体，并将它列作三个最常用社交媒体之一的被访者有4.5%。

Instagram并非不可以用来传达跟社会事务相关的信息，在反《逃犯条例》修订一事上，人们也可以很容易在Instagram上搜寻到相关图片和信息，但比起Facebook，Instagram的时事信息功能始终差很远。所以，年轻人少了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和分享新闻时事信息，应该跟社交媒体平台转移有关。事实上，2019年的调查里，在最常用Facebook的被访者中，65.9%在Facebook跟社运人士有连系，50.7%跟议员或立法会议员有连系，在最常用Instagram的被访者中，相应比例只有40.0%和26.2%。

而且，Instagram和Facebook很可能还有另一个分别：在Instagram上面，政治讨论较少，政治争论更少。在Facebook上面，不同立场的人互相批评、指骂、猜忌的情况较为常见，Instagram以照片和图片作为主要内容，各种指骂和猜忌均相对较少。

新一代酝酿社运需时，对社运负面观感低

所以，我们看见的是，2019年的大学生，比五年前的大学生较少投入时事，较少参与网络上的政治传播，对各种论争的投入程度也应较低。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在一般情况下，年轻人为甚么好像对很多社会问题反应不大，要他们作出反应，可能真的需要更多时间的酝酿，或者需要更严重的事件来触发。但如前所述，他们对社会运动并不抱持过分悲观的想法，对过去重大的社会运动没有那么多负面观感，他们对社运不是完全没有无力感，但无力感也不是很强。所以，一旦有事件触动到他们的神经，他们仍会像整装待发走出来。

同时，他们一直以来较少投入到网上政治争论之中，也很可能使他们能够对社运内部持有不同立场的人士有更多的包容。反《逃犯条例》修订的群众运动，不是完全没有人谈“捉鬼”，不是完全没有路线的争论，但“和理非”跟“勇武”之间的互相指摘确是少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整个社运圈以至整个社会开始汲取过去几年的教训，也是因为最新一代的参与者心中没有旧恨，也不愿意建立新仇。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仍未结束。政府在暂缓修例后，对运动提出的几个诉求并无正面回应，运动如何发展，仍难预料。无论如何，这场运动将会成为时下年轻人重要的成长经历，很可能会再改写他们对社会运动的态度、对时事和政治的关注程度等。但以上的分析大概可以说明，后雨伞年轻人的社运参与像是突如其来，但也并非凭空出世。

（李立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