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鄺健銘：從星港歷史看民族黨風波，香港愈加無法「見自己」

香港管治愈是每況愈下，香港輿論愈是喜歡比較新加坡與香港。這些星港比較，基本上都聚焦於同一問題——為何香港會逐漸落後於新加坡。香港輿論對此問題的答案，通常是「新加坡領袖質素高於香港」、「彼邦政治領袖更具視野」﹑「目光與格局更遠大」等。這類說法並非沒有道理，問題是，這只是故事的部份而非全部，是果不是因。

香港輿論的慣有星港想像，總是假設直到今天，這兩個前英帝國遠東港口城市仍然在同一跑道上，仍有許多可相提並論的地方。少人為意的是，近期蘊釀多時﹑香港特區政府引用法例取締香港民族黨一事，其實可與當年新加坡政府為鞏固政權而進行政治肅清作比較。

這種比較並非是為伸論雙城政治打壓的細枝末節，而是為方便說明，今天新加坡與香港走在不同發展路徑，目的地不同，其實背後歷史機緣一早種下。這也是說，香港輿論一貫的星港想像，屬想像多於現實。

香港民族黨VS新加坡社陣

1963年的「冷藏行動」（Operation Coldstore），發生在1962年12月汶萊武裝政變之後，是新加坡政府以｢反共｣名義打壓異見政治力量的拘捕行動。1963年2月，過百名左派份子被新加坡政府逮捕，當中包括與政權對立的左派政黨「社會主義陣線」（社陣，Barisan Sosialis）的主要成員（如林清祥）﹑工會成員與記者。「冷藏行動」得到「內部安全理事會」（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 ISC）授權。這個理事會，由英國﹑馬來亞聯合邦與新加坡政府代表共同組成。

有關「冷藏行動」的歷史記憶，至今在新加坡仍被不時提起。2013年，新加坡芳林公園舉行了「冷藏行動」50年紀念活動，主辦者包括當年被政治拘捕的人士，參加者達數百人。今年，新加坡旅英歷史學者覃炳鑫在「反假新聞法」聽證會上，與新加坡官員就這段歷史進行辯論，討論「政府過去曾否利用『假新聞』」進行政治打壓，並論及「冷藏行動」的正當性。對此，馬來西亞學者魏月萍曾撰文紀錄。

大概會有人問，五十多年前後，新加坡與香港政府擠壓某類政團，是否真的可比？

認為「不可比」的論者，立論的切入點，往往離不開新加坡社陣與香港民族黨的政治實力差距比較：當年社陣明顯對政權較具威脅力，這個政團既具建制色彩（有成員是在退出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後加入），而且其左翼政治路線對民眾的吸引力亦不容小看。相較而言，香港民族黨的規模與成員組成都較神秘，且沒有表面上的建制聯繫，給政權帶來的壓力，自然不及新加坡社陣。

這種說法有其道理，但若僅以新加坡社陣與香港民族黨的政治地位差距，乃至當年新加坡與香港當局的政治打壓技術細節作為比較重點，對認清當下新加坡與香港的發展走向意義不大。更值得比較的切入點，是研究雙城政府動用權力施壓的動機﹑乃至背後的世界觀，探討對今天新加坡與香港的世界定位有何關連﹑有何啟示。

新加坡官方：心繫本土，與中國劃清界線

五十多年前後，新加坡與香港當局進行政治打壓，其動機差異，關鍵繫於雙城政府如何理解「本土主體性」以及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新加坡建國前後，對此一問題其實一直沒有太多懸念。早在1950年代的公開政治演說之中，李光耀便主張心繫本土，與中國大陸劃清界線（註1）。直到今天，新加坡官方仍然熱衷運用英殖歷史遺產，與中國保持一定距離，藉此保存新加坡的自我意識。例如總理李顯龍於2017年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開幕致辭中，不忘提到與英殖歷史關係密切的新加坡多元族裔社會，如何令新加坡華人有別於中國大陸人（註2）。

新加坡官方甚至會以相當親西方的史觀，來定義國家獨特性。2018年伊始，新加坡政府便宣佈，將於翌年紀念英國人萊佛士登陸新加坡﹑新加坡開埠成為英帝國港口城市200周年。當時總理李顯龍如此解釋紀念英殖的意義：「如果當年萊佛士沒有在新加坡登陸，新加坡或許不會成為東南亞之中受人注視之地……2019年⋯⋯是令我們反思國家如何一路走來……我們如何能夠一起步向未來的重要時刻。」（註3）

五十多年過去，新加坡官方對「冷藏行動」的歷史定調，反映的其實就是這種相對親西方﹑與中國保持距離的思維。新加坡國際關係學者Kumar Ramakrishna2014年的一篇評論<如果當年新加坡由社陣管治﹥(If Singapore was ruled by Barisan Sosialis)，便是閱讀新加坡「冷藏行動」官方歷史記憶頗具代表意義的導讀文章。

文章從兩點申論，當年新加坡如何憑藉打壓左派勢力，最終得以站在歷史「正確一方」：一，當時的左派政黨社陣，背後勢力為馬來亞共產黨（馬共），與蘇聯乃至中共屬同一陣線，故此對抗社陣乃至其背後的馬共，也就成了西方反共國家與國際共產陣營冷戰對壘的一環。按文章觀點，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共產陣營落敗，意味著在1960年代肅清左派勢力的新加坡站方正確；

二，文章認為，左派勢力不如「修正歷史」史觀所說的那麼崇尚和平，對左派人士而言，「暴力」是實現目標的重要手段。如果當年社陣成功執掌新加坡，新加坡今天的安定繁榮就會「無從談起」。

針對新加坡民間嘗試為當年左派平反而提出的「修正史觀」，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曾在2014年facebook帖文如此反駁：「一些（共產黨或親共活躍分子）仍然拒絕承認歷史事實。他們不會承認他們當年站在錯的一方，新加坡幸運的是，他們當年輸了。有些修正歷史學家……的動機，是為1960年代與今天人民行動黨政府的認受性打上折扣」。

香港官方：不能以「本土意識」管治

從屬於中共的香港特區政府，其意欲進行政治壓制的立場、思維及言論，顯然都與過去﹑現在的新加坡政府作風南轅北轍。今天的香港特區政府，不可能頌揚反共史觀，不可能視「反共」為運用公權力的出發點，不可能視之為特區政府施政的認受性來源；在「國家安全」﹑「警惕外國勢力」的包袱下，不可能高調擁抱親西方的世界觀，不可能像新加坡政府那樣紀念英殖，亦不可能以區隔中港的「本土意識」作為管治香港的基本方針。

中國後89的歷史發展，注定了主權移交後，香港特區政府不能不採取這些言行作風。1989年6月4日，北京民運被官方暴力鎮壓後，為解決意識形態出現真空與權力認受性成疑的國家政權危機，中國政府以「仇外」史觀修改歷史課綱，提出「勿忘國恥」口號，鼓動國民仇視近代歷史中侵害中國的外國列強，透過輸出仇恨，令國民「槍口一致對外」﹑使之團結愛國。直到習近平時代，中國官方仍然承襲這種民族主義思維，寄望以「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在中國官方傾向將中國與世界對立﹑強調敵我關係﹑中間沒有多少交匯空間的世界觀下（可參見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一書），縱然香港昔日曾與新加坡同為面向四面八方的英帝國港口城市，今天再也不能不與新加坡分道揚鑣——香港的｢亞洲國際都會｣稱號漸變為虛名，其發展藍圖也日益需要被動地全方位配合中國｢國家策略｣，這正是新加坡與香港被視作｢舢舨｣與「萬能插蘇」﹑雙城世界定位差天共地的重要背景。

在以執行中共政權意志為香港管治教條的政治風向下，香港特區政府是否背負重寫歷史﹑為當年香港左派「平反」的政治壓力，自然容易引起香港公眾戒心。2015年，香港警務處官方網站修改「六七暴動」歷史書寫的方式，確曾引發社會非議。當時警務處官網的「六七暴動」歷史書寫新版本，刪去了「鬥委會」、「毛語錄」﹑「恐怖主義」等字眼，「共產黨民兵」用語被淡化成「內地槍手」。公眾因而批評指，警務處有蓄意改寫「六七暴動」歷史、試圖淡化中共當年角色與負面形象之嫌。

星港平行時空

近年新加坡官民之間有關「冷藏行動」的歷史論爭，猶如中港關係張力的縮影——香港社會對左派乃至中共的普遍印象，其實與新加坡官方論調頗為接近。例如在2016年，香港著名時評人林行止在其《信報》專欄文章中，基本上是以新加坡官方反共史觀，梳理新加坡發展的成功因素。他在文中如此比較星港：「新加坡之有今日的政經成就，根本原因是排除共產黨（新共、馬共和中共）的影響。而無法不受中共影響的香港，國際排名的下降恐怕不止金融一項！」新加坡官方史觀強調「左派崇尚暴力」，這在香港社會亦不難尋得共鳴——當年受中共政治鼓動的香港左派｢殘暴盲動｣，現已成為香港社會之中相當深入民心的｢六七暴動｣印象（注4）。

回望香港歷史，相對親西方的「反共」﹑「恐共」意識，一直是香港「人心未回歸」﹑「中港區隔」本土意識不無市場的重要推因。八十年代，為安定香港民心﹑確保香港主權能順利移交至中國，中國政府提出「一國兩制」政治構想，將「中港區隔」制度化。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鎮壓，令香港反共﹑恐共意識空前高漲。當時香港爆發移民潮﹑港英政府推出耗資巨大的「玫瑰園計劃」（Hong Kong Airport Core Programme，於1989年由香港政府宣布，由於此份計劃描繪香港將來像玫瑰園般美好，故又稱「玫瑰園計劃」），力圖挽回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有香港富豪成立組織R.O.A.D，探求在中國之外﹑澳洲國土之上建立「新香港」的可能。香港這種歷史政治脈絡，多少為今天的香港民族黨提供了生存養份。

新加坡民間提出挑戰官方史觀的「修正歷史」論述，批評官方對當年新加坡左派屬共產陣營的指控證據不足，認為當年新加坡政府對左派勢力的打壓，只是李光耀面臨政治失勢的結果。這種指控固然多少反映，在當下新加坡民間，部份論者潛意識中對國家威權管治﹑貧富差距惡化的「新加坡模式」感到不滿，而且這種不滿情緒，確曾令新加坡政治領袖感到壓力，使之修正國家管治方式（2013年，新加坡管治精英便已提出中間偏左的新管治路線）。但從此一角度觀照香港當下政治發展，只會再次見到新加坡與香港的政治與社會生態，如何處於平行時空——套用電影《一代宗師》有關練武三階段的話，相較新加坡，香港愈加無法「見自己」，往後的「見天地，見眾生」，便因而愈趨飄渺。

說到底，這篇文章的重點，並非在於為某種形式與脈絡下的政治打壓說項。想指出的一點是，當我們回望歷史，便會難以否認，新加坡與香港分道揚鑣，其實機緣早種。五十多年前後新加坡與香港的政治打壓故事，呈現的是兩條目的地不同的發展路徑，這卻是喜歡動輒比較星港的香港輿論中，甚少提到的一點。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作者）

註1：1950年代中李光耀的公開政治演說中說：「我們要拋棄陳舊的觀念，不要人在馬來亞，而心卻想到遙遠的北方的『祖國』。我們是在馬來亞的土地上生長的青年男女，馬來亞就是我們永久的家鄉，無論他多麼困難，多麼不幸，我們仍然是熱愛我們的母親馬來亞。我們要為一個和平民主獨立自由的馬來亞而貢獻出我們畢生的精力。」

註2：「新加坡華人為中華文化感到自豪，但也愈來愈察覺到，自己的『華人性』，有別於馬來西亞與印尼華人﹑或者中港台華人的『華人性』……同樣的說法，其實也適用於新加坡的馬來或印度文化。」

參見英文原句 “…the Chinese Singaporean is proud of his Chinese culture – but also increasingly conscious that his “Chineseness” is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ness of Malaysian and Indonesian Chinese, or the Chineseness of people in China, Hong Kong or Taiwan…In the same way, we can speak of a Singaporean Malay culture, and a Singaporean Indian culture.”

註3：參見英文原句 “Had Raffles not landed, Singapore might not have become a unique spot in Southeast Asia……2019 will be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Raffles’ landing……It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for Singapore; an occasion for us to reflect on how our nation came into being…and how we can go forward together.”

註4：2017年公映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裏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緣何當年主張反殖的香港左派，會以無辜平民為攻擊對象。今年8月，香港媒體刊登文章《悼林彬，驚嘆自己險被炸死──林彬遇害51周年祭》，重提當年電台主持林彬因反左派言論而被活活炸死的往事。熟知中國國情的資深傳媒人程翔，也在今年出版著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在書中提及當年香港左派的盲動激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