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俄国革命百年：革命的悲剧由谁决定？

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的一百年后，无论是在中国，俄罗斯或是其他地方，这场革命的相关叙述与评价都五花八门、甚至针锋相对。这种多样性既体现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永恒主题——对俄国革命的评价，永远植根于评价者对其当下所处政治环境的理解——也体现出这场革命本身的过程和遗产是多么复杂。

因为革命之后的苏联史充满了悲剧，所以在今天我们仍然要坚持告别革命吗？或者在面对高压强权的地方，十月革命的历史，仍然有进步价值吗？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如何立足于当下这个时代，重新反思这场革命？今天的政治运动参与者，可以从这场革命中学到什么？

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回到俄国革命的历史情境本身，去仔细观察1917年俄国的行动者们——尤其是布尔什维克——面对怎样的局势、他们为什么做出了他们最终做出的选择、他们的成功与失败究竟是什么历史情境的产物。只有透过具体的历史情境，我们才能将当下面对的现实与1917年的俄国对接，发现背后相同的历史困境，从而由“告别革命”与“革命万岁”的天真想象中走出来。

革命是否发生，是由革命者决定的吗？

让我们先把视线拉到1917的后一年：1918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德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erg）被捕遇害前曾写下一篇题为《柏林秩序井然》的文章，反思这场革命的前前后后。在文章中，卢森堡坦诚地承认，彼时的德国，没有给革命提供成熟的准备条件。但她更明确地指出，并不能因为革命准备不充分，就认为这场革命的发动是错误的：“革命不是凭自己的愿望，在广阔的田野上按照‘战略家们’巧妙地制定的计划行动的。革命的敌人也有主动性，的确，通常说来，他们发挥主动性的情况比革命本身要多得多。”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下、在镇压革命力量的步步紧逼下，发动革命是唯一的选择，而革命一旦发动，开弓就没有回头箭——“革命的内在规律是在跨出第一步以后决不能停下来采取无所作为的被动态度。”

卢森堡的这番话意味着：革命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往往并不由一小撮革命领导人和革命政党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革命不是一个经由充分的准备、周密的计划、详细的策略制定后一步步发动和执行的过程。恰恰相反，革命的发生是“革命局势”（revolutionary situation）的产物。

“革命局势”往往突如其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局势的发展也往往瞬息万变。它有两种特殊性。第一，它为革命提供了罕见的宝贵机会：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民众的抗争热情就像火药桶被点燃，动员变得极为容易。第二，它也蕴含着巨大的危险：民众抗争热情高涨的时候，支持旧体制的保守力量也在紧锣密鼓地动员，伺机镇压民众。巨大机会与巨大危险并存之时，要么抓住机会发动革命，要么错失机会等着被消灭——革命，对支持抗争、寻求变革的政治力量来说是唯一的自卫手段。

“革命局势”什么时候出现，不是革命领导人和革命政党说了算的。在“革命局势”出现的时候，革命者往往并没有准备好。因此，摆在革命者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局面：是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抓住机会，还是错失机会等待准备好的那一天？面对这种局面的革命者，其实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更何况，他们的敌人，即保守的政治势力也在紧锣密鼓、虎视眈眈。

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或者更具体地说，1917年的列宁——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革命局势”。

当彼得格勒成千上万的纺织女工在1917年国际劳动妇女节（儒略历2月23日）这天走出工厂、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这是出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个左翼革命党意料的。就在前一天，布尔什维克还召集纺织女工中的积极分子开会，指示她们不要在妇女节这天发起过激的政治行动。 抗议示威的规模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张，虽然许多基层布尔什维克党员积极参与，但布尔什维克的高层在这个过程中并未扮演什么领导角色。短短几天内，民众的自发参与汇成汪洋大海，吞没了沙俄政权，史称“二月革命”。

面对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应该怎么做？

沙皇退位之后，代表自由派的“临时政府”和代表工人、基层士兵、农民的“苏维埃”系统形成对峙的“双重权力”（dual power）局面。当时，在苏维埃中占据多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认为，“双重权力”应该作为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维持下去，由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核心权力，先好好发展资本主义。而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以加米涅夫（Lev Kamenev）和斯大林（Joseph Stalin）（又译为：史达林）为代表的主流意见也认为，应该维持“双重权力”体系，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导局面。

而到了四月份，在外流亡的列宁终于回到俄国之后，他在《四月提纲》中抛出了一个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内多数声音完全不同的形势判断。在列宁看来，“双重权力”体系内部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根本上是不可持续的。广大工人、基层士兵、农民要求俄国从一战中撤出、要求全面的政治参与、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八小时工作日、要求土地再分配，但临时政府完全不可能满足这些诉求。如此一来，矛盾只会不断激化：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抗争精神会越来越强烈，而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则相应地越来越倾向于镇压民众、并和保皇党走得越来越近。如此一来，要么民众成功推翻临时政府，要么民众推翻临时政府失败、遭到资产阶级镇压。

换句话说，列宁正是将二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定义成一种“革命局势”。一方面，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不断加深、抗争情绪空前高涨，工人们一波接一波地发起工人自治运动、夺回工厂的控制权，并自发组建“工人赤卫队”、壮大抗争实力。抗争力量在短时间内的突然壮大，固然有赖于革命政党十几年来在工人中的教育、深耕，但抗争意识的种子一旦播下之后，在短时间内的突然蔓延，却不是任何革命政党可以控制和预料的。另一方面，民众的自发动员和抗争必然不能被临时政府所容忍，后者也在暗中壮大实力，筹备对民众的镇压。

摆在列宁眼前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机会，但这个机会一旦抓不住、一旦任由民众的抗争以高度自发的方式发展下去，那么最终带来的很有可能是反扑。在“革命局势”中，对站在临时政府对立面的工人和士兵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由布尔什维克主动将民众的抗争统筹和组织起来，为民众的抗争提出统一的、有号召力的政治口号，将分散的抗争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并通过策略性的政治行动，最终废除临时政府、将所有政治权力交到苏维埃手中（all power to the soviets）。

这些主张，是列宁对二月革命后的“革命局势”敏锐观察的结果，而不是他的一贯看法。事实上，在1917年以前，认为推翻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可以无缝衔接的，只有被广泛认为是“疯子”的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一人而已。当列宁在1917年4月提出布尔什维克应该抓住机会、带领民众推翻临时政府的观点时，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第一反应是列宁也疯了。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一开始支持列宁主张的，只有委员会中唯一的女性成员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但在列宁不断的努力劝说以及基层党员的热情感染下，《四月提纲》最终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官方路线。

1917年四月之后局势的走向，印证了列宁的判断。四月底，因为临时政府迟迟不退出一战而感到沮丧的民众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抗议；作为妥协，自由派同意重组临时政府，将当时在苏维埃中占有主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吸纳到政府中。但重组后的临时政府依然不退出一战，而且也不愿满足工人、基层士兵、农民的其他政治经济诉求。

到了七月份，感到忍无可忍的士兵、工人和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基层党员试图发动起义、将临时政府的权力全面移交给苏维埃。但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高层认为，民众的力量还不足以在和政府的对峙中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及时制止了这次起义。虽然起义并未发生，但已经感到惊惧的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领导人的支持下，对抗议者和布尔什维克展开反扑，数百人被杀、托洛茨基被捕、列宁被通缉。可想而知，如果当时民众真的发动了这次起义、如果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临时政府的镇压还要比这血腥得多。


七月事变之后，临时政府开始和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等军队中的保皇党接近。最终，科尔尼洛夫试图在八月底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事专制。挫败这场政变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带领的大批民众。“工人赤卫队”在彼得格勒迅速组织起来布防，其他民众也用各种方式阻止科尔尼洛夫指挥的军队逼近首都、煽动士兵叛逃。布尔什维克在挫败政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显示出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和动员，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和基层士兵中已经建立起极强的号召力 。在九月份“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改选中，布尔什维克取代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赢得了绝对多数。

这一系列事件，让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和政治实力，也让临时政府在民众中彻底失去了任何合法性。最终，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变得水到渠成。

没有成熟的果子，“没有准备好”的革命

回过头来看，1917年“革命局势”出现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是完全没有做好执政准备的。而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选择了抓住“革命局势”中浮现的宝贵机会。如果布尔什维克选择去做更加充分的执政准备、而错过了这次机会，俄国革命的结局又将如何？芬兰革命的失败，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

在1917年二月份沙皇退位之后，原本附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芬兰也陷入动荡，成立了由资产阶级主导的联合政府，接受了“高度自治但不独立于俄罗斯”的政治框架。但随着工人和农民的抗争热情越来越高涨，要求芬兰完全独立、要求芬兰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Finland， 当时芬兰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从联合政府手中夺权的声音越来越大。十月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后，芬兰社民党夺权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工人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强烈要求社民党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芬兰政权，驻扎在芬兰的俄国士兵也支持芬兰工人。然而，当时芬兰社民党内部的主流声音认为社民党还没有做好执政准备，因此放弃了夺权。之后的三个月中，党内的激进派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劝说社民党同意夺权，最终在1918年一月发动夺权起义。但是，这三个月给了芬兰资产阶级以宝贵的喘息之机，他们壮大自身武装实力、培育“白卫队”、获得了德国的军事支持；支持芬兰工人的俄国军队也在1917年底被召回，导致芬兰工人的武装实力被削弱。最终，芬兰资产阶级在1918年四月挫败了芬兰工人和社民党的夺权行动，超过两万七千名“工人赤卫队”成员死于资产阶级的反扑。

芬兰的例子表明，当“革命局势”到来之时，民众的抗争诉求迅速激化成革命性的力量，而引领这种抗争的组织和领袖如果不能当机立断、及时抓住“革命局势”提供的机会，最后很可能会给整个抗争力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不过，在芬兰的例子中，工人阶级革命虽然遭遇了惨烈的失败，但是给后续的政治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这之后的芬兰政府，一直被“革命也许会重演”的幽灵所笼罩，因此不断向工人阶级妥协、用安抚的方式削弱抗争的土壤，这才有了后来芬兰被高度称赞的福利国家体制。

“革命局势”转瞬即逝，机会一旦错过，后果很可能就是巨大的悲剧。然而，布尔什维克终究没有躲过另一重历史的悲剧：“革命局势”出现在他们完全没有做好掌权准备的时刻，他们在机会出现的时候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却没有预想到掌权之后面对的困难。

这不禁让人想起六四事件中的工人运动领袖韩东方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著名评价：这场运动是“还没有熟的一个果子，一些人就很饿，饥不择食……你说他应该不应该吃？你要说不应该吃，可他饿；你要说他应该吃，可他吃的是个涩的、是个不可以吃的东西。”

这番话在不经意间，恰恰概括了1917俄国革命的历史悲剧性。在“革命局势”出现的时候，抓住机会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正如对于一个饥饿难耐的人来说，吃掉眼前的果子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然而，布尔什维克毕竟没有做好执政的准备，正如这个被吃掉的果子毕竟是没有成熟的。但没有办法，果子往往都是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出现在人们眼前，如果等到它熟了再吃，人就要饿死了。

对于一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重要的不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过程，而是在掌权之后的第一天要如何做。革命的要义不在于推翻的旧秩序是什么，而在于要去建立的新秩序是什么。正是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在掌权的那一刻，他们没有预料到在掌权之后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困难、更没有想过如何去解决这些可能的困难。
列宁和托洛茨基从始至终都坚定认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只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取得成功，那就是革命之火能向西蔓延、欧洲各国都由工人阶级掌权、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始终坚信，俄国不可能单靠自己来建设社会主义。1917俄国革命之后，革命之火的确开始向西蔓延：德国在1918年底爆发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奥匈帝国崩溃之后，奥地利的阶级矛盾大规模爆发，匈牙利在1919年三月份成立工人阶级苏维埃政权；1919-1920年间意大利出现了巨大规模的工人占领工厂运动。然而，革命的希望转瞬即逝，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阶级被镇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在罗马尼亚和协约国的炮火之下，意大利的占领工厂运动也最终失败。如果革命在其他国家无法取得成功，俄国应该怎么办？列宁不知道，托洛茨基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在坏消息从欧洲各国纷纷传来之前，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内部早已是矛盾重重。临时政府被废除之后，在“如何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关系”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意见分歧很大，其中列宁、托洛茨基态度过于强硬，甚至都不愿意与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Mensheviks-Internationalists）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Left SR）合作。列宁曾经将召开立宪会议作为动员人民、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目标。但在1917年十一月立宪议会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输给社会革命党，未能取得多数，而1918年一月立宪会议第一次召开之际，列宁提出的许多政纲也没有得到通过，于是，布尔什维克强行将立宪会议解散。1917年十二月，布尔什维克同意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联合政府，但仅仅过了三个月，因为在“是否接受德国提出的停战条件”这一问题上与列宁出现严重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联合政府。这一系列事件，开启了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之路。

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破裂，对布尔什维克打击巨大。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中的渗透极其有限，而社会革命党在农民中恰恰享有广泛的支持。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工农联盟——布尔什维克领导着工人阶级、农民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在1917年远没有变成现实。这也是为什么在十一月的立宪会议选举中，虽然布尔什维克在士兵和工人中取得压倒性多数，社会革命党依然靠着农民的广泛支持赢得了选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破裂，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和农民之间的政治联系被彻底切断了。布尔什维克几乎完全不知道如何面对农民，在推行农村改革时严重受阻，无法获得农民的有力支持，只能诉诸于血腥残暴的手段完成粮食征收。

而随着保守派在欧洲国家支持下反攻，1918年内战的爆发，让布尔什维克政权到了崩溃的边缘——在1917年十月废除临时政府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怎可能预料到，前方还有一场可怕的内战等着他们？在美英法德支持下，失去权力的俄国资产阶级和保皇党组织起“白军”，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军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拉锯。1917年以前的托洛茨基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居然会作为军队的指挥官去指挥作战。“建设新社会”的努力必须停止了，一切政策和资源都要为战争动员服务。先是可怕的“战时共产主义”，后是被斥为右倾路线的“新经济政策”，这其中的转变，暴露了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执掌政权时的狼狈与惊惶失措。而这场伤亡惨重的内战，也几乎彻底摧毁了1917年革命赖以发生的工人阶级。

疲于应战的布尔什维克，拿不出足够的人手来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导致党的政治工作几乎瘫痪。同时，人手的稀缺也使得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依赖于沙俄时代的旧官僚阶级来维持国家职能部门的运作。一台大型的僵化官僚机器浮现出雏形，这成为了让列宁晚年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著名政治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在解释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能成功、而在欧洲国家失败时指出：俄国的国家机器和民众之间没有公民社会作为中介，因此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权力比较容易；而在欧洲，发达的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器紧密联动、保护着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让无产阶级夺权变得十分困难。葛兰西写道：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公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公民社会结构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壁垒和工事。”

某种角度讲，葛兰西在俄国和西欧之间所做的对比并不准确。俄国并不是只有国家这个“壕沟”、而没有“壁垒和工事”。俄国和西欧之间的区别根本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位置关系不同：在西欧，公民社会中的“壁垒和工事”，使得无产阶级根本无法占领“壕沟”；但在俄国，占领“壕沟”也许没有那么困难，但恰恰是在占领之后，无产阶级不得不面对“壕沟”背后重重“壁垒和工事”——比如农村传统社会、官僚阶层——的巨大挑战。

在“革命局势”出现的时候，并未做好掌权准备的布尔什维克选择了抓住机会——毕竟，局势的出现与否不由人掌握，在当时的情境下，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但在掌权后，布尔什维克终于还是为“没做好准备”付出了极其惨重的历史代价。

向“告别革命”说声告别

在一百年后回看1917，今天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1917俄国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的悲剧走向，本质上是历史性的悲剧，是“革命局势”的出现与革命者的掌权准备进程之间发生错位而造成的悲剧，而不是某几个人、某几项行动策略造成的悲剧。

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俄国革命对于今天这个世界中的现实政治斗争有什么样的意义。不论是鼓吹“告别革命”（鼓吹者同时忽略了，那些革命的幽灵退场之后的国家，也往往从此与进步主义的重大政治、社会变革绝缘，进入停滞甚至倒退），还是争论“革命还是改良”（说得就好像社会变革的具体过程真的能被争论者的意志所左右一样），这些讨论都脱离了俄国革命发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因此也就无法真正通过比照历史来进入今天的政治现实。只有理解了一百年前的布尔什维克面对的是什么、为什么做出了他们最终做出的选择，我们才可能开始讨论今天的我们面对的又是什么、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任何重大的政治、社会变革——不管是以革命之名、以改良之名还是以其他的名义——要想发生，有一个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民众抗争运动。成千上万的人们站起来、走出来，在工作场所与企业主对抗，在街头与国家机器对抗，这样的抗争要么在政治舞台中成功赢得了话语权、要么逼迫当权者在一种“革命和混乱即将到来”的惊恐气氛中妥协，这才有了欧美各国对基本劳动权益的保障和福利国家体制，才有了美国和南非的种族平权成果，才有了台湾、韩国与东欧各国的民主化进程，才有了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出台的农村税费改革和劳动合同法。而在大规模的民众抗争运动衰落之后，先前通过抗争赢取的变革果实也往往被国家与资本拿了回去——欧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拉美“粉红浪潮”的退场、韩国民主化之后选举政治的寡头化、波兰与匈牙利的威权主义转向，都是草根基层社运凋零之后的惨痛后果。

当然，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民众抗争，并不总是能直接带来政治、社会变革，这个过程的实现，可能还需要上层政治的博弈运作、需要代议制民主框架下选举环节的动员、需要个别抗争者的激进施压行动等等，但这些都只是“大规模民众抗争”这片土壤上生长出的枝叶，而不是土壤本身。任何重大的变革诉求，最初一定不会被既定游戏规则内的当权者所容忍，当权者也不会因为少数人的“独狼式”抗争行动而妥协。这种变革，只能通过尽可能多的人们勇敢地打破游戏规则来赢得，也只能通过尽可能多的人们勇敢地打破游戏规则来守护。

因此，不管是革命还是改良，只要我们期盼的是某种重大的政治、社会变革，那我们最紧要的任务都是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一场宏大的、自下而上的、打破既定游戏规则的抗争运动中来。

然而，一旦人们开始动员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抗争、一旦大众抗争运动开始出现，那么这种运动最终通向的结局——是革命、改良、被镇压还是其他——就不取决于任何动员者和抗争者的主观目的和行动策略，而取决于历史中种种结构力量和偶然因素的复杂交织。即使动员者和抗争者一开始并没有革命意愿、只有改良诉求，大众抗争运动也依然有可能在特殊的条件下——比如长期社会矛盾在短时间内的火药桶式爆发、当权者无法或者不愿满足民众诉求导致矛盾不可调和、抗争情绪在民众中的大范围蔓延和激化——转化成“革命局势”，变成“革命还是毁灭”的问题。所有的大众抗争运动，不管一开始是否带有革命色彩，都存在着向“革命局势”转化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是否会实现、在什么时候会实现，是任何人都无法事先判断和预料的。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悖论般的现实：只要我们还呼唤重大的政治、社会变革，我们就必须拥抱大众抗争运动，但任何大众抗争运动，都可能因为特殊的历史情境而转化成“革命局势”。从这个角度看，对革命的讨论和准备是任何政治抗争的题中之意。

换句话说，并不是只要我们有了“告别革命”的主观意愿，革命就会自然而然地从我们的抗争图景中消失。对于“告别革命”的想象，其实是在大众抗争运动缺失、任何重大的进步主义社会变革都无法实现的年代里，对“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天真想象。

如果我们承认：任何大众抗争运动，都可能因为特殊的历史情境而转化成“革命局势”；如果我们承认：1917俄国革命的悲剧根源，是“革命局势”的出现与革命者的掌权准备进程之间发生错位；那么，对于在今天致力于推动大众抗争的政治参与者来说，1917革命让我们学到了什么？

大众抗争运动的领袖，无法掌控“革命局势”会不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他们可以掌控的，是在“革命局势”出乎意料地出现之时，在民众的抗争诉求演变成对推翻国家机器、夺取政权的呼唤之时，这场抗争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对夺权、掌权做好了准备。掌握政权之后，人们应该怎么做？会遇到哪些困难？如何应对这些困难？如果掌权后的局势没能向事先预料的方向发展，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如果在“革命局势”出现的时候才开始思考、甚至在掌握政权以后才开始思考，那就太晚了。诚然，革命注定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没有人能事先计划一切，但如果对“革命成功之后的第一天应该做什么”没有思考、对革命成功之后可能遭遇的巨大困难和反扑没有预见，那么掌握了政治权力的革命者注定会是惊慌失措的，注定会重演布尔什维克的悲剧。

历史的转折点会不会到来、什么时候到来，这不是人可以决定的事情。人可以决定的，是在历史转折点到来的时候，能够拍着胸脯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而这，需要我们从放弃对于“告别革命”的幻想做起、从开始认真严肃地讨论革命做起。

（张跃然，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政见CNPolitics团队成员。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感谢尤玲对本文的宝贵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