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俄國革命百年：革命的悲劇由誰決定？

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的一百年後，無論是在中國，俄羅斯或是其他地方，這場革命的相關敘述與評價都五花八門、甚至針鋒相對。這種多樣性既體現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永恆主題——對俄國革命的評價，永遠植根於評價者對其當下所處政治環境的理解——也體現出這場革命本身的過程和遺產是多麼複雜。

因為革命之後的蘇聯史充滿了悲劇，所以在今天我們仍然要堅持告別革命嗎？或者在面對高壓強權的地方，十月革命的歷史，仍然有進步價值嗎？在一百年之後的今天，我們如何立足於當下這個時代，重新反思這場革命？今天的政治運動參與者，可以從這場革命中學到什麼？

要解答這些問題，首先需要我們回到俄國革命的歷史情境本身，去仔細觀察1917年俄國的行動者們——尤其是布爾什維克——面對怎樣的局勢、他們為什麼做出了他們最終做出的選擇、他們的成功與失敗究竟是什麼歷史情境的產物。只有透過具體的歷史情境，我們才能將當下面對的現實與1917年的俄國對接，發現背後相同的歷史困境，從而由「告別革命」與「革命萬歲」的天真想象中走出來。

革命是否發生，是由革命者決定的嗎？

讓我們先把視線拉到1917的後一年：1918年，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失敗後，德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erg）被捕遇害前曾寫下一篇題為《柏林秩序井然》的文章，反思這場革命的前前後後。在文章中，盧森堡坦誠地承認，彼時的德國，沒有給革命提供成熟的準備條件。但她更明確地指出，並不能因為革命準備不充分，就認為這場革命的發動是錯誤的：「革命不是憑自己的願望，在廣闊的田野上按照『戰略家們』巧妙地制定的計劃行動的。革命的敵人也有主動性，的確，通常說來，他們發揮主動性的情況比革命本身要多得多。」在瞬息萬變的局勢下、在鎮壓革命力量的步步緊逼下，發動革命是唯一的選擇，而革命一旦發動，開弓就沒有回頭箭——「革命的內在規律是在跨出第一步以後決不能停下來採取無所作為的被動態度。」

盧森堡的這番話意味着：革命什麼時候發生、以什麼形式發生，往往並不由一小撮革命領導人和革命政黨決定。在大多數情況下，革命不是一個經由充分的準備、周密的計劃、詳細的策略制定後一步步發動和執行的過程。恰恰相反，革命的發生是「革命局勢」（revolutionary situation）的產物。

「革命局勢」往往突如其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局勢的發展也往往瞬息萬變。它有兩種特殊性。第一，它為革命提供了罕見的寶貴機會：在各種因素的交織作用下，民眾的抗爭熱情就像火藥桶被點燃，動員變得極為容易。第二，它也蘊含着巨大的危險：民眾抗爭熱情高漲的時候，支持舊體制的保守力量也在緊鑼密鼓地動員，伺機鎮壓民眾。巨大機會與巨大危險並存之時，要麼抓住機會發動革命，要麼錯失機會等着被消滅——革命，對支持抗爭、尋求變革的政治力量來說是唯一的自衛手段。

「革命局勢」什麼時候出現，不是革命領導人和革命政黨說了算的。在「革命局勢」出現的時候，革命者往往並沒有準備好。因此，擺在革命者面前的是這樣一個局面：是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抓住機會，還是錯失機會等待準備好的那一天？面對這種局面的革命者，其實並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更何況，他們的敵人，即保守的政治勢力也在緊鑼密鼓、虎視眈眈。

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或者更具體地說，1917年的列寧——所面對的，就是這樣一種「革命局勢」。

當彼得格勒成千上萬的紡織女工在1917年國際勞動婦女節（儒略歷2月23日）這天走出工廠、走上街頭抗議的時候，這是出乎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各個左翼革命黨意料的。就在前一天，布爾什維克還召集紡織女工中的積極分子開會，指示她們不要在婦女節這天發起過激的政治行動。 抗議示威的規模在短時間內急速擴張，雖然許多基層布爾什維克黨員積極參與，但布爾什維克的高層在這個過程中並未扮演什麼領導角色。短短幾天內，民眾的自發參與匯成汪洋大海，吞沒了沙俄政權，史稱「二月革命」。

面對這種情況，布爾什維克應該怎麼做？

沙皇退位之後，代表自由派的「臨時政府」和代表工人、基層士兵、農民的「蘇維埃」系統形成對峙的「雙重權力」（dual power）局面。當時，在蘇維埃中佔據多數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認為，「雙重權力」應該作為一種穩定的政治秩序維持下去，由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機器的核心權力，先好好發展資本主義。而在布爾什維克內部，以加米涅夫（Lev Kamenev）和斯大林（Joseph Stalin）（又譯為：史達林）為代表的主流意見也認為，應該維持「雙重權力」體系，由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主導局面。

而到了四月份，在外流亡的列寧終於回到俄國之後，他在《四月提綱》中拋出了一個與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以及布爾什維克黨內多數聲音完全不同的形勢判斷。在列寧看來，「雙重權力」體系內部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根本上是不可持續的。廣大工人、基層士兵、農民要求俄國從一戰中撤出、要求全面的政治參與、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和八小時工作日、要求土地再分配，但臨時政府完全不可能滿足這些訴求。如此一來，矛盾只會不斷激化：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和抗爭精神會越來越強烈，而資產階級的自由派則相應地越來越傾向於鎮壓民眾、並和保皇黨走得越來越近。如此一來，要麼民眾成功推翻臨時政府，要麼民眾推翻臨時政府失敗、遭到資產階級鎮壓。

換句話說，列寧正是將二月革命之後的俄國定義成一種「革命局勢」。一方面，民眾對於政府的不滿不斷加深、抗爭情緒空前高漲，工人們一波接一波地發起工人自治運動、奪回工廠的控制權，並自發組建「工人赤衛隊」、壯大抗爭實力。抗爭力量在短時間內的突然壯大，固然有賴於革命政黨十幾年來在工人中的教育、深耕，但抗爭意識的種子一旦播下之後，在短時間內的突然蔓延，卻不是任何革命政黨可以控制和預料的。另一方面，民眾的自發動員和抗爭必然不能被臨時政府所容忍，後者也在暗中壯大實力，籌備對民眾的鎮壓。

擺在列寧眼前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革命機會，但這個機會一旦抓不住、一旦任由民眾的抗爭以高度自發的方式發展下去，那麼最終帶來的很有可能是反撲。在「革命局勢」中，對站在臨時政府對立面的工人和士兵來說，唯一的選擇就是由布爾什維克主動將民眾的抗爭統籌和組織起來，為民眾的抗爭提出統一的、有號召力的政治口號，將分散的抗爭變成一股政治力量，並通過策略性的政治行動，最終廢除臨時政府、將所有政治權力交到蘇維埃手中（all power to the soviets）。

這些主張，是列寧對二月革命後的「革命局勢」敏銳觀察的結果，而不是他的一貫看法。事實上，在1917年以前，認為推翻封建專制的「資產階級革命」和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可以無縫銜接的，只有被廣泛認為是「瘋子」的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一人而已。當列寧在1917年4月提出布爾什維克應該抓住機會、帶領民眾推翻臨時政府的觀點時，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黨人的第一反應是列寧也瘋了。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中，一開始支持列寧主張的，只有委員會中唯一的女性成員科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但在列寧不斷的努力勸說以及基層黨員的熱情感染下，《四月提綱》最終成為了布爾什維克的官方路線。

1917年四月之後局勢的走向，印證了列寧的判斷。四月底，因為臨時政府遲遲不退出一戰而感到沮喪的民眾發起了一次大規模的政治抗議；作為妥協，自由派同意重組臨時政府，將當時在蘇維埃中佔有主導權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吸納到政府中。但重組後的臨時政府依然不退出一戰，而且也不願滿足工人、基層士兵、農民的其他政治經濟訴求。

到了七月份，感到忍無可忍的士兵、工人和一部分布爾什維克基層黨員試圖發動起義、將臨時政府的權力全面移交給蘇維埃。但當時列寧和托洛茨基等布爾什維克高層認為，民眾的力量還不足以在和政府的對峙中取得壓倒性的優勢，因此及時制止了這次起義。雖然起義並未發生，但已經感到驚懼的臨時政府，在孟什維克領導人的支持下，對抗議者和布爾什維克展開反撲，數百人被殺、托洛茨基被捕、列寧被通緝。可想而知，如果當時民眾真的發動了這次起義、如果這次起義最終失敗了，臨時政府的鎮壓還要比這血腥得多。


七月事變之後，臨時政府開始和科爾尼洛夫（Lavr Kornilov）等軍隊中的保皇黨接近。最終，科爾尼洛夫試圖在八月底發動軍事政變、建立軍事專制。挫敗這場政變的，正是布爾什維克帶領的大批民眾。「工人赤衛隊」在彼得格勒迅速組織起來布防，其他民眾也用各種方式阻止科爾尼洛夫指揮的軍隊逼近首都、煽動士兵叛逃。布爾什維克在挫敗政變中發揮的巨大作用，顯示出經過幾個月的組織和動員，布爾什維克在工人和基層士兵中已經建立起極強的號召力 。在九月份「全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改選中，布爾什維克取代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贏得了絕對多數。

這一系列事件，讓布爾什維克獲得了廣泛的民意基礎和政治實力，也讓臨時政府在民眾中徹底失去了任何合法性。最終，布爾什維克推翻臨時政府，變得水到渠成。

沒有成熟的果子，「沒有準備好」的革命

回過頭來看，1917年「革命局勢」出現的時候，布爾什維克是完全沒有做好執政準備的。而在準備並不充分的情況下，布爾什維克選擇了抓住「革命局勢」中浮現的寶貴機會。如果布爾什維克選擇去做更加充分的執政準備、而錯過了這次機會，俄國革命的結局又將如何？芬蘭革命的失敗，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案例。

在1917年二月份沙皇退位之後，原本附屬於俄羅斯帝國的芬蘭也陷入動蕩，成立了由資產階級主導的聯合政府，接受了「高度自治但不獨立於俄羅斯」的政治框架。但隨着工人和農民的抗爭熱情越來越高漲，要求芬蘭完全獨立、要求芬蘭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Finland， 當時芬蘭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政黨）從聯合政府手中奪權的聲音越來越大。十月份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之後，芬蘭社民黨奪權的時機似乎已經到來：工人們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總罷工、強烈要求社民黨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芬蘭政權，駐紮在芬蘭的俄國士兵也支持芬蘭工人。然而，當時芬蘭社民黨內部的主流聲音認為社民黨還沒有做好執政準備，因此放棄了奪權。之後的三個月中，黨內的激進派經過不懈努力，終於勸說社民黨同意奪權，最終在1918年一月發動奪權起義。但是，這三個月給了芬蘭資產階級以寶貴的喘息之機，他們壯大自身武裝實力、培育「白衛隊」、獲得了德國的軍事支持；支持芬蘭工人的俄國軍隊也在1917年底被召回，導致芬蘭工人的武裝實力被削弱。最終，芬蘭資產階級在1918年四月挫敗了芬蘭工人和社民黨的奪權行動，超過兩萬七千名「工人赤衛隊」成員死於資產階級的反撲。

芬蘭的例子表明，當「革命局勢」到來之時，民眾的抗爭訴求迅速激化成革命性的力量，而引領這種抗爭的組織和領袖如果不能當機立斷、及時抓住「革命局勢」提供的機會，最後很可能會給整個抗爭力量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不過，在芬蘭的例子中，工人階級革命雖然遭遇了慘烈的失敗，但是給後續的政治發展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在這之後的芬蘭政府，一直被「革命也許會重演」的幽靈所籠罩，因此不斷向工人階級妥協、用安撫的方式削弱抗爭的土壤，這才有了後來芬蘭被高度稱贊的福利國家體制。

「革命局勢」轉瞬即逝，機會一旦錯過，後果很可能就是巨大的悲劇。然而，布爾什維克終究沒有躲過另一重歷史的悲劇：「革命局勢」出現在他們完全沒有做好掌權準備的時刻，他們在機會出現的時候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卻沒有預想到掌權之後面對的困難。

這不禁讓人想起六四事件中的工人運動領袖韓東方對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著名評價：這場運動是「還沒有熟的一個果子，一些人就很餓，飢不擇食……你說他應該不應該吃？你要說不應該吃，可他餓；你要說他應該吃，可他吃的是個澀的、是個不可以吃的東西。」

這番話在不經意間，恰恰概括了1917俄國革命的歷史悲劇性。在「革命局勢」出現的時候，抓住機會是唯一正確的選擇——正如對於一個飢餓難耐的人來說，吃掉眼前的果子是唯一正確的選擇。然而，布爾什維克畢竟沒有做好執政的準備，正如這個被吃掉的果子畢竟是沒有成熟的。但沒有辦法，果子往往都是在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出現在人們眼前，如果等到它熟了再吃，人就要餓死了。

對於一場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言，重要的不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過程，而是在掌權之後的第一天要如何做。革命的要義不在於推翻的舊秩序是什麼，而在於要去建立的新秩序是什麼。正是在這一點上，布爾什維克完全沒有做好準備。在掌權的那一刻，他們沒有預料到在掌權之後可能會面臨怎樣的困難、更沒有想過如何去解決這些可能的困難。
列寧和托洛茨基從始至終都堅定認為，俄國社會主義建設只可能在一種情況下取得成功，那就是革命之火能向西蔓延、歐洲各國都由工人階級掌權、變成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始終堅信，俄國不可能單靠自己來建設社會主義。1917俄國革命之後，革命之火的確開始向西蔓延：德國在1918年底爆發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奧匈帝國崩潰之後，奧地利的階級矛盾大規模爆發，匈牙利在1919年三月份成立工人階級蘇維埃政權；1919-1920年間意大利出現了巨大規模的工人佔領工廠運動。然而，革命的希望轉瞬即逝，德國和奧地利的工人階級被鎮壓，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覆滅在羅馬尼亞和協約國的炮火之下，意大利的佔領工廠運動也最終失敗。如果革命在其他國家無法取得成功，俄國應該怎麼辦？列寧不知道，托洛茨基不知道，沒有人知道。

在壞消息從歐洲各國紛紛傳來之前，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蘇維埃政權內部早已是矛盾重重。臨時政府被廢除之後，在「如何處理與其他社會主義政黨——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的關係」問題上，布爾什維克內部的意見分歧很大，其中列寧、托洛茨基態度過於強硬，甚至都不願意與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Mensheviks-Internationalists）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Left SR）合作。列寧曾經將召開立憲會議作為動員人民、建立布爾什維克政權合法性的重要目標。但在1917年十一月立憲議會選舉中，布爾什維克輸給社會革命黨，未能取得多數，而1918年一月立憲會議第一次召開之際，列寧提出的許多政綱也沒有得到通過，於是，布爾什維克強行將立憲會議解散。1917年十二月，布爾什維克同意與左派社會革命黨組成聯合政府，但僅僅過了三個月，因為在「是否接受德國提出的停戰條件」這一問題上與列寧出現嚴重分歧，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退出了聯合政府。這一系列事件，開啓了布爾什維克一黨專制之路。

與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合作破裂，對布爾什維克打擊巨大。這是因為，布爾什維克在農民中的滲透極其有限，而社會革命黨在農民中恰恰享有廣泛的支持。列寧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工農聯盟——布爾什維克領導着工人階級、農民團結在工人階級周圍——在1917年遠沒有變成現實。這也是為什麼在十一月的立憲會議選舉中，雖然布爾什維克在士兵和工人中取得壓倒性多數，社會革命黨依然靠着農民的廣泛支持贏得了選舉。與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合作破裂，意味着布爾什維克和農民之間的政治聯繫被徹底切斷了。布爾什維克幾乎完全不知道如何面對農民，在推行農村改革時嚴重受阻，無法獲得農民的有力支持，只能訴諸於血腥殘暴的手段完成糧食徵收。

而隨着保守派在歐洲國家支持下反攻，1918年內戰的爆發，讓布爾什維克政權到了崩潰的邊緣——在1917年十月廢除臨時政府的時候，布爾什維克怎可能預料到，前方還有一場可怕的內戰等着他們？在美英法德支持下，失去權力的俄國資產階級和保皇黨組織起「白軍」，和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紅軍開始了曠日持久的拉鋸。1917年以前的托洛茨基做夢也不會想到，有一天他居然會作為軍隊的指揮官去指揮作戰。「建設新社會」的努力必須停止了，一切政策和資源都要為戰爭動員服務。先是可怕的「戰時共產主義」，後是被斥為右傾路線的「新經濟政策」，這其中的轉變，暴露了布爾什維克在內戰期間執掌政權時的狼狽與驚惶失措。而這場傷亡慘重的內戰，也幾乎徹底摧毀了1917年革命賴以發生的工人階級。

疲於應戰的布爾什維克，拿不出足夠的人手來負責黨的組織建設，導致黨的政治工作幾乎癱瘓。同時，人手的稀缺也使得布爾什維克不得不依賴於沙俄時代的舊官僚階級來維持國家職能部門的運作。一台大型的僵化官僚機器浮現出雛形，這成為了讓列寧晚年最頭疼的問題之一。

著名政治思想家、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葛蘭西在解釋為什麼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能成功、而在歐洲國家失敗時指出：俄國的國家機器和民眾之間沒有公民社會作為中介，因此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權力比較容易；而在歐洲，發達的公民社會與國家機器緊密聯動、保護着資產階級的領導權，讓無產階級奪權變得十分困難。葛蘭西寫道：在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公民社會處於原始狀態，尚未開化。在西方，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得當，國家一旦動搖，穩定的公民社會結構就會顯露；國家不過是外在的壕溝，其背後是強大的壁壘和工事。」

某種角度講，葛蘭西在俄國和西歐之間所做的對比並不準確。俄國並不是只有國家這個「壕溝」、而沒有「壁壘和工事」。俄國和西歐之間的區別根本在於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位置關係不同：在西歐，公民社會中的「壁壘和工事」，使得無產階級根本無法佔領「壕溝」；但在俄國，佔領「壕溝」也許沒有那麼困難，但恰恰是在佔領之後，無產階級不得不面對「壕溝」背後重重「壁壘和工事」——比如農村傳統社會、官僚階層——的巨大挑戰。

在「革命局勢」出現的時候，並未做好掌權準備的布爾什維克選擇了抓住機會——畢竟，局勢的出現與否不由人掌握，在當時的情境下，這是唯一明智的選擇。但在掌權後，布爾什維克終於還是為「沒做好準備」付出了極其慘重的歷史代價。

向「告別革命」說聲告別

在一百年後回看1917，今天的我們必須要意識到：1917俄國革命在奪取政權之後的悲劇走向，本質上是歷史性的悲劇，是「革命局勢」的出現與革命者的掌權準備進程之間發生錯位而造成的悲劇，而不是某幾個人、某幾項行動策略造成的悲劇。

只有明確了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俄國革命對於今天這個世界中的現實政治鬥爭有什麼樣的意義。不論是鼓吹「告別革命」（鼓吹者同時忽略了，那些革命的幽靈退場之後的國家，也往往從此與進步主義的重大政治、社會變革絕緣，進入停滯甚至倒退），還是爭論「革命還是改良」（說得就好像社會變革的具體過程真的能被爭論者的意志所左右一樣），這些討論都脫離了俄國革命發生的具體歷史語境，因此也就無法真正通過比照歷史來進入今天的政治現實。只有理解了一百年前的布爾什維克面對的是什麼、為什麼做出了他們最終做出的選擇，我們才可能開始討論今天的我們面對的又是什麼、該做出怎樣的選擇。

歷史已經反復證明，任何重大的政治、社會變革——不管是以革命之名、以改良之名還是以其他的名義——要想發生，有一個至關重要、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自下而上的大規模民眾抗爭運動。成千上萬的人們站起來、走出來，在工作場所與企業主對抗，在街頭與國家機器對抗，這樣的抗爭要麼在政治舞台中成功贏得了話語權、要麼逼迫當權者在一種「革命和混亂即將到來」的驚恐氣氛中妥協，這才有了歐美各國對基本勞動權益的保障和福利國家體制，才有了美國和南非的種族平權成果，才有了台灣、韓國與東歐各國的民主化進程，才有了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初出台的農村稅費改革和勞動合同法。而在大規模的民眾抗爭運動衰落之後，先前通過抗爭贏取的變革果實也往往被國家與資本拿了回去——歐美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拉美「粉紅浪潮」的退場、韓國民主化之後選舉政治的寡頭化、波蘭與匈牙利的威權主義轉向，都是草根基層社運凋零之後的慘痛後果。

當然，自下而上的大規模民眾抗爭，並不總是能直接帶來政治、社會變革，這個過程的實現，可能還需要上層政治的博弈運作、需要代議制民主框架下選舉環節的動員、需要個別抗爭者的激進施壓行動等等，但這些都只是「大規模民眾抗爭」這片土壤上生長出的枝葉，而不是土壤本身。任何重大的變革訴求，最初一定不會被既定遊戲規則內的當權者所容忍，當權者也不會因為少數人的「獨狼式」抗爭行動而妥協。這種變革，只能通過盡可能多的人們勇敢地打破遊戲規則來贏得，也只能通過盡可能多的人們勇敢地打破遊戲規則來守護。

因此，不管是革命還是改良，只要我們期盼的是某種重大的政治、社會變革，那我們最緊要的任務都是動員盡可能多的人參與到一場宏大的、自下而上的、打破既定遊戲規則的抗爭運動中來。

然而，一旦人們開始動員自下而上的大規模抗爭、一旦大眾抗爭運動開始出現，那麼這種運動最終通向的結局——是革命、改良、被鎮壓還是其他——就不取決於任何動員者和抗爭者的主觀目的和行動策略，而取決於歷史中種種結構力量和偶然因素的複雜交織。即使動員者和抗爭者一開始並沒有革命意願、只有改良訴求，大眾抗爭運動也依然有可能在特殊的條件下——比如長期社會矛盾在短時間內的火藥桶式爆發、當權者無法或者不願滿足民眾訴求導致矛盾不可調和、抗爭情緒在民眾中的大範圍蔓延和激化——轉化成「革命局勢」，變成「革命還是毀滅」的問題。所有的大眾抗爭運動，不管一開始是否帶有革命色彩，都存在着向「革命局勢」轉化的可能性，雖然這種可能性是否會實現、在什麼時候會實現，是任何人都無法事先判斷和預料的。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悖論般的現實：只要我們還呼喚重大的政治、社會變革，我們就必須擁抱大眾抗爭運動，但任何大眾抗爭運動，都可能因為特殊的歷史情境而轉化成「革命局勢」。從這個角度看，對革命的討論和準備是任何政治抗爭的題中之意。

換句話說，並不是只要我們有了「告別革命」的主觀意願，革命就會自然而然地從我們的抗爭圖景中消失。對於「告別革命」的想象，其實是在大眾抗爭運動缺失、任何重大的進步主義社會變革都無法實現的年代裏，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天真想象。

如果我們承認：任何大眾抗爭運動，都可能因為特殊的歷史情境而轉化成「革命局勢」；如果我們承認：1917俄國革命的悲劇根源，是「革命局勢」的出現與革命者的掌權準備進程之間發生錯位；那麼，對於在今天致力於推動大眾抗爭的政治參與者來說，1917革命讓我們學到了什麼？

大眾抗爭運動的領袖，無法掌控「革命局勢」會不會出現、在什麼時候出現；他們可以掌控的，是在「革命局勢」出乎意料地出現之時，在民眾的抗爭訴求演變成對推翻國家機器、奪取政權的呼喚之時，這場抗爭運動在多大程度上對奪權、掌權做好了準備。掌握政權之後，人們應該怎麼做？會遇到哪些困難？如何應對這些困難？如果掌權後的局勢沒能向事先預料的方向發展，應該如何應對？這些問題，如果在「革命局勢」出現的時候才開始思考、甚至在掌握政權以後才開始思考，那就太晚了。誠然，革命注定是一個開放性的過程，沒有人能事先計劃一切，但如果對「革命成功之後的第一天應該做什麼」沒有思考、對革命成功之後可能遭遇的巨大困難和反撲沒有預見，那麼掌握了政治權力的革命者注定會是驚慌失措的，注定會重演布爾什維克的悲劇。

歷史的轉折點會不會到來、什麼時候到來，這不是人可以決定的事情。人可以決定的，是在歷史轉折點到來的時候，能夠拍着胸脯說：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而這，需要我們從放棄對於「告別革命」的幻想做起、從開始認真嚴肅地討論革命做起。

（張躍然，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政見CNPolitics團隊成員。研究方向為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感謝尤玲對本文的寶貴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