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永政：「民主願景」缺席，才是特首選舉暴露的真問題

香港特首選舉雖然塵埃落定，卻未能安定人心，近日議論不絕，並非只是湊熱鬧，而是真有很多人為結果慨嘆，為前途擔憂。當中相當常見的表達方式，是盤點輸贏，「林鄭月娥是大輸家」、「曾俊華是真正贏家」、「泛民也輸了」之類的講法不絕於耳。然而，筆者認為這種在博弈中分勝負的理解框架，基本上嚴重失焦，並無助我們理解當前局勢。我們現在需要的並非在某一框架下分出「輸贏」，然後繼續努力，而是要重塑整個理解香港政局的框架本身。換句話講，民主運動當下需要的不是「爭取勝利」，而是「重建願景」。　

這次特首選舉無所謂「輸贏」，並非指「大家努力過就可以了」之類的空泛話，而是說在「規則」與「框架」毫不清晰、不停變動的當下，所謂的「輸贏」亦變得「不確定」到接近全無意義的地步。舉例講，中國象棋中要贏，就要吃掉對方的將軍，棋盤上佔地多少毫不重要，但若在下圍棋，情況就完全相反了。或說林鄭是最大輸家，因為她在未來五年的施政必定面對很多反對聲音；又或說連北京也是輸家，因為這次選舉讓北京連最溫和市民的支持都失去了。可是，如果規則是北京根本不需要香港市民的支持，而權貴在意的只是完成利益分配，而非施政暢順呢？何輸之有？又或說民主陣營輸了，因為造王失敗，還賠上了民主原則，造成內部分裂。但如果規則是以最低成本測試中共會否採取中間路線，又是否可行呢？

過此一役，連最中間溫和的市民都明白今日僵局，不是因為民主派不肯讓步，而是北京總要一戰全勝，勝者全取。過此之後，民主陣營內部分裂的誘因大大減緩，也避過了因為不投票予曾俊華而大逆民意，導致更嚴重分裂的危機，這樣又真的「輸」了嗎？

民主陣營格局論述空空如也

當北京與香港、政權與公民社會，以至民主陣營內各派系在各層面的規則都無共識時，其實並無所謂「輸贏」，我們所體驗的只是「混亂」。雖然選舉結果不如人意，總會帶來情緒反應，讓我們感到得失，但這些「感覺」對判定形勢、決定策略，可謂完全無幫助。

同一時間，政治現實又正在切實地演變，各方勢力也確實在競爭。只是我們的競爭，並非在單一回合較勁「輸贏」，而是在決定誰的「規則」能主宰整個政治格局。只要能決定對自己有利的「規則」，當中不論成敗，最大利益都總會在自己一方。

1200人選舉委員會（選委會），加上幕後操盤，北京的物質力量接近完全主宰了選舉結果，卻未能完全主宰香港的政治格局。而因為曾俊華選舉團隊成功以「信任，團結，希望」為綱，在短短數月內轟然樹立起足以與單純小圈子選舉分庭抗禮的格局，將本來「只需討好1200人」的規則，改寫為以吸納整個社會民間力量為基調，然後以近乎魔術的形象操作深入民心，令整個民間社會主動為之賣力。當中所謂的「信任」，是為了重建信任而主張接近無條件的信任；所謂「團結」，是蒙混分歧、使衝突隱而不顯的「團結」；所謂「希望」，更只是虛無縹緲，基於單純良好意願的希望。然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在接受（或至少不主動反對）8．31框架、23條立法的代價下，與民休息。姑勿論這在原則上是對是錯，香港民情的確很大程度走進此格局之下。

那民主陣營呢？我們提出的格局與規則又是什麼？基本上沒有。ABC、「策略投票」、”lesser evil”，這些綱領都在極短時間內被對家的格局吸納。梁振英下馬，ABC 失去大半威力，「策略投票」只是操作上的綱領，也輕易地被曾俊華團隊吸納，一時間，整個民主陣營在格局層面的論述空空如也。在這次特首選舉中，民主陣營基本上被決定性地宰制了。這不是說在某一格局下民主陣營全無得着，而是所謂的「得着」只是在不停浮動改變的規則格局下，被對手牽制過程的副產品。即使有「得着」，也對大局全無助益。

民主陣營提出願景的困難

不過換個角度想，這狀況可能本就無法避免。北京的物質力量，以至香港回歸的基本格局，本就讓它有大量空間隨時上下其手。而曾俊華提出的格局願景，其實只是殖民時代那「明主在上，懷柔善治」的故智，而且還只是借用其形象以喚起港人對「美好過去」的想像和記憶，若真的當選，實際操作上也會有不少問題。

因此，不是民主陣營無能力想到曾俊華提供的願景，而是基於民主自治的原則與希冀，即使這種願景可以勉強接受，前提上民主陣營都不會率先朝這方向去想像。而且不少民主支持者，甚至覺得這根本不可接受，是民主政治文化在倒退。因此，民主陣營始終未有提出足以抗衡的願景和格局，這並非我們特別無能，而是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要想出足以推動民主進步的願景，難度本身就不可同日而喻。

歸根究柢，今日亂局的直接近因還是「民主回歸論」的破產。不少民主支持者都會批評，甚至嘲諷「民主回歸論」本來就是錯誤；但難以否認，它是一套相當完整的論述：

一方面，「民主回歸論」釐清了香港與中國的關係為逐步讓香港步入民主自治（即使最後發現是一廂情願，但的確曾得到中共一直默認，因此後來才有所謂「破產」）；另一方面，它又理順了香港為何可以接受暫時不民主的制度，為之留有改進空間；它甚至為「反對」這政治行為提供了意義，建立起規範。畢竟政治上提出「反對聲音」，是以期待對方作出某種回應為前提；會積極按規矩提出反對，是因為相信在「民主回歸、民主發展」的格局下，反對是有意義的討價還價行為。而爭取支持，勝出選舉，就是為反對聲音加強力度，加大籌碼，以推展民主發展議程。

這種「暴露政府無能」→「喚起市民憤怒」→「爭取市民支持」→「勝出選舉」→「強化反對聲音」→「進一步暴露政府無能」，以增加籌碼推動民主進程的操作循環，基本上是因應回歸前後政治格局所寫下的劇本。然而，當「民主回歸論」破產，北京又肆意改寫規則時，這套操作循環便馬上陷入失語的尷尬境況。如今仍有泛民人士侃侃而談，說這次特首選舉暴露了小圈子選舉的荒謬，將會激起溫和市民的憤怒，大家一定要支持反對聲音云云，基本上仍是沿着此操作循環的老路走。　

必須留意，這絕不是個別泛民政黨的問題，而是整個民主陣營的問題。因為就連最激進的本土派，基本策略都尚未離開這個操作循環；即使激烈如旺角衝突，本土派也不是利用其政治能量，擴大武力衝突，或索性藉機建立運動的恆常武裝，而是盡快投身選舉，爭取支持，擴大輿論上的影響力。當然本土派的政治盤算不只是「反對」，但在基本行動規範上，其實亦未有真正取得突破。於是自「青年新政」游蕙禎梁頌恆二人失去議席以來，本土派的政治運動亦同樣陷於失語狀態。由是可見，這套生於「民主回歸論」框格的政治操作循環是多麼的根深柢固，難以取代。

但是再難取代，我們也必須承認，這沿用多年的格局基本上已走到盡頭，而面臨完全失效。這次民主陣營在特首選舉中的失語，反映的正是若我們無法提出一套新的願景與格局，將完全無法有效參與及影響高層政治，而且是連論述層面都影響不了。就算勉強為之，亦很容易陷入被建制陣營的格局及論述宰制吸納的慘況。而在高層政治的失語，亦會連帶拖累民間政治活動及公民社會建設。因為零碎細少的公民參與雖然是民主自治的實質內容，但在缺乏願景框架的情況下，卻很容易令人覺得這一盤散沙般的努力並無意義，讓人灰心放棄；隨着參與者減少，剩下的人的工作將更為艱難，繼而令更多人離開。至此，傘運後一度快速成長的政治公民社會出現如通縮螺旋般的萎縮，絕非不可能，甚至可能已經開始。

重建願景須回應的三個問題

民主陣營在這次特首選舉中，就各種原則、策略問題互相攻訐，互相質疑，只聚焦討論怎樣會輸，怎樣才能贏，如今是贏了還是輸了，順便提及誰對誰錯，誰的責任最大……筆者認為這些爭執都未有觸及問題核心，甚至是有點無謂，亦不覺得真的會讓民主陣營「更」分裂。因為到最後，讓民主陣營陷入如此混亂的根本問題只有一個：我們的願景（即戰略方向）是什麼？唯有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才能有意義地談論得失，調整策略。

要重新建立這願景，筆者認為當下必先回應最少三個問題：

一、民主陣營應如何看待正規制度權力？

無論是特首還是立法會，民主陣營要取得控制權，甚至只是影響力，都幾乎不可能，那我們在策略上應讓這些制度權力扮演多大角色呢？不是說要放棄陣地，但策略上「不放棄」與「依賴」有着本質上的區別。釐清這個問題，我們才能有效地進行策略參與，而不至於被宰制。

二、民主陣營如何可以在缺乏制度權力的前提下，建立自我管治的政治權力呢？

民主陣營在制度中的權力非但難以增長，更很有可能會逐步萎縮。隨着 DQ 策略（撤銷議員／參選資格策略）的大量應用，就連立法會三分之一否決權及分組點票否決權都有可能失守。民主陣營必須以最壞打算為前提思考願景。筆者在兩年前曾提出「讓民主運動轉化為扺抗運動」，當中提出以公民社會發展推動不依賴政權的實質自治，又有否空間進一步發展呢？抑或有更好的提案？

三、民主陣營在短中長期三個階段中，要為香港建構怎樣的政治主體呢？

這問題非常複雜，但最起碼應該以「自覺地自主命運」為基本原則去想像及實踐香港的政治主體。

第三個問題實在是至為重要的戰略問題，因為「政治主體」是任何民主願景格局的基石。首兩個問題，則比較涉及操作上的戰術問題，但也是極其重要，因為正如戰史學家李德．哈特所言，若戰術上全無可能，則一切戰略皆為空談。筆者相信，這三個問題，關係到民主運動的興衰，我們實在有必要一同思考、討論、實踐，這才有機會找到答案。

傘運已經過了兩年，不能再拖了。這次特首選舉正好在警告我們，如果民主陣營短期內還無法提出一套相對完整的願景格局，及操作方向，香港的民主運動實在有可能被絕望、強權或下一個溫柔強者的出現吞噬，而遭到瓦解。因此，不能再拖了。

（陳永政，旅星香港學者，耶魯—新加坡國大學院（Yale-NUS College）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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