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孔誥烽：從特朗普談到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

2017年1月，特朗普（Donald J. Trump，川普）出任美國總統。這一多年來，美國政治陷入近年所未見的混亂。「通俄門」調查層層深入，內閣要員相繼離任，在特朗普的民意支持度不斷創歷史新低的情況下，其在完成任期之前會否被起訴彈劾、被迫下台，現在誰也說不準。2018年國會中期選舉，普遍預計共和黨將會被特朗普拖累而大敗，屆時共和黨內「挺特」和「反特」派的衝突恐怕更趨白熱化。

不過無論特朗普能否保住總統之位，在一段時間後回顧，我們或會發現，從大選到最近一年來圍繞着他的喧鬧，都只是歷史的雜音。在這些雜音背後體現的，乃是美國族群、階級政治的長期趨勢。

特朗普當選總統有其偶然性，但也有很大的必然性。他喜歡通過社交媒體直接表達未經修飾的想法，謾罵對手語不驚人死不休，但細心觀察他的國內外議程，包括對華政策，卻不難發現，其中對於共和黨甚至民主共和兩黨的主流共識，都沒有偏離太遠。

一、「白種怒漢」：特朗普勝選的種族根源

2016年總統大選時，特朗普能在初選遠遠拋離其他共和黨主流大老，贏得共和黨候選人資格，最後更出乎意料地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Hillary R. Clinton，希拉蕊），背後承載着美國中下階層白人自1960年代以來的憤怒——種族平權和種族多元化政策使得他們失去白人特權。這種憤怒在美國首位非裔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歐巴馬）治下達到頂峰。

這些草根白人認為，白人至上的種族秩序已經在奧巴馬任內八年間顛倒過來。他們把生活中所有挫折都歸咎於白人失去優勢，希望一個強人進入白宮為白人出頭，把已經顛倒的再顛倒過來。他們擔心若民主黨再當政四年，現時顛倒了的種族秩序將會常態化。而特朗普整個競選工程，都充滿了「恢復白人優越地位」的暗示。

右翼福音教派傳媒大亨魯特（Wayne A. Root）便在霍士新聞（Fox News）歡呼2016年成為「白種怒漢年」，更出版了《白種怒漢》（Angry White Male: How the Donald Trump Phenomenon is Changing America and What We Can All Do to Save the Middle Class）一書，表達他對特朗普帶領白種男性「步出紅海」的期許{1}。

特朗普從一個親民主黨的商人金主，轉變成一個右翼政治領袖，正始於他在奧巴馬當選後領導質疑出生地運動（Birther Movement），堅稱奧巴馬不在美國出生，所以根據憲法並無資格出任總統。在奧巴馬出示出生證明、確定他在美國出生後，這個運動仍然持續而且愈發壯大，但它除了對奧巴馬作為黑人的仇恨之外，並無事實基礎。當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斷言，特朗普就算落敗，他的參選或許已經永遠改變美國的政治光譜。

「白種怒漢」被特朗普充權和聯合起來之後，將會繼續左右美國政局。這就如196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高華德（Barry M. Goldwater）攻擊種族平權、鼓吹保守基督教價值和抨擊大政府的主張，雖在當時被視為不入流的極端路線，但在他慘敗後不到二十年，里根（Ronald W. Reagan，雷根）便憑藉跟他差不多的主張贏得大選。

現在特朗普正式成為總統，擁有最高權力，這對「白種怒漢」的鼓舞就更不難想像。在他就任後，不少本來隱蔽行事、被認為是邊緣組織的新納粹和白人至上組織變得高度活躍，不時舉行公開的大規模集會；少數族裔因為膚色而被陌生人襲擊的仇恨犯罪案件飆升，這種趨勢令人擔憂。

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小布希）當政、美國右翼勢力被認為已達如日方中之境的2004年，《經濟學人》兩位前美國編輯出版了《右翼美國：美國保守派的實力》（The Right Nation: 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一書，講述自由派的過度擴展以及黑白衝突如何造就「白種怒漢」和新右派崛起，至今仍是理解美國右翼興起的經典{2}。

該書指出，美式自由主義的核心，乃是通過政府的積極措施讓不同種族、階級、性別等多元公民能享有平等的權利與機會。1860年代共和黨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解放黑奴後，南方白人通過《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開始施行種族隔離並剝奪黑人投票權，令自由主義受挫。1950年代，南方黑人的民權運動隨南方的經濟高速發展而壯大。本來與南方白人結盟的民主黨將結束種族隔離的主張加入政綱，以爭取愈來愈重要的黑人選票。1960年代，美國在甘迺迪（John F. Kennedy）與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詹森）主政下通過種種平權措施，正式結束了南方的《吉姆．克勞法》時代。

自由主義在種族問題上取得勝利後，由1960年代戰後嬰兒潮一代帶動的婦女、環保等社會運動，導引民主黨進一步左轉，將保障婦女墮胎權利、制裁污染企業等加入其政策主張中。在這個大潮下，共和黨亦不得不跟着左轉，支持平權、婦權、環保等自由派價值，以時任紐約州長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為代表的所謂「洛克菲勒共和黨人」（Rockefeller Republicans）成為黨內主流。

但在同一時期，一股新右保守力量在南部與中西部的白人小農、小企業家和工人階級間崛起。在急速的自上而下的平權措施中，利益受損的草根白人察覺到，最積極推動平權的自由派精英往往是寬己嚴人的偽善政客。

一方面，他們主張在公立大學實行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增加黑人學生比例而減少錄取下層白人；另一方面，自由派精英卻能輕易把子女送進名牌私立大學。自由派強制公立中小學實行黑白融合，卻在私下爭相將子女送到純白人的貴族私校。自上而下的平權政策引起的反彈，激起了主張聯邦政府撤出百姓生活、重建家庭價值、白人擁槍自衛的新右運動。這一運動以草根白人社區的鄰里團體、教會、槍會等為主力，在每次選舉中展現出愈來愈大的影響力。

1968年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尼克森）競選總統時，即看準了草根白人對民主黨自由派的不滿，放棄了共和黨解放黑奴的主張，動員選民對黑人的仇恨和對傳統價值解體的恐慌情緒，以「維護法紀」的政綱贏得大選。1970年代美國的經濟、外交危機令新右運動蓬勃發展。

里根於1980年贏得總統大選後，即繼承尼克松沒有徹底完成的右翼革命，將羅斯福新政時期（The Roosevelt New Deal）確立的福利國家砸爛。里根在攻擊向富人徵稅以輔助窮人的福利國家政策時，刻意模糊當中的階級因素而突出種族因素，批評當時的福利制度是剝奪誠實勤勞的白種小市民、助長被共和黨形容為「狡猾懶散」的黑人不勞而獲的不公體制。他在鼓吹福利改革時便曾反覆引用「福利皇后」（welfare queen）這個半虛構例子——一個領取失業救濟的黑人女子騙取大量救濟金，開名車，過着舒適的生活。

過去三十年，全球化與經濟轉型令美國內陸工業帶流失大量職位，收入增長追不上東西岸大城市，令「白種怒漢」愈加憤怒，聲勢日漸壯大。影響所及，共和黨愈益轉右。就連1990年代民主黨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柯林頓）政府也被迫向右轉，推動比里根更激進的福利改革。小布什在2001年上台後，共和黨完全控制了白宮與國會，是為新右的一個黃金時代。他推動伊拉克戰爭所帶來的外交災難和任內爆發的金融危機，造就了奧巴馬執政八年，一度扭轉了自由派的劣勢，讓醫療改革和同志平權等政策得以實現。

很多自由派人士以為奧巴馬執政代表美國新右的陷落和自由主義的終極勝利，但事實上「白種怒漢」的憤怒卻在非裔總統治下達到高峰，引發反聯邦政府、反奧巴馬醫改的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掀起了將特朗普送進白宮的巨浪。特朗普執政，令新右勢力進一步增強並超越小布什時代的頂峰，其實就是美國草根白人對種族平權和文化多元反彈的結果。

二、被民主共和兩黨拋棄的工人階級

當然，特朗普當選也不單是因為草根白人的種族主義。他贏得的選舉人票，全靠在前兩次選舉中投向奧巴馬的幾個中西部老工業區民主黨票倉（包括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甚至是橫跨東部與中西部的賓夕凡尼亞州），在這次選舉中出乎意料地支持他。選前的民意調查幾乎全部都顯示希拉里將會在這幾個州輕易勝出，這是媒體專家斷言她必勝無疑的基礎；結果她將這幾個州全部輸掉。

選後不少分析發現，這幾個州從藍轉紅的關鍵是在上兩次選舉中大比數投票給奧巴馬的多個所謂「奧巴馬要塞」（Obama Strongholds），在這次選舉中都轉向特朗普。後來不少媒體和社會學調查都證實了所謂「奧巴馬—特朗普選民」（Obama-Trump voters）確實存在——他們在當年票投以「來自建制以外的推動變革者」包裝的左翼候選人奧巴馬，感到失望後票投以「來自建制以外的推動變革者」包裝的右翼候選人特朗普{3}。

這次轉投特朗普的「奧巴馬要塞」很多都是傳統工業區，近二十年受到產業工序外移至低工資地區的影響，失業情況嚴重。特朗普的反自由貿易政綱，包括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提高中國進口產品關稅等，對這些地區的選民來說無疑十分吸引。而NAFTA的簽訂和將中國帶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等舉措，都是在1990年代由克林頓政府完成的。在這些老工業區，克林頓的名字早已與「自由貿易」等同。希拉里在競選時不斷將自己包裝成反對自由貿易的政客，但她在當國會議員和國務卿時支持自由貿易的立場鮮明，實在令人難以抹去有關印象。難怪這次選舉的各個票站調查均顯示，工會家庭選民和低收入工人階級選民投票給希拉里的比例比2012年投給奧巴馬者為低，投票給特朗普的比例則比2012年投給共和黨羅姆尼（Mitt Romney）者為高。

除了「奧巴馬—特朗普選民」之外，覺得希拉里「投不下手」而在選舉日留在家裏的民主黨支持者肯定為數不少。民主黨初選時，很多大工會的地方分部都支持反對自由貿易的黨內候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但一直與民主黨建制派過從甚密的全國工會領導，卻迫不及待地推薦希拉里，引起不少會員不滿。這些工人在選舉日有多少真的出來票投希拉里，實在成疑。如果「奧巴馬—特朗普選民」因為怕被標籤為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者，羞於向調查員承認將會投票給特朗普，而稱自己還未決定投給誰或會投票給希拉里，那完全可以理解；受訪時說會投票給希拉里，最後覺得「投不下手」而沒有出來投票的選民，應該也為數不少。這個現象或者可以解釋為何幾乎所有選前民調都無法顯示，作為民主黨票倉的中西部老工業區正在轉向支持特朗普。

在上兩次選舉投票給奧巴馬，而在這次投票給特朗普或在選舉日留在家中「被動投特」的選民，肯定不是「白種怒漢」或種族主義者。要理解他們為何支持特朗普，就要理解過去三十多年美國階級政治的轉變。1970年代，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有組織勞工（organized labor）勢力壯大，成功爭取工資持續增長。工資高增長乃是1970年代通貨膨脹危機的根源，當時很多強大的工會成功爭取工資增長與通脹掛鉤，所以他們並非通脹的最大受害者。但工資高增長卻令企業利潤和放貸者實際利息收入下降，面對這一困境，商界便開始力推自由貿易，讓企業易於到發展中國家投資，並容許發展中國家的產品更容易進入美國本土市場。自由貿易，乃是讓企業從本土有組織勞工解套，到第三世界僱用當地廉價勞動力，再將產品出口然後回到本土市場的板斧。這是1980年代里根開始推動全球化的背景{4}。

傾向商界的共和黨一直支持自由貿易，而民主黨因為依賴中西部老工業區的工會會員選票，所以一直反對自由貿易，以保護美國工人飯碗不被外國勞工奪去。在1992年總統選舉時，克林頓便以工人利益代言人的姿態出現，主張NAFTA應加入保障墨西哥勞工權利與工資的條款，更主張在每年更新中國享受的低關稅最惠國待遇時加入人權條款，如中國人權沒有改善，便立刻大幅增加對中國產品的關稅。

革命與反革命元素造就特朗普當選，並不代表特朗普政府會實行甚麼革命政策或反革命政策。事實上，在其入主白宮後，縱使天天通過社交媒體發表爭議言論的風格令很多人吃不消，但他的主張大多只是共和黨主流建制派一直鼓吹的政策而已。

但克林頓當選後，即在華爾街和大企業的強力游說下徹底改變立場，擁抱自由貿易，通過了沒有約束力的勞工保障附加條款NAFTA，並無條件更新中國最惠國待遇，後來還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幫助其加入WTO。同一時間，英國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布萊爾）帶領的工黨同樣背棄工會工人，擁抱自由貿易，支持歐盟東擴。隨之，東歐、中國和墨西哥同時釋放巨大的廉價勞動力，歐美產業的工序紛紛外移到低工資地區。製造業職位大量流失後，工會在1970年代爭取到的工資增長、福利和保障，瞬間化為烏有。

面對收入和地位急速下滑，有組織勞工唯有走上街頭，形成了1990年代末的反全球化運動。那時候，在七大工業國（G7）峰會、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會議場外，總會見到浩浩蕩蕩的反全球化示威。1999年WTO在西雅圖舉行大會期間，以工會成員為骨幹的反全球化街頭抗爭演變成大規模暴力衝突，可說是美國反全球化運動的高峰。但在高峰過後，工會運動因為製造業的全面外移而消沉下來，反對全球化的聲音也逐漸被抑壓。本來站在工會一方反對自由貿易的民主黨，也全面擁抱全球化。2000年代開始，支持自由貿易成了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主流觀點。在社會中下階層的傳統產業工人，也就成了沒有政黨代表的孤魂野鬼。

能夠將工序外移的產業均擁抱全球化，至於不能外移的行業如服務業、農業和建造業，則愈來愈依賴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合法或非法低工資移民勞工。在大企業的游說下，歐洲國家大舉放寬東歐、北非、中東國家移民的限制。同時，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對拉丁美洲非法移民視若無睹，兩黨歷次嘗試啟動的所謂移民改革，主要是要讓無證人士獲得合法居留權甚至公民身份。在早晚能獲得公民身份的預期下，拉美非法偷渡者大增毫不稀奇。

如此這般，曾經是歐美社會中流砥柱的工人階級，在全球化和外國廉價勞工湧入的雙重壓力下，一代比一代更絕望和沒保障，逐漸被主流政客與輿論拋棄。特朗普的競選工程，就是看準了這一群「有怨無路訴」的選民，激起他們的憤恨情緒。

民主黨初選時曾一度對希拉里構成威脅的桑德斯，他的很多競選政綱，包括反對TPP、重訂NAFTA和加強美墨邊境管制，其實與特朗普的主張十分相似。不同的是，桑德斯以階級政治的左翼語言表述這些政綱，而特朗普則以「中國人偷了我們工作」、「墨西哥無證人士都是罪犯」、「穆斯林都是恐怖份子」等種族語言來明示或暗示，將工人階級的經濟怨恨與白人至上的身份政治連接。桑德斯在初選中大挫希拉里的傳統藍領區密歇根州與威斯康辛州，正是希拉里在大選時疏於造訪而特朗普主攻，最後在選舉日從藍轉紅，讓特朗普勝出的重要州份。由此可見，特朗普勝選，既有草根白人抵制種族平權與文化多元的反革命元素，也有工人階級反抗新自由主義、不滿全球化長年剝削的革命元素。

不過，革命與反革命元素造就特朗普當選，並不代表特朗普政府會實行甚麼革命政策或反革命政策。事實上，在其入主白宮後，縱使天天通過社交媒體發表爭議言論的風格令很多人吃不消，但他的主張大多只是共和黨主流建制派一直鼓吹的政策而已。

三、大選之後：共和黨建制派收服特朗普

特朗普當選後，即重用「另右」（Alt-Right，另類右翼）白人民族主義運動主將班農（Steve Bannon），委任他為白宮首席策略師，還委派他進入由軍方、外交和情報系統高層組成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特朗普一上任便簽發弄得全球震怒、最後被聯邦法官喝停的穆斯林地區國民入境禁令，便是出自班農的手筆。班農更與一直強烈主張向中國發動貿易戰甚至不惜在南海兵戎相見的納瓦羅（Peter Navarro），聯手推動經濟民族主義議程。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讓美國退出TPP，便體現了他們的主張。班農曾在一個訪問中興奮地表示，他將會日以繼夜地致力「解構行政國家」（deconstruct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很有毛澤東「將舊國家機器打個稀巴爛」的氣勢。這些豪情壯語，共和黨建制派聽在耳裏便感到害怕{5}。

但特朗普就任不到三個月，班農便出現失勢的跡象。首先，特朗普抵不住傳統共和黨人和軍事外交大老的壓力，取消了班農在國安會的席位；同時有人向媒體放風，說特朗普政府內出身自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的官員，如正副財政部長，已自成一派，與特朗普的女婿、猶太裔地產商庫什納（Jared Kushner，庫許納）結盟，推動維持經貿金融全球化的路線，抵制班農的經濟民族主義。

後來，更有白宮資深官員向自由派網媒揭露，班農常常在背後罵庫什納是「cuck」。這個詞近年在另右和白人至上主義圈子十分流行，泛指自己的白人妻子與黑人偷情的無能白種男性，帶有極濃厚的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色彩，也充分反映了另右份子對自己的性別與種族優越感的極度不安全感。當然，班農罵庫什納是「cuck」，也等於在侮辱特朗普的愛女伊萬卡（Ivanka Trump，伊凡卡）。這宗新聞恐怕是來自庫什納陣營，目的是令特朗普痛恨班農並進一步將他邊緣化。這些消息流傳了幾個月後，班農最終在2017年8月下旬被特朗普開除。

特朗普就任一年，華府建制派，特別是共和黨建制力量已經重新掌控大局。競選時特朗普宣稱要進行的反建制革命並無發生，在未來也不大可能會發生。

班農路線失勢也可從特朗普的外交作為中看出來，其中一個重要指標當然是中美關係。班農經濟民族主義的其中一個重要主張，就是宣布中國為貨幣操縱國，向中國進口產品徵收高關稅。這個政策在特朗普上任後被勒住。特朗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7年4月初在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會面後，更明言不會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並會進一步改善中美經濟關係。有趣的是，特朗普對中國友善，反而令一向不遺餘力推動中美友好、代表美國企業在中國利益的美中商務委員會，在「特習會」前夕發表聲明，提醒特朗普要更積極爭取美國企業和美國貨品在中國得到公平對待{6}。

特朗普在其他外交領域，亦沒有兌現選舉時強調的不會將資源浪費在干預國際事務的孤立主義路線。2017年4月初，敍利亞政府出動軍用化武攻擊平民，特朗普即下令美軍戰艦發射戰斧導彈攻擊敍國的政府軍用機場作為懲罰，這個舉動獲得華府建制派普遍好評。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資深國際事務評論員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說，此舉令特朗普成為真正的美國總統；希拉里也表示，如果她是總統也會這樣做{7}。

在北韓問題上，特朗普似乎比前任強硬，常常威脅要開戰，但這一立場並非無中生有，而是與近年華府對朝問題思路轉向有關。他在競選時極少提起北韓，在上任後卻對北韓核問題高度關注，應該是受到共和黨外交建制團隊的影響。過去二十多年，美國一直靠爭取中國制裁北韓來制止後者發展核武器，但北韓還是不斷進行核試，北京一味表現出毫不知情、束手無策的態度。

後來，奧巴馬政府更發現中國國有企業違反聯合國禁令、積極協助北韓核計劃的證據。這些發展令華府外交建制團隊開始認為，以中制朝的政策已經失敗，美國始終要直接和強硬地壓制金氏政權。奧巴馬政府決定在南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與2017年夏天特朗普派遣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和兩艘核潛艇進入朝鮮半島海域，兩者之間其實體現了極大的政策連續性。

以上種種，顯示了華府的建制力量，正在將一個以反建制為號召的新總統拖入建制的軌道。特朗普在內政上的重點政策，包括廢除和取代奧巴馬醫改、減稅、減少金融規管等，都與共和黨主流同步，而且不少都需要在共和黨主導下的國會中通過立法。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無論對外對內都很難超越共和黨建制的框架。

現在白宮面對的最大不確定性，便是有關特朗普團隊在競選時有無私通俄國的調查（「通俄門」）。司法部委任德高望重的前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穆勒（Robert Mueller）為特別偵查官。如果曠日持久的調查證明特朗普清白，那麼其政府的認受性將大為提高；如果調查結果證明他確有私通俄國和妨礙司法，那麼他便可能要面對國會彈劾。一般預期，特朗普被彈劾以致被迫辭職的機會並不高；但就算特朗普下台，換上副總統彭斯（Michael R. Pence）出任總統，只會令共和黨的建制力量更穩固。畢竟彭斯乃是一個更穩定、更富行政經驗和更表裏一致的真正保守派。他從政多年，除了立場太保守之外，並無任何醜聞或引起爭議。

可以說，特朗普就任一年，華府建制派，特別是共和黨建制力量已經重新掌控大局。競選時特朗普宣稱要進行的反建制革命並無發生，在未來也不大可能會發生。

四、中美關係惡化是歷史大勢

雖然特朗普在上任之初沒有兌現競選時的承諾，立刻與中國撕破臉、向中國發動貿易戰，在措辭上對中國也十分客氣，但一年下來，中美關係慢慢惡化卻是不爭的事實。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1月訪問中國後明確表示，會跟隨歐洲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意味着華府將繼續以威脅提高中國產品的關稅來與中國展開強硬的討價還價。

同時，特朗普政府批准對台灣巨額軍售案，美國參議院又通過允許美國軍艦停靠台灣，加上最近簽署《台灣旅行法》，打破1979年美台斷交之後的規範。美國的轟炸機和軍艦飛越或經過南海有爭議空域與海域的情況，這一年來更是愈加頻繁。中美矛盾升溫，已經十分明顯。

然而，中美矛盾升溫並非特朗普導致，兩國關係的漫長蜜月期其實在奧巴馬政府後期已經結束。在中國政府大力扶助國企下，美國企業在中國受到愈來愈大的歧視和擠壓，再加上工資上漲、經濟放緩、外匯管制收緊等因素，原本是中國親善大使的美國企業，對中國市場已經沒有像以前一樣熱衷。

2017年初，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發表會員調查，當中四分之一受訪企業已開始或正計劃撤離中國，三成企業表示中國營商環境正在惡化，八成表示它們已經不再受歡迎{8}。美國企業對中國市場愈加失望甚至憤怒，乃是美國政府更敢於向中國挑起經貿磨擦的底蘊。要評估中美關係會惡化到甚麼程度，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過去兩國關係長久和諧的基礎，以及這些基礎現在還是否牢固。

1972年，美國在越南戰爭泥潭中抽身之際，利用中蘇矛盾拉攏中國制衡蘇聯。尼克松訪華前後，美國給予中國各種經濟和政治甜頭，換取中共停止在東南亞輸出革命，並支持赤柬對抗越南，壓制蘇聯通過越南在東南亞擴展地盤的野心。中國幫助美國穩住東南亞，美國便讓北京取得聯合國席位作為回報，並在1979年與台北斷交，改為承認北京。

1980年，卡特（James E. Carter）政府更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讓中國產品以最低關稅進入美國市場，打破了不給予共產國家最惠國待遇的通例。雖然當時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要經白宮與國會每年續期，但中國總算加入了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貿易體系。沒有這一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根本難以開展。

1980年代，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年度續期只是例行公事，但在八九民運後，美國在野民主黨開始主張中國最惠國待遇續期應與人權狀況掛鉤，這個主張得到反對自由貿易的工會與南方傳統勞動密集型工業的老闆支持。如前所述，在1992年的總統大選中，克林頓中國政綱的核心乃是將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人權狀況掛鉤。克林頓贏得大選後，立即將政綱付諸實踐。1993年5月，他在宣布中國最惠國待遇續期時，加入了與西藏、民運人士、宗教自由等相關的人權條件，並斷言如果這些範疇的人權狀況沒有改善，美國便會在1994年終止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1991年蘇聯瓦解，1992年之後美國聯中制蘇的理由已經消失，那時中美貿易佔美國外貿比例很小。中國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出現過度投資和經濟過熱，貿易赤字飆升，外匯儲備銳減。副總理朱鎔基在1993年表示中國要熬過經濟危機，除了宏觀調控以外，要推動出口導向工業化，打開美國市場至關重要。在中國依靠美國遠大於美國依靠中國、蘇聯和東歐又剛變天的時空下，美國政府忽然以經貿迫人權，對中共帶來的壓力有多巨大，不難想像。

1990年代維持中美關係和諧的因素現已消失，兩國關係惡化已成定勢。美國外交建制團隊內的親華派勢力正在消退，對中國不那麼友善的觀點正變得愈來愈有影響力。原本被稱為「熊貓擁抱者」（panda huggers）的外交大老，近年對中國也變得不友善。

克林頓的對華政策得到工會、南方工業與民意支持，儘管美國商會組織和大企業持反對態度，但起初也沒有積極游說。北京見形勢不妙，即展開大量活動拉攏美國大企業，給予它們實際好處或將來可獲巨大利益的期望，請求它們代北京游說白宮和國會放棄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狀況掛鉤。

例如1993年，北京與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簽署備忘錄，承諾會開放中國電訊市場讓該公司參與。1994年初，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訪美，拜訪了多家重量級能源公司與飛機製造商，感謝它們支持無條件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同時與這些公司簽署巨額訂單，以及開發南海和內蒙古油田、天然氣田的合約。這些企業的業務本來與中美貿易沒有直接關係，但都因為從中國政府獲得利益而積極運用自身的影響力游說華府；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同一時間，北韓在蘇聯瓦解後全面倒向中國，並決心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中國即利用幫助制止北韓發展大殺傷力武器，作為爭取最惠國待遇無條件續期的籌碼{9}。

北京一邊拉攏美國大企業，一邊以北韓迫經貿的策略十分成功。1994年，克林頓政府和國會決定將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脫鉤，之後的續期便回到1980年代以來例行公事的狀態。中共擺脫了八九民運與蘇聯瓦解後的困局，加上中國對美出口飆升，於是得以一面維持威權統治，一面獲取經濟利益。1999年，克林頓政府進一步給予中國免續期的永久最惠國待遇，為中國進入WTO掃清最大障礙。

可見，冷戰結束後的中美和諧，建基於北京向美國大企業讓利以及承諾協助制止北韓發展大殺傷力武器，但這兩個基石今天已經碎裂。自胡錦濤時代起，中國扶助國企壟斷市場，令很多當年幫助中國大力游說華府的美國企業吃虧。例如前述的電訊公司與能源公司，現在都已經被中國大型國企擠到了一邊。

近十年來美國國會多番指責中國操控匯率和傾銷產品，並威脅立法制裁，其實有很多在1990年代曾當中國說客、後來在中國吃了大虧的大企業在背後游說支持；有學者甚至將這個現象稱為美國的「反華企業起義」（anti-China corporate insurgency）{10}。2013年後，美國經濟穩定復蘇，邁向能源自足，美元重回升軌，國際資本回流美國；同時，中國經濟滑坡，於是以美國為市場的出口工業加速離開中國，在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重建供應鏈。美國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開始降低，這個變化正在削弱華府親華派的話語權。另外，時間已經證明，北京不是無意便是無力阻止北韓發展核武器與中遠程導彈。正如前述，奧巴馬政府在卸任前更公布中國東北國企違反國際制裁、暗助北韓核計劃的詳情。

1990年代維持中美關係和諧的因素現已消失，兩國關係惡化已成定勢。美國外交建制團隊內的親華派勢力正在消退，對中國不那麼友善的觀點正變得愈來愈有影響力。原本被稱為「熊貓擁抱者」（panda huggers）的外交大老，近年對中國也變得不友善，當中的表表者莫過於情報系統大老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

五、外交體系大老從親華到反華的轉變

白邦瑞在1960年代出道以來，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國務院、國防部從事與中國有關的情報與政策制訂工作。他操流利中文，初出茅廬時已是CIA情報員，在尼克松、卡特、里根、老布什（George H. W. Bush，老布希）政府任職，公開的官職包括國防部政策規劃助理次長、國防部長辦公室亞洲事務特別助理等。

至於不公開的中國情報工作，為他贏得了CIA局長特別傑出表現獎（Director’s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Award）。更重要的是，他是美國自尼克松時代起聯合中國對付蘇聯政策的主要制訂者。他在1970年代撰寫的主張中美建立秘密軍情合作關係的報告，曾獲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季辛吉）和尼克松公開稱讚。白邦瑞乃是美國共和黨系統內位高權重的著名親華派。

然而，像白邦瑞這樣一個背景資深的外交、情報人員，在2015年竟然出版了一本名為《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的專著，嚴正宣示：我們這些親華派徹底錯了。

他說，中共一直把美國當作敵人，一直在部署擊倒美國，但裝成一個善良地與美國合作、沒甚麼野心的弱小國家。美國現在才發現中國的長期野心與戰略，可能已經太遲{11}。白邦瑞的中國威脅論，之前已有很多人說過，再說一次本來並無新意，特別之處是由他這樣有份量的大老說出來。該書剛出版時，共和黨著名公關、前副總統切尼（Richard B. Cheney，錢尼）的新聞秘書格洛弗（Juleanna Glover）在她家為作者辦了一個新書發布會，冠蓋雲集。該書一面世，各大媒體都爭相報導。大家都問：這本書是不是代表了華府對華外交思維的重大逆轉？

然而，像白邦瑞這樣一個背景資深的外交、情報人員，在2015年竟然出版了一本名為《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的專著，嚴正宣示：我們這些親華派徹底錯了。

《百年馬拉松》的內容，主要來自各種解密情報文件，以及白邦瑞與多年來的中共變節者的秘密訪談等。例如1990年代初，美國接收了兩名來自中共高層的變節者「白先生」和「綠小姐」。白先生提供的情報指出，中共的反美鷹派已在黨內鬥爭中勝出，這派系將向年輕人大搞仇美愛國教育，並準備利用儒家思想來鞏固威權統治。他告訴作者，中共並無誠意走向真正的市場經濟，更遑論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然而，綠小姐告訴作者，中共現在是改革派當道，領導層都在努力以美國為師，將中國經濟改革成美國的模樣，政治改革便會隨之自然出現。

鑒於1990年代華府奉行幫助中共建設經濟和進入WTO的政策，華府高層都選擇相信綠小姐提供的情報。綠小姐在美國定居後，仍不時回中國，並帶來中國正努力推動全面西化和開放的新情報。但2003年綠小姐被駐中國的CIA人員揭發是雙重間諜，並被FBI逮捕。之後中國的發展情勢證明，白先生當年提供的情報才是準確的。

白邦瑞通過這兩個變節者的故事，說明中共無時無刻都故意提供錯誤情報給美國，讓其產生中國對美友善又有決心改革的幻想。他警告，過去幾十年中共操弄世界對中國的印象，令西方減低對中國的戒心，積極幫助中國，包括秘密向中國輸出各種敏感技術和情報，讓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高速增長。現在中共判斷自身實力已足，時機已成熟，開始積極出擊，改變亞太區既有秩序，挑戰美國在亞太區內的影響力。作者因此敦促華府及早放棄幻想，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而不是合作對象。

以上判斷基於作者聲稱自己一直接觸到的秘密供詞與文件，讀者自然無法證實。但在奧巴馬時代的很多美國外交政策主事者，看來已經相信有關觀點。《百年馬拉松》一書長期踞於暢銷書排行榜高位，得到很多資深外交專家在各大報刊大力推薦。白邦瑞的論點，無論是否準確、合理，都正在影響並反映了美國外交體系的對華思維。

影響未來中美關係發展最重要的，並非特朗普在社交媒體飄忽不定的對中國的評論，而是華府外交體系的這種深層思維轉化。閱讀該書並掌握其觀點，乃是理解特朗普政府在未來四年對華政策的一條重要線索。

六、小結

特朗普當選，代表了美國「白種怒漢」對過去幾十年種族平權的反抗，也代表了美國勞工階級對三十年來全球化的反擊。從這個意義來說，特朗普施政體現了時代的斷裂。特朗普執政以後，政府內最能代表斷裂力量的班農被邊緣化，最後被開除，共和黨建制派全面控制了白宮議程；就算是最能表現出與過往傳統決裂的對華決策強硬化，也不過是近年共和民主兩黨對華思維轉變的體現。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施政體現了時代的延續。在斷裂與延續之間，延續暫時佔了上風。但兩者之間的拉鋸仍未結束，未來的發展如何，肯定還會好戲連場。

（本文原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學術期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8年4月號，經授權合作，首發於公眾傳媒）

（孔誥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教授）

注釋：

1　Wayne A. Root, Angry White Male: How the Donald Trump Phenomenon is Changing America—and What We Can All Do to Save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 Skyhorse Publishing, 2016).

2　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 The Right Nation: 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3　Nate Cohn, “The Obama-Trump Voters are Real. Here’s What They Think”, The New York Times, 15 August 2017.

4　Ho-fung Hung and Daniel Thompson, “Money Supply, Class Power, and Inflation: Monetarism Reassess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1, no. 3 (2016): 447-66.

5　Philip Rucker and Robert Costa, “Bannon Vows a Daily Fight for ‘Deconstru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Washington Post, 23 February 2017.

6　John Frisbie, “Trump and Xi Need to Create a Stronger Framework for US-China Relations”, www.uschina.org/media/press/trump-and-xi-need-create-stronger-framework-us-china-relations; William Mauldin, “U.S.-China Trade Tensions Loom over Trump-Xi Summit”, 5 April 2017,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ww.wsj.com/articles/u-s-china-trade-tensions-loom-over-trump-xi-summit-1491408094.

7　Mark Hensch, “CNN Host: ¡¥Donald Trump Became President’ Last Night”, 7 April 2017, http://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327779-cnn-host-donald-trump-became-president-last-night.

8　AmCham China, “2017 Business Climate Survey Report”, www.amchamchina.org/about/press-center/amcham-statement/amcham-china-releases-2017-
business-climate-survey.

9　James A. Baker III, “China Plays Its China Card: N. Korea or Human Rights?”, Los Angeles Times, 10 April 1994.

10　Samuel Wagreich, “Lobbying by Proxy: A Study of China’s Lobby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9-2010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FAR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24, no. 1 (2013): 150.

11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