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永政：“民主愿景”缺席，才是特首选举暴露的真问题

香港特首选举虽然尘埃落定，却未能安定人心，近日议论不绝，并非只是凑热闹，而是真有很多人为结果慨叹，为前途担忧。当中相当常见的表达方式，是盘点输赢，“林郑月娥是大输家”、“曾俊华是真正赢家”、“泛民也输了”之类的讲法不绝于耳。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在博弈中分胜负的理解框架，基本上严重失焦，并无助我们理解当前局势。我们现在需要的并非在某一框架下分出“输赢”，然后继续努力，而是要重塑整个理解香港政局的框架本身。换句话讲，民主运动当下需要的不是“争取胜利”，而是“重建愿景”。　

这次特首选举无所谓“输赢”，并非指“大家努力过就可以了”之类的空泛话，而是说在“规则”与“框架”毫不清晰、不停变动的当下，所谓的“输赢”亦变得“不确定”到接近全无意义的地步。举例讲，中国象棋中要赢，就要吃掉对方的将军，棋盘上占地多少毫不重要，但若在下围棋，情况就完全相反了。或说林郑是最大输家，因为她在未来五年的施政必定面对很多反对声音；又或说连北京也是输家，因为这次选举让北京连最温和市民的支持都失去了。可是，如果规则是北京根本不需要香港市民的支持，而权贵在意的只是完成利益分配，而非施政畅顺呢？何输之有？又或说民主阵营输了，因为造王失败，还赔上了民主原则，造成内部分裂。但如果规则是以最低成本测试中共会否采取中间路线，又是否可行呢？

过此一役，连最中间温和的市民都明白今日僵局，不是因为民主派不肯让步，而是北京总要一战全胜，胜者全取。过此之后，民主阵营内部分裂的诱因大大减缓，也避过了因为不投票予曾俊华而大逆民意，导致更严重分裂的危机，这样又真的“输”了吗？

民主阵营格局论述空空如也

当北京与香港、政权与公民社会，以至民主阵营内各派系在各层面的规则都无共识时，其实并无所谓“输赢”，我们所体验的只是“混乱”。虽然选举结果不如人意，总会带来情绪反应，让我们感到得失，但这些“感觉”对判定形势、决定策略，可谓完全无帮助。

同一时间，政治现实又正在切实地演变，各方势力也确实在竞争。只是我们的竞争，并非在单一回合较劲“输赢”，而是在决定谁的“规则”能主宰整个政治格局。只要能决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当中不论成败，最大利益都总会在自己一方。

1200人选举委员会（选委会），加上幕后操盘，北京的物质力量接近完全主宰了选举结果，却未能完全主宰香港的政治格局。而因为曾俊华选举团队成功以“信任，团结，希望”为纲，在短短数月内轰然树立起足以与单纯小圈子选举分庭抗礼的格局，将本来“只需讨好1200人”的规则，改写为以吸纳整个社会民间力量为基调，然后以近乎魔术的形象操作深入民心，令整个民间社会主动为之卖力。当中所谓的“信任”，是为了重建信任而主张接近无条件的信任；所谓“团结”，是蒙混分歧、使冲突隐而不显的“团结”；所谓“希望”，更只是虚无缥缈，基於单纯良好意愿的希望。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在接受（或至少不主动反对）8．31框架、23条立法的代价下，与民休息。姑勿论这在原则上是对是错，香港民情的确很大程度走进此格局之下。

那民主阵营呢？我们提出的格局与规则又是什么？基本上没有。ABC、“策略投票”、”lesser evil”，这些纲领都在极短时间内被对家的格局吸纳。梁振英下马，ABC 失去大半威力，“策略投票”只是操作上的纲领，也轻易地被曾俊华团队吸纳，一时间，整个民主阵营在格局层面的论述空空如也。在这次特首选举中，民主阵营基本上被决定性地宰制了。这不是说在某一格局下民主阵营全无得着，而是所谓的“得着”只是在不停浮动改变的规则格局下，被对手牵制过程的副产品。即使有“得着”，也对大局全无助益。

民主阵营提出愿景的困难

不过换个角度想，这状况可能本就无法避免。北京的物质力量，以至香港回归的基本格局，本就让它有大量空间随时上下其手。而曾俊华提出的格局愿景，其实只是殖民时代那“明主在上，怀柔善治”的故智，而且还只是借用其形象以唤起港人对“美好过去”的想像和记忆，若真的当选，实际操作上也会有不少问题。

因此，不是民主阵营无能力想到曾俊华提供的愿景，而是基于民主自治的原则与希冀，即使这种愿景可以勉强接受，前提上民主阵营都不会率先朝这方向去想像。而且不少民主支持者，甚至觉得这根本不可接受，是民主政治文化在倒退。因此，民主阵营始终未有提出足以抗衡的愿景和格局，这并非我们特别无能，而是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想出足以推动民主进步的愿景，难度本身就不可同日而喻。

归根究柢，今日乱局的直接近因还是“民主回归论”的破产。不少民主支持者都会批评，甚至嘲讽“民主回归论”本来就是错误；但难以否认，它是一套相当完整的论述：

一方面，“民主回归论”厘清了香港与中国的关系为逐步让香港步入民主自治（即使最后发现是一厢情愿，但的确曾得到中共一直默认，因此后来才有所谓“破产”）；另一方面，它又理顺了香港为何可以接受暂时不民主的制度，为之留有改进空间；它甚至为“反对”这政治行为提供了意义，建立起规范。毕竟政治上提出“反对声音”，是以期待对方作出某种回应为前提；会积极按规矩提出反对，是因为相信在“民主回归、民主发展”的格局下，反对是有意义的讨价还价行为。而争取支持，胜出选举，就是为反对声音加强力度，加大筹码，以推展民主发展议程。

这种“暴露政府无能”→“唤起市民愤怒”→“争取市民支持”→“胜出选举”→“强化反对声音”→“进一步暴露政府无能”，以增加筹码推动民主进程的操作循环，基本上是因应回归前后政治格局所写下的剧本。然而，当“民主回归论”破产，北京又肆意改写规则时，这套操作循环便马上陷入失语的尴尬境况。如今仍有泛民人士侃侃而谈，说这次特首选举暴露了小圈子选举的荒谬，将会激起温和市民的愤怒，大家一定要支持反对声音云云，基本上仍是沿着此操作循环的老路走。　

必须留意，这绝不是个别泛民政党的问题，而是整个民主阵营的问题。因为就连最激进的本土派，基本策略都尚未离开这个操作循环；即使激烈如旺角冲突，本土派也不是利用其政治能量，扩大武力冲突，或索性借机建立运动的恒常武装，而是尽快投身选举，争取支持，扩大舆论上的影响力。当然本土派的政治盘算不只是“反对”，但在基本行动规范上，其实亦未有真正取得突破。于是自“青年新政”游蕙祯梁颂恒二人失去议席以来，本土派的政治运动亦同样陷于失语状态。由是可见，这套生于“民主回归论”框格的政治操作循环是多么的根深柢固，难以取代。

但是再难取代，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沿用多年的格局基本上已走到尽头，而面临完全失效。这次民主阵营在特首选举中的失语，反映的正是若我们无法提出一套新的愿景与格局，将完全无法有效参与及影响高层政治，而且是连论述层面都影响不了。就算勉强为之，亦很容易陷入被建制阵营的格局及论述宰制吸纳的惨况。而在高层政治的失语，亦会连带拖累民间政治活动及公民社会建设。因为零碎细少的公民参与虽然是民主自治的实质内容，但在缺乏愿景框架的情况下，却很容易令人觉得这一盘散沙般的努力并无意义，让人灰心放弃；随着参与者减少，剩下的人的工作将更为艰难，继而令更多人离开。至此，伞运后一度快速成长的政治公民社会出现如通缩螺旋般的萎缩，绝非不可能，甚至可能已经开始。

重建愿景须回应的三个问题

民主阵营在这次特首选举中，就各种原则、策略问题互相攻讦，互相质疑，只聚焦讨论怎样会输，怎样才能赢，如今是赢了还是输了，顺便提及谁对谁错，谁的责任最大……笔者认为这些争执都未有触及问题核心，甚至是有点无谓，亦不觉得真的会让民主阵营“更”分裂。因为到最后，让民主阵营陷入如此混乱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我们的愿景（即战略方向）是什么？唯有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有意义地谈论得失，调整策略。

要重新建立这愿景，笔者认为当下必先回应最少三个问题：

一、民主阵营应如何看待正规制度权力？

无论是特首还是立法会，民主阵营要取得控制权，甚至只是影响力，都几乎不可能，那我们在策略上应让这些制度权力扮演多大角色呢？不是说要放弃阵地，但策略上“不放弃”与“依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厘清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有效地进行策略参与，而不至于被宰制。

二、民主阵营如何可以在缺乏制度权力的前提下，建立自我管治的政治权力呢？

民主阵营在制度中的权力非但难以增长，更很有可能会逐步萎缩。随着 DQ 策略（撤销议员／参选资格策略）的大量应用，就连立法会三分之一否决权及分组点票否决权都有可能失守。民主阵营必须以最坏打算为前提思考愿景。笔者在两年前曾提出“让民主运动转化为扺抗运动”，当中提出以公民社会发展推动不依赖政权的实质自治，又有否空间进一步发展呢？抑或有更好的提案？

三、民主阵营在短中长期三个阶段中，要为香港建构怎样的政治主体呢？

这问题非常复杂，但最起码应该以“自觉地自主命运”为基本原则去想像及实践香港的政治主体。

第三个问题实在是至为重要的战略问题，因为“政治主体”是任何民主愿景格局的基石。首两个问题，则比较涉及操作上的战术问题，但也是极其重要，因为正如战史学家李德．哈特所言，若战术上全无可能，则一切战略皆为空谈。笔者相信，这三个问题，关系到民主运动的兴衰，我们实在有必要一同思考、讨论、实践，这才有机会找到答案。

伞运已经过了两年，不能再拖了。这次特首选举正好在警告我们，如果民主阵营短期内还无法提出一套相对完整的愿景格局，及操作方向，香港的民主运动实在有可能被绝望、强权或下一个温柔强者的出现吞噬，而遭到瓦解。因此，不能再拖了。

（陈永政，旅星香港学者，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Yale-NUS College）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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