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邝健铭：从星港历史看民族党风波，香港愈加无法“见自己”

香港管治愈是每况愈下，香港舆论愈是喜欢比较新加坡与香港。这些星港比较，基本上都聚焦于同一问题——为何香港会逐渐落后于新加坡。香港舆论对此问题的答案，通常是“新加坡领袖质素高于香港”、“彼邦政治领袖更具视野”﹑“目光与格局更远大”等。这类说法并非没有道理，问题是，这只是故事的部份而非全部，是果不是因。

香港舆论的惯有星港想像，总是假设直到今天，这两个前英帝国远东港口城市仍然在同一跑道上，仍有许多可相提并论的地方。少人为意的是，近期蕴酿多时﹑香港特区政府引用法例取缔香港民族党一事，其实可与当年新加坡政府为巩固政权而进行政治肃清作比较。

这种比较并非是为伸论双城政治打压的细枝末节，而是为方便说明，今天新加坡与香港走在不同发展路径，目的地不同，其实背后历史机缘一早种下。这也是说，香港舆论一贯的星港想像，属想像多于现实。

香港民族党VS新加坡社阵

1963年的“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发生在1962年12月汶莱武装政变之后，是新加坡政府以｢反共｣名义打压异见政治力量的拘捕行动。1963年2月，过百名左派份子被新加坡政府逮捕，当中包括与政权对立的左派政党“社会主义阵线”（社阵，Barisan Sosialis）的主要成员（如林清祥）﹑工会成员与记者。“冷藏行动”得到“内部安全理事会”（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 ISC）授权。这个理事会，由英国﹑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政府代表共同组成。

有关“冷藏行动”的历史记忆，至今在新加坡仍被不时提起。2013年，新加坡芳林公园举行了“冷藏行动”50年纪念活动，主办者包括当年被政治拘捕的人士，参加者达数百人。今年，新加坡旅英历史学者覃炳鑫在“反假新闻法”听证会上，与新加坡官员就这段历史进行辩论，讨论“政府过去曾否利用‘假新闻’”进行政治打压，并论及“冷藏行动”的正当性。对此，马来西亚学者魏月萍曾撰文纪录。

大概会有人问，五十多年前后，新加坡与香港政府挤压某类政团，是否真的可比？

认为“不可比”的论者，立论的切入点，往往离不开新加坡社阵与香港民族党的政治实力差距比较：当年社阵明显对政权较具威胁力，这个政团既具建制色彩（有成员是在退出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后加入），而且其左翼政治路线对民众的吸引力亦不容小看。相较而言，香港民族党的规模与成员组成都较神秘，且没有表面上的建制联系，给政权带来的压力，自然不及新加坡社阵。

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若仅以新加坡社阵与香港民族党的政治地位差距，乃至当年新加坡与香港当局的政治打压技术细节作为比较重点，对认清当下新加坡与香港的发展走向意义不大。更值得比较的切入点，是研究双城政府动用权力施压的动机﹑乃至背后的世界观，探讨对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世界定位有何关连﹑有何启示。

新加坡官方：心系本土，与中国划清界线

五十多年前后，新加坡与香港当局进行政治打压，其动机差异，关键系于双城政府如何理解“本土主体性”以及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新加坡建国前后，对此一问题其实一直没有太多悬念。早在1950年代的公开政治演说之中，李光耀便主张心系本土，与中国大陆划清界线（注1）。直到今天，新加坡官方仍然热衷运用英殖历史遗产，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借此保存新加坡的自我意识。例如总理李显龙于2017年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开幕致辞中，不忘提到与英殖历史关系密切的新加坡多元族裔社会，如何令新加坡华人有别于中国大陆人（注2）。

新加坡官方甚至会以相当亲西方的史观，来定义国家独特性。2018年伊始，新加坡政府便宣布，将于翌年纪念英国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新加坡开埠成为英帝国港口城市200周年。当时总理李显龙如此解释纪念英殖的意义：“如果当年莱佛士没有在新加坡登陆，新加坡或许不会成为东南亚之中受人注视之地……2019年⋯⋯是令我们反思国家如何一路走来……我们如何能够一起步向未来的重要时刻。”（注3）

五十多年过去，新加坡官方对“冷藏行动”的历史定调，反映的其实就是这种相对亲西方﹑与中国保持距离的思维。新加坡国际关系学者Kumar Ramakrishna2014年的一篇评论<如果当年新加坡由社阵管治﹥(If Singapore was ruled by Barisan Sosialis)，便是阅读新加坡“冷藏行动”官方历史记忆颇具代表意义的导读文章。

文章从两点申论，当年新加坡如何凭借打压左派势力，最终得以站在历史“正确一方”：一，当时的左派政党社阵，背后势力为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与苏联乃至中共属同一阵线，故此对抗社阵乃至其背后的马共，也就成了西方反共国家与国际共产阵营冷战对垒的一环。按文章观点，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共产阵营落败，意味著在1960年代肃清左派势力的新加坡站方正确；

二，文章认为，左派势力不如“修正历史”史观所说的那么崇尚和平，对左派人士而言，“暴力”是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如果当年社阵成功执掌新加坡，新加坡今天的安定繁荣就会“无从谈起”。

针对新加坡民间尝试为当年左派平反而提出的“修正史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在2014年facebook帖文如此反驳：“一些（共产党或亲共活跃分子）仍然拒绝承认历史事实。他们不会承认他们当年站在错的一方，新加坡幸运的是，他们当年输了。有些修正历史学家……的动机，是为1960年代与今天人民行动党政府的认受性打上折扣”。

香港官方：不能以“本土意识”管治

从属于中共的香港特区政府，其意欲进行政治压制的立场、思维及言论，显然都与过去﹑现在的新加坡政府作风南辕北辙。今天的香港特区政府，不可能颂扬反共史观，不可能视“反共”为运用公权力的出发点，不可能视之为特区政府施政的认受性来源；在“国家安全”﹑“警惕外国势力”的包袱下，不可能高调拥抱亲西方的世界观，不可能像新加坡政府那样纪念英殖，亦不可能以区隔中港的“本土意识”作为管治香港的基本方针。

中国后89的历史发展，注定了主权移交后，香港特区政府不能不采取这些言行作风。1989年6月4日，北京民运被官方暴力镇压后，为解决意识形态出现真空与权力认受性成疑的国家政权危机，中国政府以“仇外”史观修改历史课纲，提出“勿忘国耻”口号，鼓动国民仇视近代历史中侵害中国的外国列强，透过输出仇恨，令国民“枪口一致对外”﹑使之团结爱国。直到习近平时代，中国官方仍然承袭这种民族主义思维，寄望以“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国官方倾向将中国与世界对立﹑强调敌我关系﹑中间没有多少交汇空间的世界观下（可参见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一书），纵然香港昔日曾与新加坡同为面向四面八方的英帝国港口城市，今天再也不能不与新加坡分道扬镳——香港的｢亚洲国际都会｣称号渐变为虚名，其发展蓝图也日益需要被动地全方位配合中国｢国家策略｣，这正是新加坡与香港被视作｢舢舨｣与“万能插苏”﹑双城世界定位差天共地的重要背景。

在以执行中共政权意志为香港管治教条的政治风向下，香港特区政府是否背负重写历史﹑为当年香港左派“平反”的政治压力，自然容易引起香港公众戒心。2015年，香港警务处官方网站修改“六七暴动”历史书写的方式，确曾引发社会非议。当时警务处官网的“六七暴动”历史书写新版本，删去了“斗委会”、“毛语录”﹑“恐怖主义”等字眼，“共产党民兵”用语被淡化成“内地枪手”。公众因而批评指，警务处有蓄意改写“六七暴动”历史、试图淡化中共当年角色与负面形象之嫌。

星港平行时空

近年新加坡官民之间有关“冷藏行动”的历史论争，犹如中港关系张力的缩影——香港社会对左派乃至中共的普遍印象，其实与新加坡官方论调颇为接近。例如在2016年，香港著名时评人林行止在其《信报》专栏文章中，基本上是以新加坡官方反共史观，梳理新加坡发展的成功因素。他在文中如此比较星港：“新加坡之有今日的政经成就，根本原因是排除共产党（新共、马共和中共）的影响。而无法不受中共影响的香港，国际排名的下降恐怕不止金融一项！”新加坡官方史观强调“左派崇尚暴力”，这在香港社会亦不难寻得共鸣——当年受中共政治鼓动的香港左派｢残暴盲动｣，现已成为香港社会之中相当深入民心的｢六七暴动｣印象（注4）。

回望香港历史，相对亲西方的“反共”﹑“恐共”意识，一直是香港“人心未回归”﹑“中港区隔”本土意识不无市场的重要推因。八十年代，为安定香港民心﹑确保香港主权能顺利移交至中国，中国政府提出“一国两制”政治构想，将“中港区隔”制度化。

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镇压，令香港反共﹑恐共意识空前高涨。当时香港爆发移民潮﹑港英政府推出耗资巨大的“玫瑰园计划”（Hong Kong Airport Core Programme，于1989年由香港政府宣布，由于此份计划描绘香港将来像玫瑰园般美好，故又称“玫瑰园计划”），力图挽回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有香港富豪成立组织R.O.A.D，探求在中国之外﹑澳大利亚国土之上建立“新香港”的可能。香港这种历史政治脉络，多少为今天的香港民族党提供了生存养份。

新加坡民间提出挑战官方史观的“修正历史”论述，批评官方对当年新加坡左派属共产阵营的指控证据不足，认为当年新加坡政府对左派势力的打压，只是李光耀面临政治失势的结果。这种指控固然多少反映，在当下新加坡民间，部份论者潜意识中对国家威权管治﹑贫富差距恶化的“新加坡模式”感到不满，而且这种不满情绪，确曾令新加坡政治领袖感到压力，使之修正国家管治方式（2013年，新加坡管治精英便已提出中间偏左的新管治路线）。但从此一角度观照香港当下政治发展，只会再次见到新加坡与香港的政治与社会生态，如何处于平行时空——套用电影《一代宗师》有关练武三阶段的话，相较新加坡，香港愈加无法“见自己”，往后的“见天地，见众生”，便因而愈趋飘渺。

说到底，这篇文章的重点，并非在于为某种形式与脉络下的政治打压说项。想指出的一点是，当我们回望历史，便会难以否认，新加坡与香港分道扬镳，其实机缘早种。五十多年前后新加坡与香港的政治打压故事，呈现的是两条目的地不同的发展路径，这却是喜欢动辄比较星港的香港舆论中，甚少提到的一点。

（邝健铭，《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作者）

注1：1950年代中李光耀的公开政治演说中说：“我们要抛弃陈旧的观念，不要人在马来亚，而心却想到遥远的北方的‘祖国’。我们是在马来亚的土地上生长的青年男女，马来亚就是我们永久的家乡，无论他多么困难，多么不幸，我们仍然是热爱我们的母亲马来亚。我们要为一个和平民主独立自由的马来亚而贡献出我们毕生的精力。”

注2：“新加坡华人为中华文化感到自豪，但也愈来愈察觉到，自己的‘华人性’，有别于马来西亚与印尼华人﹑或者中港台华人的‘华人性’……同样的说法，其实也适用于新加坡的马来或印度文化。”

参见英文原句 “…the Chinese Singaporean is proud of his Chinese culture – but also increasingly conscious that his “Chineseness” is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ness of Malaysian and Indonesian Chinese, or the Chineseness of people in China, Hong Kong or Taiwan…In the same way, we can speak of a Singaporean Malay culture, and a Singaporean Indian culture.”

注3：参见英文原句 “Had Raffles not landed, Singapore might not have become a unique spot in Southeast Asia……2019 will be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Raffles’ landing……It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for Singapore; an occasion for us to reflect on how our nation came into being…and how we can go forward together.”

注4：2017年公映的纪录片《消失的档案》里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缘何当年主张反殖的香港左派，会以无辜平民为攻击对象。今年8月，香港媒体刊登文章《悼林彬，惊叹自己险被炸死──林彬遇害51周年祭》，重提当年电台主持林彬因反左派言论而被活活炸死的往事。熟知中国国情的资深传媒人程翔，也在今年出版著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荻舟》，在书中提及当年香港左派的盲动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