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王証恆：逼迫香港「玉石俱焚」的，是自欺欺人的政府

香港的8月11日晚，又被形容為一個血腥之夜：一方面，內地媒體率先放出有警員疑被汽油彈燒傷的資訊，消息迅速在內地廣泛流傳，登上微博「熱搜」；另一方面在香港，流血場面更為驚人，不僅有示威者被流彈擊中面部致盲，還有人被扣押在地時血流披面；不僅出現了疑似警員假扮示威者混入人群展開拘捕的手段，傳媒還拍到警員將竹枝放進示威者的背包栽贓嫁禍；此外更有警員向地鐵站內發射催淚彈，在另一個地鐵站內近距離（疑似1米內）向人群平射開槍，接著在地鐵扶手電梯上圍打示威者/市民 ……此種種手法令香港市民感到瞠目結舌，兩個多月以來，大大小小的警民衝突數百場，示威者與警察雙方皆有受傷，殃及救護員、社工、議員、記者等數十人，被捕者上數百人，警民關係嚴重對立、仇恨情緒四處滋生。8月11日晚的種種表現則進一步摧殘警民關係，雙方行動的進一步升級或許只是時間問題。

不出意料地，當晚，政府再次「強力譴責暴力示威」。譴責、譴責、強力譴責，是政府唯一能有的態度；襲警、襲警、再襲警，是支持警隊人士心中對示威者的印象；而警暴、警暴、再警暴及政府的永遠沒有回應，則是另一邊廂不滿情緒的根源。幾個世界永遠在平行對話，而政府作為其中關鍵的解畫方，卻一直拿不出對應的解決方案。正如早前示威者號召8月5日進行大規模「三罷」，據職工盟的估算，一共有35萬人參與其中。然而，8月6日港澳辦召開吹風會，把示威者的衝擊行為、罷工行為混為一談，指罷工行動和不合作運動嚴重衝擊香港民生，強調不能再縱容「暴力亂港」；8月9日林鄭月娥再率主管經濟事務的官員見記者，一如既往對運動訴求「視而不見」，同時一如既往地表態支持警隊。同星期召開的官方記者會，在面對記者的提問、公眾的責難時，一眾官員、警隊高層一如既往地顧左右而言他。而這種現象相信只會一直繼續下去。

除此之外，林鄭月娥還跟足港澳辦「腳本」，大打經濟牌、民生牌，一方面指責示威者影響經濟，另一方面強調會在10月施政報告推出利民紓困措施，解決所謂深層次矛盾，甚或一再妄言，那些不介意摧毀香港經濟的人，對社會根本「無建設」（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小部分人的激進行為會破壞大多數人辛苦建設的經濟成果。她說有人形容示威者的行為是「玉石俱焚」，這做法會將香港推上「不歸路」。

然而到底是誰在令香港「玉石俱焚」？牢不可破的政商結構確實是香港社會問題的癥結，民生問題不得解決，導致民怨鼎沸。然而，必須強調的是，這次示威的主要觸發點是政府在修例問題上的失德、無能，完全是林鄭自己開啟的一場風暴，而警隊在處理示威時對武力的過分使用及嚴重濫權行為，則「助攻」了市民的種種不滿。再退一步，宏觀而言，公民實踐培育基金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進行的《「修訂逃犯條例」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受訪年輕人認為導致他們這代人不滿的最主要原因，是不信任中央政府（91%），至於認為原因是「受住屋問題困擾」、「經濟環困擾」的，分別只有58%、48%。很明顯，經濟、民生的確招致年輕人不滿，但決不是當下矛盾的最主要成因。

香港、中央官員對於示威者的五大訴求視若無睹，在未回應和解決運動的首要問題之先，便著手處理所謂「深層次問題」，完全是捨本逐末、試圖將現有問題一蓋而過。而即便一如香港、中央官員所言，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出自民生經濟，他們也似乎忘記了，在香港的現有政治體制下，官員、建制派掌握大權，幾乎無所不能，他們曾經有過那麼多時間，如果他們堅決推行惠民政策，根本無人能阻。所以實際上，香港的民生問題是出於掌權者之「不為」，而非「不能」。「存在民生問題」只能算是香港的表象，利益結構不被打破、政策不反映民意、官員無為多過有為，才是導致矛盾一再僵化、無解的「深層次」原因。這也反映在這兩多月的多場對立衝突之中。

「民生問題」的論述與現實差距

這不是中央官員第一次提出香港存在民生問題。

早於2011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全國人大後回應記者提問時說：「香港有充裕的財政收入，雄厚的外匯儲備，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照顧弱勢群體，改善民生。」同年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訪港時指出，香港的房屋問題處理不當，會演變成政治問題，其後曾蔭權政府才計劃復建居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7月1日，即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亦言香港的「住房等民生問題比較突出」。

順理成章地，7月29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新聞發言人徐露穎在回應《文匯報》記者提問時提到，香港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包括土地、房屋、青年向上流動等。但她同時強調，這些深層次原因有「複雜的歷史因素、社會根源，也有國際背景」。

那麼這些深層次矛盾該如何解決？她認為「發展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人民日報》評論員在8月11日發表題為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香港社會之本》，再一次提出類似的論述。

那麼我們先來看看香港有什麼樣的「民生問題」。

就港澳辦發言人提到的房屋、土地問題而論，其實在曾蔭權離任前，市民已感樓價難以負擔。但是，其後兩屆政府都無力壓抑樓價，公營房屋興建量更加落後預期，每次政府推售居屋都淪為「大抽獎」，能抽中低於市價的居屋的市民，都是幸運兒。截至今年6月，輪候出租公屋的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由5.5年微跌至5.4年，但距離1997年施政報告承諾的「3年輪候時間」仍然遙遠，未能入住公營房屋又未能購買私人物業的市民，就只好每月捱貴租，甚或棲身面積狹小「劏房」。

無論是梁振英、林鄭月娥都將住屋問題歸咎於覓地困難，但他們有積極運用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力為市民覓地建屋嗎？林鄭月娥在出任特首後隨即展開土地大辯論，徵集各方意見，尋求覓地共識。但一如許多香港人所看到，所謂「大辯論」最終只淪為「大龍鳳」，甚至早於諮詢報告提交之先，林鄭月娥已經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公私合營的方式增加土地供應，更加美其名為「土地共享」，然而實質上這種方式可讓地產商以補地價的方式將早年低價購入的農地轉作建屋用途，創造了利於牟取巨利的空間，因此遭到各方質疑。而政府手握《收回土地條例》的「尚方寶劍」，本可考慮全面收回農地發展，確保土地主要用於興建需求甚殷的公營房屋，但在與地產商的博弈中，卻僅僅淪為需要「嚴格審視」、「不可輕易動用」的方案。

另一邊廂，林鄭月娥又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花上數千億公帑填海興建「明日大嶼」人工島，揚言可以解決房屋問題。在外人看來，如此宏大的基建計劃或許能夠顯示管治魄力，但同樣的，社會各界對這一方案的意見爭執不下，未有定論前，政府卻先行一步幫方案「板上釘釘」。極其諷刺的是，在更為「可見可考」的土地方案中，政府卻總是支支吾吾、隱形不見。例如林鄭政府一直未有勇氣全面收回面積達172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這是2019年上半年香港吵得轟轟烈烈的土地案，政府以1000元象徵式地價批租這塊地予高爾夫球會（2610名會員），該球會每年只須繳付應課差餉租值3%及地租1元。須知，粉嶺高球場土地的所有權本屬政府，只要政府在租約期滿後不予續約，便可以收地建屋，但是在商界的反對下，政府只願意象徵式地收回32公頃高球場用地來「回應民意」。

香港的民生問題遠不止土地房屋，就退休保障而言，強積金政策也是一項頑疾。簡單而言，林鄭政府雖然略為改善了梁振英的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編按：強積金對衝是指僱主可以用為僱員交付的類似養老意義的強積金，來對衝掉裁員時法律規定僱主應付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此政策一直被批評為拆東牆補西牆，實際上侵吞了僱員應得的利益），但是卻同時用公帑補貼商界支付員工的長服金、遣散費。支付長服金、遣散費本來就是僱主的責任，兩者可以與強積金對沖本屬大謬不然，政府如今要取消一項荒謬的政策，卻仍要花數百億為僱主提供補貼，對普羅僱員而言，相當於羊毛出在羊身上，足見其重商輕民的施政方針。

除此之外，官員也未認識到就算撇除對沖制度，強積金制度本就問題叢生。政府強迫市民將退休儲蓄付託私營基金公司管理，滋生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強積金公司每年都收取巨額的管理費，卻大大降低了市民退休所得金額。有「股壇長毛」之稱的 David Webb 近月更撰文質疑，市民付予強積金公司的費用，乃投資盈富基金的十倍，預料基金經理會收取每個強積金戶口高達三分之一回報作管理費。這就是為甚麼強積金會被一些市民稱為「強迫金」的原因。

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講出的「無建設論」，表明在她眼中，社會上存在「有產者」和「無產者」，兩者擁有不同的地位。暫且不談前線抗爭者是否都是「無產者」，這種蔑視基層的思維其實一直貫穿林鄭政府的政策，例如在今年初，林鄭政府計劃將長者綜援的申請年齡下限由60歲提升到65歲，官員又無視長者支持政策之薄弱而大談長者應該「自力更生」，足見政府未有認識到其照顧社會弱勢的責任。

經濟手段代替不了政制改革

說到這裡，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已經甚為明顯，就是香港存在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政府口口聲聲說民生問題，施政中卻不以普羅大眾的利益為依歸，甚至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集團，不惜犧牲市民。港府政策的諸種不公在《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以至《地產霸權》等著作中早已班班可考，但香港、中央官員均對之熟視無睹，如此又談何認識「深層次結構問題」？

極盡滑稽的是，港澳辦提到「這些（民生）問題的形成，既有複雜的歷史因素、社會根源，也有國際背景」，但到底是怎樣的「歷史因素、社會根源」導致今日之亂，卻沒有道明，此舉明顯是為港府文過飾非。港府與香港的「地底基層」，長久以來存在一個「脫節」的狀態，這下卻因為示威運動久燒不下，來扮演基層代表批評示威者衝擊民生。因此當8月9日林鄭月娥聯同商界代表跟市民大談民生經濟問題時，相信不少香港市民聽罷都要反問：誰是罪魁禍首？你們不就是民生問題的罪魁禍首嗎？

香港的土地、房屋、青年向上流動等問題無疑甚為嚴峻，但這些統統都只不過是問題表象，其源於香港官員及其建制派的失德、無能，以及其政治制度的種種荒謬，令官員易於與既得利益者私通勾結，完全漠視社會大眾的利益。更不要說，觀乎李立峯及其他數名學者自6月起進行的調查，遊行參與者的主要訴求，已然從反修例聚焦至對警方處理示威者手法的不滿——在8月4日的將軍澳遊行以及同日的西環遊行中，認為此訴求是「非常重要」的受訪者分別佔95.4%及95.1%。然而港澳辦及港府一方面拒絕回應這些迫在眉睫的訴求，另一方面又以土地、房屋等表象問題掩飾香港的更深層次問題，港人看起來難免會覺得殊為諷刺。

相信沒有人希望看到香港陷入如斯亂局，但我們要問，在陷入亂局之先，香港就一直「正常」嗎？先不論一眾建制派的議員平日之言行作為，且談香港四任特首，都是由中央精挑細選出來的「精英」，但他們的表現卻只能用災難來形容。董建華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以及經濟下行後因「腳痛下台」；曾蔭權在離任時被揭與富商的關係千絲萬縷，其政務司司長許仕仁2014年12月更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等5項罪名被高等法院判囚7年半；梁振英志大才疏、好勇鬥狠，鬧出了佔中，最後無法連任；及至林鄭月娥上任特首，她不但無法解決積存已久的民生問題，更加在處理《逃犯條例》上鬧出香港回歸以來的最大的政治危機。

要真正地解決民生問題，實行公正而平等的選舉必不可少。我們當然不可以假設民主選舉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但是在現行的特首選舉制度下，在商界以及各個既得利益團體擁有極大的話語權的現實下，在立法會的多個議席由公司、團體票選出的功能組別議員佔據的情況下，實在難以想像在這個制度下，政府可以制定出真正的「惠民政策」、解決深層次的民生問題。

回歸22載，在四任特首治下的香港滿目瘡痍。在市民眼中，牢不可破的政商勾連結構、荒謬絕倫的選舉機制、中央的選任人才方針才是最大的焦土政策，中央理應盡快回應實施雙普選的訴求，重建香港政府的管治威信。那種「發點糖」就想平息社會紛爭的管治思維，是從始而終把香港市民當成經濟動物的表現。然而反修例運動或許恰恰提醒了，香港人不是只有犬儒畏縮的面貌，香港人未必理想主義至上，但他們懂得社會關心什麼，懂得如何團結、互相照顧，懂得建設一個良善社會所需要的一切。反而是，林鄭政府所要維護的「持份者」，到底是哪種持份者？政府所要建設的香港，到底又是誰的香港？

港人絕望的呼喊振聾發聵、舉世皆聞。官員認識到自己的無能、錯判往往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如果在現有的社會對立中繼續自欺欺人，那麼這些人才是真正令香港「玉石俱焚」的人。

（王証恆，前媒體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