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尹子軒：文翠珊和郝爾彬，都不是拯救英國的答案

「強大而穩定」（Strong and stable）從競選口號變成了笑料，英國保守黨在失去了下議院的大多數後，無奈必須靠北愛的民主統一黨（DUP）這個意料之外的盟友投誠，才有機會僥倖以少數政府形式保住執政黨的地位。目前由於和 DUP 的協定尚未確認，保守黨的執政黨地位仍未確立，作爲少數政府的執政恐怕亦不得長久。英國近代出現過幾次少數政府，分別是1974年和77年的工黨政府，以及96年的保守黨政府，均在大選後不久就分裂，必須重選。以英國目前的選舉制度，在極左派郝爾彬（Jeremy Corbyn，柯賓）領導的工黨成爲執政黨機會亦極微的情況下，政權誰屬引起的亂局，恐怕將延續一段時間。

這次選舉造成的混亂禍首，當然是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德蕾莎·梅伊）失敗的競選策略，但是，英國政壇分裂、兩主流大黨政綱各走極端的遠因，卻是英國秉承的簡單多數、「勝者全取」的政制無法處理全球化運動下的基層躁動所致。保守、年長的基層族群，和年輕、外向的改革支持者們形成鮮明的對比。在英國選舉制度下，政治動力常年毋庸置疑地集中在兩個大黨之間，一旦建立這個制度的政經秩序開始崩塌，兩黨制便容易成爲民粹政治劫持建制的最佳場所。在中間派政治力量消失的情況下，可以想見各走極端的英國政壇必然進一步陷入膠着狀態；暫不論其對英國政壇長遠健康的影響，目前英國離2019年3月29日的脫歐「大限」時間已經捉襟見肘，但是原定6月中開始的脫歐談判卻尚未知能否如期開始，如果保守黨的少數政府必須解散重選，英國和歐盟之間討價還價的餘地更所餘無幾。

保守黨和工黨各走極端

近年的工黨和保守黨，不論是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柴契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政府，或者是貝利雅（Tony Blair，東尼·布萊爾）的「馴化版」戴卓爾主義政府，都並非往極左或者極右而是向中間派選民靠攏，以惠及盡量大的選區範圍為己任以保執政權力。然而，這一種往中間走的方向並非必然，競逐執政黨的黨魁必須具有足夠的遠見，和抵抗或說服黨内極端分子的能力。這次選舉則與之前的大相徑庭：文翠珊領導下的保守黨一直堅持「硬脫歐」立場和極端自由主義的福利政策，罔顧英格蘭以外的蘇格蘭以及北愛爾蘭等地區的利益；而郝爾彬的工黨，則是以犧牲為英國貢獻最多稅收的企業家以及高收入階層以補助中下階層，以及離棄48%留歐派的選民，選擇在脫歐問題上，除了確定將會帶領英國脫離歐盟之外含糊其辭。

保守黨工黨雙方的立場都走極端：保守黨的硬脫歐、反移民立場和鷹派的社會福利政策，比如說「腦退化稅」（日後大有機會被證明是選前大熱的保守黨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以及會減少家庭平均可領取福利上限等的緊縮措施，都明顯是黨内的排外和赤字鷹派所為。

另一方面的工黨，現在郝爾彬獲益於保守黨向自己的長者鐵票下手政治自殺，其重新崛起的聲勢可能會讓人忘記不過一個月前，這位老左派幾乎讓工黨在票倉威爾士的地區選舉全軍覆沒。他的政綱和文翠珊的相比，是政治光譜的另一端。郝爾彬帶着對於歐盟的冷淡，對於國有化產業的迷戀，還有他想像裏勞工和資本世界二元的對立，期望以高收入的中產人士以及企業家的利益作爲祭牲，大幅度增加公共開支去吸引一無所有的年輕人和城市的中下階層選民。僅僅是工黨廢除大學學費此一項主要競選承諾，郝爾彬就將會需要額外112億英鎊的稅金支持。再加上其他的競選承諾，根據工黨計算，將需要英國人額外繳納486億英鎊的稅款，方可以維持收支平衡。而新增的開支，將會由從17%大幅增加到26%的企業稅，以及向年收入八萬英鎊或以上人士新徵收45%或以上所得稅去彌補。工黨的政策，對於脫歐之後因爲依賴歐洲市場而必定受到打擊的高增值企業，以及作爲英國經濟火車頭的金融業高收入中產人士，將會帶來切膚之痛。文翠珊和郝爾彬，將選舉硬生生變成了互相犧牲對方支持者的零和游戲。現在懸峙國會（hung parliament）的出現，其實正是英國民間中間派聲音無法被任何一個大黨代表的後果。

英國選舉制度在21世紀的缺陷

今年兩黨各走極端、中間派消失的原因，在於英國政治制度已經無法解決全球化為英國帶來的多極政治需求。英國的單議席簡單多數制，原意在於維持一個穩定的兩黨制，由社會上各階層出身的精英領導兩個代表不同社會利益的政黨競逐執政。但是，全球化的腳步卻打亂了這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卻依然行之有序的範式；原本保守黨代表地主和資產階級、工黨代表工人和知識分子這個政治光譜上的平衡，被歐盟這個20世紀最大最成功的全球化政治實驗打破。

今日英國中間派政治力量的消弭，一半源自上一次的懸峙議會：2010年大選，自民黨（Liberal Democrats）憑着包括免除大學學費、注重徵稅分配公平原則，以及着眼於經濟可持續發展等等自由派政綱，再乘着緊縮政策製造的反保守黨浪潮成爲了該屆大選的「造王者」。當日投票給予自民黨的多半是年輕人和英國南部及倫敦的年輕中產階級，就正是享受和認同全球化紅利，包括歐盟人口、資金和貨物流動等益處的選民。自民黨在當時，不但被視爲進步派，甚至有取老邁的工黨而代之的聲勢。如果是在一個以比例代表制組成政府的國家，2010年的自民黨將會佔下議院接近四分之一的議席，和坐擁三成選票的工黨組成中間偏左的自由派政府——但是在簡單多數制下，自民黨只取得了57個選區的議席，要執政，就只能和獲得最多選區議席（除去議會長一席，共306席）卻只取得36.6%全國選票的保守黨組成議會過半數的聯合政府。如是者，在議會議席數量決定一切的英國，自民黨進入立場相左的保守黨政府後被迫在許多議題上妥協，在2015年的大選中大量議席回到保守黨手上便屬意料之中。自民黨的支持度從2010年的23.4%，斷崖式下跌到2015年大選的僅僅7.9%，再到今年大選的7.4%，絕非偶然。

另一個受英國政制所害的是英國獨立黨（UKIP）——如果說自民黨的隕落將英國進步派力量趕到極端的話，英國獨立黨的冒起和徹底的消弭，就是將英國的極端保守主義注入政府，引領英國步向固步自封的禍首。2015年的大選，挾12.7%的全國選票，英國獨立黨卻僅僅由當時的黨魁 Nigel Farage 獲得一席。英國獨立黨本身作爲一個行爲乖張、以鼓動認為自己利益或者文化被經濟全球化侵害的基層去反建制的邊緣政黨，在任何一個比例代表制的政制内雖然都會被容忍，但是成爲單一執政黨的機會卻依然微乎其微。比照荷蘭自由黨（PVV），儘管逼使到主流政黨稍為往右傾，在沒有政黨願意和它組閣的情況下，它的極端思想只能影響政局於一時。然而在英國制度下，英國獨立黨所鼓吹的極端保守主義在保守黨傳統的年長選民「鐵票」中大行其道之餘，當時急於滿足黨内疑歐派的保守黨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卡麥隆），為鞏固保守黨於2010年大選中從工黨手上奪得的東西中部地區（East & West Midlands）議席，將吸收英國獨立黨的票源視爲重要手段，卡梅倫災難性的脫歐公投計劃就此成型。

文翠珊的僥倖，與郝爾彬的致命傷

今日的保守黨雖然保持下議院最多議席，但是在僅獲得比工黨多2.4%總票數的情況下，原先文翠珊希望鞏固脫歐談判的強勢，和重整具自己印記的本土政策的如意算盤全盤落空。實際上，如果根據傳統左右翼政治光譜去區分，包括工黨（40.0%）以及蘇格蘭民族黨（3.0%）和綠黨（1.6%）等的左派政黨有46.1%的支持度，在加上自民黨的7.4%，是完全可以在一個比例代表制的政制下組成多個不同組合的政府，壓制在此情況下只可能和英國獨立黨（1.8%）組成右翼政府的保守黨的。保守黨是再一次受益於英國的政治體制，方有機會讓文翠珊和北愛的民主統一黨（DUP）商談協議繼續勉強執政。

不過，工黨同樣需要面對黨魁郝爾彬能力問題的的瓶頸。郝爾彬的政綱中免除大學學費的舉動固然討喜，但是免費大學教育本身的受眾主要局限於中產階級，相比起國立醫療系統和退休金等的政策，受眾極爲狹窄，但工黨政綱中分給免費大學教育的金額（112億英鎊，如前述）卻是接近醫療（77億英鎊）和退休保障（46億英鎊）的總和。郝爾彬的理想主義，只在年輕人以及極左派中引起迴響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已經接受了脫歐事實但反對硬脫歐的選民。今年2月，郝爾彬即使就贊成啟動脫歐程序議案下達「緊急指令」（three-line whip），黨内依然有接近五分之一的議員投下反對票，其所顯示出的領導能力堪憂。若果文翠珊的脫歐立場稍微溫和一點，或者不提「腦退化稅」的話，恐怕今日在失業邊緣的就是郝爾彬而不是文翠珊了。

依舊無法說服到以前投票給工黨的選民，是郝爾彬的致命傷。郝爾彬的極左政綱，饒是憑年輕一輩投票而令總得票創下新高，工黨到現在仍未能徹底收復貝里雅時代的、工薪藍領階級聚集並且是脫歐心臟地區的選區，就是明證。2001年以及2005年英國大選，工黨的版圖由整個大曼徹斯特區（Greater Manchester）、默西賽德郡（Merseyside）以及約克郡（Yorkshire）等的英格蘭北部，往南下沿着車士打菲特（Chesterfield，赤斯特非）以及李斯特郡（Leicestershire，萊斯特郡）等選區，再到重工業集中的英國中部地區（The Midlands，尤其是 East Midlands），都一併收歸囊中。反之，今年的工黨得票嚴重集中於城市以及年輕人，縱是獲得了四成選票，結果也不過是獲得比當年白高敦（Gordon Brown，戈登·布朗）政府倒台時多四席而已。以文翠珊和郝爾彬的能力來看，他們都不是拯救英國的答案。

以英國在過去三年經歷的三次全國選舉作爲背景，可以說英國秉承的簡單多數、「勝者全取」的政制已經無法為人民提供具有民意代表性以及穩定的政府。在脫歐談判期限迫在眉睫的當下，英國政制的設計逼出一個將自己黨議會多數賭輸掉的弱勢首相，去和由擁抱全球化的法國新總統馬克龍（馬克宏）以及強勢十年如一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梅克爾）所領導、已回復自信的歐盟談判未來。

（尹子軒，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研究主任，倫敦政經學院歐盟政治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