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華思睿：社交媒體的「荒蠻西部時代」，將如何終結？

「社交媒體的蠻荒西部時代即將終結！」

9月5日，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和Twitter的首席執行官傑克·多西（Jack Dorsey）來到美國國會山，出席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聽證會，回答「外國勢力利用科技平台干擾美國選舉」等問題。情報委員會副主席馬克·華納（Mark Warner）在開場陳述中的這句宣告，為這場聽證會奠定了基調，也是矽谷科技公司走下神壇時代的最佳總結。

5個月前，Facebook的首席執行官馬克·朱克伯格（祖克柏）因「劍橋分析」醜聞出席國會聽證會時，在座不少參議員似乎還對社交媒體平台的運行方式一無所知，扎克伯格微笑着向議長奧林·哈奇（Orrin Hatch）解釋「我們賣廣告」的視頻片段在網絡上廣為傳播。但這次情況不同，參議員們有備而來。情報委員會主席理查德·伯爾（Richard Burr）在開場陳述中坦陳：「我們在過去18個月中學到的社交媒體的內容，比我們所想的一輩子學到的都多。」

這場兩個半小時的聽證會本身遠遠算不上精彩，桑德伯格和多西兩人的表現中規中矩，甚至有記者將其稱為「無聊」。桑德伯格延續自己嚴謹穩健的風格，將問題的回答完全局限安全範圍內。而Twitter的規模遠遠小於Facebook，因此多西所揹負的包袱也更小，他的回答通常會更加深入，多次探討通過改變激勵用戶的措施來解決問題，但整體表現也談不上精彩。全場僅有的亮點還發生在場外：前段時間剛剛被各大互聯網平台封殺的亞歷克斯·瓊斯（Alex Jones）和共和黨參議員馬克·盧比奧（Marco Rubio）在場外發生了言語衝突，盧比奧在被瓊斯頻繁騷擾後威脅要向瓊斯動手。

和瓊斯捱揍的風險相比，科技公司面臨的來自華盛頓的麻煩，卻遠遠不止這一場聽證會。

危機之下，科技公司表態歡迎監管

在短短兩年時間內，矽谷科技公司們遭遇的指責和質疑大概要比此前所有的加起來都要多。除了假新聞、被外國勢力用作干預選舉的工具、「劍橋分析」醜聞這類選舉相關的負面事件外，科技公司在日益極化的政治環境下也難以獨善其身。微軟與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合作、谷歌與美國國防部合作開發無人機AI系統、亞馬遜為執法部門提供面部識別工具，這些看上去無可厚非的政府合作項目，同樣遭遇了大量抗議，抗議者中甚至還包括相關公司自己的員工。

科技巨頭們在輿論和民眾心中的形象也一落千丈。在2018年的《愛德曼信任度調查報告》中，科技平台在美國民眾中的信任度在一年內暴跌11%。《紐約時報》負責報導金融和科技的記者納撒尼爾·波普爾（Nathaniel Popper）在一篇文章中甚至將科技巨頭與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華爾街相提並論，他認為科技巨頭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和2008年華爾街大銀行面臨的問題相似：他們都失去了公眾的信任。

科技巨頭們自然也成了立法者關注的對象。根據公共事務數據公司Quorum的統計，在最近10年中，國會議員們點名Facebook、Google等科技公司的次數遠遠超過了點名金融行業的次數，其中Facebook一家公司就被點名了1.4萬次。除了國會上象徵性的聽證會外，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也在就科技公司壟斷問題展開一系列聽證會。科技公司的高管們也很清楚，面對日益頻繁的質疑，互聯網空間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維持法外之地，監管在所難免。

科技公司的高管們清楚，面對日益頻繁的質疑，互聯網空間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維持法外之地，監管在所難免。

1998年，當微軟面臨壟斷的質疑時，創始人比爾·蓋茨在國會的聽證會上選擇了對抗態度，他強調微軟為經濟做出的貢獻，認為監管阻礙創新。很快，美國司法部和多個州的總檢察長對微軟發起訴訟，經歷三年最終達成和解。在《紐約客》記者歐逸文最近描寫扎克伯格的文章中，比爾·蓋茨表示對當初「嘲弄」監管者的行為表示後悔，他親自為扎克伯格提供了建議，指導他如何應對國會。

在與華盛頓的交流中，矽谷的公司如今極少採取對抗態度。他們一方面加大了遊說力度，2017年，蘋果、Google、Amazon、Facebook在遊說上的花費達到了5000萬美元，其中Google一家的遊說費用就超過了1800萬美元，位居美國公司遊說花費榜首。另一方面，科技巨頭們對於監管也擺出了歡迎的姿態。扎克伯格在四月的聽證會上就承認，對互聯網的監管無法避免，「問題應該是如何正確監管，而非是否需要監管」。傑克·多西在9月的聽證會上也多次強調Twitter是「公共廣場」（Public square），而「公共廣場」正是不少批評者要求實行監管、甚至將社交網絡視作公共設施時常常使用的詞彙。

逐漸暗淡的反監管烏托邦

1996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的比爾·克林頓簽署了新的電信法，這是1934年通信法通過62年後的首次重大修正，克林頓還象徵性地用一支電子筆簽署了法案，使其成為了第一個簽署在網絡空間的法案。這一法案主要針對的是媒體和通信行業，打開了媒體行業的整合和兼併的大門，但這一法案中的第五章（也被稱為《通信禮儀法》）試圖對網絡上的低俗內容進行限制，這讓互聯網上的自由至上主義者大為不滿。

法案簽署的當天，電子前線基金會的創始人約翰·巴洛發表了《網絡獨立宣言》，指責新通過的法案玷污了美國國父們的夢想，他以未來的代言人自居，要求政府「別管他們」，宣言中寫道：「我們虛擬的自我並不受你們主權的干涉，雖然我們仍然允許你們統治我們的肉體。我們將跨越星球而傳播，故無人能夠禁錮我們的思想。我們將在網絡中創造一種心靈的文明。但願她將比你們的政府此前所創造的世界更加人道和公正。」

不到兩年，美國最高法院在Reno v. ACLU一案中判決《通信禮儀法》中的大部分內容違憲，限制了言論自由，但其中的第230條存活了下來。該條規定，互聯網服務商不必為其用戶的行為和內容負責，這一條款成為了互聯網興盛發展的基石，電子前線基金會將其稱為「保護網上言論最重要的法律」。

二十多年過去了，互聯網並沒有創造出一個如《網絡獨立宣言》中所說的世界新秩序，卻越發和現實世界融為一體，成為了舊秩序的延續。網絡空間逐漸被少數幾家巨頭們佔據，互聯網公司利用「網絡效應」擴張到前所未有的規模，然而他們所承擔的責任並沒有成比例的增加。

互聯網並沒有創造出一個世界新秩序，卻越發和現實世界融為一體，成為了舊秩序的延續。

知名科技作者本·湯普森（Ben Thompson）指出，互聯網公司通常持有一種「波麗安娜假設」：「認為基本上所有東西都是好的，只有一小部分是不好的。但更現實的觀點是，人性中既有無比的美好，也有極端的邪惡，互聯網使得兩者都更容易表達。」

在美國童話作家埃莉諾·波特的小說《波麗安娜》（Pollyanna）中，主人公波麗安娜是一個積極樂觀的少女，她用自己的樂觀思想感染者其他人。正是因為秉持着類似的樂觀（甚至是盲目樂觀）心態，矽谷的科技公司才能打破常規，解決看似不可能解決的問題，成為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創新源泉。但同樣也是這樣的心態，使得科技公司在急速擴張過程中忽略掉自己帶來的問題，認為只要「能讓世界更美好」，出現一些「小問題」是可以原諒的，問題最終能夠輕鬆解決。

Facebook正是其中的典型。2016年6月，一名芝加哥男子在使用Facebook新推出的直播功能時遭槍擊死亡，Facebook副總裁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在隨後一封內部信中寫道：「任何事情只要能讓我們連接更多的人實際上就是好事……或許這樣會將人暴露在霸凌的危險下。或許有人死於利用我們的工具組織的恐怖襲擊……但我們將人連接在一起，就是這樣。所以我們為了增長所做的事情都是合理的。」（在內容曝光後，博斯沃思在聲明中澄清這封信的目的是為了反思公司將增長放在首位的文化。）

科技公司的創新顛覆的不再是陳舊過時的商業模式或者服務，而是曾經的社會規範，甚至民主體制本身。

「快速行動，破除陳規」——這曾是Facebook最重要的口號。當Facebook還是新起之秀時，這句口號曾經作為矽谷創新精神的象徵，被眾多企業和組織所效仿。如今，科技公司的創新顛覆的不再是陳舊過時的商業模式或者服務，而是曾經的社會規範，甚至民主體制本身，這句口號也成為了科技公司不遵守規範的印記。

1983年，當史蒂夫·喬布斯試圖勸說百事總裁約翰·斯卡利加盟蘋果時，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你是想賣一輩子糖水，還是跟我一起改變世界？」 改變世界，讓世界更美好，成為了矽谷創業者們的信條，這這也讓人們對他們有了更高的期待，以更嚴苛的道德標準對待他們。當人們突然之間意識到，這些想要「改變世界」的公司，本質上和傳統的公司並沒有天壤之別。買糖水的公司會利用人性的弱點增加糖水的銷售，而Facebook、Twitter等同樣會利用人性的弱點使用戶上癮，在自己的平台上花更長的時間，從而增加廣告的銷售。

接下來，人們的問題自然會是：既然他們與傳統公司並無二致，為什麼他們不能像傳統公司一樣接受監管呢？

明修監管棧道，暗渡保守派陳倉？

然而，在究竟應該如何監管的問題上，民主黨和共和黨並沒有達成一致，甚至連問題是什麼都缺乏基本共識。

民主黨參議員馬克·華納今年7月推出政策文件，提出了20多種致力於科技平台所出現的問題的方案。這份文件主要包括三點：第一，打擊虛假信息，包括要求平台標註機器賬號，確認用戶身份，及時披露發現的虛假賬號的信息，以及廢除《通信禮儀法》中對誹謗等言論的平台豁免，使平台對用戶的言論承擔連帶責任；第二，保護用戶隱私，推出類似歐盟GDPR的法案，使平台承擔更多保護用戶隱私的法律責任，擴大監管部門的權力，允許政府對平台的算法進行審計；第三；促進科技行業的競爭，要求社交網絡數據的可遷移性，將某些產品當成「公共設施」進行對待，確保第三方在使用時不受限制。

這份文件目前距離具體的政策實施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文件中也承認很多方案可能存在缺陷，無法達到預想的效果。與其說是提出具體政策，這份文件的目的倒不如說是為了引發更多討論。如果民主黨能夠在2018年的中期選舉中奪回參議院，這份文件可能會成為民主黨未來更多科技平台監管政策的起點。

眾多共和黨議員關注的主題並非假新聞和俄羅斯黑客，而是「科技公司的偏見」。

另一方面，共和黨人卻並不認為虛假信息和假新聞的問題有多重要，這點從9月5日下午眾議院對傑克·多西的聽證會中可窺一斑。在參議院的聽證會結束後，傑克·多西一人繼續出席了眾議院的聽證會，這場聽證會的主題和前一場完全不同，眾多共和黨議員關注的主題並非假新聞和俄羅斯黑客，而是「科技公司的偏見」。聽證會上共和黨議員詢問最多的是傳說中的「暗中封殺」（Shaddow Banning）——根據Vice今年7月發表的一篇報導，Twitter可能對部分保守派人士進行了「暗中封殺」，使部分保守派人士的賬號無法在搜索自動填充過程中顯示。儘管Twitter很快澄清這不過是算法上的bug，影響的並非只有保守派，還包括自由派，並且很快進行修復，然而保守派仍然把這一事件當成了科技平台存在「偏見」的又一鐵證。

利用「偏見」一說扮演受害者，贏得輿論的關注甚至同情，這是保守派常用的策略。這一「偏見說」曾經針對的是「主流媒體」，而當網絡空間成為輿論的主戰場後，他們指責存在「偏見」的對象就順理成章變成了網絡平台。

可以說，這一策略相當奏效。2016年5月，科技媒體Gizmodo刊載了一篇調查報導，其中指出Facebook在其熱門話題的運營上並非像其對外宣稱的那樣主要依賴算法，而是更接近傳統媒體，編輯有權對哪些話題能夠登上熱門話題版塊進行主觀判斷和篩選，文中援引了自稱是保守派的前Facebook新聞編輯的話，稱熱門話題的運營過程中存在打壓保守派的偏見。這篇文章使得Facebook一時間承受了巨大壓力，最終決定裁撤整個熱門話題的新聞編輯團隊，完全使用機器算法。

但在沒有人工審核的情況下，新的熱門板塊剛一上線就出現了假新聞，一條稱福克斯主持人梅根·凱利（Megyn Kelly）被福克斯電視台揪出是支持希拉里的「叛徒」的文章登上了熱門話題，在榜單上停留了數小時才被撤下。2年後，一位親歷該報導發表的編輯在《赫芬頓郵報》（Huff Post）上發文，描述了當初報導發表的詳情，指出報導在傳播過程中出現了偏差，最終Facebook做出裁撤人工編輯的決定客觀上更是助推了假新聞的傳播。

經歷了這一事件後，各大科技平台自然絲毫不敢怠慢保守派，生怕被抓住任何把柄，採取多種手段搞平衡。Facebook和Twitter等公司的高管多次與華盛頓的保守派見面；Facebook啟用在事實核查方面並沒有什麼經驗的保守派媒體《旗幟週刊》（Weekly Standard）參與事實核查項目；在封殺陰謀論者瓊斯的問題上首鼠兩端……即便如此，面對惡意的質疑，科技公司防不勝防，Google大選後TGIF員工大會錄像被Bretbart泄露便是最好的例子，即便Google高管在會上避免直接批評特朗普，也絲毫沒有提自己的政治觀點會影響公司的產品和服務，Bretbart依然在報導中把這次會議描繪成了Google存在偏見、宣誓反對特朗普的證據。

在兩黨纏鬥、國會僵局的華盛頓，監管科技巨頭早已不是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

「偏見說」經過特朗普等人傳播後更是進一步擴大，直接體現在了政府政策中。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最近表示，將對社交媒體巨頭是否存在「刻意打壓保守派觀點」的問題進行研究，司法部還邀請各個州的總檢察長開會討論。然而司法部最初邀請的總檢察長全部是共和黨人，連各大科技公司大本營加州的總檢察長都沒有獲得邀請，這也引發了民主黨人的不滿。在最近的聲明中，司法部才宣布將邀請部分民主黨人參加會議，但具體哪些民主黨籍總檢察長會獲得邀請，目前仍不得而知。

在兩黨纏鬥、國會僵局的華盛頓，監管科技巨頭早已不是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在短期內，兩黨在這一問題上可能無法達成根本性的一致。但這並不意味着科技巨頭們可以高枕無憂，即便無法在立法上取得進展，華盛頓依然可以通過聽證會、反壟斷調查、甚至訴訟等方法施加影響力。面對壓力，科技巨頭們已經開始主動犧牲短期增長，避免在未來付出更大的代價。至於如何監管，又如何保證監管不會以犧牲創新為代價，以及如何避免美國在全球競爭中輸給中國等新興科技大國，這些更多的問題，目前還沒有人能給出清晰的答案。

（華思睿，旅美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